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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拉沃城堡”试验及其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没有一位苏联高层领导人发表相关声明。他们既没有威胁要制造或试爆当量更大的核弹，也没有试图就比基尼环礁一事羞辱美国。他们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不到一年前，苏联就已经抢先宣布拥有氢弹，如今不得不小心行事。
1953年8月8日，5个月前接替斯大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已经不再垄断氢弹的生产了”。这则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一时间有人欢喜有人忧。马林科夫急于建立自己作为新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能铤而走险——他所称的“氢弹”还未经过试验。4天后，即8月12日，这枚氢弹试爆成功，但其中有些缺憾——爆炸当量仅有40万吨，虽然对原子弹来说这个威力不算小，但对氢弹来说，尤其是对比1952年11月“常春藤麦克”试验的1040万吨当量，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1
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们很快发现，这枚核弹并非他们所理解的氢弹：只有20%的爆炸威力来自核聚变，其余则来自核裂变反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适时对此做出了声明。同一天，苏联主流媒体《真理报》报道称，苏联试验的氢弹是多种氢弹中的一枚。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则保持沉默。前方的路，任重而道远。 2
1945年秋，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苏联的核弹计划才真正拉开帷幕。依靠苏联间谍在曼哈顿计划中窃取的情报，苏联研制出了第一枚原子弹。此前，斯大林决定将苏联的核项目全权托付给苏联国家安全总委员、他的格鲁吉亚同乡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这为美国机密流入苏联科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果说曼哈顿计划一直由美国军方管控，那么苏联的核武器研制则掌握在秘密警察的手中——他们可以直接向斯大林汇报。情报机关的官员将窃取来的蓝图和数据转交给了苏联核项目的科学主管——时年42岁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 3
二战以前，库尔恰托夫就开始研究核物理了，但直至1945年秋，他和同事们都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也没有获得资金支持，但二战结束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库尔恰托夫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弄清楚这些支离破碎的情报信息都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以及是否要使用这些信息。有人认为美国人故意向苏联泄露了错误信息。支持库尔恰托夫和整个苏联核项目的历史学家则称来自美国的情报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只是帮助库尔恰托夫确认没有走错方向、避免产生错误。但即使这些情报确实只起到了“借鉴”的作用，那也十分重要，在时间紧迫、资金告急的情况下为苏联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4
库尔恰托夫的首要任务是建造能够将天然铀转化为钚的核反应堆。这项工作由尼古拉·多列扎利（Nikolai Dollezhal）负责，他是一名46岁的工业锅炉设计师，通过阅读1945年出版的美国刊物了解到核反应堆的概念——这本关于核弹项目的刊物一经出版就迅速被译为俄语。库尔恰托夫既有曼哈顿计划的公开资料，又有间谍提供的核弹情报，还有此前在莫斯科建造并运行小型实验反应堆的经验。他建议多列扎利将石墨水冷反应堆作为实验模型，这种反应堆于1944年9月在华盛顿州汉福德场区首次运行。多列扎利采纳了这个想法，但改变了汉福德反应堆的设计，将水平向的燃料通道和控制棒改为垂直向。这一变动对苏联核项目的未来和后来的核工业影响深远，成为导致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
在苏联时代的地图上，你根本找不到苏联人建造第一座核反应堆和钚化工厂的地方。作为绝密设施，人们最初只知道它的编号“817”。后来，这里被称作马亚克（Maiak）综合厂，而围绕这座工厂所建立的城镇被称作车里雅宾斯克-40（Cheliabinsk-40），后更名为车里雅宾斯克-65，最终被命名为奥焦尔斯克（Ozersk）。综合厂和城市均是从零开始建造的，坐落在乌拉尔山脉，距离车里雅宾斯克州首府约100公里。在苏联时代的大部分时期，这个绝密城镇都一直用着车里雅宾斯克这个名字。在破土动工之前，距离这里最近的居民区是克什特姆（Kyshtym），人口不足3万——早在18世纪，克什特姆就是俄国冶金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克什特姆在俄罗斯帝国的地图上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在苏联地图上也从未消失过。1957年发生的那次核事故也正是以“克什特姆”这个名字为世界所知。不过，为求简洁，在本书中我会使用它们的现用名，将这座苏联综合厂称作马亚克综合厂，将环绕这座工厂所建的小镇称为奥焦尔斯克。 6
1945年秋，克什特姆附近的综合厂开始动工，施工者主要是贝利亚调配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是二战期间被关押在伏尔加的德国人。1946年，由多列扎利设计的核反应堆建成了，该反应堆名为A-1，绰号叫“安努什卡”（Annushka）——“安娜”在俄语中的昵称。事实证明，安努什卡是个“娇滴滴的姑娘”，她的“血管”——燃料通道经常堵塞。莫斯科下达的命令是每月要从安努什卡反应堆中提取2.5公斤钚，但实际上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冷却剂缺乏”事故时有发生，原因在于铝管因质量不佳而漏水，造成燃料过热，保护层爆裂，导致铝管进一步阻塞。苏联科学家将这些意外事故称为“山羊”。而要将“山羊”“赶出”管道就需要关闭反应堆，并钻穿整条堵塞的管道。这不仅要花费不少时间，还会引起辐射泄漏，耽搁制造核弹的计划。 7
1948年6月，安努什卡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后，很快就发生了第一起“山羊”事件——燃料通道堵塞了。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意外。后来，直至1948年11月，反应堆奇迹般地没有再发生意外，这期间辐照的铀足以制成一枚钚弹。然而，就在工人们开始从反应堆中卸出辐照燃料的时候，新的意外发生了。原先为反应堆设计的卸载设备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被切碎并拆除。由于没有时间订购新的设备，工程师和工人被指派到一个有强辐射的房间里徒手取出燃料容器。安全法规允许的年辐射剂量上限为每人25伦琴，这比美国规定的剂量上限的还要多6倍（克拉克森将军曾因觉得美国的规定太过严格而不满），但工人在一两天内就达到了这个剂量。为了让他们继续工作且不违反安全规定，管理人员命令他们在进入辐射区域之前取下辐射计数器。工人们照做了。 8
整个操作过程由马亚克综合厂的总工程师——时年55岁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Yef im Slavsky）监督。斯拉夫斯基来自乌克兰，身材高大，曾当过骑兵军官。他以身作则，跟其他人一样走进了有强辐射的房间。当辐射安全官阻止他再次进入房间时，斯拉夫斯基把他推到了一边，并说：“我禁止你进去，但我自己要再进去一次。”斯拉夫斯基的行为激励了其他人。一众工程师和工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而安努什卡的燃料卸载问题只是他们面临的诸多危险情形之一。1949年1月，斯拉夫斯基的上司、苏联核项目的发起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来到了马亚克综合厂，亲自检查从安努什卡反应堆中卸出的辐照燃料容器，并确保它们没有损坏。在此期间，他受到了很高剂量的辐射。如今，他所用的辐射计数器仍保存在马亚克综合厂的博物馆内，上面显示的辐射剂量读数是42伦琴。 9
马亚克综合厂运行的第一年中，66%的工作人员受到了约100伦琴的辐射，7%的人受到了更高剂量的辐射。库尔恰托夫和斯拉夫斯基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赔上自己的自由。贝利亚要求尽快造出钚弹，他们每个人都要对结果负责。斯拉夫斯基回忆道：“我们都在恐惧中疲于奔命。”不过，他们也相信这是自己作为爱国者的使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共产主义者，他们正在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一场生死角逐，美国已经拥有了终极武器，而且随时有可能将其投入战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库尔恰托夫告诉年轻的同事，他们都是士兵。回忆起亲自检查辐照燃料容器并受到大剂量辐射的那些日子时，库尔恰托夫说道：“那是一部可怕的史诗！”1949年8月29日，苏联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举世震惊，他们的企盼终于有了回响。这枚原子弹诞生于广岛和长崎核爆的4年后，比曼哈顿计划多位领导者预测的时间早了15年。 10
现在，贝利亚、库尔恰托夫和斯拉夫斯基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氢弹。这个项目由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领导。他在1948年参与了苏联的热核反应研究。萨哈罗夫怀疑，苏联利用从美国窃取的情报实现了技术跨越。但苏联领导人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前，并未将热核反应作为优先事项，也错过了一些间谍提供的有关氢弹的重要线索。因此，在探索氢弹原理的过程中，斯拉夫斯基很大程度上只能自己摸索。首先，他提出了一种“多层蛋糕”（layer-cake）式的铀氘弹，这就是马林科夫所说的“氢弹”，于1953年8月试爆成功。不过，萨哈罗夫的头脑要更清楚一些——他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货真价实”的氢弹，也取得了成功。1955年11月22日，氢弹试验在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进行。核爆当量很可观，达到了160万吨。当月，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印度发表了讲话，宣布苏联成功引爆了一枚“威力空前”的核武器。毕竟，苏联人不能两次宣布苏联研制出了首枚氢弹。 11
