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约翰·C.克拉克（John C. Clark）博士平日里都戴着眼镜，是一个看着像大学教授的中年男子。他因发起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而名声远扬。他在职业生涯中所参与的核试验数量之多，在同行里无人能及，还两度在核弹起爆失败后负责惊心动魄的拆弹工作。
克拉克博士的朋友都叫他杰克。此前，杰克已经指导了几十场核试验，他并不觉得这场定于1954年3月1日进行的试验会有什么不同，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但是，领导引爆小组的克拉克深知他必须万分小心。这次核试验代号为“布拉沃城堡”，不仅是“城堡行动”（Operation Castle）系列试验的首次试爆，也是全球首次尝试引爆氢弹。这枚核弹体积较小，但威力巨大。不过，它的真正威力尚无人知晓，这次核试验的目的就是找出答案。 1
名为“城堡行动”的系列核试验将在比基尼环礁的太平洋试验场展开，比基尼环礁地处中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克拉克和他的队员驻扎在距试验地点32公里左右的恩尤岛（Enyu Island）。试验点在一个人工小岛上，这个小岛坐落于环礁西北角纳姆岛（NamuIsland）附近的礁脉。与爆心投影点（ground zero）
相距32公里是相当不错的安全距离，但是克拉克和他的上司们不想冒任何风险。在恩尤岛上，工程师为试验控制中心和引爆小组浇筑了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掩体，并在掩体上覆盖了多层珊瑚沙。这样的设计可以抵御核爆产生的冲击波，而且就算爆炸激起的巨浪将岛屿淹没，掩体也可以凭借良好的隔水性能来抵挡海水的侵袭。
2
2月28日，即“布拉沃城堡”试验日期的前一天，试验准备工作的规格再度升级。往年这时候的气温通常在27摄氏度左右，而这一年直逼32摄氏度。中午12点的钟声敲响后不久，克拉克和他的队员们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戴着帽子，登上海军直升机，越过白色岛礁和较大岛屿上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向北飞去。克拉克注意到最后几艘船正驶离岛屿以躲避核爆。直升机着陆后，克拉克等人一路检查沿途的记录设备。下午2点，他们已到达爆心投影点。
装配这枚小氢弹本来无需很长时间，但此时却出了点状况：有一个光学仪器正在泄漏氦气。如果现在装配氢弹，那么等到试爆开始时，氦气就已经漏完了。如果卸掉光学仪器，试爆将毫无意义，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最终，他们决定推迟氢弹装配：如果推迟的时间够久，那么还能有足够的氦气维持到试爆。临近晚上11点，克拉克打开了氦气罐，这比原计划迟了近9个小时。倒计时开始了，他们必须在氦气耗尽前引爆核弹。
小氢弹是个铝制的圆筒，看上去颇像一只大的丙烷罐，它被放置在人工小岛上的一栋小楼中。克拉克带着两名工程师来到这里。克拉克完成了最后的连接，准备引爆核弹。两名工程师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不能有任何疏忽。一切准备就绪后，三人登上直升机，沿着白色的珊瑚礁海岸线飞回掩体，海岸线在夜里依旧清晰可见。 3
克拉克和他的队员们返回加固掩体时，既定的试验日期，也就是1954年3月1日，已经到了。凌晨3点，阿尔文·格雷夫斯（Alvin Graves）博士与克拉克取得了联系。格雷夫斯博士是本次核试验的科学主管，也是克拉克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上级。该实验室是美国主要的核科学组织，这枚小氢弹就是在这里研发出来的。格雷夫斯身在远离试验地点的美国“埃斯特斯号”（ Estes ）指挥舰上，克拉克和他的队员们则在掩体中。格雷夫斯对克拉克说：“我们刚刚收到了气象简报，现在我批准继续试验。”这意味着倒计时即将开始。克拉克的一名队员通报说：“现在距离引爆还剩两小时。”他们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包括封闭掩体。
氢弹引爆前15分钟，他们拨开了脉冲分配器的开关：引爆的准备工作自此进入自动模式。克拉克回忆道：“控制室里的最后几分钟总是惊心动魄。”一位盯着控制台的工程师数道：“四、三、二、一、零。”数到“零”时，控制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了。虽然他们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但灯光熄灭说明氢弹已经引爆了。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6点45分。克拉克通过无线电问格雷夫斯：“阿尔文，试验进展如何？”得到的回答是：“很顺利。” 4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克拉克和他的队员们便体会到了这次核爆有多么“顺利”。他们本以为会有地面震动，没想到迎来的是地动山摇。“倒数到零后不到20秒，整个掩体开始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缓慢摇晃，”克拉克说，“我抓着控制台的一边撑住身体。有些人则直接坐在了地上。我以前经历过地震，但从没见过这番景象。震动仅持续了几秒，但还没等我们缓过气，就又来了一波相同起伏的震动。”
紧接着到来的是空气冲击波，这同样是克拉克从未经历过的。他后来回忆道：“整个混凝土掩体都在嘎吱作响。”幸运的是，掩体经受住了核爆产生的超压和低压。但随后发生了大家完全没想到的事：卫生间的马桶突然爆裂，马桶水和全部污物直接喷向空中。与此同时，掩体混凝土墙体内的水管和电缆管道开始涌出水来。克拉克惊慌失措地用无线电联系格雷夫斯，但他的上级同样不知所措，也解释不清这一系列反常的现象。他们本以为核爆很快会激起海水潮波，但实际上，潮波一直没有到来。
核爆15分钟后，控制中心里的人终于走出了掩体。不寻常的地震冲击、混凝土掩体的嘎吱作响、从马桶中喷出来的水都无法解释。克拉克回想道：“外面风平浪静……爆炸云已经散开，是很干净的白色，好看极了。”直到看到自己的盖革计数器，他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计数器的读数在很短的时间内从8毫伦琴/小时升至40毫伦琴/小时——考虑到掩体与试爆地点之间的距离，现在并不需要太过担心，但这个辐射水平还是十分反常。
克拉克根本没预料到掩体外会有辐射，他本以为控制中心即使有少量辐射，自然风也会将放射性沉降物吹走。他和队员们回到掩体，关上防水大门。此时，门附近的辐射读数是1伦琴/小时。克拉克用无线电呼叫了格雷夫斯，但格雷夫斯也无法解释当前的状况。克拉克等人意识到，在这么高的辐射水平之下（这时他们只能想象掩体外发生了什么），指挥舰是无法派人来救援他们的——这样的行动对直升机机组人员来说风险太大；而且一旦离开掩体，克拉克和他的队员们也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掩体都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
但是，在掩体内多停留一分钟，危险程度便会增加一分。在距离大门更远的控制室内，辐射水平已达到100毫伦琴/小时。他们测量了掩体内的其他区域，发现数据室的辐射读数为10毫伦琴/小时。于是，所有人都挤进了这个小房间。如果辐射水平不再增加，他们待在这里就是安全的，但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指挥舰上，格雷夫斯同克拉克一样措手不及、有苦难言。在控制中心，克拉克等人涌入数据室一小时后，收到了格雷夫斯发来的消息，声称他的军舰也意外地受到了核辐射的污染，不得不驶离受影响的海域。
军舰被迫驶离环礁后，克拉克就无法与格雷夫斯沟通了。从那一刻起，克拉克等人可以收到格雷夫斯发来的消息，但是格雷夫斯收不到克拉克他们的消息。克拉克回忆道：“我们坐在掩体内那间远离大门的小房间里，大家挤成一团，难受得要死。我们被迫关掉了空调，因为它会把外面的放射性沉降物吸进来。很快，整个掩体变得闷热潮湿。”最糟的是，发电机坏了，他们身处一片黑暗之中。这一天开始时还平淡无奇，接下来却是在距离爆心投影点32公里处的漫长等待、彻底无眠的长夜和次日惊悚骇人的清晨。掩体外某处还放着克拉克和队员们原本为庆祝试验成功准备的牛排，现在它们大概已经被“烤焦”了吧。克拉克对这一切束手无策，只能默默祈祷、静观其变。 5
几十公里外，在“埃斯特斯号”军舰上，这次行动的科学主管、克拉克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领导格雷夫斯正在苦苦思索，试图搞清楚这场本应非常完美的核试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作为美国核项目的资深人士，格雷夫斯一生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意外，但“布拉沃城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格雷夫斯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1942年1月，时年33岁、在得克萨斯大学任教的格雷夫斯受邀回到芝加哥，与一批学者一起研制世界上首个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反应堆（Chicago Pile - 1）。
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开端，这个计划使得美国成功研制出了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发起者中很多都是为躲避纳粹统治而从欧洲逃来的难民，他们认为投身原子弹事业就是参加一场与纳粹德国的生死竞赛。1934年，匈牙利难民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申请到了核裂变反应堆的理论专利，但于1938年12月首次实现核裂变的却是德国人。至此，很多人相信德国人很快就能造出原子弹。西拉德联合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几位科学家一起警示美国政府：德国可能很快就会研制出原子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支持芝加哥1号反应堆的研制计划，他筹集了项目的启动资金，还成功将该计划列为国家机密。 6
在芝加哥，格雷夫斯加入了由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指导的学者小组。费米来自意大利，为逃离墨索里尼的统治而加入了美国国籍。1942年，费米和西拉德合作建造了首个石墨反应堆，也就是利用石墨减缓中子运动速度的反应堆，并首次实现了受控自持链式反应（self-sustaining nuclear chain reaction）。该反应堆于同年12月开始运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铀都以铀-238的形式存在，但链式反应的维持需要铀-235和钚-239。铀-235和钚-239都是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料。芝加哥1号反应堆是一次试验：科学家希望实现一次链式反应，但又担心反应失控。格雷夫斯和另外两名工程师准备了很多瓶亚硫酸镉，一旦反应失控，他们就把瓶子丢进反应堆里。所幸这次链式反应并没有失控。实验后，费米打开一瓶贝多力牌基安蒂酒来庆祝。在酒瓶包装纸上签名的实验参与者共有49人，格雷夫斯也在其中。 7
