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老俗事
作者:王超
ISBN:97878022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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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进农历的腊月门儿,京城的老老少少就合计着腊月该咋过!要说这腊月儿,是在一年里“过儿”最多的月份。不但事多,累多,急也多。
俗话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这话儿搁在腊月里最应景儿,而且,不光是最应景儿,见天儿的还得逢上个小节令。
这小节令过是不过由您,可这一个院里住着七八家子,别人家张罗着过,您横竖也不能闲着,再说了,要里儿要面儿的老北京人,看人家撂桌吃饭,自家也得饭菜上桌。话又说回来了,腊月初一到年三十晚上,随便点上一个日子就有说道儿。
老话儿,“腊月初一蹦一蹦,一年到头不生病。”
这“蹦”字,大概是两个讲儿,一是能走能蹦,自然是身子骨硬实,没灾没病;二是“蹦”与“嘣”字谐音,跟吃有关。
这腊月的头一天,“嘣”玉米、“嘣”白薯干、“嘣”酥蚕豆,“嘣”哪样都吉利,“嘣”哪样都花开,“嘣”哪样吃着都香。
而这生病不生病只是一句吉祥的话儿,倒是身体的好与坏,吃里头找有点儿道理。会吃的人都知道,“嘣”开花的吃食焦脆、甘甜、开胃、克食,外带着占着嘴儿,少吃不发胖。这纯天然的吃儿虽说土了点儿,但绝对没有添加剂和污染。
当年,老京城的平房院大都是睡炕,或在院里搭个凉灶锅。数九寒天的腊月初一,孩儿们冻得鼻子像个红萝卜,就这模样,他们也能不知打哪背来半袋子粗细均匀、放到锅里正好半下子的沙子。
现如今许多城里的年轻人听了可能会吓一跳,吃惯了洋味儿的爆米花,从来没见过土法儿“嘣”出来的玉米花。其不知,咱这“嘣”米花比“洋味”不知早了多少年呢!沙子“嘣”玉米花至今还在边远地区延续着,多少代人吃了多少年,没有人因为这法儿“土”而生病。
别以为土法儿就马虎,沙子要用筛子过,去掉杂质和石子,要加足了柴火烧,沙子的温度要够,得让经验老到的人掌握火候,这火候关系到最后的“花”开多少。
沙子温度够了,再从中间扒出能盛下拣干净的玉米豆的窝儿,上面用热沙土埋严实。够时候了,出香味了,用大铲“哗,哗”的来回翻,瞧,孩儿们咧开冻僵的小嘴儿,你推我搡地争着哄抢“嘣”到地上的玉米花。
“噼噼啪啪”“嘣”够数了,上竹筛漏下沙粒,里面全是花儿了!剩下的不开花的死豆,也香酥、甜脆可口。
院里所有的家儿都有份儿,拿瓢儿拿碗儿分着、吃着、乐着。腊月初一,就这么着热热闹闹过去了!
提一句,“嘣”白薯干、“嘣”酥蚕豆,可得是有辙的家儿,老辈子吃都吃不上,哪有闲钱去乡下淘换白薯干,哪有闲工夫泡蚕豆,把蚕豆破皮儿,空干水,晾干,再下锅“嘣”?所以,“嘣”白薯干和酥蚕豆在院里和胡同里是稀罕物儿!
过了腊月初一,没几天就是吃腊八粥的日子了。这腊八粥可是个好东西,虽说上不了席面儿,可怎么吃怎么顺口,您绝对信,眼面前儿,摆上一大桌子鸡鸭鱼肉,再摆上一碗全活料的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您从天寒地冻的外面回来,第一眼、第一口,准先奔这粥碗忒儿喽几口,先暖和暖和,再就点小菜,解解肚馋。呵!这么一来浑身上下都觉得舒坦。
吃粥养人,成了京城老百姓的最爱,粥材料也越来越花样多和讲究,除了五谷杂粮,大枣健脾开胃,栗子克食助消化,核桃仁养脑助智力,花生降压败火,山药补血养颜,菱角米凉血清热。
“食补”,这词儿老百姓不会咬文嚼字儿地说,可多年来能保留下来的习俗一准儿没有错。更有讲究的主儿,把京城的牌子货--“北京杂拌儿”(果脯),铺在碗里等着,等粥熬得是时候,是火候,够稠糊儿,够香甜,盛在碗里,盛好的粥碗放到屋外的窗台上晾着,放凉了扣到盘子里。
送给亲友时,这腊八粥尽显粥料的精致。别顾着听别人说好听的,夸粥熬得好,腊八就这么着晃过去了!