对于年仅34岁的萨哈罗夫来说，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在核武器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他对苏联的核武器项目和整个政权越来越失望，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领袖之一。虽然萨哈罗夫颇为同情美国鹰派人物、“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但他在生活和事业方面都更接近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曾因反对氢弹而受到惩罚，还被怀疑向苏联泄露核机密。1980年，萨哈罗夫因示威抗议而遭流放。1986年，他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释放，并加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中。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在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名望正值顶峰之际去世。 12
萨哈罗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第一枚“真正的”氢弹的试爆试验。他说自己看到核爆产生“黄白色球体”时激动万分，同时也提到了核爆在苏联建立的安全区域内外所造成的破坏。很多人在核爆中受伤，还有人死于核爆，包括一名年轻士兵和一名女孩。不过，萨哈罗夫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核辐射的内容：要么是因为当时没有测量辐射值，要么是因为他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鉴于冲击波造成了人员伤亡、建筑损坏（包括一所安全区域外的医院），可以断定核辐射所造成的影响一定也很严重。 13
随着苏联扩充核武器的野心不断膨胀，马亚克综合厂的规模也与日俱增。在马亚克综合厂建造的6座反应堆中，安努什卡是第一座。1950—1955年，另外5座反应堆陆续投入使用，其中3座在1951年进入临界状态。
交付的压力依然存在，不过，简单粗暴的产钚方式已缓缓退出历史舞台，管理层不再为制造核弹所需的燃料而置自身和工作人员的安危于不顾。最初几年那种大规模暴露在超剂量辐射中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虽然事故仍时有发生，但频率已有所减缓。比如，1953年3月，厂内员工受到自持式核链式反应的放射性污染。1955年10月，一场爆炸损毁了厂内的一座建筑。1957年4月，在工厂一座设施内作业的6名员工受到高剂量辐射，每人受到了300—1000雷姆的辐射。一名女性在吸收了3000雷姆的辐射后死亡。这几次事故无一例外，全部归咎于员工违反了安全指令。有时，甚至连官员们也很难指出员工到底违反了哪些指令。 14
20世纪50年代初，事故和放射性污染的主要来源不再是马亚克综合厂的反应堆，而是放射性化学综合分厂。要将钚-239用于制造原子弹，必须将它从反应堆产生的其他多种同位素和物质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化学综合分厂的任务。生产钚-239需要大量的化学物质和水，这些物质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放射性污染后，须经过处理再排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成了一大难题，然而，那些不计一切代价想要生产钚、制造核弹的人故意淡化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便捷的解决办法是将放射性废物排入附近的湖泊和河流。
马亚克综合厂和附近的小镇都建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不过，克什特姆附近虽然人口稀疏，但绝非无人居住。一些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村庄散布在湖畔和河流两岸。后来，因为这个地区湖泊众多，苏联政府就将车里雅宾斯克-40更名为奥焦尔斯克，意思就是“湖上小镇”。其实，最初在此建造核工厂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邻近水源，取水便利，冷却系统和化工过程都要用到大量的水。该地区最大的湖泊——克孜尔塔什湖（Kyzyltash Lake）被用作冷却水的蓄水池。从湖中抽出的水被注入一个开式循环系统，用以冷却反应堆，之后产生的废水虽已被高度污染，但仍被重新排入湖中。卡拉恰伊湖（Karachai Lake）的面积稍小，命运则更加悲惨，它被用作容纳放射性废物的垃圾场。据估计，总共约有1亿居里的放射性废物被倾倒进这些湖泊之中。
1948年12月，由于没有储存容器，工厂管理层决定将放射性化学物质排入附近的捷恰河（Techa River）中，这条河很快成了一条放射性污水沟。马亚克综合厂最开始排放的还是中低水平的放射性废液，但在1950年和1951年发生一系列技术事故之后，高放射性废物也被排入了捷恰河。1949—1951年，共计有270万—320万居里的放射性废物被排入捷恰河，而成千上万的人还要依靠捷恰河维持生计。在梅特利诺（Metlino）村，1200名村民一直饮用辐射水平高达3.5—5拉德/小时的河水，并用这些水来洗澡、洗衣，直到1951年村民们离开了这里。1956年之前，工厂一直在排放核废料，2.4万人直接受到了辐射影响。在1953年接受检查的587名成年人中，有200人出现了放射性元素中毒的症状。有些女性的骨骼中沉积有锶-90，这导致她们的孩子在胎儿时期就受到了辐射。 15
1953年，克什特姆地区饱受苦痛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在1951年之前被排入捷恰河，随后又被排入卡拉恰伊湖的放射性废物，以后将被储存在地下废料罐中，设计废料罐的工程师和负责检修的工人把这种储存核废料的容器称作“罐头”（cans）。每个废料罐都装有数百吨高放射性裂变废料，废料罐上又覆盖有160吨重的混凝土板。这些废料罐以20个为一排，存放在8米深的地下室中。工作人员需要格外关注这一排排的废料罐，因为裂变废料还会在罐内持续衰变，释放热量，如果不减缓衰变的速度，废料的温度每天将至少上升6摄氏度。因此，废料罐配备有水冷和通风系统，还有专门的设备跟踪检测废料罐的温度和状况。 16
放射性废物的排放终于得到了控制，剩下的工作就是维持检测设备的正常运转，保持水和空气的流通。虽然偶尔会出些岔子，但没人把废料罐当回事。新的化工设施还在建设中，现有的设施则继续运转以完成任务指标。当时，所有的资金和精力都被投到新工程上，直至1957年9月29日，装有250立方米高放射性物质的14号废料罐突然发生爆炸，将160吨重的混凝土板炸飞差不多22米高。旁边两个废料罐的混凝土保护层严重受损，向大气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物，其中的放射性物质包括锶-90和铯-167。放射性云层在东乌拉尔地区留下了一道受严重污染的放射性地带，覆盖了近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这起事故史称克什特姆核灾难，得名于地图上离核工厂最近的小镇。 17
在马亚克综合厂，瓦列里·科马罗夫（Valerii Komarov）是地下核废料储存场综合C区的值班长。他注意到那栋被用作地下核废料储存场入口的小楼中有黄烟冒出，意识到可能出事了，连忙赶过去查看情况，但由于烟雾太浓已无法进入，他马上给上级打了电话。这天是1957年9月29日，周日，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点。
两名电工很快赶过来检查电路。他们拿着手电筒进入地下核废料储存场，来到配电盘处。电路正常，没有起火。但他们还是发现了异常：他们的放射量测定器爆表了。科马罗夫见到的且被他和电工们吸入的烟雾均具有放射性。两名电工匆忙赶往卫生站淋浴，换衣服，科马罗夫则再次拿起电话，向他的上级汇报这个新情况。有一位上级承诺亲自来现场查看情况。
挂断电话后，科马罗夫决定再去检查一下烟雾。“然而，我还没完全打开小楼入口的门，”科马罗夫回忆道，“就突然感觉被一股力量抬起，身体扭了起来，然后就摔在了地上。”随后，他听到一声巨响。科马罗夫站了起来，跑到小楼另一边的门那里。他看到楼外有“一根巨大的黑色柱子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难道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准备的战争爆发了，美国人投来了核弹吗？很快，科马罗夫觉得有些不对劲。原子弹爆炸会产生强烈的闪光，但他周围仍是漆黑一片。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把地下冒出的烟雾和将他震倒在地、掀起黑色尘柱的爆炸联系了起来。
科马罗夫冲出小楼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机械师尼古拉·奥谢特罗夫（Nikolai Osetrov），他从水泵站那边过来，这时正满腹狐疑：为核废料罐提供冷却水的水泵停机了。“什么都别管了，快跑！越快越好！”科马罗夫喊道。两人赶紧往远处跑，科马罗夫回头看了一眼核废料储存场，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原本覆盖在废料罐上方地面上的高高草丛已经完全消失，地下爆炸让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尘土。附在周围众多建筑物上的木结构消失了，木制瞭望塔也被摧毁了——对这座环绕着铁丝网的绝密工厂群来说，瞭望塔是必不可少的。在瞭望塔上执勤的士兵被爆炸的震波掀翻，跌落在地。
科马罗夫、奥谢特罗夫和另一名工人一口气跑到相对安全的卫生站。不到半小时前进入核废料储存场的几名电工仍在这里淋浴，试图洗去身上的放射性尘埃。科马罗夫等人也加入进来。后来，事实证明，用水冲洗并不能有效去除辐射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想要清除身上的放射性尘埃，但没能做到。”科马罗夫回忆道。 18