芝加哥1号反应堆是世界上首个核反应堆。随后，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建造了可生产铀-235的X-10石墨反应堆，华盛顿州汉福德场区（Hanford Site）建造了生产钚的反应堆。1943年，格雷夫斯和妻子伊丽莎白·里德尔（Elizabeth Riddle）搬到了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德尔同样是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在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领导下，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全力投入原子弹的研制，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汉福德场区生产的裂变原料转变为一种恐怖的毁灭性武器。
科学家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与纳粹德国的赛跑，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条赛道上已经只剩下美国科学家以及与他们合作的英国同行。德国人走错了方向，选择使用重水而非石墨来减缓反应。如果重水的供应不足，他们建造的反应堆就无法运行。1945年7月，第一个核爆炸装置在约尔纳达·德尔·穆尔托沙漠（Jornada del Muerto Desert）试爆成功，当时纳粹德国已经覆灭。于是，原子弹的投放目标转向日本。1945年8月6日，装有铀-235的“小男孩”原子弹投向了广岛。3天后，装有钚的“胖子”投向了长崎。 8
核时代已然拉开帷幕。《星期六文学评论》（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的主编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曾发表过一篇名为《现代人已经过时了》（“Modern Man is Obsolete”）的社论，谈到了现代科学蕴藏的毁灭性危险。格雷夫斯的许多同事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借助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计的两枚原子弹，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宣告结束。许多科学家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他们之中有的人认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使命已经完成，有的人则是对不顾世界未来、滥用核武器的政客感到失望。格雷夫斯选择了留下。几年后，这位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新教徒表示：“我从事原子工作，不是因为我喜欢制造杀人武器。我深信，如今世界之所以没有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美国在原子能方面所做的工作。增加核储备是我们保障世界未来的最好措施。” 9
1947年，格雷夫斯升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J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新型核设备的测试工作。他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对他而言，此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刻。1946年5月21日，格雷夫斯成为历史上首次核事故的受害者。当时，他正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幢大楼里，站在物理学家路易斯·斯洛廷（Louis Slotin）的身边，斯洛廷正在做一个演示实验，实验设计与投向长崎的“胖子”原子弹的设计原理相同，即让两个钚半球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足够的临界质量，以产生爆炸所需的核反应。在实验观察人员面前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这样的钚半球。正当斯洛廷操作螺丝刀让两个半球分离时，螺丝刀突然从他的手中滑落，两个钚半球刹那间又合在了一起，耀眼的蓝光瞬间点亮了实验室，钚球释放出大量的辐射，足以杀死实验室内的所有人。
斯洛廷徒手将两个钚半球分离，这才救下了其他人，但他本人则于1946年5月30日死于急性放射病。站在一旁的格雷夫斯虽有斯洛廷遮挡，但还是受到了高达390伦琴的辐射，这个辐射量足以致人死亡。格雷夫斯住院后，成为最早接受医生密切观察的核辐射受害者。他的白细胞数量低得惊人，医生看到结果时甚至都不敢相信。医护人员也拿不出什么可以治疗辐射受害者的办法。格雷夫斯开始呕吐、发烧，左半边的头发也脱落了——事故发生时，他的左脸正朝着钚半球。幸运的是，他的头发最终都长了回来。
经历了半年的病痛折磨后，格雷夫斯回到了工作岗位。1951年，一名记者采访他后写道，格雷夫斯长着少年般的面庞，一头金发，已不能生育。然而，几年后，格雷夫斯和妻子幸运地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虽然格雷夫斯受到的辐射量足以致死，但医生为了鼓舞他、不让他心灰意冷，并没有跟他讲实话。医生告诉格雷夫斯，他受到的辐射量为200伦琴——受到这个剂量的辐射，生存下来的概率要大得多。格雷夫斯确实活了下来，还重返实验室继续核试验的研究。有人猜测，这番经历让格雷夫斯低估了核辐射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危害。媒体也向公众宣传，辐射暴露对人的身体健康几乎没什么威胁。1952年春，《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 ）就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记者采访格雷夫斯后写道：“核辐射只不过给他留下了几道比较深的伤疤。” 10
报道刊发时，格雷夫斯正在新建的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一系列试验。内华达试验场此前是拉斯维加斯轰炸和火炮靶场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核试验1951年就在这里启动了。格雷夫斯的“引爆人”（triggerman），或者说引爆小组组长，正是约翰·克拉克。直到1992年内华达试验场关闭，这里一共进行了928场试爆。最初的大部分试验均由格雷夫斯监督。哪怕身处160公里以外的居民区，都可以看到核爆产生的蘑菇云。在距离试验场100多公里的拉斯维加斯，爆炸产生的如地震般的冲击令市民们惊恐不安，游客们倒是颇为享受辐射云的壮观景象。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不得不面对公众们的强烈抗议：这种原本用来对付苏联的武器如今正在伤害美国民众。要知道，当初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创办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为了将核武器的控制权从军队手中拿走，将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一些内华达试验场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沉降物飘到了遥远的纽约州。阿尔文·格雷夫斯在安排试爆时已竭尽所能，以避免核爆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飘到居民区，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两个因素是核试验策划者很难准确预测的：一是爆炸威力，一旦威力超出预期，会产生诸多问题；二是风向，海拔不同，风速不同，风向也常常不同。即使不考虑海拔，风向也有可能在试验万事俱备之时突然发生改变。
放射性沉降物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格雷夫斯只好亲自出马，试图消除民众对于放射性危害的恐惧。他的演说颇具成效，毕竟他本人的出现便可以证明关于辐射有害影响的说法有夸张的成分。他高大帅气，一头金发已全部长出。1953年4月25日，一枚4.3万吨当量的核弹试爆，威力远超预期，几乎相当于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3倍。参观者中有一些人被爆炸的冲击波当场震倒。格雷夫斯率先站出来安抚出席的贵宾。来参观这场核试验的访客之中有14名国会议员，以及因在二战期间支持拘禁日裔美国人而闻名的洛杉矶市市长弗莱彻·鲍伦（Fletcher Bowron）。这些参观者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格雷夫斯给他们的保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次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格雷夫斯在犹他州议会发表了讲话，他与该州的300位公民领袖会面并向他们保证，这一年影响犹他州的放射性沉降物对大众无害。内华达试验场的公关总监理查德·G.艾略特（Richard G. Elliott）谈到当天格雷夫斯在活动中的表现时写道：“这一次经历有力回应了意见领袖们的种种忧虑和问题。”他还补充说：“医护人员对放射性沉降物表现得‘气定神闲’。”于是，格雷夫斯成了核工业的宣传代表。他告诉一名记者：“我投身核领域，是因为我相信它对和平事业的贡献最大。” 11
到了1953年，内华达已不再是格雷夫斯唯一可用的试验场，主要的核试验活动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美国政府规定：在内华达试爆的核弹，其当量不得超过100万吨。这个限制对原子弹还算勉强适用，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横空出世的那种大威力核弹来说，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这种核弹叫作热核弹，或称氢弹，其爆炸威力并不来自核裂变，而是核聚变——原子核合并形成一个或多个原子核。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这让杜鲁门确信应加紧研制新型超级炸弹。科学家们再一次出现分歧。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反对该项目，认为政客们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氢弹的恐怖破坏力。但格雷夫斯从未质疑过这个项目的正当性，也未曾怀疑过他所做之事的道德性。在这场永无止境的新型武器竞赛中，他在马绍尔群岛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1946年夏，美国首次在那里开始了核试验，以评估新型核武器对海军目标的打击效果。 12
1952年秋，美国在马绍尔群岛首次试爆氢弹装置。这次任务由珀西·W.克拉克森（Percy W. Clarkson）少将指挥，第132联合特遣部队执行。克拉克森是得克萨斯州人，也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于1950年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集团军副司令，1953年成为第7联合特遣部队司令，负责执行“城堡行动”系列核试验。格雷夫斯担任他的副手，兼任这次氢弹装置试爆行动的科学主管。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常春藤麦克”（Ivy Mike），试验过程中一切军事、科学、民事等方面的重大决定均由二人做出。 13
