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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历克斯·布罗德斯基 1 这一年来几乎每晚都在达拉斯北郊的一家牛排馆打杂，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服务生。相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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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确定的一点是，如果有人在这儿给我拍张快照，我可以看着这张照片说“这不是我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虽然现在以端盘子为生，但我不是个服务生。
2001年秋，我第一次见到亚历克斯，他那时已被一家互联网咨询公司裁员，失业了6个月。这次裁员并没那么出人意料，但亚历克斯和同事们对整个过程相当失望。虽然当时他们身处的互联网行业的泡沫已经破灭，但公司高层向员工们保证，大家的工作都安稳无虞，直到有一天高层把整个办公区的人都裁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牺牲品，因为我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确实对我们撒了谎。他们确实对我们不诚实，［但］我并不觉得生活给了我一手烂牌。我对这种想法没什么兴趣。我想的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能干些什么？我得把这点想明白，然后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从没有“为什么会是我？”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受伤的只是那些以不愉快、不光彩的方式对待我的人，可哪怕是这样，我还是得签下那份文件，保证我不会回头起诉公司——事实证明我有理由这么做——但就在签这玩意儿的时候我也在想，你明白吧，就是我倒还有希望去别的地方工作。我的努力和精力得用在那方面，而不是这上头，所以我签了，因为我觉得不管对错，我都不想掺和到这里面去。我想继续前进，做些别的事，干点我喜欢的事，而不是陷入这种充满恨意的报复性的破事儿里去。我发现止损是相当容易的，我觉得自己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有些事根本不值得努力，与其在这方面付出，还不如去干点对你更有好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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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被裁时已年届不惑，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是真正值得他付出努力和精力的工作。亚历克斯在上一家公司任职的四年间，是信息架构这一新兴领域（涉及监督网站导航系统及设计的开发和管理）的佼佼者，在本地和国际上都颇有声誉。此后的几个月里，亚历克斯通过求职网站递交了数百份简历，还参加了达拉斯-沃思堡地区的招聘会，以及各种为高科技人才举办的交际活动。他广泛联系了自己私人及职场关系网中的相识们，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近况，请他们帮忙找找门路。他面试过一次，可这份工作在加州，离他的父母和岳父母有3000多公里，他的太太汉娜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可是在加州没有教学资质。他放弃了这份工作，不过这家公司对他的兴趣重振了他的乐观情绪，尽管高科技领域的就业市场已经饱和，但他觉得新职位不久就会出现。
接踵而来的就是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亚历克斯说：“这片阴霾笼罩了一切。”对高科技行业平均求职用时的估算从3个月延长到了6个月，直至延长到12个月，然后人们就彻底终止了这种预测。几个月之后，亚历克斯发现自己很难再保持当初的乐观情绪了。
我参加过这样的招聘会，就是在前面走走，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因为可能只有10～12个职位，却有150～350个人站在那儿，我就不想往这群人里头钻了……你如果失业的话也是一样，你也会身处这种境地，开始出现厌倦自己的声音。你会厌烦一再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在一大群人里冲着另一群人叫嚷。你身处的这群人当中的每个人都隔着一条裂隙对着另一群根本没在听的人喊话。这样的日子真是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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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连串意外危机又加剧了求职失利带给他的挫败感。9月下旬，亚历克斯在去参加招聘会的路上出了车祸，他的车彻底报废，自己也因多根肋骨骨折而被送进了急诊室。家里只剩下一辆车和一大笔医疗账单，在找到替代处方之前，亚历克斯服用的止痛药一直让他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几乎在同一时期，两岁的女儿艾拉也意外生病，不得不住了好几天医院，她虽然恢复得很快，但也留下了一笔账单。此时的信用卡欠款已经让夫妻俩不堪重负，于是只好宣布破产。尽管免除了债务，“回到了零点”，一家人还是很难仅靠汉娜的教书工资维持生活。
再失业就要坐吃山空了……我知道我每个月得挣多少钱才付得起账单。我的首要目标是让我们不必［从租来的房子］搬家。我们有一些被人称之为奢侈品的东西，比如有线电视和手机之类的。我们并不是非得放弃这些玩意儿，［但］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财务的临界点上……我只能干些别的来搞点收入。所以我就决定回去推销牛排了。
亚历克斯说他很快就“明白了很多中年男人不愿当服务生的原因”。这份工作让人精疲力竭，对情绪管理的要求也很高。“你老是得对着那些只欠把屎给揍出来的家伙笑脸相迎。这让人烦透了，更别说收入还降了85%……你得笑，不笑就只能哭了。”