当时，年轻的技术员瓦伦蒂娜·切列夫科娃（Valentina Cherevkova）还在工作岗位上，她当时所在的建筑距离爆炸声传来的核废料储存场约有100米。据她回忆，玻璃窗都被爆炸震碎了，一层“玻璃雨”打在她身上。切列夫科娃透过一扇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一大片尘土形成的云团正蒸腾而上，直冲空中，云团的形状让她想起了骆驼。切列夫科娃对着她的上司喊道：“还站着干什么，我们一起去卫生站！”与没有直接参与产钚的人不同，她和她的上司都意识到了核爆产生的辐射物所带来的危险。爆炸地点附近有一家医疗所，那里的窗户都被震碎了，年轻的护士玛丽亚·珍金娜（Maria Zhenkina）在自己班次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忙于清理核爆后办公室中的碎片和尘土。“民防训练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应对美国投来的原子弹，”后来珍金娜抱怨道，“但显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在此类事故中保护自己。” 19
在附近的警卫营，爆炸震开了生活区的金属大门，震碎了窗玻璃。很多士兵以为他们遭到了袭击，第一反应就是冲向军械库拿武器。那天，列兵彼得连科（Petrenko）正在军营检查站执勤。他在附近的检修井就位后，询问他的指挥官是不是开战了。万幸，当天执勤的指挥官是中尉伊戈尔·谢洛夫（Igor Serov），他的专长就是防化。虽然并不确定这次爆炸是蓄意破坏还是意外事故，但谢洛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能会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他命令彼得连科戴上防毒面具，并立刻返回检查站。
一些被爆炸惊动的士兵冲出了营房，谢洛夫命令他们回到住处。他指示士兵们用木板封住破损的窗户，在地板上泼水去除灰尘，关闭食堂，并把所有的食品都封存起来——他觉得这些食品恐怕都被辐射污染了。谢洛夫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在军营上空，灰黑色的云团很快就遮天蔽日，一时间犬吠鸟散。附近的军营里，一支军事施工小队的士兵们不知所措。谢洛夫看到他们从营房里跑出来，把帽子抛向空中，嘴里喊着他听不懂的话。
谢洛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叫来了放射剂量检测员。检测员测出辐射读数后告诉他，营地的人员必须马上撤离。但谢洛夫中尉无权做出这一决定，就连他的几位长官也没有这个权限，包括部队指挥官伊万·普塔什金（Ivan Ptashkin）上校在内。只有苏联中央政府才能命令他们撤离。因此，他们只能将自己关在室内，默默等待。9月30日一大早，撤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离开军事管辖区之前，士兵们接到指令，要把牲畜全部宰杀。此前，他们为了补充紧缺的口粮建造了一个临时农场。而如今，他们要将农场中养的猪、用于运货的马和综合厂周围看门护院的狗一一射杀，尽管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些狗。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完成，一名士兵救下了他最爱的一匹马“格里姆”。几天后，格里姆已形同鬼魅。“格里姆背上的鬃毛脱落了，还生了好几个疮。”谢洛夫回忆道。这匹马受到了高强度的辐射，已经成了辐射源，士兵们最后不得不将其射杀。
凌晨2点后，部队开始撤离，有人上了卡车，其他人则沿着满是放射性尘埃的道路步行。抵达临时卫生站后，他们奉命换掉衣物。他们之前穿的衣服被丢进壕沟中，先用水淹没，再用土掩埋。随后，他们又接到了清理并保养武器的命令。“武器的木制部分都被刮白了，”谢洛夫回忆道，“金属部件则用沙子和砂纸仔细打磨。”然而，这些努力于事无补。由于步枪依旧“很脏”，军械库拒绝接收它们，士兵们只能将步枪扛在肩上。这些“脏”步枪不能在军械库存放，但由士兵扛着走来走去却没关系。那些受污染最严重的步枪被士兵用油纸包裹起来，装在木箱里，掩埋在一处秘密地点。超过1000名士兵吸收的辐射剂量超标，其中有63人吸收的辐射高达50伦琴，12人因出现辐射中毒的症状而住院治疗。
士兵们都撤出了营地，只剩下谢洛夫中尉在此多留一天，以便监督部队驻扎地内武器和设备的转移工作。他在爆炸地周围驻留了30个小时。等到最后被送往医院时，他已经吐血不止。医生给他洗了胃。他要求对抽出的液体作放射性检测，但遭到了医生的拒绝。 20
除士兵外，第一批受到爆炸影响的还有贝利亚调来充当施工者的囚犯。此前，他们帮助建造了核工厂，如今正在建设新的核设施。这些人的住所四周被铁丝网围着，还设有瞭望塔，爆炸的废料罐离这里很近。首先被爆炸摧毁的是木制瞭望塔。一名被从瞭望塔上炸落的哨兵在爆炸中侥幸活了下来，还在半毁的围栏附近找了个位置继续把守，但没有人从劳改营中逃跑。这里的辐射水平正逼近300伦琴/小时。 21
爆炸发生时，27岁的格奥尔基·阿法纳西耶夫（Georgii Afanasiev）从高低床上跌落下来。他透过破碎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蘑菇状的火球在迅速膨胀”。很快，火球就遮住了太阳。阿法纳西耶夫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他和他的朋友们知道，自己是在核工厂里工作。他们把身穿白色制服的正规工作人员叫作“巧克力人”，因为有传言说工厂每天发给他们一公斤巧克力，来抵消核辐射带来的危害。但这些人之前从未想到，辐射会越过围栏影响到他们。 22
爆炸发生后半小时，像黑色烟尘一样的放射性沉降物从天而降，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三四厘米厚的黑灰。“人们开始用抹布、纸或衣服袖子扫灰，但是灰还是源源不断地落下来。”阿法纳西耶夫回忆道。他和其他人不得不扫掉桌子和长椅上的黑灰，因为他们要用这些桌椅来吃饭。当时那里的辐射水平极高，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在食堂里，一条面包就能释放出50毫伦琴/秒的辐射。
直到次日凌晨2点，他们才奉命出营。苏联政府于同一时间做出了撤离部队和撤离那些施工者的决定。年轻的放射剂量检测员塞门·奥索汀（Semen Osotin）参与了疏散工作，他也是施工者管理小组的一员。后来他回忆道，土地污染太严重，直接走在地面上很危险，于是在地面铺了木板，让施工者踩着木板走出来。但由于没有可用的辐射污染地图，他们将这些人转移到了另一处受到高度污染的地区。那里的辐射水平达到了150—200毫伦琴/秒。直到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那些施工者才从这个据称是安全区的地方离开，转移到半公里以外的地方。 23
奥索汀和施工者管理小组的成员搭起了两间帐篷。他们命令施工者在一间帐篷内脱掉衣服，然后拿消防软管给他们冲了冷水澡，再把干净的衣物分发给他们。他们的鞋子每秒释放的辐射有10—25毫伦琴，衣服每秒释放5—15毫伦琴的辐射。奥索汀和他的放射剂量检测小组给这批人检测了辐射水平，阿法纳西耶夫记得，当测量器扫描到他的时候，读数直接攀升至800。后来，这些人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在各自刑期满前就被释放了。“我们没什么好抱怨的，”阿法纳西耶夫回忆道，“我们都觉得，要是这事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我们早被枪毙了。” 24
尽管整座核工厂都进入了紧急状态，但歇班的工人和奥焦尔斯克这座工厂城的市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年轻的技术员弗拉基米尔·马蒂乌什金（Vladimir Matiushkin）下午去了市体育场观看两支当地足球队的比赛。下午4点24分，他听到了爆炸声，但并没太在意，因为工人建造新设施时经常会用炸药爆破岩石，因此城市内外时有爆炸发生。不过，这次爆炸有些不寻常，多位在场的市政府官员纷纷离场，空出了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座位。但这对马蒂乌什金来说无关紧要，比赛还没结束呢。
傍晚，马蒂乌什金的妻子要去马亚克的一个分工厂值夜班。他陪着妻子来到公交车站。这时，这对夫妇发现了天空中有不寻常的奇观，天空的颜色由粉变红，再变成亮红，又变回粉，如此反复。这景象可谓美妙绝伦。马蒂乌什金后来回忆说，这番空中奇观还伴随着一些声响，他们听到了像是干树枝折断的“咔嚓”声。妻子上了公交车，马蒂乌什金回到家，还沉浸在天空中美妙的色彩变幻中。因为第二天要上早班，他就上床睡觉了。那晚马蒂乌什金和他的妻子赞叹的彩色云层中携带着放射性尘埃。接下来连续3个晚上，克什特姆地区的所有人都能见到由马亚克综合厂“特供”的放射性北极光。 25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场爆炸发生在一个最糟糕的时间段，爆炸当天不仅是周日，而且马亚克综合厂的厂长、斯拉夫斯基的门生米哈伊尔·德米亚诺维奇（Mikhail Demianovich）正在莫斯科出差；要不是斯拉夫斯基的几名助手在城市马戏团表演现场找到了正在欣赏表演的德米亚诺维奇，他还不知道这起事故。核废料储存罐爆炸发生在25号化工厂，而该厂的主管阿纳托利·帕什琴科（Anatolii Pashchenko）此时也在外度假。 26
在奥焦尔斯克，39岁的综合厂副总工程师、前安努什卡反应堆总工程师尼古拉·谢苗诺夫（Nikolai Semenov）肩负起了重担。爆炸发生后不到20分钟，他便将主要管理人员召集到了工厂。当务之急是检测辐射水平。谢苗诺夫将放射剂量检测员分成几组派往现场。集合人员耗费了一些时间，等他们开始测量辐射水平时，黑暗已经笼罩了小镇和工厂：一开始是爆炸产生的黑色云层遮蔽了太阳，随后则是黄昏降临，天色暗了下来。为了看清仪器上的读数，放射剂量检测员先是用火柴来照明，火柴用完之后，他们又打开车灯借光。晚上10点左右，谢苗诺夫得到了第一批检测结果。 27
从检测结果来看，形势十分严峻。在爆炸的废料罐附近和工厂临近区域，辐射读数都非常高。在距离爆炸中心点100米处，γ射线辐射达到10万毫伦琴/秒；在距离爆炸中心点2.5—3公里的地方，γ射线辐射为1000—5000毫伦琴/秒。当时允许的安全辐射剂量上限是2.5毫伦琴/秒，即使在这一辐射水平之下，一个人也不能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逗留6小时以上。放射剂量检测员确定了宽约160米的放射性轨迹的起点，幸运的是，轨迹的方向是远离这座城市的。凌晨5点，他们设立了一个放射性控制检查站，管控受到辐射的车辆和那些从受沉降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过来的人员。但此时已经有点迟了，马亚克综合厂的早班就要开始了，城市和核工厂之间即将恢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景象。 28
9月30日，周一，那些来上早班的人对爆炸及其带来的致命危险知之甚少。当天，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清理爆炸现场附近和建筑物内的放射性碎片。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蒂姆·伊利亚索夫（Dim Iliasov）就在核废料储存场所属的化工厂工作，他对那天记忆犹新。5名工程师（四男一女）组成了一个小组，伊利亚索夫被任命为组长。他们和其他几个组一起清理一幢受爆炸影响、满是放射性碎片的建筑。分发给他们的工具有铲子、扫帚和担架，但没有辐射防护装备。伊利亚索夫记不清他们是否拿到了防毒面具，但清楚地记得防毒面具非常短缺。在卫生站淋浴时，他们用力搓身，以至于穿衣服时身上都觉得疼。洗澡时，一道公认的程序是在淋浴间的混凝土地面上搓手，直到手红得像煮熟的小龙虾一样。 29