“常春藤麦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的伊鲁吉拉伯岛（Elugelab Island）上，重达82吨的热核装置被安装在一幢二层小楼内，热核装置连接着制冷设备，以便将液态氘（重氢）的温度保持在零下249摄氏度。1952年11月1日，放置热核装置的建筑被引爆。裂变反应使液态氘增压，引发聚变反应，激发了4.5吨天然铀的另一次裂变反应——这成为核爆主要的能量来源。这次核爆的威力极其惊人：1040万吨当量，其威力之大史无前例。伊鲁吉拉伯岛从地球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直径近2公里、深50米的大坑。邻近一个岛屿上植被尽毁，核爆摧毁珊瑚所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甚至落到了几十公里外的船只上。 14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是氢弹的主要设计者，和西拉德一样，他也是来自匈牙利的难民。当时，他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没有参加这次试验。他在加州测量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后，意识到试验已大获成功，便给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拍了一封喜气洋洋的电报：“是个男孩！”这封电报发给了格雷夫斯的妻子伊丽莎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项目组便是由她负责的。这是伊丽莎白第一次得知这次试验进展顺利。马绍尔群岛核试验的消息经过安全人员的层层审核和筛查，在几小时之后才到达。 15
“常春藤麦克”在很多方面都可谓成功。这次试验不仅实现了创纪录的1040万吨爆炸当量，而且试爆几乎没有产生放射性沉降物。放射性沉降物会对军方和平民造成严重危害，并且极有可能引发公关危机。在内华达试验场的经历，已经让格雷夫斯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放射性沉降物是核试验策划者重点考虑的因素。1954年4月1日，一部记录了这次核试验的准备和执行工作的纪录影片经过审查后，在美国的一家全国性电视台上映，影片表明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博士都很关心核爆之后的影响。正如影片旁白所言，核爆试验对生活在试爆地区的大约两万名居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影片中，气象部门的官员向指挥官保证，试爆时的风正往远离居民区的方向吹，试验条件绝佳。
每次核爆后，风都会把放射性粒子吹至几千公里之外。在太平洋试验场，被影响的不是陆地，而是大片的海域，但放射性云飘移的距离和方向是很难预测的。这次，美国政府很幸运，因为所有人担忧的放射性沉降物并未出现。克拉克森和格雷夫斯报告称：“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记录‘麦克’所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但能查明的放射性残渣仅占总量的5%左右。”联合特遣部队的气象官埃尔伯特·W.佩特（Elbert W. Pate）在提交给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中解释了原因。他写道：“所有证据都表明，‘麦克’爆炸后，云柱最高冲到了约12.5万英尺的高空，绝大部分残渣被带入了平流层。” 16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认为这次试验十分完美。他们相信，平流层可能被用作放射性沉降物的垃圾场。但是“常春藤麦克”试爆的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一枚氢弹。这枚氢弹与其说是杀人武器，不如说更像是自杀武器，因为没有哪个敌人会允许对手在己方领土上建造一个核装置再引爆它。军队需要的是能用飞机装载的炸弹，以便在敌方领空投掷。1953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制造了各种可运载炸弹——第一种被称作“小虾”（Shrimp）。“麦克”的重量超过了80吨，而小虾仅重10.7吨，长456厘米，直径137厘米，可以通过舱门装载到美式轰炸机上。“小虾”没有再用液态氘，而是换成了氘化锂——这是一种无色固体化合物，无需制冷设备即可发挥作用。 17
设计“小虾”和同系列的核弹并非易事。“‘城堡行动’原计划在1953年秋展开，最早在9月即可开始，但直到1954年1月还没做好准备，该行动显然要推迟6个月。”克拉克森将军在有关“城堡行动”的报告中写道。行动之所以推迟，一开始是因为要“改变‘城堡行动’所用武器和设备的设计标准”，后来是因为格雷夫斯和其他工作人员忙着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其他试验。1953年10月，他们终于达成一致，要在太平洋试验场进行7场核试验。第一场就是“布拉沃城堡”，试验日期定于1954年3月1日，预计当量为600万吨。第二场在3月11日，当量为三四百万吨。按照计划，这一系列试爆将于1954年4月22日全部结束。 18
“城堡行动”试验地点的选择也不简单。“常春藤麦克”试验是在埃尼威托克环礁进行的，负责试验的特遣部队的大本营也驻扎在此。但是，“城堡行动”包含了一系列威力强、大当量的试验，埃尼威托克环礁并不是理想的试验地点。“如果未来我们只选择在埃尼威托克环礁引爆大当量核弹，那么就必须将工作人员和很多重要设备全部撤走，”克拉克森将军在行动报告中写道，“‘常春藤麦克’就很典型，实际撤离过程中，需要特遣部队在紧要关头投入大量精力和成本。” 19
在跟霍姆斯·纳维建筑公司（Holmes and Narver, Inc.）的专家商议后，格雷夫斯提议将比基尼环礁作为“城堡行动”的试验场。正如后来克拉克森所写的：“因为在1946年‘十字路口行动’（Operation Crossroads）时已经疏散了当地民众，所以此次行动无须再进行疏散工作。”克拉克森所说的“十字路口行动”是指1946年7月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两场核试验。1946年3月，167名原住民从环礁迁出，集体搬到了朗格里克环礁（Rongerik Atoll）上一处由海军建造的“模范村”中。美国政府以10美元的价格获得了比基尼环礁“无限期”的独家占据权和使用权。但实际上，按照当地的文化传统，有决定权的长者无法拒绝强势一方提出的要求，而且，原住民们也对刚刚力挫日本的强大美军心存忌惮。1947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椰子林，原住民们陷入了饥荒，认为这里已被恶灵占据。1948年11月，他们又迁到了一座名为“基利”（Kili）的小岛，不愉快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20
在马绍尔人（马绍尔群岛的原住民）离开后不久，美国海军就对比基尼环礁失去了兴趣，因为环礁的面积太小，无法容纳核试验所需的大量人员和设备。于是，试验行动转移到了面积更大的埃尼威托克环礁。而如今，氢弹的出现让比基尼环礁重新成为焦点。虽然没人打算在这里长期停留，但在进行一系列“城堡行动”试验之前，环礁上还有大量建设工作要进行，包括建造能承载重型四引擎飞机的简易跑道、共计2000名军事人员和建筑工人居住的住房，以及恩尤岛上为引爆小组建造的加固混凝土掩体。小氢弹“小虾”将装配在一个人工小岛的一座独立建筑中，因此他们还需要从纳姆岛建一条近1.1公里长的堤道，一直接到这个小岛。最后，他们还需要建造一条真空观测管道，让纳姆岛上的记录设备连接到试爆地点。 21
1953年8月，施工作业正如火如荼。工人浇筑的混凝土达到1101立方米，是上一个月浇筑量的3倍多；11月浇筑的混凝土更是高达3058立方米。当时，总共有2350名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在比基尼环礁施工。可以说，比基尼岛上的居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人。1954年1月，比基尼环礁上最关键的角色由建筑工人转为科学家和军人。第7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部设在了埃尼威托克环礁的佩里岛上，克拉克森将军来到该岛指挥此次行动，他麾下有12945人，舰艇24艘（包括两栖指挥舰“埃斯特斯号”）、驳船加汽艇129艘、飞机67架。 22
所有的人员和装备都是在绝密条件下集结的，而且，比基尼环礁将进行的研究也是绝密的。比基尼环礁周围均被设成了特殊的“危险区域”（danger zone）。据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敌国得知有关试验装置当量的信息”。整个区域的范围在“东经160°35＇到166°1.6＇之间、北纬10°15＇到12°45＇之间”。此地有重兵把守，包括由4艘护航驱逐舰、2艘沿海巡逻船、12架洛克希德P-2海王星（Lockheed P-2 Neptune）巡逻机加反潜巡逻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还有3架沃特F4U“海盗”战斗机。由于设定危险区域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舰和敌军潜艇靠近，因此海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如果入侵者无视劝阻和警告，可直接发起攻击。 23
负责行动内部安全的军官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向试验前线频繁调动大量人员，这几乎是无法隐瞒的。”克拉克森将军写道。他们主要担忧的并非苏联窃取情报，而是“媒体会纷纷猜测原子能委员会和特遣部队正在进行的活动”。每个分配到特遣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参加一场开卷考试”，考试的题目为“基本安全责任”，需要“基于第7联合特遣部队2号安全备忘录作答”。处理机密材料的人还须额外参加一场测试。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员配发了不同的通行证和勋章，只能根据授权进入特定的区域和建筑。遍布整个试验区域的保密指示、影片和海报都时刻提醒军人们要守口如瓶，在家书中不得提及任何与任务有关的内容。 24
2月20日，“小虾”被运至试验场。它的各部分组件首先经陆路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运至洛杉矶，随后被装载到船上，在军舰的护送下运至艾因曼岛（Einman Island），在岛上完成组装后再送往比基尼环礁。1954年2月23日进行了一场模拟演习，参与试验的地面部队和舰队全体参加，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进展顺利。截至2月27日，工程师已完成了“小虾”的组装工作，检查并连接好了所有的记录设备——若没有这些记录设备，试验也就没什么意义了。现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北”风，等到天气合适，风往环礁人员驻扎地的反方向吹时，核试验即可进行。 25