过了腊八是年关,没觉几天就到了腊月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儿粘”,大人关心过小年,孩儿们盼望着这天街上出摊卖糖瓜儿的。
这糖瓜儿有它的独特,专门在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腊月二十三前后有得卖。
只有结冰的时候,糖稀铺做的浓缩小个儿磨盘倭瓜状的糖瓜儿才不会化。您见过大夏天有卖糖瓜儿的吗?有?那不是抬杠吗!
咬一口糖瓜儿,才能看见里面蜂窝似的拧巴成酥脆糖丝儿的瓤儿,不吃不化,全仗着一种叫“白土子”的粉裹着糖瓜儿,才不会粘到一块。
孩儿们吃着,还打嘴架。卖糖瓜儿的同时,南糖也卖得挺火,真正的糖瓜儿,就是圆圆扁扁像小倭瓜状的那种,别买错了,叫院里人笑话您“外舀”(外行)。
对小时候过腊月,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件乐事,那就是腊月的“二十七,宰公鸡”。
那个年代,院里的婶子大妈老太太们,爱在头年下一个多月时淘换只公鸡养活着,生活不富裕的平民百姓既想有只公鸡添个荤菜过个好年,又想省下俩钱儿买只瘦小的自己喂肥再宰,为了能多吃一口肉。
鸡买到家,找个筐扣在里头,中间掏个鸡能伸出头来吃食的洞,怕的是撒着养一不留神啪啦飞走,还给起个好听的名字,叫“站鸡”。
老太太们对这事儿挺上心,剩粥剩饭的一天喂几遍,别说,鸡喂到年下真能肥得流油。您猜怎么着,这老太太们不是啥鸡都养,又要面子,还要省钱,喂的鸡还得漂亮--“芦花”,白是白,灰是灰,星星点点;“油鸡”,黄黄的毛,闪着亮金光;“柴鸡”,花花的毛,红红的冠子。一水儿的油光瓦亮的尾翎、背翎、脖翎,绒毛更是喜煞人。
老太太的公鸡长得越漂亮,越肥实,孩儿们越偷着乐。那会儿没啥玩具,刨个毽子是他们的乐趣,到了二十七一大早,院里谁家要是该宰鸡了,会围着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大帮子丫头小子,都等着抢几把好鸡毛刨毽子。
后来,有了事儿了,不知谁传出来的,活拔下的鸡毛刨出来的毽子踢着最好,毽子飞在空中跟活的一样。小子们有损招,他们拿来大人喝的“二锅头”,偷偷地给公鸡灌上几口,等公鸡醉了,怎么拔毛怎么得手。不用等腊月的二十七了,孩儿们就踢上了毽子。
老太太们二十七一大清早,打开筐盖一看,在院里足足骂了一整天,骂得院里的大人们都不好意思听了,心里直打闷雷,怎么了,这是?
原来,老太太们看到的是一只除了鸡脖子和脑袋的毛还完整,凡身上能刨毽子的毛一根也没剩下的公鸡,老太太们骂得对:“这不是公鸡,是一只秃光雀儿!”
当年参与拔毛的小伙伴们,今天想起来还止不住地乐得前仰后合--一个是自己动手的快乐,一个是伙伴们合作的麻利,再有就是那四合院里度过的特有的童年时光!
为啥说是老话儿腊月呢?时下,日子越过越富足,气死天天过年,不富裕的家儿有政府接着,“年过”的必需品都上赶着送了来。那还提老话儿干吗?为的是,只有说出老话儿,人们才会倍加珍惜现在的好生活,您说对吧?
