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9年夏季，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9.4%，这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新登记的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长期失业者人数（失业27周以上）也达到了440万。总体而言，有超过1450万美国人失业，平均每个空缺岗位有4名以上的求职者。 ¹ 全球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国家经济持续衰退，住房、股票和劳动力市场也陷入崩溃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形势看起来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评论道：“这真的几乎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了……完全没有见底的迹象。如果这种失业趋势能在年底前刹住，那真是咱们的运气了。”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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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读到那些就业危机不断加剧的报道时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但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这种状况不但让人心焦，也让人觉得异常熟悉；就在此时，我正在给一本讲述另一个时期的书（即本书）收尾，那个时期离现在也不算久，也是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作者遭到裁员，然后涌入已经被经济衰退、国家危机和另一种（尽管也没太多差别）泡沫的破裂重创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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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开始，我一直在研究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高科技产业白领们的经历，这些人在21世纪动荡的头几年里失去了工作。我见了不少求职者，地点通常是咖啡店、餐馆、酒吧、教堂、图书馆、市政中心、会议室或对方家里，目的是要了解新一代工作者对自己经历裁员、求职的过程以及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长期失业有何感想。

我起初并不打算研究失业问题。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学者，我感兴趣的一直都是人们会怎样理解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还在念本科的时候，我就无意去探究远方的异域原住民的世界观，只想试着去发现并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信仰和行为，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被学院派斥为过于乏味、平平无奇或者让人厌恶，不值得深入研究。所以我研究的本地人大多也是像我这样的人：上过大学的美国中产阶级，有男有女且多为白人，信仰和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所谓的“主流”。

直到离开校园以后，我才开始关注工作议题，以及工作对那些从业者来说所承载的意义。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非营利研究咨询机构，这个机构旨在提升商界女性的地位。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也支持这家机构的宗旨，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专门从事的统计研究（比如计算当前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数量，调查担任高管的有色人种女性的比例）实际上很少能说明工作在我们所调查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以及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如何塑造了当代白领的就业性质的问题。到研究生院后，我力求回答这类问题，并最终决定专攻工作人类学和中产阶级人类学，以及美国文化和商业史。

我在2001年启动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无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突然倒闭了，人们普遍感到意外，全国都为之震惊，而这些公司扁平的组织结构和自觉随意的企业文化直到不久前还被吹捧为美国职场的未来。因此，我最初的计划就是研究2000年那场危机中幸存的互联网公司，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公司的日常来展现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准确点说，就是对美国工作者来说，这种“新经济”的职场最终会是什么模样。

我将达拉斯选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原因之一就是之前对高科技职场和工作者的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加州的硅谷。 ³ 达拉斯庞大而多样的高科技产业和劳动人口——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电信领域——在各类研究高科技中心的学术项目中几乎无人问津；那些关注南方的人往往会匆匆掠过达拉斯，直奔南边的邻近城市奥斯汀，那里也有一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产业，规模虽小，但显然更有吸引力。于是我想对达拉斯科技劳动力的历史境况展开一次民族志调研，希望把焦点集中于这个充满活力但缺乏研究的地区，同时也能给现有的硅谷研究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⁴

为此，我在2001年9月开始了这项田野工作。我参加了达拉斯及其周边地区的各种高科技组织和职业协会举办的会议，想发展一些人脉，好进入他们的公司去做田野调查。我参加的活动包括业界领袖的早间讲座、午间研讨会和小组讨论，在深夜的酒吧派对上也和那些自称“极客”的人有过非正式交流。在大多数活动中，我会拿着一个塑料咖啡杯，笨拙地加入某个正在进行的对话，或者跟某个落单的与会者从头聊起。就像高中舞会上不受欢迎的孩子一样，大多数新来的与会者（包括民族志学者）在交际场合最初的那几分钟里都颇显尴尬，所以对任何形式的接触都双手欢迎。在这种环境下，一旦自我介绍完毕，人们往往也会尽可能地与当前的对象交谈。这些讨论会表面上是为了方便业界人士联络、谈生意甚至交流行业八卦，但我遇到的很多人实际上是刚刚被境况不佳的电信、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的公司解雇的失业者。每次活动上，我会至少遇到一个想让我把他引荐给某家公司的人，而我恰恰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同样的帮助。

我借此听说和谈论了不少有关裁员的事情——其中既有裁员的原因，也有失业者的感受。我很快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是与会的失业者，而非在职者，因为我逐渐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在世纪之交，高科技工作领域里更吸引人也更有价值的故事出自公司之外，而非其内部。于是我的研究重点也就相应地转移了，此后我便对达拉斯高科技行业的失业和求职状况展开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我在导言中概述了详情）。

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民族志的工作可能始于田野，但也远不止于此。只有尽力把自己的发现打磨成可发表的学术形式，大多数人才能真正开始理解这些发现。 ⁵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受访人还在继续生活，有时这会让我们努力围绕他们构建的叙事变得格外复杂，甚至直接作废。 ⁶ 例如，我在2004年结束了这项田野调查工作，而当时美国的经济正在改善，我的很多受访人已经重新找到了工作，那些还没就业的人也普遍对自己的前景感到乐观。然而他们的故事不会在2004年终结，所以我的调查工作也不会。

我在2003至2005年间写完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然后找了一份教职，因此把这个项目搁置了几年。2008年，我重新开始整理这些手稿，那时的经济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无可避免的疑问——新的经济衰退期会让我先前的结论变得更加复杂，还是让其得到确证？我的核心目标是准确地记录特定求职群体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经历，但后见之明也大有裨益，不可忽视。因此我在本书中会追求一种平衡，既要像我当初做田野调查时（2001—2004）那样重现高科技求职圈的情况，又要根据新近的事件来批判性地审视那个时期以及我和我的受访人对那个时期的看法。（比如我列出的很多统计数据侧重于21世纪的头几年，这是为了精确地呈现受访者在失业与求职时面临的经济与就业市场的状况。但只要有可能，我也会在其中加入最新的数据，以供参考和比较。）

为此，我在2009年秋季又对少数的主要受访者进行了后续访谈，想看看他们自上次受访以来的五年里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我把这些新的内容放到了加长版的后记里，不仅更加全面地展现了在近十年前失业的个别求职者的经历，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可用来审视正文中的数据。对于千百万美国人即将面对何种未来，这些访谈也提供了一些既发人深省又令人不安的证据，就在我写下这篇序言之时，他们也在这个工作流失、求职困难和长期失业的世界里开启了自己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