在核武器试验这门“艺术”中，风向预报与核反应物理学和爆炸工程学同等重要，而风向预报很难做什么特殊的准备。气象和风向总是瞬息万变，稍有偏差，大片区域便将笼罩在辐射之下。根据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气象预报“在每次引爆前48小时和38小时发布，包括试验场从地面到9万英尺高空内每1万英尺高度的风力实况”。随着引爆时刻逐渐临近，预报频率不断增加，“引爆前24小时、13小时、8小时、4小时均发布一次气象预报”。
辐射安全报告称，2月28日，也就是引爆预定日前一天的上午，“无论是预测还是实际观测，风场类型都十分有利，但观测到的合成风
类型趋势不太乐观，或者说处于不利的边缘”。当晚6点，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出席了在“埃斯特斯号”军舰上召开的情况通报会，会上讨论了气象和风向。虽然有人担心风向问题和可能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会议“依旧决定，继续按原计划执行引爆，但要在午夜时分观察整体气象和辐射安全的情况”。
26
在晚10点的气象情况通报会上，在美国海军辐射防护实验室任职的36岁工程师沃默·斯特罗普（Walmer Strope）提出了对风向变化的担忧。后来，他回忆称：“风矢量从东向北弯曲，总风向线向东偏移得更多。”他格外担忧的是比基尼环礁东侧的朗格拉普环礁（Rongelap Atoll）可能遭受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我觉得风向北移动时肯定避不开这些环礁，如果风向在夜间继续向东偏移，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然而，联合特遣部队的气象官员并不认同斯特罗普的担忧。“空军的气象学专家对我们的分析不屑一顾，决定继续按原计划引爆。”斯特罗普回忆道。最终，他们决定在定于午夜进行的指挥部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27
午夜时分，气象状况不断恶化。气象预报显示，在较低高度（3000—7600米），气象条件不太有利。“城堡行动”的辐射安全报告称：“据气象预报，2万英尺高度上的整体风向朝向朗格拉普环礁和朗格里克环礁。”朗格拉普环礁位于比基尼环礁东南方向157公里处；朗格里克环礁距离比基尼环礁228公里，位于朗格拉普环礁东侧更远处。附近另有乌杰朗环礁（Ujelang Atoll），位于比基尼环礁西南方向520公里处。与在主导风向上的乌杰朗环礁不同，朗格拉普环礁和朗格里克环礁从未被划为危险区域，因此没有准备疏散当地居民的应急计划。 28
联合特遣部队的气象官员、负责监督气象预报工作的埃尔伯特·佩特并没有太多担忧。16个月前，他曾任“常春藤麦克”任务的首席气象官，与斯特罗普相比要更有经验。“常春藤麦克”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放射性沉降物，因此佩特相信，考虑到热核弹爆炸的巨大威力，试爆产生的大部分放射性沉降物都将被释放到平流层。而在它们进入对流层并最终落到地面之前，放射性粒子早就失去放射性了。最近研究“布拉沃城堡”试验的历史学家发现，“关于放射性沉降物可能进入平流层的讨论就这样更多被视作学术问题，而非安全问题”。由于马绍尔群岛各个高度上的风向北吹的时间仅有短短几天，佩特及其部下更愿意利用“热核弹沉降物”理论带给他们的容错性。 29
听了气象预报小组的报告后，克拉克森和格雷夫斯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试验。后来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风的速度和高度并不能得出会产生大量放射性碎片的结论”。不过，考虑到风向的变化，联合特遣部队决定扩大辐射安全区域，搜寻比基尼环礁周围约833公里和爆炸云预计方位周围约1200公里范围内的舰船。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一架洛克希德P-2海王星巡逻机在爆炸云预计方位周围约700公里范围内搜寻了一番，除了一艘联合特遣小组的舰艇外，未发现其他船只。预定引爆日的前两天，联合特遣部队对约370公里宽、约1480公里长的区域进行空中地毯式搜索，均未发现非法逗留的船只。 30
午夜，指挥部会议决定继续按计划行动，但需在凌晨4点30分再次观测气象条件。这意味着引爆也将按计划执行，除非天气状况发生剧烈变化。凌晨3点左右，约翰·克拉克和引爆小组还在恩尤岛的掩体内，格雷夫斯就命令他们开始倒计时。他提到，指挥部已经讨论了天气状况，决定继续执行引爆。辐射安全报告记录道：“在凌晨4点30分的情况通报会上，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天气变化。”然而，气象人员在较低高度观测到西北风有加强的趋势。 31
克拉克森将军下令，所有的小型和速度较慢的船只应行驶至试验场80公里以外，仅留大型舰船在最初的48公里半径范围内，以便维持与引爆小组的无线电通信。同时，这些大型舰船距离比基尼环礁较近，如果在试爆后引爆小组需要任何帮助，也可安排这些舰船迅速派出直升机救援。克拉克森将军对西北风还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他命令部分舰船转移，但指挥部还是认为风力不算强，不会危及环礁上的居民。辐射安全报告写道：“吹向朗格里克环礁和朗格拉普环礁的合成风较为柔和，不会将大量放射性碎片吹至这些环礁。”试验不会推迟。 32
“小虾”于1954年3月1日上午6点45分在纳姆岛引爆，与计划分秒不差。核爆将数千吨的水、沙以及被炸成灰的珊瑚送至大气层，随后带到平流层，留下了一个深76米、直径近2000米的大坑。
约翰·克拉克和引爆小组躲在恩尤岛的混凝土掩体内，大门紧闭，既看不到爆炸，也听不到爆炸声，但距比基尼环礁48公里处，在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所处的“埃斯特斯号”指挥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炸。“整个爆炸云呈漏斗状，下方尘柱的直径约有10英里，”一名辐射安全官随后报告称，“可见微粒形成的‘雨雾’扩散开来，沿‘漏斗’的侧边向上升腾，形成了一个直径约50英里的爆炸区。” 33
当时，物理学家马歇尔·N.罗森布鲁斯（Marshall N.Rosenbluth）在大约48公里外观测到了爆炸，他回忆称：“在我看来，可以把爆炸云想象成一个发生了病变的大脑。”冲击波把80公里范围内的舰船都震得左右摇晃。当爆炸波冲击美军水上飞机母舰“柯蒂斯号”（ Curtiss ）时，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对同伴说：“感觉我们完蛋了。”比基尼环礁东南方约400公里处的夸贾林岛（Kwajalein Island）是美国海军基地的所在地之一。在这里，士兵们看到“天空亮起耀眼的橙色”，紧跟着冲击波到来的是声波。“我们听到了雷鸣般的隆隆声，”一名士兵写道，“随后，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整座营房开始晃动，接着就是一阵狂风。” 34
“试验圆满成功。”克拉克森将军签署的“城堡行动”报告中这样写道。当约翰·克拉克把自己和引爆小组关在混凝土掩体中时，格雷夫斯也通过无线电对他说：“试验很顺利！”格雷夫斯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在上午7点零7分。那时，克拉克通过无线电告诉他，掩体外的辐射水平正在不断攀升，接着又报告说掩体内的辐射也有所增强。格雷夫斯和克拉克森将军都无法给出解释。
截至上午8点，“埃斯特斯号”军舰和试验场周围约92公里范围内其他舰船的甲板上，均显示辐射水平在不断上升。在美军“菲利普号”（ Philip ）驱逐舰上，辐射水平高达2万毫伦琴/小时；在“拜罗科号”（ Bairoko ）护航航空母舰上，辐射读数高达2.5万毫伦琴/小时。这片区域内的所有舰船得到命令，要以最快速度驶离核爆海域。舰长接到这样的指令——“启动洗消系统，采取最大程度的止损措施”。放射性云吞噬了船只，直至上午11点，辐射水平才开始减弱。克拉克森在报告中写道：“爆炸当量远远大于预期，造成了某些始料不及的影响。” 35
约翰·克拉克回忆，下午3点左右，他与格雷夫斯重新取得了联系。三架直升机从指挥舰上起飞，向比基尼环礁飞去，前去救援引爆小组；机上搭载着一支救援队。克拉克等人从掩体中走出来，他们携带的盖革计数器上的读数已经高达20伦琴/小时。工程师们身裹床单，坐上吉普车，赶往约800米外的直升机起降坪。克拉克回忆称：“我们离开掩体时，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等我们抵达起降坪时，飞机降落了。”一钻进直升机，他们就取掉了身上的床单，登船后，他们火速去淋浴。“第二天，我们才发现自己有多幸运，”克拉克回忆道，“据估算，我们所在的掩体外，放射性沉降物的辐射强度有几百伦琴。” 36
氢弹“小虾”俨然成了巨型热核“龙虾”，吞噬了沿途的一切。“布拉沃城堡”预估当量为600万吨，而实际当量超出了预估值的2倍以上，达到了1500万吨。3月2日，当人们乘舰船回到比基尼环礁的潟湖时，才发现建筑物和仪器站已经严重受损，满目疮痍。简易跑道虽然没受到破坏，但仍受到了严重的核污染，根据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跑道直至3月10日才被清理干净，恢复运行；即便如此，也只是“部分恢复”。 37
尽管爆炸当量远超预期，比基尼环礁区域内也弥漫着放射性沉降物，但对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来说，并无证据表明太平洋其他地区将蒙受辐射污染之害。不到下午4点，他们在“埃斯特斯号”军舰上收到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来看，他们前一晚对于风向转变的顾虑实属多余。当时看来，大部分辐射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被风吹向了比基尼环礁以东、朗格拉普环礁和朗格里克环礁以北的地区。一架负责在云层中追踪辐射的B-29重型轰炸机“威尔逊2号”（Wilson-2），并未在朗格里克环礁区域上空探测到辐射。 38
“布拉沃城堡”试验似乎是“常春藤麦克”的重演——放射性沉降物同样被留在了平流层中。“威尔逊2号”刚刚向指挥舰提交了令人宽慰的报告，几分钟后，下午4点，联络官阿尔·布雷斯林（Al Breslin）就收到了准尉J. A.卡普拉尔（J. A. Kapral）的报告。布雷斯林一直在“埃斯特斯号”军舰上，隶属于联合特遣部队辐射安全办公室，卡普拉尔则在朗格里克环礁，掌管着特遣部队的气象站。气象站配备有健康安全实验室
提供的一台自动伽马射线监测器，监测器的读数显示，从下午1点起，岛上的辐射水平开始上升；到下午2点50分，辐射检测上限为100毫伦琴/小时的监测器已经爆表。作为这个28人气象分队的负责人，卡普拉尔发出了警示。现在是下午4点，辐射水平丝毫没有减弱。
39
阿尔·布雷斯林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确信是卡普拉尔准尉反应过度了。健康安全实验室的监测器一向不准，而且极易发生故障，此前也经常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而失灵。“威尔逊2号”在朗格里克环礁上空未探测到任何辐射，那肯定是实验室的监测器又失灵了。布雷斯林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健康安全实验室的监测器运转正常，出错的是飞机所提供的信息。“因为出现误解，空中作战指挥中心的调度出现延迟，‘威尔逊2号’在等待降落时在空中盘旋时间过久，”一份辐射安全报告中写道，“这严重推迟了‘威尔逊2号’从爆心投影点开始逆风探测的时间，导致探测主要向北进行，避开了受马绍尔群岛放射性沉降物污染的主要区域。” 40