现而今,市场繁荣,物丰货盈,老百姓的日子仿佛天天在过年。但临近年下,昔日老北京城喜气洋洋年货摊,又不时浮在眼前。
腊八过后,人们便开始准备年货,老北京人把这一繁忙现象叫做“忙年”。春节备年货,内容十分丰富。民谣曰:“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太太要新布衫,老头儿要顶新毡帽。”其实年货何止这些呢。
《春明采风志》载:“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门神、挂钱、字画、对联、佛花、鞭炮、蜜供、元宵、鱼虾……风筝、纸牌、走马灯、拈圆棋、江米人太平鼓、童玩之物,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年货摊是为普通老百姓预备的,有钱的大户人家在过年前都奔有名的老字号、老店铺采买年货,此时这些买卖门庭若市。而市井百姓,小户人家里办年货,又近便又便宜、品种又全乎的有两大去处--街上年货摊和隆福寺、护国寺等庙会的年货市场。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住东直门内。每到年下,东直门大街一路往西,北新桥、交道口、鼓楼东大街,不仅横向,纵向的北新桥、交道口南北大街,鼓楼至后门桥大街,各色年货摊鳞次栉比。既有买卖家店铺门前支摊的,更有临时搭大棚专营年货的。这条大街有它的区位优势,离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都较近。
腊八之后,不少农闲的近郊农民和专卖节令商品的小贩,便云集这里或沿街叫卖,或摆摊支大棚卖年货。年货摊上的年货也是五花八门,吃、喝、穿、戴、用及过年用的用品饰物、摆设,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民以食为天,尤其是春节,从年三十“除夕团圆饭”到“破五”的饺子,还要包括过小年祭灶用的糖瓜、关东糖、除夕辞岁祭祖的蜜供、萨其玛、果脯蜜饯、干鲜果品,都要想着采买,或者“请”回来。
吃喝食品是年货中的重头大戏,一则那年代平日人们肚里油水少,全盼着过年节改善呐;二则过大年“破五”前,大部分商店不开业,不备足吃喝万万不可。
年货摊,年货市场,鸡鸭鱼肉、年糕糖果、炒瓜子、炒花生、时令蔬菜、炸豆腐、冻柿子、冻海棠、蜜柑橘、苹果、鸭梨,到处都是。
年货摊最充斥“年味”的要属卖年画、卖春联、卖皇历的,还有受孩子们欢迎的爆竹、灯笼、刀枪玩具、空竹、风车等。而卖绒花窗花的摊位,也会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尤以大姑娘、小媳妇居多。
当年一到年底,城里不少闹市,大街都设立年货大棚,很多副食店还组织“年货车”走街串巷,方便居民买年货。无论是年货大棚,还是年货车前,人们兴高采烈地排队凭本购买冻带鱼、冻肉及下水、花生瓜子、黄花木耳、香烟糖果,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祭灶是年终的“岁祭”。过去曾列入皇家典制,清宫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以黄羊祭灶。且不分帝、后均亲诣坛前拈香礼拜,直到送神望燎,没有民间“男不供月,女不祭灶”之说。
祭灶,民间贫富皆有此举。富户有以黄羊、糖瓜、糖饼并为贡品的,还给骑的马也供上草料,甚至有给灶神糊了八抬大轿,或金案宝马的(如旧时的同仁堂乐家和天宝金店刘家)送他上天。穷人,即使是赤贫者,亦不失此礼。用恋歌白疙瘩当烛台,以一个小碗儿当香炉,仅以一碗凉水当供品,用秫荠杆儿插个小马来送灶。虽然近于儿戏,但祭者却说“心到礼到,心到神知”。这种求福报的心理人皆有之。就连草料铺在腊月二十三日也发心作公德,在门前施舍草料,让祭灶之家喂饲灶君的坐骑。
旧时祭祀灶神不光是在岁终,而是根据用灶为炊的具体情事而举行不同形式的祭祀仪式。例如:佛教所举行的各种道场,甚至应了民间的佛事,不论是祝寿,还是度忘的,都在吃斋前举行祭灶仪式。
让斋主以铜盆捧一份“敬神钱粮”,“香灯”或“铺排”(此后僧人的杂务)捧一个给厨灶上大师傅的钱包,到临时厨房颂念《大吉祥天女咒》,表示敬神谢厨,然后才能享用斋饭。此乃僧家之礼也。又如:梨园界每年阴历九月初九日为谢罪祈福,举行所谓“九皇会”。
据道教《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说:“龙汉年间周御王之妃名紫光夫人,即斗姥元君,生九子,初生二子,为天皇大帝,紫薇大帝;后生七子,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合称‘九皇’。”
九月九日为其母斗姥元君生辰,九皇共庆是为“九皇会”。是日,梨园界丑角演员扮作道士,作一道场,不会念道经念佛经,文不对题地走个形势,但开坛前也必须祭灶,以便用斋。此乃道家之礼也。
灶王被厨行尊为行业神,每逢旧历八月初三日灶王生辰之日,必齐集崇文门外化市都灶君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好年成时还要唱一台小戏(河北梆子、评戏之类)谓之“酬神堂会”。过去,凡属厨行学徒出师,必要在都灶君庙举行祭灶谢师仪式。此乃厨行之礼也。
旧时,祭灶是社会上一切善信人士的基本礼仪。祭灶,表示敬灶。一心积德,争取“福缘善庆”。