年轻的电工阿纳托利·杜布罗夫斯基（Anatolii Dubrovsky）和他的朋友们刚刚从职业学校毕业，这是他们第一天上班。他们对前一天的爆炸一无所知。对杜布罗夫斯基来说，上班第一天发生的事像是一场怪诞的入会仪式。他和朋友们被要求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辐射服和橡胶靴。随后，一个拿着放射量测定器的男人指示他们清理掉工厂办公楼楼前花坛里的灌木。原来，他们正身处核辐射的“热点区”。他们完成工作后，一辆消防车驶来，司机用消防水枪冲洗了他们的身体。一名放射剂量检测员一直与这个“园艺小组”保持着5米的距离。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应该把靴子和衣物掩埋起来。杜布罗夫斯基逐渐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问道：“我们也要被埋起来吗？” 30
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当然没有被活埋，相反，他们被送往卫生站洗掉身上的放射性粒子。竭尽全力清洗身体之后，他们被叫到上司那里，上司给了他们酒喝。所有人都认为酒精有助于消除辐射。但事实证明酒精毫无用处：杜布罗夫斯基正要离开工厂的办公区域时，辐射安全官把他拦住了。他不得不返回淋浴间，再次竭尽全力洗掉身上的放射性粒子，但辐射水平依然居高不下，检查站的辐射安全官也放弃了，索性让他回家。杜布罗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饥肠辘辘，赶到食堂后却又被辐射管控人员拦下，说是他们身上有辐射。他们饿着肚子回到宿舍，头痛欲裂，只能上床休息。几十年后，杜布罗夫斯基把自己的很多健康问题都归咎于当年在核工厂第一天上班时的遭遇。 31
9月30日，即爆炸发生的第二天，对事故原因和责任人的调查开始了。仍在全面负责工厂管理的尼古拉·谢苗诺夫叫来了值班长瓦列里·科马罗夫，他是第一个报告核废料储存场冒黄烟的人，而且爆炸就发生在他当班期间。谢苗诺夫要求科马罗夫提交轮班工作日志，还大骂了他一顿。“他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就是这次爆炸的直接责任人，而且根本不给我开口说话的机会，”科马罗夫多年后回忆道，“每当我想说些什么，他就粗暴地打断我，让我闭嘴。”谢苗诺夫发泄完怒火，终于准备好听对方讲话了。“他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关于什么的都有，语气轻蔑，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确实是个恶棍，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科马罗夫回忆说。不过，他没有和谢苗诺夫争论。
苏联的管理文化中素来有互相指责的传统。在这场指责博弈之中，要是手上的牌没打好，丢掉的不仅是职位，还可能是自由。在斯大林统治期间，一旦在自己的监管期间发生工业事故，管理者常常要受到审判。他们会被指控为蓄意破坏者或敌方间谍，罪名也经常被坐实。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将责任推给下属，在自己受到惩罚之前先行惩罚别人。谢苗诺夫很清楚这些游戏规则，打得一手好牌。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提拔为整座马亚克综合厂的厂长，最后去了莫斯科任副部长，直接听命于前总工程师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直至退休。
谢苗诺夫公开斥责科马罗夫，是为迎接中央政府派来的调查委员会做准备。他找到了替罪羊，将事故责任从设计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转移到了执行人员的头上。在很多人看来，科马罗夫就是罪魁祸首。“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觉得我就是肇事者，全都是我的错，别人一点问题都没有。连和我一起在废料罐场区内工作的人都对此确信无疑。” 32
听到马亚克综合厂爆炸的消息后，工厂的前总工程师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大吃一惊。他刚刚被任命为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这个部门的名字掩盖了其真实目的——延续贝利亚的原子弹项目。如今，斯拉夫斯基负责掌管全苏联的核工作，从产钚到制造核弹并试爆，无所不包。反应堆和放射性废料罐本不应爆炸，但现在，一个放射性废料罐已经爆炸了，斯拉夫斯基必须应对这起事故。在斯拉夫斯基的职业生涯中，此次危机的紧急程度之高，令此前发生的所有核事故都相形见绌。
根据斯拉夫斯基后来的回忆，事故消息刚刚从奥焦尔斯克传来时，他和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几名副手就一起评估了事故状况。由于报告很简略，内容也不完整，令人困惑，他们便做好了最糟糕的设想：在核工厂发生了核爆炸。斯拉夫斯基不得不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这个坏消息。不久前，在1957年7月，几位先前斯大林的副手企图发动“倒赫政变”，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刚度过这场危机，独掌苏联的大权。此时他正外出休假。两天前，即9月27日，赫鲁晓夫在雅尔塔会见了即将出访苏联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
。因此，当时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的是斯拉夫斯基的老领导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二战期间，在加入原子弹项目之前，斯拉夫斯基曾在米高扬的手下工作。斯拉夫斯基很幸运，他不需要面对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而是将最糟糕的消息报告给了一向冷静、相对友善的米高扬。他告诉米高扬，自己马上就动身前往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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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斯基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是免不了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通报情况。根据一份资料所述，赫鲁晓夫知道情况后勃然大怒，不听任何辩解。正如之前贝利亚威胁要让科学家把牢底坐穿，赫鲁晓夫威胁要“活埋”斯拉夫斯基。多年以后，斯拉夫斯基回忆起赫鲁晓夫的话：“你在做什么？装傻吗？”“离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只剩下一个月了，世界各地的宾客都会陆续到来，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吗？马上飞去现场，之后向我汇报事故的处理进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向我汇报。”他大吼着补充说：“看起来，六月全会
这堂课你是什么也没学到啊！”随后就挂了电话。鉴于1957年7月时赫鲁晓夫已经除掉了他的主要对手，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威胁要撤掉斯拉夫斯基的职位。赫鲁晓夫的对手中也包括马林科夫。此前，在苏联真正造出氢弹之前，马林科夫就已对外宣称苏联引爆了首枚“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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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直至事故发生3天后的10月2日，斯拉夫斯基才抵达奥焦尔斯克和马亚克综合厂。与赫鲁晓夫极不愉快的对话还萦绕在斯拉夫斯基的心头，令他焦躁不安。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综合厂的厂长米哈伊尔·德米亚诺维奇便从莫斯科赶回了工厂。现在，尼古拉·谢苗诺夫和米哈伊尔·德米亚诺维奇一道前来迎接斯拉夫斯基。斯拉夫斯基严厉斥责了他的下属们。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非常了解斯拉夫斯基，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他经受过冶金工程师的严格训练，是运筹帷幄的领导，也是兢兢业业的工人，能够当机立断，胆大心细，足智多谋，力求事事洞明、句句铿锵，”萨哈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但同时他也很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有时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有时也粗鲁至极。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他都是一名实用主义者。” 35
斯拉夫斯基在言语粗俗、训斥下属凶狠这两方面是出了名的。下属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恐怖传闻。在一则恐怖传闻中，一位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官员曾三次试图向斯拉夫斯基解释情况，但直到走出部长办公室都没能讲出一个字，因为斯拉夫斯基对他的言语攻击就没有停过。斯拉夫斯基痛斥下属前会命令女性离开会议室，然后发挥他在俄语脏话上的深厚“造诣”，对余下的人大加训斥。他承认，自己辱虐下属是受了贝利亚的直接影响。“这都是跟贝利亚学的，”1953年贝利亚遭罢黜后，斯拉夫斯基对他的下属们说，“你们应该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36
不过，除却管理风格，斯拉夫斯基和贝利亚完全不同。事实上，中央政府派出的调查委员会由斯拉夫斯基领头，而不是总书记或某个中央委员会成员，这对谢苗诺夫和马亚克综合厂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前来调查的并非党内高层领导或者克格勃情报机构，而是“自己人”——这个人曾在综合厂工作，深知核工业的危险性，也明白管理新技术很难做到万无一失。斯拉夫斯基虽然言语粗俗，却从不记仇，通常还会保护他的助手和下属。