晚上9点左右，心神不宁的卡普拉尔又向指挥舰发送了一则消息，声称下午一开始，辐射监测器的指针就超出了最大刻度。他想确认指挥舰是否收到了他之前发送的消息。这次，他的报告得到了些许重视。另一架追踪云层辐射的B-29飞机“威尔逊3号”在朗格里克环礁上空记录的辐射水平高达100毫伦琴/小时。这一数据看似很高，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下午早些时候，比基尼环礁区域内的舰船曾暴露在放射性沉降物之中，“拜罗科号”军舰上的辐射值达500毫伦琴/小时。似乎朗格里克环礁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辐射安全报告中写道：“由于特遣部队舰船上的辐射读数也超过了100毫伦琴/小时，这份探测器读数爆表的报告未得到过多关注。”
晚上10点，指挥部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朗格里克环礁上的卡普拉尔和其余气象员也应像船员一样进入室内。电报称，如果他们采取了这样的防范措施，辐射便不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实质性威胁。当时天已经黑了，这封电报未被当作优先处理的事项。3月2日上午5点，他们才将这封电报拍发至朗格里克环礁。指挥部还安排两架飞机前往朗格里克环礁探测，但动作依然不紧不慢。命令书在“埃斯特斯号”军舰的无线电室中搁置了几个小时之后，才被不慌不忙地发给空军指挥部。 41
直到3月2日下午早些时候，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才了解到，朗格里克环礁的情况与他们之前的判断大相径庭。特遣部队的辐射监测员路易斯·B.克雷斯滕森（Louis B. Chrestensen）上尉被派去检查朗格里克环礁辐射监测器“数值超过100”的读数报告。上午9点45分左右，克雷斯滕森抵达朗格里克环礁。他的辐射计数器显示，海拔76.2米处的辐射水平达到了350毫伦琴/小时。气象站营房外的地面辐射读数从1800毫伦琴/小时上升至2400毫伦琴/小时。卡普拉尔准尉等人过夜的寝室中，辐射水平也高达1200毫伦琴/小时。上午11点30分，忧心忡忡的克雷斯滕森上尉连忙命令这28名气象员撤离该岛。把克雷斯滕森带至朗格里克环礁的马丁PBM“水手”（Martin PBM Mariner）水上巡逻机承担了撤离工作，海军气象员们分成两批撤离环礁。下午2点前，第一批气象员离开环礁；之后飞机返回该岛，于下午4点45分再搭载第二批气象员离开。 42
下午2点，朗格里克环礁的疏散工作正在进行之时，克雷斯滕森上尉通过无线电联络空军指挥部，建议“立即调查朗格拉普环礁上有人居住的岛屿。极有可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疏散当地居民”。朗格里克环礁是特遣部队气象站所在地，除了气象站外无人居住。在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的两年中，这里一直是比基尼环礁居民的临时安置点，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群岛，为1946年7月的“十字路口行动”让路。后来他们被重新安置到比基尼环礁的基利岛，幸运地躲过了辐射。但距离朗格里克环礁约70公里的朗格拉普环礁就没这么幸运了，环礁上是有原住民居住的，克雷斯滕森上尉希望疏散的正是这些居民。
克雷斯滕森上尉提交的有关疏散朗格拉普居民的请示落到了克拉克森将军的桌上。收到克雷斯滕森从朗格里克环礁发来的第一份报告以后，克拉克森将军就与联合特遣部队的主要官员召开了会议，评估当前局势并制定行动计划。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的试验所依据的气象预报有误。后来，克拉克森在有关“城堡行动”的纪录影片中承认，风向预测偏离了大约10度。这个误差在允许范围内，但事实证明，主风向比预期更接近朗格里克环礁和有人居住的朗格拉普环礁。
晚上8点30分之后，飞机在朗格拉普环礁区域采集的空气样本显示，辐射水平约为1400毫伦琴/小时，克拉克森随即下令疏散该环礁上的全部居民。“菲利普号”驱逐舰原本的任务是守卫危险区域，现在则接到了前往朗格拉普环礁的命令，并于晚上9点45分动身。另一艘驱逐舰“蓝萧号”（ Renshaw ）紧随其后。克雷斯滕森上尉下令在黎明时分，即引爆48小时后开始疏散工作。 43
1954年3月1日，朗格拉普环礁上有82名马绍尔人，包括成年男女和儿童。马绍尔人的总人口数约为1.5万人。约3000年前，马绍尔人的祖先从东南亚来到太平洋的这一地区。到了20世纪中期，大部分马绍尔人住在群岛上的两个中心城市，即马朱罗（Majuro）和埃贝耶（Ebeye），但仍有不少人分散居住在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 44
朗格拉普环礁上的居民就属于上面说的分散居住的人口。朗格拉普环礁由61个岛屿组成，环绕着一个面积为2890平方公里的潟湖。这里的居民世代都是渔民，很多人习惯早起，有些人甚至在那天上午6点45分看到了环礁以西157公里外发生的爆炸。“爆炸发生的早上，我刚醒，正在喝咖啡，”朗格拉普环礁的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John Anjain）回忆道，“我几乎以为自己看到了日出，但方向却是在西面。当时的景象可谓五光十色、摄人心魄——红、绿、黄，令我惊叹不已。过了一会儿，真正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了。”随后到来的是烟雾、强风和巨响。安贾因回忆道：“几小时后，开始有粉末落在朗格拉普环礁的大地上。” 45
上午10点之后，由受辐射的珊瑚灰烬构成的放射性沉降物纷纷落到地面。在当地学校，上午11点30分左右，教师比利耶·埃德蒙（Billiet Edmond）让学生们下课休息。据他回忆，当他走出教室时，“粉末状粒子落向地面，扑面而来”。村庄里没有出现恐慌情绪。有的人曾经去过日本，他们将放射性沉降物比作雪。埃德蒙回忆道：“我们聊着天、喝着咖啡时，雪状物源源不断地落下来，而且越下越大。”很快，“雪”让绿叶变成了白色。那天晚些时候，原本一片祥和的小岛到处是人间疾苦。“一度无毒无害的尘埃突然之间令岛民痛不欲生，”埃德蒙回忆说，“一种异常刺激的瘙痒把岛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成年人虽然不会为此掉眼泪，但孩子们在身上四处抓挠，哭得撕心裂肺，只能踢打、扭动，甚至打起滚来，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46
14岁的女学生兰姆约·阿波（Lemyo Abo）就是当晚因辐射遭受折磨的其中一人。她回忆说，虽然奇怪的粉末从天而降，但村庄里的生活一切如常。下午，她和几个表亲一起去摘新长出来的椰子。回来的路上，他们淋了雨。树上的叶子突然多了一层神秘物质，还变黄了。兰姆约回到家，父母问她：“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她答不上来。兰姆约回忆说：“头发看起来就像抹了肥皂粉。”她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们根本睡不着，皮肤特别痒。我们的脚上全是烫伤，看起来像是用热水烫的。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你秃了，你看起来像个老头。但实际上，我们非常害怕，也很悲伤。” 47
“布拉沃城堡”引爆结束后，在朗格拉普环礁，没有从外界传来任何消息，岛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经历着什么。马绍尔人看到的那些不寻常的光影、声响、疾风和雪状微粒依旧是“未解之谜”。有人怀疑这一切来自那天他们看到的那些飞机。第二天是3月2日，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或任何解释。大约下午5点，两名美国军官带着辐射计数器在该岛降落。他们在岛民屋内测得的读数极为惊人，达到1.4伦琴/小时。截至军官测出读数时，朗格拉普环礁上的岛民们已经在辐射区待了两天一夜。据当时的规定，美国军人的安全辐射剂量上限是每次行动或每季度3.9伦琴。而村民们吸收的辐射量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的几倍。 48
离开该岛之前，军官命令当地居民洗掉身上的放射性沉降物，并且待在室内。他们被禁止饮用井水或贮水箱中的水，但岛上并没有其他可饮用的水源。次日（3月3日）上午7点30分，疏散工作启动了，批准并协助疏散工作的是一名联邦政府的代表，他还带了一名来自夸贾林环礁的口译员一同来到朗格拉普环礁。曾将“布拉沃城堡”核爆当成日出西方的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担任负责人。他挑选出第一组等待撤离的民众，包括15名孕妇，还有一些病人和老人，并安排他们登上了运载官员和口译员前来的飞机。约上午11点，第一批撤离的民众抵达了夸贾林环礁，他们在这里冲澡，并接受放射性去污。
半小时后，捕鲸船载着其余48人登上了“菲利普号”军舰。根据后来的辐射安全报告所述，疏散工作进展如此迅速，正是因为“所有住宅区以外的当地人都回到家中，讨论反常的可见光、巨响和冲击波现象”。只有一拨渔民不见踪影。他们共有17人（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说是18人），去了邻近的艾林吉纳埃环礁（Ailinginae Atoll）捕鱼。“菲利普号”军舰驶向艾林吉纳埃环礁，将渔民们接了回来。海军军官统计出了总人数：“有17名成年男性、20名成年女性、15名男童和14名女童。他们在舰上洗了澡，吃了饭。”晚上8点30分，他们抵达了夸贾林环礁。对他们来说，一天的旅程结束了，但与辐射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49
3月3日，朗格拉普环礁上的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带之时，联合特遣部队的辐射监测员注意到，放射性污染同样威胁着乌蒂里克环礁（Utirik Atoll）上的居民。乌蒂里克环礁距离比基尼环礁约480公里，在朗格拉普环礁以东更远的地方。那里测得的辐射水平达到160毫伦琴/小时。据估测，如果当地人不撤离该岛，吸收的辐射将累计达到58伦琴——是当时规定的3.9伦琴辐射上限的15倍之多。3月4日，“蓝萧号”驱逐舰上的船员开始疏散乌蒂里克环礁的居民。比起前一天朗格拉普环礁的疏散工作，此次任务更具挑战性。因为航道太浅，驱逐舰无法驶进潟湖；同时这里的礁石很多，小船也无法从环礁海岸那一侧靠近岛屿。
耗费了两小时后，共有154人（47名成年男性、55名成年女性、26名男童和26名女童）登上了“蓝萧号”军舰。一开始，当地人乘坐充气筏登上了距海滩约46米的船只，然后由这些船将他们送上军舰。不到下午1点，即核爆发生78小时后，乌蒂里克环礁的居民脱离了险境。此时，他们体内的辐射读数从50毫伦琴/秒降至7毫伦琴/秒。体检显示，他们的头发和头皮受辐射影响最为严重。马绍尔人有在头发上涂椰子油的习惯，这后来被证明是吸收并保留放射性粒子的理想方法。在军舰上，受害者们吃了饭，洗了澡。次日一早，他们到达了夸贾林环礁，与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居民会合。 50
从乌蒂里克环礁撤离的民众没有出现辐射病症状，但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民众则有十分明显的症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66人中的18人）都表示有恶心、皮肤和眼睛发痒的症状，但这只是开始。在2—4周的时间里，他们在核爆发生时未被衣物覆盖的身体部位出现烧伤。克拉克森将军报告称有“暂时性全血细胞减少，多人有暂时性毛发脱落和皮肤损伤的情况”。据他所说，有2%—3%的人脱发，5%的人有内出血，10%的人出现口疮。“从血常规分析来看，对比广岛、长崎核爆发生时距核爆点2.4公里的日本人，朗格拉普环礁的居民呈现出与其高度一致的症状。” 51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马绍尔人暴露在辐射中时，与核爆中心的距离超过了160公里。对于3月3日至4日才进入夸贾林环礁安全地带的辐射受害者来说，其所在地到比基尼环礁的距离和风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健康状况。据估计，从乌蒂里克环礁疏散的民众吸收了约17伦琴的辐射，相当于安全剂量上限的4倍。美军从艾林吉纳埃环礁接回的朗格拉普环礁渔民吸收了80伦琴的辐射，而爆炸发生时，那些被困在朗格拉普环礁的民众吸收的辐射高达130伦琴，是安全辐射剂量上限的33倍有余。 52