实际上，在近十年前，亚历克斯也在这家餐厅打过工。30岁那年被裁员之后，他在妻子的催促下回到学校攻读学士学位，还第一次干起了服务生的工作，为汉娜减负。他一毕业就辞了职，在打工的最后一天，他给当晚的最后一桌客人买了一瓶红酒，然后告诉他们：“除非发生什么重大的命运逆转，不然你们就是我服务的最后一桌客人了。”十年之后，在达拉斯的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商业街里，我们俩找了一家咖啡馆，亚历克斯坐定后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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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话，那个句子，我当然一直都忘不了。“除非发生什么重大的命运逆转。”嗯，是的。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命运逆转了……以前是在麦迪逊大道上的董事会议室里侃侃而谈，如今是在得克萨斯州普莱诺的大红牛排馆42号桌边侃侃而谈——这个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然而亚历克斯在谈论这次命运逆转的时候却并没有抱怨炒掉了他的公司，没有批评那些导致互联网泡沫破裂或后“9·11”时代经济衰退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也没有哀叹就职的企业已经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事实。相反，他乐观地调动了个人的力量来承受这样的困难期，而非与之对抗。“情况会好转的，”他说，“只要你给自己创造机会。但与此同时，你也得做你必须做的事。”“如果要说句口头禅的话，那就是这句了，做你必须做的事。”他在失业期间说道。
本书讲述的就是亚历克斯和他这样的人，这些人有一种坚韧的信念，认为只要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就有能力改善自身的处境。
然而这也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其中不仅谈到了一个由苦苦挣扎的科技工作者构成的特定群体，也涉及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考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途径，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权利和责任。具体而言，本书讲述的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信念，即坚信个体能动性、自由市场的逻辑和效率，以及如今这种不稳定就业体系的天然性。因为现在人们虽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公共政策的基础已经失败了，但我认为它在塑造美国人个体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方面仍持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当求职者们谈论自己的生活、失业、职业并坦承自己对老板、家庭和未来的期许时，他们表达的就是一套明确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信念，尽管他们不会使用这个术语。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效力和公正，偏爱个体责任而不是集体行动，支持经济全球化（即使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流向了海外），对大多数形式的政府干预和集体行动论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即便无害，也是无效的。在他们看来，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个体能动性和运转正常的自由市场来合力解决，无论这些问题有多么根深蒂固。最后，他们信心十足——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相信美国经济能够长期繁荣，相信坚持这种信念的人的未来，尽管这种信念有时会招致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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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现今时代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新的研究是挺奇怪的。始于2007年的“大衰退”已迅速打破了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人说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假设自那时起就已经被彻底证伪了。连美联储前主席（或许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者）艾伦·格林斯潘也承认他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显露的缺陷“感到震惊”，还表示“整座智识大厦在［2007年］夏天崩塌了。” 2 此外，有很多著作也追溯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治理模式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根源、应用和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3
现有的著作，包括哈维的著作在内，往往将新自由主义表述为一群松散的经济精英的发明，他们会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收复、维持或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成就。在这些叙述中，新自由主义者就是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或至少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名来推动各项政策）的商业巨子和政治领袖，而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推广自由贸易、全球化和个体责任，同时限制或根除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哈维还指出：“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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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哈维在此提及的“我们”到底是谁呢？他那部经济史著作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然而这个群体几乎没法代表他所说的被新自由主义霸权所支配的人。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