当然,人生居家过日子不可能完全符合“天道”,即“上天”与“神”的意志,既有公德之举,又有失礼之处,有意无意地做些错事。
所以送灶时,忏悔谢罪,让灶君向玉帝给自家举功掩过,以求福报,这是一种很朴实的信仰,朴实的民风,它区别于正统的宗教信仰,乃是中国所特有的乡土风俗和乡土文化决不能简单地将他说成是“封建迷信”,而应该本着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认识这一民俗事项。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欢度春节的心态、情致、形式与内容都有了很大变化,可也有一些不变或变化不大的东西。
古往今来,春节有声有色的浓郁氛围就一直熏染陶醉着海内外的华人,那色彩红火、热烈,大街小巷、屋里房外都能看到,譬如穿红布的衣服,贴红色的福字,写红纸的对联剪红艳的窗花,燃红油的蜡烛,挂红绸的灯笼,而今还加上红的中国结、红的吉祥符,以及各门各院悬挂的五星红旗,触目所及一片红。
那声音响亮、热闹,从腊月下旬的洒扫房屋、采办年货,到除夕的阖家守岁、新元的互相拜年,再到长假里的访亲会友、逛庙会串商店,无不是欢声笑语,吉祥话绕耳,更有过年期间的烟花鞭炮声,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期盼和振奋。
作家徐城北先生在《老北京皇城民风》一书中概括了京城的“春节三声”:“除夕之夜,春节之声才真正降临,应该是三种声音的混合,鞭炮声、砧板上的剁馅儿声以及店铺中打算盘的结账声”。
徐先生所提的老北京春节的市井之声,人们已有多年难得与闻了,甚至有的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存留在五六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心里。
早年间每到岁尾商家店铺结账时噼里啪啦打算盘的脆响,今天的人们当然再也听不到了,与之一起消失的,似乎还有穷苦人年关难过的凄惶,店伙计不知是否被辞退而卷铺盖的忐忑不安,躲债者和讨债者不同的奔波和艰辛。
现如今的年轻人,谁还晓得讨债也分文讨和武讨,搪债亦有软搪与硬搪之别呢。现在可能惟有讨要欠薪欲赶回家的农民工的无奈无助,还能映衬出算盘珠脆响的尴尬。端赖党和政府持续多年的关注,民工领工资在今年也容易和轻松了许多。
在砧板上剁饺子馅儿的声音,实在也很稀疏了,副食商店里有铰好的猪牛羊肉馅,并且给人分出肥的瘦的以及肥瘦混合的不同种类,超市里有各种馅儿料各种风味的成品饺子分成不同包装的不同价位,谁还去费那个劲。但胡同和四合院时代的北京城,每到大年三十,几乎全城都响着菜刀与砧板的交响。
有人说,从剁馅儿声音高低长短的区别,就能判断出各家各户的人丁是否兴旺、家道是否殷实。我们楼里所住的一位老者,对付这顿过年饺子,一定得让家人自己剁馅,一年就一次,要的是“听这个声、品这个味”。
“爆竹声中一岁除”,最不可少的年声当是鞭炮的爆响了。中国人新春燃放烟花爆竹的风俗始于汉代,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有古籍记载京城除夕和新元的情景为:“闻爆竹声如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
那声响和气势,岂止辟邪和祛除晦气,寄托了人们多少希望和祈盼,予人以多大的振奋和力量,“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之谓矣。
鞭炮噼里啪啦响成一锅粥,伴着浓烈的硝烟不绝如缕,令人震耳欲聋。烟花催着嗖嗖声冲天而起,在夜空绽放绚丽多彩,让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这就是春节的市井之声,它让人欢快、兴奋,对新的一年生出无限期盼。牛年已至,我们盼着牛市的来临,更盼着牛所体现的踏实、沉稳、厚重、努力、前行,成为这一年的基调。
古时对元宵节张灯有明文规定,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是怎么放假的。宋朝的《铁围山丛谈》记载:“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都邑旧亦然。”这里规定了元宵节得三天张灯结彩,全民同乐。后来呢?一般的地方仍然热三天,京城或者大城市则可以热闹五天。
有一种说法是,后来多出的这两天,是“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干德五年(年)后蜀初平,正值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市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
如果说张灯三日或五日,跟放假联系在一起还有点勉强,那么,明朝永乐年间关于元宵节放假就说得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个假期长得让人艳羡,计由十天之多。