调查委员会与斯拉夫斯基一同来到了马亚克综合厂，委员中有多位来自苏联科学院、核问题处理部门以及卫生部。形势十分严峻，斯拉夫斯基主要担忧的是再次发生爆炸。先前的爆炸不仅摧毁了14号废料罐，还损坏了冷却剩余废料罐的水管和通风系统。一旦通风系统出现故障，其余受到影响的废料罐发生爆炸就只是时间问题。斯拉夫斯基认为，剩下的19个废料罐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找其他的办法，解决核废料储存场冷却系统的供水和通风问题。他必须争分夺秒。 37
但首先，他必须确定现场辐射水平到底有多高。几天前，核工厂的副总机械师尤里·奥尔洛夫（Yurii Orlov）开着一辆苏联T-34坦克——二战时，他就开过这个型号的坦克参加战斗——前往爆炸中心点检测辐射水平。他测得的辐射读数令人触目惊心。在接近受损废料罐的地方，辐射读数达到了1000毫伦琴，相当于紧急事故标准的400倍。即使辐射水平如此之高，斯拉夫斯基仍想把他的下属们部署在爆炸中心点，那里的辐射水平预计会超过10万毫伦琴/秒，相当于紧急事故标准的4万倍。这无异于一场屠杀。他的一些下属也很清楚辐射的情况，他们是否会服从命令还是个未知数。 38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建造通向爆炸现场的安全通道。还有人认为，辐射的主要来源就是随爆炸四处飘散的受到核污染的尘土，如果在被污染的土地上覆盖一层干净的尘土，能否降低辐射水平呢？斯拉夫斯基很欣赏这个想法。10月2日，也就是他来到现场的那天，他下达了指令，安排了具体行动。工厂内有一座建筑的辐射水平最低，为100毫伦琴/秒。斯拉夫斯基下令，以这座建筑的墙后为起点，修建一条通往发生爆炸的废料罐的通道。地基中的每一码土都可以减少一定程度的地表辐射。斯拉夫斯基给了下属们两天的时间，让他们去调集修路所需的设备。5台推土机“银装素裹”，包着厚达20—50毫米的铅皮抵达了现场。 39
斯拉夫斯基还需要动员一批员工进入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10月2日下达的命令中，还宣布为工程师提薪25%，工人提薪20%。苏联法律允许在工作环境特别危险的情况下为劳动者支付额外的工资，这是斯拉夫斯基在法律框架内做出的举措。另外，他还承诺给员工们发放双倍的奖金。不过，斯拉夫斯基明白，要应对这场事故，光靠核工厂的工程师和工人是不够的。人力充沛、纪律严明的军队再次派上了用场。10月3日，有权指挥现场军事人员的斯拉夫斯基下令组建了两个特别营，每个营包括200人。士兵们要全力施工，直至受到25伦琴的辐射后才能被换下。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就可以退伍，这极大地激励了这些要服役3年的士兵。 40
修路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斯拉夫斯基派出了先头部队，寻找能将急需的水和空气送往其余废料罐的方法。10月5日，经过几天的努力，军事工程师在废料罐周围将近一米厚的混凝土墙体上炸出了一个洞。两名放射剂量检测员通过这个洞进入了核废料储存场，其中年纪大一些的是V. I.雷特温斯基（V. I. Rytvinsky）。此前他在地下核废料储存场工作，但因受到了过量辐射，后来被分配到更安全的工作岗位。如今，他再次回到了核废料储存场，年轻的同事叶夫根尼·安德烈耶夫（Yevgenii Andreev）协助他。后来，安德烈耶夫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近乎自杀的任务。
两人开始执行任务的那天正值秋日雨夜。他们朝着发生爆炸的废料罐的方向跑了大约90米，虽然是正向辐射源奔去，但还是希望尽量避免暴露于辐射之中。一进入核废料储存场，他们便有些手足无措。“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安德烈耶夫回忆起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许远处发生了破坏和爆炸？或许其他的废料罐马上就要爆炸了。”最终，他们调整好情绪，开始向地下走廊迈进。“很快，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安德烈耶夫又回忆道，“伴随着咯咯吱吱、窸窸窣窣的声音——不锈钢钢板散落了一地，四周还有钢筋混凝土的碎块和混凝土灰尘。”他感觉到“脊梁骨直冒冷汗”。稍作休息后，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安德烈耶夫喃喃自语道。此时，他和雷特温斯基正在受损废料罐处测量辐射水平，四周一片漆黑，要打着手电才能看清辐射读数。突然，他们看到隧道尽头有一丝亮光，但并非他们期盼的那种。据安德烈耶夫后来回忆，到达走廊尽头时，“夜空出现在我们头顶上方”。他们看向辐射计数器，仪表盘上显示的读数是10万毫伦琴/秒。他们转身掉头奔向洞口，跑出地下废料罐储存场后，火速奔向附近一座建筑内的安全地带。在卫生站，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淋浴，不仅为了洗去放射性粒子，也是为了安抚自己紧张的情绪，毕竟曾暴露在极高强度的辐射之中。他们进入了发生爆炸的场所，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带回了辐射读数。 41
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发生爆炸的走廊恰好是整个地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条，装配有其余几排废料罐的制冷和通风管道。放射量测定器测量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这条走廊已经无法承担此等重任了。废料罐是由列宁格勒的一批工程师设计的，他们如今也来到了现场，并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从核废料储存场外部将水和空气送至剩余的几排废料罐，并为每个废料罐装配独立的连接管道。斯拉夫斯基同意了。原本用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arsk）建造地下军事综合体的钻井设备被送到了马亚克综合厂。和钻井设备一并到来的还有一批隧道挖掘工——莫斯科的地铁系统就是由他们建造的。苏联的计划经济擅长调配资源，斯拉夫斯基也明白如何有效利用这个优势。 42
隧道挖掘工接到指令，要凿穿约9米厚的混凝土墙体。他们做好了准备，奉命开工。但设计师忘了告诉工人们，混凝土墙体是有金属加固的。挖掘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凿穿了一个墙体，但这却是一番无用功——他们钻错了走廊。事实上，安装钻井设备的工程师没有测量准确。毕竟，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超高温的地下走廊中作业，都迫切想尽快完成工作。工程师们只能重返现场，修正错误。下一个洞的位置是准确的，他们逐渐找到了头绪。工厂管理者们接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止钻探，还必须及时汇报进展情况，每天两次，报告将直接发往克里姆林宫，由赫鲁晓夫本人查阅。 43
“事故处理现场的条件十分恶劣，”一名在爆炸中心点参与清理和施工工作的工人回忆道，“辐射强度高、污染范围广、放射性气溶胶遍布、温度高、湿度高、照明差，还要担心‘罐头’（我们对废料罐的称呼）会爆炸，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必要的冷却。”在地下核废料储存场内，走廊的温度超过了53摄氏度。工人们的体感温度甚至还要更高，因为他们穿着沉重的防辐射服，空气几乎无法流通。轮班每20分钟一次，中间休息1个小时。
由于辐射水平高，安全部门的官员对工人在辐射区停留的时长做出了限制，试图减少他们所受的辐射。然而，管理层却希望工人能长时间工作。一番较量之后，安全部门落败。尽管允许的辐射剂量上限是每人25伦琴，但很多人吸收的辐射超过了40伦琴。即便如此，斯拉夫斯基手下可用的工人也逐渐告急，尤其是钻井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军人们再次挺身而出。士兵们在现场接受训练，学习如何操作钻孔机，随后被送往爆炸现场。士兵完成了任务，接下来上阵的是焊接工和管道工，他们组装了新的水管和通风系统，在废料罐再次爆炸前成功接通了冷却水。斯拉夫斯基总算松了一口气。 44
爆炸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物，马亚克综合厂及其附近地区承受了其中的1800万居里，这些地区的放射性去污工作成为斯拉夫斯基及其下属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调查委员会估计，马亚克综合厂有30%的土地都受到了高强度污染。爆炸点延伸出来的辐射“舌”宽约450米，辐射读数高达600毫伦琴/秒。放射剂量检测员刚刚绘制完辐射污染地图，工人们就迅速开始清理通往反应堆的道路。消防车在他们身上喷淋化学溶液，以便清洗放射性粒子；推土机的任务则是沿着铺好的路铲掉20厘米厚的土层。这些清理出来的道路横穿受核污染最重的地区，工人们要沿着这些路去上班。人们不需要辐射计数器就能看出哪些地区受到的辐射最大。受灾地的白桦树很快就掉光了叶子，松树的松针变得枯黄，随后也纷纷落下。来上班的工人们看到沿途死气沉沉的森林，不免感到沮丧。 45
紧挨着爆炸废料罐的还有一座尚未完工的化工厂，名为“双B”。它本应取代现有的工厂，然而新工厂还没有启用，爆炸就发生了。这片区域受到的核污染极其严重，斯拉夫斯基有些举棋不定：是应该清除工厂内的辐射，还是将其彻底拆除？他询问工厂管理层的意见。这些管理人员起初沉默不语：情况确实万分危急，但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造这座工厂，就这么轻易拆除实在心有不甘。掌管建设部门的皮特·什特凡（Petr Shtefan）非常担心他手下的建设工程营的安全，这个营里都是年轻士兵。但是，“双B”的厂长米哈伊尔·格拉迪雪夫（Mikhail Gladyshev）希望建设工程营尽早开始工作。他提议先建一座卫生站再执行放射性去污任务。这样一来，建筑工人和他自己的队员都可以在下班后淋浴，洗去放射性粒子。 46
这是一个省钱又省时的办法，斯拉夫斯基同意了。他们将清除建筑的辐射，并启动工厂。但军队的工程师不愿进入新工厂所在的高度污染区域。“当时，这个困难是避不开的，”格拉迪雪夫回忆称，“士兵们不愿进入需要清理的工作区域。他们默默站着，不执行命令，就连他们的长官们都没打算按要求下令——长官们也感到害怕。”格拉迪雪夫和负责安全管控的官员只得略施小计。他们走到核污染区，点燃香烟，开始闲谈，意在向士兵们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区域是安全的。“这个办法奏效了，”格拉迪雪夫回忆道，“他们逐渐向我们走来，开始工作。迈出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很困难，不过后面会越来越容易。” 47
核爆后的最初几周里，在现场工作的差不多有1万人，或者帮忙接通废料罐的供水系统，或者参与核污染去污工作。他们身处险境，但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年轻的主管尼古拉·科斯特沙（Nikolai Kostesha）记得火车站有一座砖房，辐射值达到了300—400毫伦琴/小时，随后被人们“用撬棍、杠杆和斧头”拆除了，“砖头瓦砾都被埋在一个坑里”。科斯特沙是拆除队的一员，负责拆毁受到高度污染的建筑。木制房屋会被直接烧掉，这无异于运行一个“核焚烧场”，虽然苏联从来没有为此申请专利，也未以其他方式鼓吹拥有这方面的发明。 48