[1]
的《上帝之下的一体市场》（
One Market under God
）考察了美国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浪漫关系，其列出的阵容略有扩大，但主要还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和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
[2]
这样的自由市场权威和精英。非精英人群依然没有被考虑在内，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在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自身不那么公开、不那么光鲜也没多少钱可赚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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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经开始通过对那些生活在所谓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和社群所作的民族志报告来弥合这一裂隙。重视长期参与观察和开放式访谈的民族志格外适用于这项工作。研究者能够借此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以何种特定方式来体会和理解各种观念及政策。民族志还可以体现出人们在抗拒、调节和接受主流逻辑时所采取的一些带有细微差别和文化特殊性的方式。例如，《不平等的新景观》（ New Landscapes of Inequality ）就阐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在既有的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和生理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并愈演愈烈的。 5 这本书里的大多数文章专注于揭露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又进一步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和话语的伤害。其中有两个章节以芝加哥为背景，明确地阐述了一些美国人（即书中提及的一个中产化街区的黑人居民以及拉丁裔高中生）是怎样逐渐接受了那套以个体责任话语来解释结构性不平等的意识形态。 6 尽管这本书对当代美国的民族志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描绘的世界主要还是由富裕的推动者和贫穷的牺牲者构成的，忽略了众多中层民众的经历和意识形态。
人类学家项飙在2007年展开的一项研究切实考察了亲市场的个人主义理念和政策怎样影响了那些不完全处于经济光谱两端的人群，尽管其研究并不是在美国进行的。项飙跟印度的信息技术（IT）工作者往返于澳大利亚，随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来回穿梭。 7 这些工作者坚信个人价值的力量及其工作被评价（或者准确点说就是被贬低）所依据的那种等级制的天然性。然而就像项飙巧妙地指出那样，新全球经济那被世人赞誉的灵活性要远超IT工作者们自己承认的程度，它植根于更加世俗而不平等的物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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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打算继续开展这项重要的记录工作，对那些在21世纪头几年里失业的美国高科技产业白领展开一次民族志调研，以经验性细节来展现个人主义的亲市场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现实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
如序言中所说，我的田野工作始于2001年，当时我开始接触并采访了一些失业的科技工作者。有些受访者是我在业内活动中结识的，还有一些是通过线上讨论组和发给达拉斯科技工作者的电邮名录找到的。 8 口口相传的方式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受访者又让我接触到了他们失业的朋友和前同事。各种职业协会、交际小组和求职研讨会的负责人也大方地允许我参会，向大家介绍自己，并邀请求职者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有一个团体的创始人还好心地利用他在当地一家科技杂志上的定期专栏为我招募受访者。
然而无论是招募受访者还是进行持续的参与观察，我最重要的调查现场还是面向失业科技工作者的团体和活动（而不是求职者也可以参加的那种面向在职人员的业内活动）。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达拉斯的很多组织（其中大多数是非营利性组织）会给失业者提供教育、职业和社会方面的支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专门服务于那些在高科技领域求职的人，“高科技”的定义往往比较模糊，什么是“高科技”，取决于交谈的对象。我使用的这个术语涵盖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信息技术、电信以及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大多数受访者曾就职于高科技公司，但也有少数人在非高科技公司从事高科技工作，比如为银行管理数据库或给零售店设计网站。
