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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尼泊尔登山家尼马尔·“尼姆斯”·普尔贾（Nirmal“Nims”Purja）拍摄了一张珠穆朗玛峰顶山脊的照片。你很可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随后几天它便在网上走红，一直广为流传。
覆盖着厚厚雪檐的山脊上，两百多名登山者排成一队，向顶峰蜿蜒前行。他们身着橙色、红色和黄色羽绒服，前景中一人正坐着休息。天空湛蓝，积雪晶莹。照片的静默中，这一幕透出一股诡异的平静。这些登山者看着不过像某个阿尔卑斯山度假区等候缆车的滑雪客，实际上却正深陷海拔八千米以上的死亡地带——在那儿，氧气浓度是不够人长久活命的。
珠峰之巅腾展起一片冰晶，宛如飘扬的哈达，证明有大风在山间扫荡。山脊线两侧，坡面陡然下落。那数百名登山者等待的地方，海拔将近九千米，气温低至零下三十摄氏度，人全靠吸氧续命，在冰层里踢出来的立脚点上苦苦支撑，进不得，退不得。这不是登山，这是排队。
在通往这一致命交通堵塞的途中，这些人已经走过了从前登山死难者的遗体，有些未曾认领的遗骸还是几十年前的。气候变化，山间积雪不断减少，之前因封冻而无法看到的尸体渐渐重见天日，五颜六色的装备残片透过冰层闪出光来。
就在普尔贾拍照当月，珠峰的死难账上又将添加十一人，如今数字已愈三百。坠落冰隙。高原反应。体力耗尽。体温过低。心脏骤停。一位来自都柏林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一位尼泊尔登山向导，生前纵横高山，颇有名气。一位年轻的工程专业学生，来自印度哈里亚纳邦，正计划成立一个体育慈善机构来帮助当地儿童。一位来自孟买的马拉松运动员，她和丈夫一同登上了山顶，却于下撤途中堵在四号营地上方的登山队伍里，倒地身亡。一位来自犹他州的老先生，他告诉家人，自己宁愿死在山上，也不愿死在医院病床上——此番如愿以偿了。爱山的人眼里，高山神奇无与伦比；不爱山的人眼里，高山魅力全然匪夷所思。
二十多年前我写《念念远山》，就是在试图理解这些死难者和这张照片，尽管当时逝者尚在人间，照片也远未拍摄。泰奥菲尔·戈蒂耶
所谓将人引向高山的“无法按捺的激情”让我着迷，也令我困惑。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深爱高山，哪怕高山显然不会回报他们？为什么人们甘愿抛家弃子，冒死伤风险，仅仅为了追寻一堆岩石和冰块？这就是我想从历史和个人角度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也曾受制于这一腔“无法按捺的激情”。《念念远山》初版于二〇〇三年五月，距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
首次登上珠峰恰好五十年，也就是在那一年，我放下了高海拔、高风险的登山运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现代人对高山的痴恋显得愈加奇怪，因为人类为了乐趣、休闲或朝圣而大规模登山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相比之下，探入黑暗洞穴或地下世界的欲望要古老得多——为了一睹奇观，或为了埋葬死者。已知最早的人类赭石壁画位于西班牙的山洞里，时间暂定为距今六万四千年左右，作者很可能是尼安德特人艺术家。目前确知最古老的人类墓葬距今约十万年，地点是以色列的塔本洞。
大山占有着我的心，并将永远占有。在我看来，山岳始终是约翰·罗斯金
所谓“所有自然景观的开端和结束”。说来讽刺，我居然在剑桥郡生活了大半辈子，可算一恨。此间地势极为平坦，有个老笑话说，平到你站在椅子上就能看到邻郡。其实这本书大部分是我在剑桥郡中心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写完的。人造灯光里，海平面之上（甚或之下），反倒是摹写世间高山的宝地，因为它逼得想象力开了记忆超速挡。我再度登临心中的高山，距离使兴味愈加浓烈；我也力图重现那一幕幕感受、一场场攀登，好让读者也能身临其境。
二十三岁，我开始写它，我的第一本书。此前几年，在温哥华岛西岸徒步时，我读了巴里·洛佩兹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杰作《北极梦》。这本书让我心荡神驰，也改变了我对“非虚构作品”的看法：原来它还可以是这样的。书中各种学科的交织让我惊叹——从探险史到生物学，再到人类学和人种志；而洛佩兹能将优雅的分析、报道和思考与田野笔记诗篇般美妙的表述融合无间，此等本领同样令我震惊。读《北极梦》之前，我心中有一个文体等级：诗歌位于顶峰，小说占据上方山坡，非虚构作品则屈居山脚。突然间，这个等级被打破了。
洛佩兹让我知道，非虚构作品可以像任何小说一样具有实验性、复调性，风格鲜明。我一心想自己也当作家，来一场语言和形式的冒险。我也开始受不了“非虚构作品”这个名称：用它“不是（非）什么”来定义这片广阔的创作领域，是多大的局限和贬损！在这些感受的驱使下，《念念远山》开始成形。最初只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手写的几页记录，以及笔记本上草就的类似散文诗的片段：“雾凇羽毛般生长/倚入风雨”“雪把石头变成圆球，树木变成尖塔，山顶变成锥体”……