奥焦尔斯克，或者说当时所称的车里雅宾斯克-40，是一座从未在地图上标出的城市。如果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核污染过于严重以致整座城市都要被废弃，这个地区以外的人也永远不会知晓这座城市的存在。幸运的是，目前还没到这个地步。这座城市相对来说还算“干净”——爆炸发生时，风正好吹向与城市相反的方向。尽管如此，奥焦尔斯克的辐射水平也有所上升。α粒子辐射水平是正常标准的40倍，β辐射读数则是正常标准的1200倍。 49
年轻的放射剂量检测员鲍里斯·谢莫夫（Boris Semov）是马亚克综合厂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和妻子正在黑海沿岸的索契（Sochi）度假，马亚克综合厂在这里拥有一家度假酒店，夫妻二人正在那里享受温暖的天气。爆炸发生后不久，他从刚来度假的同事口中得知了工厂发生了事故。谢莫夫记得这些同事有些古怪。“不知怎么回事，新来的同事战战兢兢、沉默寡言，但最后他们还是开了口，”谢莫夫回忆道，“他们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工厂发生了大爆炸。很明显，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被释放到了大气中。”
此时在谢莫夫身边的人们开始担忧，原本在度假酒店准备返回的人也迟疑了，不知是该照常回家，还是应该退掉机票再等待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来找谢莫夫寻求建议，毕竟他也算是核辐射方面的专业人士。谢莫夫向刚来度假的同事询问了爆炸当天的风向，并确定风一直吹向综合厂的方向，与城市的方向相反。谢莫夫表示回家是安全的。很快，他和妻子如期登上了飞往车里雅宾斯克州首府的航班，飞机落地后，他们又转乘汽车。“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有些担忧，”谢莫夫回忆称，“起初，刚到检查站我们就吃了一惊。用放射量测定器检测辐射读数成了常规检查。通常并不整洁的街道如今已经被人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50
现在，这座城市正处于辐射隔离模式。谢莫夫立刻投入工作，开始检测进城车辆的辐射水平。放射性“灰尘”来自工厂，眼下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些“灰尘”进入城市。在受到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工业区，所有工人都接到指示，在上班前要将衣服放进储物柜里，换上工作服，然后在下班时再换回自己的衣服。这个要求对很多人来说都很新奇，尤其是没有特定工作制服的办公室职员。另外，每个进入厂区的人都必须淋浴——但淋浴设施有限，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及时淋浴。于是，管理层的重点工作就是建造新的淋浴设施。 51
第一个辐射检查站建于9月30日，即爆炸发生的第二天。10月初，检查站的放射剂量检测员抓住了一条放射性最强的“大鱼”。斯拉夫斯基从爆炸现场返回市区的路上，放射剂量检测员拦住了他的车，等他下车后，检测员测量了他所穿的橡胶靴的辐射情况。读数结果显示靴子“很脏”，一名放射剂量检测员要求斯拉夫斯基清洗一下靴子。斯拉夫斯基一言不发脱掉了靴子，但没有动手清洗，而是直接将其扔到了路边。他随后钻进车里，吩咐司机开车。一时间，部长经过检查站后赤脚前往办公室的传闻在全市流传开来，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程度。 52
但辐射检查站不可能解决城市面临的所有问题。很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都不可能完全清除掉进出工厂的公交车和卡车上的辐射微粒。于是，人们设计了新方案：污染车辆留在污染区域，工程师和工人乘坐干净的公交车来到检查站，随后转乘受污染的车辆继续前往厂区。下班后，干净的公交车在检查站接上他们，再将他们带回市里。有些车辆受污染的程度很严重，以致人们仅乘坐一次之后就不得不丢弃在车上穿过的衣服，甚至还要剃成光头，以便去除头发上的辐射。 53
几周后，放射剂量检测员意识到，城里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其实是辐射检查站本身，检查站成了最主要的污染源。从受污染车辆上冲洗下来的放射性粒子仍留在检查站，人们从受污染车辆走向干净车辆的过程中，身上又沾到了放射性尘埃，把它们带到了干净的车上和家中。于是，检测员们调来一台推土机，迅速铲走洗车点周围的表层土，再将这些土埋在附近的壕沟中。但到了城市，推土机就派不上用场了：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竟然是控制站所在的列宁街——这里是大多数高官的居住地。他们用特殊的溶液冲洗了列宁街和附近的街道。由于积雪覆盖了大地，辐射水平有所降低，放射剂量检测员进入建筑之中，逐一测量每间办公室和公寓的辐射水平。
在当地银行的中心支行，检测员们对钞票进行了辐射检测，发现受污染最严重的是流通频繁的小面额钞票。他们销毁了这些钞票，并在这所支行中设立了专门的辐射检查站。在公寓楼中，他们检测了家具和个人物品受污染的情况。一间公寓内，辐射管控官发现了一个受到严重放射性污染的摇篮，用来制作摇篮的金属管有可能是在事故发生数月甚至数年以前从产钚厂偷来的——这是苏联消费品长期短缺的一个例证。曾经睡在这个摇篮里的孩子已经死了，照顾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父亲则病入膏肓。 54
城市管理者加强了辐射管控，派出大量放射剂量检测员前往大街小巷，甚至进入居民家中检查，试图以此让城市保持相对洁净。然而，为了贯彻既有的保密原则，他们没有针对当前的事态发布任何官方信息，于是很快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始大批离职，将近3000人收拾行装离开了这座城市，约占当地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他们中的不少是苏共党员。尽管上级命令他们留下，一些人为了离开，选择交还党员证，舍弃手上的好工作，也终结了自己的党员生涯，而在苏联，党员身份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55
1957年10月8日，事故发生后仅10天，一位领导人在党代表大会上宣称：“那些在城市中散播恐慌的人背叛了共产主义。”然而，人们完全不在乎他的这番说辞。党员干部不得不想办法阻止人员外流。爆炸发生两个月后，他们终于决定与留下来的人谈谈。宣传人员被派往这些人的住所。官方承认发生了事故，同时又安抚民众，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继续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没有任何危险。任何与之相悖的说法和传言都被抨击为叛国。官方承认了这起事故，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民众，让他们安下心来。一度失控的人员外流也停止了。随着冬天的到来，大雪覆盖了受污染的土地，市政府宣布这场与放射性污染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56
此时，在与外界隔绝的奥焦尔斯克，这场事故成了公开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应该被封印在这里，不能再向外传播。地方媒体或国家媒体从未提及这场事故，政府也没有理由自行曝光。辐射的破坏性虽强，却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装作无事发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爆炸将不计其数的放射性粒子释放至空气中，整个地区的人，包括车里雅宾斯克州首府的约65万名居民都有可能看到夜空中微红色的耀眼光芒。很多人觉得这很像北极光，政府官员也正是这样引导民众的。
1957年10月8日，《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 The Cheliabinsk Worker ）写道：“上周日晚，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居民观察到星空显现出特殊的冷光，该现象在这一纬度相当罕见，具有北极光的所有特征。强烈的冷光变换着色彩，有时变成淡粉或淡蓝，覆盖了西南和东南地平线的大片区域。”对于知道真相的人来说，文章的结尾令他们不寒而栗：“北极光还将在南乌拉尔地区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57
马亚克综合厂的产钚设施属于绝密级别，发生在这里的事故更被列为国家机密。因此，泄露任何有关事故的消息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1958年底，法规稍微放宽了一些，但即便在那个时候，谈论事故的人仍会受到监禁的威胁。就像尤里·布尔涅夫斯基（Yurii Burnevsky）的妻子，她在爆炸后不久从奥焦尔斯克搬到了列宁格勒，在一次工作面试中，她向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提及这场事故，就差点被送进监狱。 58
爆炸释放的辐射物大都落在了厂区里，其余200万居里的辐射物大部分被风吹离了车里雅宾斯克-40，落到地面后形成了所谓的“东乌拉尔放射性痕迹”（East Urals Radioactive Trace）——城市东北方向的大片放射性土地。当时，根据北约专家的记录，欧洲和亚洲的辐射水平并没有显著上升。
10月初，当局派出了一组放射剂量检测员到全市各地测量辐射水平，随后收到了核污染扩散估计的初次报告。受污染最严重的是森林中的树木和深约2厘米的表层土。初次报告中的读数已经表明，在受爆炸影响的地区，不同区域的污染程度有轻有重。在一片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居住着约1万名居民。经检测，其辐射水平至少可达到每平方公里2居里。该地区内有一片住着2000余名居民的区域，吸收的辐射剂量更大，高达每平方公里100居里。后来，研究表明，受到核污染的地区范围远大于最初的估计范围，达到了约2万平方公里。 59
对于马亚克综合厂以外那些受到高度污染的地区，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和几名助手设立了新的处置模式——重新安置受污染村庄的居民。1951年，由于受到高度污染的废料被排放到捷恰河之中，这个处理办法在梅特利诺村使用过。在乌拉尔地区，苏联人的做法或多或少和1954年克拉克森将军处理马绍尔群岛问题有相似之处，但需要撤离的人数要更多。苏联的官员也花了更多时间了解状况、测量辐射、转移民众。