在2001年和2002年，我在这些活动中持续进行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在2003年和2004年，我定期拜访了受访者，了解他们的最新境况。在那段时间，我观察了20多个面向失业群体举办的会议和活动，有些我每周都会去一次，持续了6个多月。我参加过招聘会、求职培训班和一些交际活动，其中既有正式的、有组织的活动，也有喧闹的酒吧派对。得到活动负责人的允许之后，我通常会向大家介绍我是一名人类学家，要为一个研究项目采访高科技领域的求职者，并邀请感兴趣的人在活动期间或事后与我联系。我最终和400多名失业的专业科技工作者进行了交流，还采访了当地高科技活动和职业协会的负责人，以及职业生涯顾问、招聘人员、在职高管和一些求职者的配偶。这些人的见解和经历为求职者的自述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信息，他们有时会呼应失业者的看法，有时则与其意见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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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对75名求职者进行了开放式访谈（形式就是个人交流，没用问卷），在三年时间里，我对其中某些人进行过6次以上的访谈，在2009年，我又和其中9人再度取得了联系，并展开了后续访谈。（虽然我把所有受访者都称作“求职者”，但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某种形式的工作，包括高科技领域的短期或兼职职位，或者完全无关领域的普通低薪岗位工作。不过这些工作者都把自己定性为失业人员，所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们仍积极地想在自己过去的行业或相关领域中求职，以期获得薪资和地位更接近他们此前水准的职位。）我的目标是在达拉斯的求职者中寻找多样化且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尽管有种主流成见认为在2001年被裁掉的科技工作者就是些20岁左右的互联网从业者，像伊卡洛斯
一样飞得太高太快，他们的骤然跌落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命中注定，但其实这些求职者大多都出自实际上发展更为平稳的电信和计算机领域。我访谈的对象有男有女，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60多岁的老人，有白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的本地人和移民，也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华人和日本人这样的亚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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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像达拉斯的高科技劳动群体一样，大多数受访者都是30～50岁之间的白人男性，且至少都有大学学历。大多数人在职时的年收入在4万～10万美元之间，主流评估会将他们置于中层或上层偏下的阶级。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人很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差不多各占一半，有少数无党派人士居于其间。所有人都格外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诚意和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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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这些被裁掉的高科技工作者就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典型牺牲品，尽管他们自己大多不这么看。他们的前雇主通常也曾明确地警告过他们，忠诚和安稳已不再属于劳资间的社会契约
，相应的，福利、养老金、退休账户、全职工作日程或公司出资的培训也已成明日黄花。他们的职业生涯注定要被一大堆兼职、短期且多半是约聘
的职位所取代，同时由失业期、不充分就业期和自谋职业期串联起来。很多求职者被裁后只能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过活，以至负债累累，不得不接受低薪岗位的临时工作，还要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最终陷入了抑郁、自我怀疑和心灰意冷的情绪之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失业的科技工作者又不那么适合充当不近人情的剥削性市场力量的可怜牺牲品。首先，科技界求职者很少会觉得自己是前雇主或更宽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牺牲品。（与前几代失业白领不同，他们也不会因被裁而自责，至少大多数时候不会。）他们认为这种新经济中确有输家，但输家不是他们。在他们眼里，输家就是一些落伍的人，这些人没能摆脱“组织人”
的依赖心理，还傻乎乎地指望家长式的雇主给他们提供工作保障，维持其财务上的稳定。相比之下，如今这些员工则自视为“一人公司”（Company of One），即从事打造、改进和营销“你的个人品牌”
[3]
这一持续性劳动的创业主体。无论是失业还是有全职工作，他们都把自己塑造成了某个市场中有见识且能够自立的竞争者，而非职场失败者或需要依赖他人的雇员，一旦市场“自我修正”，他们依然能通过高薪岗位的职业（即使不一定稳定）来肯定和回报自己的工作价值。