慢慢地，我从洛佩兹、W. G.塞巴尔德、布鲁斯·查特文和安妮·迪拉德这样的作家身上学会了如何在不同语气和风格间来回切换，如何向不同视角敞开叙述。没有哪片风景只发出一种声音，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书这样。《念念远山》最早的评论者之一曾在《爱尔兰时报》上说她不知该如何归类这本书，既困惑又兴奋。当时读到“这是全新的探险写作，甚至可能标志着一种新文类的诞生”，我很高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写作”，但在二〇〇三年，几乎没人用这个名称，而且不管怎样，现在我也不喜欢这个标签，它累赘、狭隘、寡淡。我所确知的是，每写一本新书，我都尽力熔炼扭转其风格——某种形式用得过多，便流于俗套陈规，我努力前行，免得落入这样的境地。
《念念远山》初版二十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珠穆朗玛峰成了愈发俗丽而致命的大聚会：DJ在大本营打碟，Instagram博主忙着绝顶自拍；昆布冰瀑的一次冰崩中，十六个夏尔巴人代替出高价的主顾去冒极大的风险，最终遇难。高海拔登山的可行性也变了：二〇〇三年，像尼姆斯·普尔贾那样单人仅在六个月出头的时间里（他用了六个月零六天）登顶全部十四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山峰，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气候危机也在持续改变世界上许多山区的面貌。格陵兰冰帽顶峰降下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场雨；阿尔卑斯山区大部分冰川正在瓦解缩小；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会消失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由此给依赖冰川融河的数十亿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无数伤心烦恼的人求助大山，想在山里找到启发与美景，想从诸多现代心灵痼疾中获得解脱，这些都给往往本已脆弱的山区风景和生物群落带来更大压力。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对大山的爱恋依然炽热，只是成为父亲之后，这种热爱的性质有了巨大变化。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莉莉在《念念远山》出版那年出生，为人父母的责任和奇妙几乎立即让我无意再度涉险。莉莉进入我们的生命后，我总会想起书中的一句话——事实上，这也是后来我看到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
于是我找到了其他方式流连山间，听从苏格兰作家娜恩·谢泼德的建议：我们应该试图“走进”而不是“爬上”高山，山口可以和山峰一样了不起，以朝圣的方式走进荒野也比征服荒野更可取。我继续在苏格兰高地和湖区攀登、徒步、住棚屋、越野跑，还参加过东格陵兰岛和挪威北极地区的探险考察。如今，惊奇远比危险更吸引我。一次，我和两个朋友在隆冬时节穿越凯恩戈姆高原，遇上了非常浓重的乳白天空，如此情形，之前和之后我都没再见过。云层的白、风雪的白和地面积雪的白彻底交融，让人完全无法分辨大小、深浅和距离。没有影子，没有路标，甚至连重力的约束都松弛了，只剩头颅中血流的倾侧让人察觉到它的存在。那奇异的半小时里，我仿佛漂浮在外太空。我愿用任何一次登顶来换这种感觉。
多年来，《念念远山》的读者给我寄来数以千计的信、笔记和照片。这本书被带到珠峰大本营、南极、格陵兰岛和阿尔卑斯山里去读；我还在苏格兰高地的棚屋里找到几本，已经翻烂了。正是这些激励着作者写下去。所有书信中，有一封最为特别。书首次出版后几个月，我收到一封美国读者的来信。打开信封，一张彩色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的年轻女子面对镜头，开心地笑，两根手指竖起，比着代表胜利的V字。她戴着登山头盔。这是在加拿大落基山脉一座峰顶拍摄的登顶纪念照。信是她父亲写的，这位父亲解释说，女儿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就去世了，下山时死于岩崩。她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事情就发生在那年早些时候。
信是手写的，长达十五页左右，分好几个部分。这位父亲说，为了弄懂是什么样的情形将女儿引向死亡，他读了《念念远山》。我很快明白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他自己的。信的每个部分，他都选取书中的不同章节，用它来描摹女儿的生死地图。我也经历过朋友在山间死伤，认得这种并不怎么奏效的心理文饰作用——仿佛因果解释可以减轻痛苦，弥补损失。信的最后几段放弃了分析，陷入不再掩藏的悲痛。父亲承认他永远无法知道，那天究竟是什么把女儿带到山顶，而他也将永远心碎。
没有哪座山值得我们奉上生命，这我知道。至于人类为什么要爬山，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无法简化，任何解释都不能述其万一。岩石、雪、冰、风暴和阳光对人类的存在漠不关心，兀自欢悦。高山世界不过一方屏幕，是我们在其上投射出一幕希望、梦想、欲望和恐惧交织的舞剧。然而，在心与山之关系的背后与内里，住着一个谜，它总在那里，总是那么瑰丽。“有无数秘密，在我和它之间暗自涌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娜恩·谢泼德描写凯恩戈姆山时这样说道，“空间与心灵能够彼此渗透，直到双方的性质皆因此改变。”这本书便是我的一个尝试：尝试弄清人类与高山之间究竟“涌动”着何物，从而更改了双方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