辐射安全官来到位于辐射区的贝尔迪亚涅什（Berdianiesh）村时，这里有85户居民，共580人，他们仍在有条不紊地过日子，此前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核事故的提醒，也没人告知他们这起事故会给他们自身和环境带来的危害。放射剂量检测员D. I.伊林（D. I.Ilin）看到孩子们在马路上玩耍。他走近孩子们，将放射量测定器放在他们的肚子旁，并说：“用这个仪器，我可以准确地测出你们之中谁吃的粥最多。”仪器测得的读数高得惊人，达到了40—50毫伦琴/秒。辐射安全官又测量了散养在村里的鹅排出的粪便，读数是50—70毫伦琴/秒。地表的平均辐射读数为2—100毫伦琴/秒，但在某些区域高达400毫伦琴/秒。 60
马亚克综合厂的厂长米哈伊尔·德米亚诺维奇听到他们汇报的读数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信息经过复核，确定无误。然而，放射剂量检测员又发现，其他村庄的情况比贝尔迪亚涅什村更糟糕。加利基耶沃村（Galikievo）的面积约为贝尔迪亚涅什村的两倍，那里的辐射读数高达110毫伦琴/秒；小村庄萨尔特科沃（Saltykovo）只有46户居民，共300人，那里的辐射读数为20—310毫伦琴/秒。在村子里生活一个月，体内积累的辐射剂量就可危及生命。尽管理论上可以重新安置这些村民，但在其他地方没有现成的住房，也来不及建造新的房舍。
重新安置的计划由叶菲姆·斯拉夫斯基亲自监督。10月2日，也就是他来到现场的第一天，斯拉夫斯基就做了一些初步决定。那时，他们还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对情况改善的预估也过于乐观。由斯拉夫斯基牵头的调查委员会决定暂时将萨尔特科沃村村民转移，直至第一场降雪覆盖了被污染的土地，村民们才可以回村，一直待到春季。马亚克综合厂的工程队会在村里没有受到核污染的“干净”区域建造住房，以便永久安置这些居民。这是最开始的计划，然而几天过去了，在他们掌握了更多信息后，还是决定将三个村庄的全部居民永久性转移。难民们将被暂时安置在“干净”的集体农场和工厂的营地中。 61
斯拉夫斯基回忆称，在受污染最严重的那些地区，牛会流血不止，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决定重新安置居民。对村民来说，疏散工作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整个疏散行动均在保密的气氛中进行，村民们在撤离前被迫签署了保密协议，根据协议，如果他们和别人讲起了被重新安置的原因，就会遭到监禁。斯拉夫斯基视察村庄时有意隐瞒了身份。一名巴什基尔妇女问他是谁、来做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这名妇女直到向村里举报之后才得知了实情，她非常生气：“你为什么要骗我？” 62
斯拉夫斯基依然没有回答。总体而言，他发现，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要比俄罗斯人更好应付，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不懂俄语，只能靠水平有限的口译员沟通。这似乎与美国人在太平洋试验场遇到的情形别无二致。出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土著好像都对中央政府的命令相当配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自己的“后院”占尽好处，却还装模作样地在反帝问题上大打口水仗。
10月5日以前，萨尔特科沃村的村民们便离开了村庄。3天后，贝尔迪亚涅什村的疏散指令也下达了。村民们被送上了卡车，一到达目的地，他们的衣服就被收走了，并领到了新衣服。村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村庄了。士兵们负责处理留在村子里的牛。经证实，奶牛是所有家畜中“最脏”的，因为它们吃了受到高度污染的草。奶牛被士兵赶到坑里射杀，尸体被泼上煤油后掩埋于地下。士兵们的任务完成后，马亚克综合厂的一批工作人员前来测量了废弃的房屋和谷仓，以便计算村民们的补偿金。随后，这批工作人员将这些房屋尽数烧毁，一方面是防止居民偷偷返回家中，另一方面也能彻底解决这些已被高度污染的房舍。 63
那年早些时候，车里雅宾斯克-40的马亚克综合厂新来了一名年轻的技术员，名叫根纳迪·西多罗夫（Gennadii Sidorov），他负责带领一支“放火队”。1958年2月，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烧毁了萨尔特科沃村。任务的第一步是检查风向，如果风往城市的反方向吹，他们就会穿梭于一座座谷仓和木屋之间点火烧村。“我们直到深夜才离开，”西多罗夫回忆道，“在夜空的映衬下，几公里外都能看到熊熊大火。”萨尔特科沃村被烧毁后，接下来是贝尔迪亚涅什村和加利基耶沃村。虽然放火队的人应该穿防辐射服，但西多罗夫回忆说，他和队员们都没有做什么防护。谁也说不准自己在烧毁房屋的过程中吸收并散播了多少辐射。 64
1958年2月，在西多罗夫和他的小队忙于焚毁3座村庄之时，政府决定要疏散更多受污染地区的居民。马亚克综合厂的建设部门奉命搭建了一些帐篷营地，让这些居民在这些营地度过整个夏天，并在秋天之前建好永久性住房。现如今，西多罗夫和他的小队被派往新的村庄，以帮助村民撤离。农民不信任政府，不愿离开。西多罗夫讲述了自己与罗斯卡亚卡拉博尔卡（Russkaia Karabolka）村的一位老人的对话。“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吧，小伙子，”他对西多罗夫说，“我的所有亲人都进了坟墓。”西多罗夫试图解释这片区域遭到了核污染，或者说“很脏”，但老人并不相信。“我想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铀，不久后这里将建起工厂，拉上铁丝网。如果那时我还活着，一定会过来看一看。”
老人的猜测已经很接近真相了：他被赶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因为铀生产即将开始。几天后，老人去世了。西多罗夫还回忆起村里的一位年轻女性，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西多罗夫小队评估完她的房子后不久，她也去世了。虽然死因不明，但前来调查的地方检察官确信她的死是核事故导致的，或许是因为强制转移安置使她承受了过大的心理压力。有些村民干脆拒绝搬家。有一次，一名男子用猎枪威胁西多罗夫和他的队员。还有一次，有人拿着斧头威胁一名拆迁人员。罗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村庄，与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不同，这里的居民觉得他们能够奋起抵抗。 65
摆在村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搬进在无污染区域内为他们建造的房子，第二个选择是拿到一笔住房和财产损失赔偿金，然后在国内自行选择居住地。虽然评估员们确定补偿金时相当慷慨，但这些房屋价值本就不高，靠马亚克综合厂提供的补偿金自行搬迁是很困难的，想要搬到大城市更是难上加难。28岁的扎吉特·阿赫马罗夫（Zagit Akhmarov）是一名住在加利基耶沃村的鞑靼人，他的房子估价为6727卢布14戈比——根据当时的苏联官方汇率约等于1700美元，黑市上则相当于350美元左右。不过，这个估价仍算不错，因为老房子都被当成新房子来评估，没有因损坏而折旧。但如果阿赫马罗夫决定搬到奥焦尔斯克，那这笔赔偿金就不算多了。以被派往加利基耶沃村测量辐射水平的放射剂量检测员的主管为例，他的月薪约为2500卢布，在危险条件下工作还可拿到一笔特殊津贴。阿赫马罗夫用自己唯一的住所换来的钱，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2.5个月的工资。 66
共有7个村庄的居民从污染区域撤离，得到重新安置，斯拉夫斯基和他掌管的中型机械制造部为此花费了2亿卢布。一万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觅家园。除了前来帮助疏散的士兵和马亚克综合厂的员工以外，邻近村庄中那些能够继续住下去的村民都颇为同情这些被迫离乡的村民。然而数十年后，这些原本心存同情的人之中会有一些人宁愿拿赔偿金离开的人是自己。车里雅宾斯克-40的工人们永远不会得到政府为灾民提供的迁居补贴，苏联军队中那些参与事故处理的战士也永远无法享有事故受害者被赋予的权利，他们在汇总服役记录时无法提及在核事故区度过的时间，毕竟保密是第一位的。
最悲惨的当属那些被允许留在村庄里的人，因为按规定，他们居住的区域没有达到需重新安置的污染程度。鞑靼斯卡亚卡拉博尔卡（Tatarskaia Karabolka）村的鞑靼人就是这样。不同于旁边的罗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他们从未被疏散。数十年后，村民们大多得了病，包括几种癌症，他们将其归因于核事故产生的高辐射。21世纪最初几年进行的辐射研究表明，鞑靼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和另一些村庄受污染的程度的确要比之前设想的要高很多。事故发生45年后，辐射专家们不得不重返村庄，清理辐射热点区域。来访记者报道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癌症患者，统计的患癌死亡人数要远远低于真实值，因为穆斯林受害者的亲属不同意进行尸检。 67
鞑靼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的鞑靼人至今仍怀疑当局牺牲了他们的利益，来保全罗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的俄罗斯人。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偏向于重新安置俄罗斯人，而置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于不顾，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事故发生后，鞑靼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的村民所生活的环境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威胁。1958年10月末，政府为污染区内约80座村庄量身制定了应急辐射规范。对于辐射上限的规定，新规明显高于旧规。人们继续在这片已被高度污染的土地上种田、饲养牲畜。官方的禁令形同虚设。1958年冬，由于洁净的干草耗尽，斯塔里科沃（Starikovo）村集体农场的农民给牛喂了580吨受污染的干草。他们的农场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 68
牛奶、肉类和其他包括马粪、牛粪肥料在内的动物产品能将辐射带至很远的地方，辐射波及的范围不仅限于牲畜养殖地区。1962年，即事故发生5年后，委员会在调查新戈尔内（Novogornyi）居民区的强辐射起因时，有了新的发现。新戈尔内距离马亚克综合厂约7公里，也受到了核辐射的影响。辐射读数最高的地方并不是街道或楼宇，而是居民们的自留地。该镇的近6000名居民都靠种田来获取食物，地里施的肥料来自当地农场的动物粪便。街道的锶-90辐射读数显示的是0.2居里，而菜地的辐射读数则为0.74居里。新戈尔内的居民们得到建议，最好在自家菜地里进行深耕。 69