归根结底，这些工作者既不是被动的牺牲品，也不是被赋予了权力的自由主体。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选择，都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理解这一背景需要追溯相互交织的多重历史——思想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理解这一背景如何塑造这些人的信念与行为，就需要倾听他们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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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指出的，不可能脱离道德信念来考量经济活动，因为经济行为往往蕴含着道德维度。 10 对于世界的运转方式以及该怎样最大限度地在这个世界里增进自身利益，求职者心中的模型就像所有讲述世界如何运转的故事一样是个神话，原因不在于它是虚假的，而在于它是人造的，是一种将社会道德秩序概念化并让自身置于其间的象征方式。我就是由此去确认和理解这一系列神话般的信念以及信奉它的个体的。我追溯了求职者是如何利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个人经验来构筑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模型，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仔细考量了这些信念是怎样塑造个人在漫长的失业和求职过程中的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比如他们独自一人待在家庭办公室，与家人坐在餐桌旁，以及在招聘会和社交活动中与成群结队的求职者共处的情形。我还研究了这些观念通过各种集体仪式和物质现实而逐渐得到提炼、传播和维系的过程及途径。简言之，我力求为美国白领在职业和经济危机中的生活、感受和思考方式描绘出一幅细致的图景。
本书以现有的研究美国白领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并与之相结合，其中至关重要的当属凯瑟琳·纽曼和凯瑟琳·达德利的成果，她们对经济危机和阶层下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影响。 11 在很多方面，我都把自己的这项研究看作是纽曼和达德利研究“前情”的“后续”。纽曼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失业经理人一直在根据一种“工作并成功”的文化模式努力理解自身的职业经历，而这种模式正在数十年来不断变化的就业结构的重压下渐趋瓦解。由于深陷精英个人主义的管理文化之中，这些白领会将职业成败归因于个人能力，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只会责怪自己。25年后，也就是我开始研究失业的科技工作者的时候，不稳定已经成了科技工作者职业生活的最大特征。尽管与前辈们一样，这些在21世纪头10年里被裁掉的科技工作者对个体能动性也抱有强烈的信念，但他们却把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自责的经理人当成了应对裁员的反面教材。20世纪90年代，凯瑟琳·达德利就工厂倒闭采访了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的一些白领，发现他们都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赞成，觉得这是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必然副产品，然而工厂的倒闭却将他们的蓝领同事们推入了失业大军。如果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流向了海外的竞争者，那他们还能这么乐观地面对经济变化吗？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我在近10年后展开的这次调研中能够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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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调研还直接从此前众多的民族志研究、工作文化史和美国文化中汲取了不少养分。 12 我特别感谢那些钻研高科技工作与雇员文化的学者，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他们的大量成果。其中有很多写于互联网泡沫巅峰期的学术著作都有力地捕捉到了新一代工作者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而他们正以此塑造他们所认定的适用于未来工作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我自己的研究就起始于21世纪初的科技界危机时期，完成于另一次更加剧烈的经济衰退期，而目的则是要融合并扩展上述研究已经开启的这种重要对话。
我也不是第一个以就业不稳定或失业专才的意识形态为课题的学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在白领求职界的卧底之旅（包括参加各种职业指导课、招聘会、联谊活动、求职研讨会和参与一次职业装扮改造）从全国层面确认了我在第二至五章中探讨的那些动态和趋势。 13 艾伦瑞克展示了一个行业内潜在的一些让人崩溃的荒谬之处，其初衷就是要让那些受制于动荡的劳动力市场和日趋严苛且变化莫测的求职过程的人陷入绝望，以便从中渔利。她曾在多个州短暂停留，其研究结构表明了她和我所描述的白领求职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然而这种多点（multisited）的方法不能对求职者个体进行更深入的描写，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有点像铁板一块的神秘群体。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职场启示录：走出新资本主义的迷惘》（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一书中也探讨了“灵活”就业给美国工作者造成的损失。 14 他认为，现代工作的短期性和零散性剥夺了员工曾用来支撑其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稳定性、自主权和使命感。桑内特的结论很有说服力，让人心生不安，但他的叙述是以长篇哲学随笔的形式呈现的，缺乏在更大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田野调查所能提供的经验证据和田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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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合这一裂隙，我打算将求职者自己的话语和经历置于核心位置，以一种既准确又富有同情心的方式阐明他们的世界观，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的话来说，这种方式“既能显露他们的常态，又不会削弱他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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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止步于轻松的批评或遥远的抽象概念，我希望能超越人们对这些求职者所做的简单化评价，比如认为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骗者，或是一些为之前的冷漠和过高收入买单的人，又或是准备在这种新经济结构中索求自身正当地位的勇敢的自由主体。