3月5日晚，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的民众疏散工作正式结束，其他岛屿和环礁被认为不会受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已经风雨飘摇的“城堡行动”中力挽狂澜。“城堡行动”还剩下6次试验，下一次定于3月11日在比基尼群岛进行，预计爆炸当量介于300万—400万吨之间。
3月2日就有舰船回到了比基尼环礁的潟湖，但直至3月10日，空军人员才完成比基尼环礁飞机跑道的辐射污染清理工作。产生这些后勤问题的原因除了辐射水平较高以外，还因为“布拉沃城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克拉克森手下约有1400人，他没有将他们派回比基尼环礁准备下一次引爆，因为安置他们的营房已经在核爆中被毁了。他将部下们安置在停泊于潟湖上的舰船中。3月11日，克拉克森和格雷夫斯进行了原定为第六次的试验。为防止核弹对环礁造成更大的破坏，他们将装有新核弹“闹钟”（Alarm Clock）的驳船置于“布拉沃城堡”炸出的大坑中。“闹钟”的试爆成功了，当量在300万—400万吨之间，并且没有产生放射性沉降物。 53
对于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博士来说，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轨。试验项目可继续进行，并在4月底之前按计划完成全部试验。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3月11日，克拉克森按计划成功执行了“城堡行动”系列第二次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试验，就在同一天，“布拉沃城堡”的政治余波也开始显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新闻稿，承认将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美国军人和马绍尔人撤出了环礁。委员会还承认有28名美国军人和236名当地居民暴露在辐射之中，但同时向公众保证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没有烧伤症状。所有人都很健康。”新闻稿声称，3月1日的核爆只是一次“常规核试验”。 54
这是一次采取止损措施的预演。几天前，一家辛辛那提市的报纸刊登了一封来信，作者是驻扎在夸贾林岛上的唐·惠特克（Don Whitaker）下士，他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目睹的核爆场面。很快，同一家报纸刊登了惠特克的另一封信，描述了疏散民众到夸贾林岛的情形。接着，美联社也转载了相关报道。然而，这些信件严重违反了保密协议。正如克拉克森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驻地指挥官曾告知夸贾林环礁上的所有人员，疏散工作是机密”。这些信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国会也由此展开调查。 55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介入到这场论战之中，试图向公众保证并没有发生异常情况。一些支持核试验的记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其中一位为美联社撰稿的记者更是大胆放言，表示所谓的放射性沉降物的危害完全是危言耸听。他复述了那些在内华达见证了核试验的记者们的报道，声称虽然“仪器显示他们受到了些许辐射，但辐射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文章称在40多场核试验中无一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一名男子捡到了一些有放射性的石头，导致手指有轻微的烧伤”。他的文章被《纽约时报》转载，继而传遍世界各地。美联社掩饰的不仅是放射性沉降物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还有核爆的性质。文章写道：“我们讨论的这次试爆并不是氢弹试爆。” 56
冷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媒体不仅压制真相、使用误导性描述，甚至还公然撒谎。3月16日，其他国家的媒体曝光了真相，谎言才被戳破。两天前，即3月14日，一艘名为“第五福龙丸号”（ Daigo Fukuryu Maru ）的日本鲔鱼船回到了母港烧津港，船长25米，重140吨。烧津港位于日本最大岛屿本州岛的太平洋沿岸。23名船员已经离港一个多月，一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的海域捕鱼。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有些不适，他们会很高兴看到家乡的海岸。他们捕鱼的收获不大，但却有不少见闻可以讲。 57
事实证明，“第五福龙丸号”从一开始就不太走运。年轻的船长筒井久吉只有22岁，虽然捕鱼的经验不足，但雄心却一点不少。渔船的捕鱼网因与礁石缠绕而损失大半，捕到的鱼少得可怜，筒井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便率船脱离了捕鱼船队，带着几个人冒险前往马绍尔群岛。其他人都不愿意去马绍尔群岛，因为那里并不是个捕鱼的好地方，但筒井觉得试一下也无妨，反正结果也不会更差了。结果他还是没有太多收获，饮用水和干粮也快耗尽了。3月1日，“第五福龙丸号”已在海上度过了漫长的几周，船长决定最后再碰碰运气，将渔网丢入水中。船员们在等着将渔网拉出水面的时候，看到西面的天空突然之间宛如白昼。 58
时年21岁的渔民大石又七在一本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书名十分生动，就叫《太阳从西方升起的那一天》（ The Day the Sun Rose in the West ）。大石在描述那天早晨和一同捕鱼的同伴见到的壮观景象时写道：“光亮持续了三四分钟，或许更久。……光线颜色开始变化，淡黄、暖黄、橙色、红色和紫色，再慢慢变淡，最后平静的海面又重新变得漆黑一片。”不过，一阵隆隆声很快打破了宁静，接着又袭来一波巨浪，他们都以为海底发生了爆炸。一切再次重回平静，几个小时后，白色的尘埃突然出现，从天而降，覆盖了“第五福龙丸号”的甲板，渔民都一头雾水。后来，日本媒体将这些白尘称为“死之灰”。 59
“第五福龙丸号”距爆心投影点超过112公里，距离美国海军巡逻的危险区域差不多有40公里。试爆前，美国军机巡逻该区域时没有侦察到这艘船。试爆后，飞机为监控辐射而采集空气样本时，同样没有发现该船。试爆时，这些渔民在比基尼环礁以东、朗格拉普岛以北约45公里处，朗格拉普环礁受到了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而“第五福龙丸号”所受影响的程度也差不了太多。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3月2日，朗格拉普岛的马绍尔人接到了不得用水的警告，还必须待在室内，次日他们便从岛上撤离了；而“第五福龙丸号”上的渔民在回到日本前，对自己暴露在辐射中的状况一无所知。 60
在母港烧津港，由于“第五福龙丸号”周围30米处检测出了辐射，船长便奉命将船开到码头的偏僻处。随后，辐射检查显示该船的γ射线水平达到45毫伦琴/小时。根据后来的报告，直到1954年4月中旬，甲板上的辐射水平仍达到100毫伦琴/小时。据估计，每位渔民至少吸收了100伦琴的辐射，相当于年辐射剂量上限的20倍有余。（如今，美国的辐射职业接触限值为5雷姆，相当于吸收4.4伦琴的辐射。）这一数值参考了朗格拉普环礁上那些居民的辐射症状，而且如果爆炸发生后立即测量“第五福龙丸号”上的辐射水平，其数字显然要远高于45毫伦琴/小时，可以推断出渔民所受的辐射恐怕要高得多。 61
日本经历过广岛和长崎核爆，曾治疗过核爆幸存者的日本医生识别出了相似的症状。这些渔民出现了恶心、头痛、发烧、眼睛发痒、烧伤、肿胀等症状，他们的牙龈流血不止，白细胞和红细胞数量偏低且在不断减少。他们的甲状腺中放射性碘的含量居高不下，这说明他们曾吃过受到核污染的食物。他们的造血器官、肾脏和肝脏也同样受到了影响。“第五福龙丸号”和船员均被隔离。船员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家医院里接受观察，并得到了包括输血在内的积极治疗。在这座港口小镇，随着消息进一步扩散，所有与这些渔民接触过的人都感觉到了危险。最先来找医生的是几名妓女——渔船刚一到港，她们就接待了这几位归乡的渔民。 62
渔民在船上所吃的受到核污染的食物，就是他们捕到的一部分鱼。烧津人很快意识到，“第五福龙丸号”此次出海那点可怜的收获均已遭到核污染。于是，市民在当地市场买鱼时，都会先拿盖革计数器检测一番。然而，渔船捕回的两条大鲔鱼不仅被卖掉，而且已经成了盘中餐。接着，人们发现了更可怕的事。市场上受到核污染的鱼并非只有“第五福龙丸号”一个来源，还有其他从太平洋返回的船只。到1954年年底，有多达75吨的鲔鱼被销毁，不过未受污染的“洁净”鲔鱼并没有因此涨价，因为根本没人买鲔鱼了。这个在饮食上极其依赖鱼类和其他海鲜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恐慌。几乎人人都认为辐射是能传染的，不论携带辐射的是人还是食物。 63
这次美国政府要应对的是一个国际丑闻，它不仅对马绍尔群岛的试验项目产生了威胁，也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1953年12月，也就是“布拉沃城堡”核试验的3个月前，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了《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演讲，承诺美国将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发展。再看看现在这档子事！和1945年一样，日本人再一次成了受害者。3月17日，即日本媒体曝光“第五福龙丸号”事件的第二天，美国国会议员兼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主席威廉·斯特林·科尔（William Sterling Cole）宣布，国会将对“布拉沃城堡”展开调查。同时他还声称，“第五福龙丸号”曾进入禁区执行间谍任务。这则声明于事无补，既没有平息日本媒体的抗议，也未能阻止国际方面的审查。 64
3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这一问题。他承诺将和刘易斯·斯特劳斯一起调查此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氢弹项目的早期支持者。一周后，3月31日，斯特劳斯在白宫召开的通报会上向媒体发表了讲话。此时他刚从太平洋试验场回来，并在试验场亲眼见证了“城堡行动”的一次试爆。在这次讲话中，他不再坚持委员会当月早些时候的说法，即此次试验只是常规试验。相反，他声明，他在太平洋之行中所见的是热核武器试验。谈到“布拉沃城堡”时，他承认当量“大约是预估值的两倍”，但他拒绝承认媒体所暗示的试验失控。“核爆威力巨大，但试验并未失控。”斯特劳斯称。