那么，爆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1957年10月2日，斯拉夫斯基抵达奥焦尔斯克时，这个关键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但此事错综复杂，短短几天内很难下定论。10月11日，斯拉夫斯基仍忙于向爆炸的废料罐通水、净化工厂辐射、安置村民之时，一个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其任务就是调查此事。
关于爆炸的起因，委员会提出了三个设想。第一个是像斯拉夫斯基和其他同事一开始设想的那样，认为这起爆炸是一次核爆。第二个设想则将爆炸归咎于氧气和氢气混合引起爆炸。第三个设想则怀疑事故是由硝酸铵和醋酸盐混合产生的硝酸盐溶液分解所致。很快，第一个设想被排除了，因为经过对爆炸释放的放射性核素进行分析可知，这次爆炸并非核爆。第二个设想最终也被推翻，因为氢氧混合发生爆炸的威力不足以将160吨重的混凝土盖掀飞到高空。那就只剩下第三个设想，它成为后来人们普遍认可的解释。 70
不过，硝酸盐和醋酸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无论委员会成员支持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设想，他们都发现了核废料罐过热的问题。此前由于14号废料罐发生爆炸，剩余废料罐的冷却设备受损，斯拉夫斯基正是根据这一发现采取行动、力挽狂澜，最终给未爆炸的废料罐重新接通了水和空气。委员会认为，操作人员在9月29日下午看到的黄色烟雾便是由硝酸盐分解所产生的，是废料罐中的水蒸发后，内部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结果。
爆炸的废料罐所处的储存区建于1953年，但监测废料罐供水和温度的设备很快发生了故障，因为这些设备在设计时并没有将极端条件考虑在内。由于没有更好的设备，就一直没有进行维修，毕竟密封不良且时有泄漏的核废料罐所产生的高强度辐射会严重损害维修人员的身体健康。1957年4月，供水系统发生了故障，监测系统也未能显示其中一只废料罐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根据后来的推测，由于缺乏冷却剂，14号废料罐中的水已经完全蒸发了。随着温度升至330摄氏度以上，废料罐中的硝酸铵和醋酸盐混合形成了爆炸性物质。一旦到达临界量，废料罐就会发生爆炸。 71
即使是那些严重程度远不及马亚克综合厂的技术事故，将事故责任人判处监禁也是苏联体制常规的惩罚手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人因马亚克综合厂的爆炸事故而入狱。核废料储存场的主管叶夫根尼·伊尔霍夫（Yevgenii Ilkhov）虽遭到了斥责，但还是保住了工作。他后来解释说，爆炸发生的前几个月，他至少向上级提交了两份报告，请求修复地下设施的监测系统。但实际上，马亚克综合厂的厂长米哈伊尔·德米亚诺维奇收到伊尔霍夫的请求后，从未将其上报给唯一能决定此事的中央部门。德米亚诺维奇虽被撤了职，但他和斯拉夫斯基的交情很深，后来被重新任命为另一家工厂的厂长。 72
当时的替罪羊科马罗夫虽仍被舆论指为元凶，但也没有受到刁难。他的经历至少部分解释了其余那些“罪魁祸首”如何脱罪、为什么能脱罪。科马罗夫的上级接到了解雇他的命令，但次日又打电话叫他回来工作。毕竟仍有可能发生更多爆炸，必须防患于未然。但问题是既了解工厂和该地区，又能帮助解决危机的专家越来越少，高层管理人员同样也很缺乏，斯拉夫斯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显然也认为管理人员不应受到严厉的惩罚：毕竟，他们都航行在这片未知的水域，事故难免会发生，即使是如9月29日这般严重的事故也是一样。
虽然科马罗夫洗脱了罪名，但这起事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爆炸虽然并非因他而起，但多年来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梦魇。如同他多年后描述的那样，只要他闭上眼睛，相同的核爆末日景象就会在他眼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大地被核爆撕裂，寸草不生，只有裸露的土地，没有一座建筑完好无损，目之所及只有无门无窗的钢筋水泥之林，映衬在残阳之中”。他用了一个词为这段描述作结——“毛骨悚然”。 73
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继续担任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直至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他认为马亚克综合厂的这起事故不但是了解钚生产的好机会，更是了解低剂量辐射对人体和环境影响的好机会。
正如克拉克森将军下令设立“项目4.1”来研究人体对辐射的反应一样，斯拉夫斯基也怀着相同的热情对辐射展开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辐射受害者的健康状况充其量只是次要考虑的因素。或许在未来，辐射受害者将以数百万计，克拉克森和斯拉夫斯基都在为此做准备。他们不能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哪怕只是吸取自己的教训。如果说克拉克森将军的项目只能在核试验行动期间展开，那么斯拉夫斯基则有机会建立永久性的机构。很快，一家放射生态学研究所在莫斯科附近成立，旨在研究低剂量辐射的影响；此外，在受东乌拉尔放射性痕迹影响的地区，也开设了一个研究站。 74
在接下来的30年中，医生和研究人员对超过3万名苏联人进行了医学观察，包括在事故前和事故后出生的人。他们得出结论，人体所受的辐射主要源于食物。事故发生后的头4年，被观察者的锶-90年摄入量就超标了。随后的8年中，人体吸收的锶-90总量中，约半数是通过牛奶摄入的。事故发生的30年后，与食物一起摄入的锶量下降到1957年的1/1300，1958年的1/200。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观察者均无急性放射综合征的症状。在研究辐射对健康的影响时，受辐射组和未受辐射组并无显著差别。
与马绍尔群岛的居民们相比，乌拉尔人暴露在较低剂量的辐射下，但遭受辐射的时间要更长。不过，两地儿童的情况有一个相似点。与马绍尔群岛的情况类似，人们发现乌拉尔地区受辐射影响最严重的是事故后最初几周随村民转移安置的儿童。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辐射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显示，7岁以下的儿童吸收了高达1希沃特（即100雷姆）的辐射，1—2岁的儿童无论何时被安置，受辐射情况同是如此。1957年秋，在最先疏散的3个村庄中，超1000名居民人均吸收了57厘希沃特的辐射（1厘希沃特等于1雷姆）；1958年夏，近2800名疏散的居民平均每人吸收了17厘希沃特的辐射；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剩余的7000多名居民人均吸收了6厘希沃特的辐射。
20世纪90年代，叶卡捷琳堡的科学家经研究发现，尽管由受辐射影响人群组成的实验组跟由普通人组成的控制组之间在患癌率上无显著差别，但在50—59岁年龄组中，受辐射影响人群的患癌率是控制组的1.5倍，而在60—69岁年龄组中可达2倍之多。主要的癌症类型为消化道癌和肺癌。对比控制组，50—59岁受辐射影响的女性患乳腺癌和妇科癌症的概率更高。不过，医疗机构和辐射受害者在评估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影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鞑靼斯卡亚卡拉博尔卡村的居民称，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是正常人的5—6倍。 75
污染区研究站的科学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考察放射性沉降物对环境的影响。一开始，放射剂量检测员和其他几名科学家发现，辐射影响了树木的生长和发育，尤其是爆炸中心点周围约12.5公里范围内的松树，它们因辐射而逐渐枯萎，最终死去。这一区域以外的松树则会出现各种畸形。
辐射没有造成受污染区域的鸟类或其他动物死亡。事实上，因为这一地区被当地政府封锁隔离，农牧业全部停止，动物的数量不减反增。1957—1958年的秋季和冬季，树冠中聚集的辐射减少了将近90%，因此在秋季迁徙到南方的鸟于春季返回时，避开了大部分辐射。但鸟类食用了在这片高度污染土地上生长的浆果后，免不了受到辐射影响。鱼类的处境比其他动物更加悲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年中，鲤鱼和鲫鱼的数量有所减少，因为这些鱼在湖底的淤泥中过冬，而淤泥具有很高的放射性。 76
1957年核事故发生后，科学家们开始在这片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地区进行科学研究。1958年底，当地政府宣布禁止民众进入该地区。边界设有禁止入内的标志，由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和警戒。20世纪60年代末，奥焦尔斯克地区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无论官方把这里划成危险区还是自然保护区，划分的原因对公众来说都是个谜——直至1989年7月，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引发反核运动之后，1957年的马亚克综合厂核事故（媒体称其为克什特姆核事故）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首次得到讨论。虽然自1957年秋以来，这个“自然保护区”内很多区域的辐射水平下降到最高辐射水平的数百分之一，但时至今日，该地85%的地区仍是生态灾区。 7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制定了相关法律，承诺为克什特姆核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国家补助和支持。然而，这部法律是在1993年通过的，如果那些参与辐射清理工作的人在1993年以前去世，他们尚在人世的配偶和子女就无法享受法律给予的补贴。事实上，在1957年遭受辐射的人中，能活到1993年的寥寥无几。2015年，一位名叫娜杰日达·库特波娃（Nadezhda Kutepova）的奥焦尔斯克人创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帮助事故受害者的配偶和后代在俄罗斯法庭上主张权利。然而，她被官方媒体指控为“工业间谍”，被迫逃离了俄罗斯。 78
想让俄罗斯政府为克什特姆地区的辐射影响负责，这个可能性不大。令人悲痛又颇具讽刺的是，马亚克综合厂自1949年以来释放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其辐射总量估计高达1.23亿居里，而克什特姆核事故泄漏的约2000万居里辐射仅占其六分之一。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