与之相反，我希望能给这些群体勾勒出一幅恰当的群像——他们都在努力地理解周遭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以一种能充实其存款账户和灵魂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如果当前的经济和管理趋势持续下去，那他们的经历或许也能让我们窥见未来。塑造当今白领工作的许多重大变化——工作更换频次的上升，对业务外包、离岸外包、兼职或约聘工的扩大化使用，工会的相对缺席，高速的组织变革和科技变革，以及普遍存在的自谋职业和创业——长期以来都是高科技工作结构和文化的核心。随着这些转变向外扩散到大多数的工作领域，科技工作者的经历和意识形态可能就会像美国劳动力矿井中的金丝雀
一样，沿着前方的职业路径直奔而去，以识别那些等待他们的可能和危险。
在第一章，我会介绍达拉斯高科技产业的历史，从这些产业在战后的制造业源头谈起，再谈计算机、电信和互联网产业的兴衰，一直讲到后“9·11”时代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回潮。
在第二章，我会随达拉斯地区的求职者一同经历他们被解雇以及求职的早期阶段，审视他们在面对新困境时让我感觉相当意外的那种缺乏愤怒和焦虑的态度。在这一章里，我概述了职业生涯管理的意识形态，它代表了美国白领的心态在就业、依赖性和安稳性方面发生的历史性文化转变。对职业生涯管理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组织人”群体——若要提供一个更现代的文化参照，那也可以说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拥趸们——而设的新自由主义，其基础则是悠久的管理理论史和美式精英个人主义与阳刚精神的神话。 16 它让长期缺少稳定就业的状况变得理所当然，并将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性强行转换成了一种赋权的选择，以取代对单一雇主的依赖，并明确开出了一些个人主义的、非政治性的、亲市场的药方，人们借此就可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且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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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我考察了求职者的求职经历——他们在网上找工作时的挫败感；在抑郁、孤立和沮丧中挣扎的情形；以及他们在寻找门路，向潜在雇主推销自己，同时在维持自尊和积极态度等方面采取的具体策略。到目前为止，在失业的科技工作者当中，最普遍也最受认可的求职方式就是交际。
我在第四章简要回溯了交际的历史，其中既有那种“跟朋友和家人谈谈”的老办法，也有更复杂而广泛的有组织的交际活动体系，在这些活动中，求职者们会聚到一起，交流各种信息和求职策略。我对一次特别的交际活动做了深度描述，因为我认识到这些团体在支撑求职者的精神、社群意识和职业认同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削弱了公开批评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在第五章，我更明确地把重点放在了失业所造成的物质现实上。尽管这些求职者在承受长期失业压力方面要强于很多人，但他们也确实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所以力图通过削减开支、用尽储蓄、借债和从事低薪零工来缓解压力。然而这一章的核心问题是，那些自诩灵活、柔韧且有创业精神的自由主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依靠在职配偶的稳定收入来维持其就业间断期的偿付能力。此后，我还分析了在双职工家庭兴起以及在婚姻和男子气概的传统观念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新的工作与职业意识形态发展出了哪些路径。尽管对配偶的依赖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缓冲作用，能应付失业带来的严峻的物质和情感挑战，但这也不无代价，尤其是对女性求职者而言，她们在依赖配偶收入方面远不如处境相似的男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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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后记中，我把故事延伸到了2009年，当时正值失业率飙升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我提供了前几章涉及的一些求职者在职业和个人状况上的最新进展情况，了解了他们的信念在第一次接受我采访之后的5年里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个中原因。整整8年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第一次失业，而此时的市场并没有像他们当中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进行自我修正，这实在让人震惊。我让他们给新一批失业的工作者（其中有些也是再次失业的人）提了些建议，还让他们对自己、本国的同胞以及他们坚信会回馈其忠诚的经济结构的未来做了预测。
[1] 托马斯·弗兰克，文化批评杂志《异见者》（ The Baffler ）的创始编辑之一。
[2] 汤姆·彼得斯，美国经管类作家，著有《追求卓越》（ The Pursuit of Wow ）等。
[3] 原文为“the brand called you”，最早可追溯到汤姆·彼得斯于1997年发表在《快公司》（ Fast Company ）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个人作为一个品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