斯特劳斯承认有放射性沉降物存在，也承认试验策划者有一定过失。他表示“实际风向与预报风向相比有所偏离”，风向向南偏转，将沉降物吹至朗格拉普、朗格里克和乌蒂里克这几处环礁。他“欣喜”地表示，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美军没有受到烧伤，而236名当地居民“在我看来都健康快乐”。当地居民中只有两名病人，都是老人，一男一女，一位患有糖尿病，另一位患有关节炎。有人认为将放射性沉降物吹至有人居住的岛屿是核试验计划的一部分，斯特劳斯对此回应称：“对于投身于这项爱国事业的人来说，这个说法荒谬至极、不负责任、极其不公。”
至于“第五福龙丸号”，斯特劳斯说，在危险区域内并未发现这艘“日本拖网渔船”，但“渔船肯定进入了危险区域”。他竭尽所能打消人们对渔民健康的担忧。斯特劳斯称，渔民身上出现的皮肤损伤是由于珊瑚灰烬造成的化学作用，而非辐射的影响。对于受核污染的鱼，他采取了同样的说法——只有拖网渔船露天货舱中的鱼受到了影响。斯特劳斯承诺，美国将赔偿日本蒙受的经济损失，具体金额将在与美国驻日大使馆协商后确定。斯特劳斯援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份声明后表示，美国从太平洋捕获的鱼是绝对安全的。 65
斯特劳斯竭尽全力安抚日本民众和美国公众的情绪。他向日本人承诺不会有放射性的海浪冲上日本的海滩，并向美国人保证，美国领土上不会有热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然而，这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能安抚美国人，反而让他们惊骇不已。答记者问时，斯特劳斯表示，一枚氢弹可以夷平一整座城市。又有记者问纽约是否也能被氢弹毁灭，斯特劳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还补充说他的意思就是“大都会地区”。这番即兴发言成了震撼新闻界的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头条写道：“斯特劳斯在核试验后报告称，氢弹可夷平任何城市。”至少在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从“布拉沃城堡”的放射性沉降物转向了氢弹的毁灭性力量。“城堡行动”得以按计划继续推进。 66
然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声称，“第五福龙丸号”是因为进入危险区域才受到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同时国会议员科尔断言该船在从事监视美国的间谍活动。这些说法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抗议。1954年4月12日，日本驻美大使馆发布声明，驳斥斯特劳斯关于“第五福龙丸号”进入危险区域的说法。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谁来诊治受害者以及治疗的最佳方案，双方各执一词。加上美国拒绝透露放射性沉降物的同位素构成，以免其他国家从中推断出氢弹的基础设计，这都使得“布拉沃城堡”事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始终是热门议题。 67
1952年秋，在为“常春藤麦克”氢弹试验拍摄的纪录影片中，一开场，克拉克森将军就将这一行动称作“丰功伟绩”，在有关“城堡行动”的纪录影片中，他提到“既有成功也有过失”，并强调了行动中发生的“思维转变”。他不满于“日本对于（第五福龙丸号）事件的广泛报道，其中大部分都是断章取义、错误百出，给美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麻烦”。 68
“布拉沃城堡”试验直接影响了整个行动的进一步执行。克拉克森在报告中写道：“事实证明，大当量地表核试爆可以在超过120英里的距离内造成极其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在大约250英里的距离内造成严重的污染。”危险区域的范围也由此大大扩展，半径达到了260公里。同时，“危险区域”这一术语的意义也有所变化。如果说一开始该术语与“安保区域”（安保力量控制的区域）类似，那么如今则变成了与“安全区域”完全相对的概念。另外，核试验策划者还对气象及风力风向预报的流程作了重大修改。“新标准的严格性，”克拉克森写道，“对于‘城堡行动’所有后续试验有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从扩展危险区域到制定气象预报的新标准，克拉克森报告中的这一系列措施能够避免更进一步的意外放射性沉降物，及其对人类、生态及公众造成的多重灾难。 69
格雷夫斯自己也需要吸取教训。“布拉沃城堡”释放的爆炸力展现了固体氘核弹爆炸的致命威力。“常春藤麦克”中使用的液态氘已经被停用了，“城堡行动”中原本计划的液态氘核弹试验也被取消。但“布拉沃城堡”的当量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预测固体氘核弹当量方面存在很大误差。3月27日，“罗密欧城堡”（Castle Romeo）进行了试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也在场。试爆当量达到了1100万吨，几乎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核弹设计者最初预测的3倍。核弹引爆之前，他们将预测当量由400万吨提高到800万吨，但仍低于实际当量。5月5日，“扬基2号”核弹的当量达到了1350万吨，远高于最初预测的800万吨以及调整后的950万吨。 70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从头来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最初计算模型中的问题。原来，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锂-7的反应性质，而锂-7这种锂的同位素占核弹用锂总量的60%。科学家们认为锂-7将保持惰性，不参与氚氘聚变反应。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聚变反应产生的高能中子的轰击下，锂衰变为氚和氦。氚量显著增加，促进了裂变反应的发生，而裂变反应正是核弹当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只要理解了锂-7的反应性质，氢弹当量预测将变得更加准确可靠。眼前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71
“布拉沃城堡”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就跟它的巨大爆炸力一样，是未来重振旗鼓的覆车之鉴。这场试验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克拉克森将军在报告中写道，事实证明，在朗格拉普环礁为气象站建造的轻型建筑，可以大幅减少驻扎美军受到的辐射。坏消息则是，据测算，美军气象员受到的伽马辐射量高达78伦琴，几乎是美军安全辐射剂量上限3.9伦琴的20倍。对此，克拉克森辩解称：“这些辐射标准是为常规实验室或工业用途制定的，在核试验中严格遵守这些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他请求指挥官特事特办，并得到了授权，可以突破“不切实际”的上限，从而完成行动任务。 72
这是医生和军队高层第一次有条件接触大批的辐射受害者。在此之前，辐射医学专家不得不依赖于对广岛和长崎辐射受害者观察的结果。如今，他们可以研究距离辐射中心几百公里但仍受到辐射的人。克拉克森将军创建了一个新的科研计划“项目4.1”，研究主题为“高当量武器放射性沉降物导致人体受β与γ射线辐射的反应研究”。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并非治疗受到高剂量辐射的马绍尔人，而是了解辐射暴露的影响。 73
项目组由来自华盛顿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医生牵头组建。1954年3月8日，即核试验后一周，项目组在夸贾林岛上的美国海军基地展开研究工作。“他们高频次、周期性地进行血细胞计数和尿液分析，同时还有许多其他观察。”克拉克森报告说。受辐射岛民的血液检测样本形成实验组，而在朗格拉普环礁约643公里以外生活的115名岛民的血液样本则形成对照组进行比较。他们还使用了一种帮助检测同位素的化学试剂。美国能源部的专家总结道：“这些研究在治疗方面几乎没什么价值，因此它们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基于科研目的来评估辐射暴露对人体的影响。” 74
医生观察了从朗格里克环礁回来的美国军人，记录了过度暴露于辐射中会引起的明显症状，包括皮肤损伤、脱发、白细胞计数偏低，以及由β射线烧伤引起的皮肤刺激。医生建议将患者们送往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然而，患者们最终被送到了檀香山，因为海军不希望他们在“城堡行动”完成之前离开太平洋战区。行动已见诸报端，保密自然是重中之重。1954年5月，随着“城堡行动”结束，该项目的研究工作也告一段落。“到了5月初，”克拉克森报告称，“很明显，所有暴露在辐射中的当地人和美军都会完全康复，不会留有任何严重后果。” 75
到1954年6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也急切想摆脱“布拉沃城堡”的余波。委员会的多名官员和美国海军司令部一起，开始准备将岛民们送回家。他们在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进行了放射性检测，发现乌蒂里克环礁的条件不错，可以让岛民们返回这里。同月，这些被转移到夸贾林岛的岛民们便被送回了乌蒂里克环礁。后来，人们才发现，他们返回乌蒂里克环礁后受辐射影响的程度可能反而增加了。如果说最初他们受到的辐射只是朗格拉普环礁上那些岛民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他们回到乌蒂里克环礁后，据估计，这一比例提高到了三分之一。 76
朗格拉普环礁所受核污染的程度要比乌蒂里克环礁更严重。“布拉沃城堡”试验后约一周，在朗格拉普环礁进行的放射性检测显示，土壤中的辐射值高达2.2伦琴/小时，水中辐射值达到400毫伦琴/小时。因此，要让当地人立即返回朗格拉普环礁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另找地方安置他们。1954年4月初，那些来自朗格拉普环礁的患者的身体开始好转：他们的血细胞计数开始上升。到6月，医生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可以离开夸贾林岛了。然而，这些居民并没有返回朗格拉普环礁，而是被送到了马朱罗环礁——克拉克森将军和联合特遣部队出资为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村庄。虽然“项目4.1”的医生们建议岛民们在至少12年内都不得暴露于强辐射之中，但美国还是计划于1955年5月将他们送回朗格拉普环礁。1957年6月，岛民们被送回朗格拉普环礁，而这一地区的核试验一直持续到1958年。 77
马绍尔人不愿仅仅作为放射性沉降物的受害者，一些人决定反击。1954年5月6日，“城堡行动”仍在进行之时，一批岛民便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提交了一封请愿书，称核试验违反了美国的托管义务。他们担心核试验的危险性会使“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停止核试验。作为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支持了马绍尔人的请求，从而使得请愿书没有被淹没在联合国的繁文缛节之中。1954年夏天，联合国就马绍尔人的请愿召开了听证会，美国政府颜面尽失。美国代表依旧坚称岛民们已经完全康复了，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78
联合国内外的许多人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去殖民化浪潮席卷亚洲和非洲，“布拉沃城堡”事件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象征。1955年2月，亚洲法律工作者会议在加尔各答召开，日本代表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及了广岛、长崎和比基尼环礁。苏联《真理报》（ Pravda ）评论这份报告时指出，美国是在其领土之外进行核试验，除非从此禁止一切与原子弹和氢弹相关的试验，否则对受害者的任何补偿都是空谈。那时，苏联还没有制造出能与“布拉沃城堡”的威力相匹敌的氢弹。 79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在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上呼吁美国和苏联停止核试验。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场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反核运动也颇具声势。这场运动萌芽于1954年11月和1955年2月发表在《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上的两篇文章，作者是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Ralph Lapp）。他表示，根据“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的情况，氢弹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在太平洋而非内华达州进行核试验并不能确保美国人的安全。拉普的结论得到了一份报告的证实，报告的发布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80
1955年7月，一批知名的公众人物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对核战争的自杀性质发出疾呼。这些公众人物包括核弹早期支持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布拉沃城堡”核试验在这封后来被称作“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信中被放在了显著位置。“特别是在比基尼试验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核弹的破坏范围将逐渐扩大，远超人们的预想。”信中写道，“根据非常权威可信的说法，现在可制造的核弹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2500倍。这种炸弹一旦在地表或水下爆炸，会将放射性粒子释放到高空，这些粒子逐渐下沉，以致命的灰尘或雨水的形式到达地球表面。正是这些灰尘使日本渔民和他们捕到的鱼受到了辐射。” 81
1957年，也就是朗格拉普环礁的居民们重返家园的那年，“城堡行动”的科学主管阿尔文·格雷夫斯出现在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面前，就放射性沉降物的危险性做证。当被问及辐射诱发的癌症时，他回答说：“辐射的危险性并不是说会直接导致癌症，而是说你会有更高的患癌概率。或许增加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夸张，但终究是有所增加。”格雷夫斯并没有死于癌症，但在8年后，曾无数次暴露于辐射中的他终究难逃厄运。1965年7月，格雷夫斯去世，享年55岁。后来，一份医学报告写道，他的“扁桃体萎缩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 82
1954年9月23日，第一个直接归因于“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的死亡案例出现。死者是“第五福龙丸号”的无线电操作员久保山爱吉，年仅40岁。他的直接死因是肝硬化，但日本和美国的医生对他的根本死因存在争议。日本医生声称，肝硬化可能是由他体内的辐射导致的。而美国医生则认为，久保山爱吉和其他很多受到核辐射的渔民一样，是因为日本医生多余且有害的输血而感染了肝炎。肝炎对住院的渔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威胁，不过，除了久保山爱吉外，其他人都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了下来。接受治疗后，他们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由于日本社会对辐射心存恐惧，加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辐射的污名化，有关这些受害者健康状况和寿命的数据很少。 83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于1994年创立的美国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Radiation Experiments，简称ACHRE）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马绍尔人受辐射影响的研究首先有益于这些马绍尔人。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就像马绍尔人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旨在评估核战争中辐射所产生的影响的人体辐射实验中，他们只是被用以研究的“小白鼠”。朗格拉普岛民返回环礁后，美国还在继续收集有关低剂量辐射影响人体的数据。美国政府把这些数据雪藏了几十年，这不仅是为了提防苏联，也是为了避免马绍尔人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起诉美国。 84
研究朗格拉普岛民的科学家有许多秘密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事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岛民们因食用受核污染的食物而持续受到辐射。另一个秘密发现和儿童有关：几乎每个曾暴露于“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中的10岁以下儿童，最终都会出现甲状腺问题，从甲状腺功能减退一直到最严重的甲状腺肿瘤。这些当地人中，77%的人患有甲状腺肿瘤，而在未遭受辐射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2.6%。这些甲状腺问题减缓了儿童的生长发育，核爆发生时尚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也受到了影响。核弹试爆后不久，共有三名新生儿出生，其中两名有明显异常：一名患有小头症，另一名则患有甲状腺肿瘤。 85
勒科·安贾因（Lekoj Anjain）是朗格拉普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的儿子。遭遇放射性沉降物时，他只有1岁。12岁时，他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肿瘤。相关手术很成功，但几年后，他又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在美国接受治疗时去世，年仅19岁。一项研究显示，马绍尔岛民中，有21%的甲状腺癌病例可能与核试验有关。而在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分别为93%和71%。对于受“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大部分人来说，辐射并未直接导致癌症，但这些沉降物明显增加了他们患癌的概率，降低了存活的概率。 86
包括朗格拉普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在内的许多岛民都认为，当时的放射性沉降物是美军有意为之，他们成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贿赂来摆脱尴尬局面。此前，联合国将一部分领土委托美国照管，为这些岛屿独立做准备，然而美国照管岛民的方式就是让他们遭受核辐射。核试验摧毁了当地人的生计，令他们赖以生存的海鲜、水果和蔬菜再也无法食用。
数十年来，美国都在为幸存者提供资金，帮助解决使他们饱受困扰的医疗、社会与经济问题。1956年，埃尼威托克环礁和比基尼环礁上无家可归的岛民共获得了2.5万美元，并且每人每年还能从信托基金中再得到15美元。10年后，美国国会出资向朗格拉普民众支付95万美元，相当于每人1.1万美元。1976年，美国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清理埃尼威托克环礁上的放射性废弃物，第二年又拨款100万美元给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的社区，遭受辐射的受害者每人可以获得1000美元，甲状腺癌患者可获得2.5万美元。1979年，美国又为重返比基尼环礁的居民设立了6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87
1979年，马绍尔群岛终于实现了自治。3年后，马绍尔群岛成为独立主权国，并与美国结为自由联盟。
根据《自由联系协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马绍尔群岛须向美国提供其所需的领土和海域，作为交换，美国负责群岛的防卫，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美国国会批准了《自由联系协定》，但同时对马绍尔人的合法索赔加以限制（当时的索赔已达到数十亿美元），取而代之的是1.5亿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以赔偿核试验的受害者。1988年，美国设立了核赔偿法庭，用以处理索赔问题。然而，进入千禧年后不到10年，信托资金就已山穷水尽。
88
如今，在核试验危害人类生命和环境的案例中，“布拉沃城堡”仍然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比基尼环礁的核爆炸惊醒了全世界，氢弹时代已然到来。有关氢弹的媒体报道促成了公众的反核运动，推动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公约。“布拉沃城堡”试验之后，到1962年，公众已普遍认为，核战争终将让人类灭亡，这一思潮也促使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核战边缘停下了脚步，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一年后，这两位国家领导人签署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将核试验限制在地下进行，意味着将不再产生放射性沉降物。如果“布拉沃城堡”对人类和环境的深远影响仍不为人所知，氢弹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前悄然登上国际舞台，那么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