《万历野获编》载:“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十一日”,朱棣觉得自己“继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乃下令“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着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
对民间放灯,也极大地体现了宽松,“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不要搅扰生事”。永乐帝并且要以此“永为定例”。
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大致的意思又重申了一遍。同样,“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街上就更热闹了,“春如红锦堆中过,人似青罗帐里行”。百姓不知怎样,士大夫们是“呼朋命伎,彻夜歌呼,无人诃诘”;有权势的,则“先期重价,各占灯楼”,至于“尺寸之地,只容旋马,价亦不訾”。
《双槐岁钞》对此还有两处细节上的描述。其一曰户部尚书夏原吉陪着母亲去观灯,不知怎么给永乐皇帝知道了,“遣中宫赉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曰为贤母欢也”。其二曰永乐帝还要借此展示御制的应节诗词,由儒臣奉和,并当场评出等次,“览而悦之,赐以羊酒钞币”。
1412年的元宵节,陈敬宗得了第一,但这些作品不外是“皓月金门夜,和风玉殿春”、“愿歌鱼藻咏,长奉万年杯”之类的祥和句子。
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
到清朝的时候,元宵节同样热闹,京师有“前门灯市,琉璃厂灯市,正阳门摸钉,五龙亭看灯火,唱秧歌,跳老鲍,买粉团”;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更有意思的还在“十六夜”其时“女子出游,谓之走百病”。
“走百病”又称“烤百病”、“散百病”、“走桥”、“摸灯”等,参与者多为妇女她们身着白绫衣裳,在正月十五这天结伴相携,越走水桥,到郊外旅游,目的就是祛病除灾。其时,走在最前面的妇女举香开道,其他人紧随其后,依次过桥,谓之“度厄”。
据说,这样能保一年腰腿无病,健康长寿。过桥后,妇女们还要到各城门洞去摸城门上的铜钉,谓之“宜男”,说是这样可以多生男孩。
元宵节“走百病”的习俗古籍多有记载。明周用《走百病行》诗云:“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清顾禄《清嘉录正月走三桥》也云:“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元宵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持“情人节”论者的情境经典。遥想当年,中国古代每逢元宵佳节,各地纷纷举办庙会戏班、江湖杂耍、地摊卖武艺、赏彩灯……活动式样繁多,琳琅满目,为年轻人寻偶结伴提供了绝佳的氛围,不少传奇文学中所描述的抛绣球、抢绣球,就是很确切的脚注。
不过,中国具有类似爱情内涵、知名度较高的节日,至少还有七夕和中秋节。前者有一个牛郎织女七七鹊桥相会的动人故事,后者的嫦娥奔月故事,更因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嫦娥》诗而脍炙人口。
从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来看,元宵节又只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古代春节习俗为期长达一个半月,漫长的春节要经过备年、过年、贺年三个阶段,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进入春节,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吃过糖汤圆,才算是过了大年。如今大陆春节黄金周,只不过是浓缩版本。
如果拿三部曲乐章来比拟的话,处于贺年阶段尾声的元宵节,就是中国春节三部曲的高潮华彩乐段。
这个乐段的主旋律,则是贯穿春节三个阶段的乡情、亲情、友情,当然更包括爱情;这个乐段的主题,显然就是能够概括诸般情谊的、以糖汤圆所象征的和睦团圆理念。
《京字夜话》曾是五色土副刊的一个令读者喜爱的栏目,今天她又和读者见面了,可喜可贺。弥松颐先生是《京字夜话》的专栏作家。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委员,他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的集成、发展问题,同时也关注着他所喜爱的《北京晚报》。《北京晚报》五十之际,应晚报之邀,作为大家的弥松颐先生百忙之中欣然提笔,重开专栏,为读者勾勒一道文化风景。
没出正月十五,这个“年”就不能算过完,庙会一个连着一个,游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燕九节”(正月十九)白云观“摸猴儿”,人多趋之;“燕九节”前几天的“上元节”(正月十五)“摸门钉儿,走百病儿”的习俗,随着城墙、城门的拆除,知道的人大概就不那么多了。城墙、城门和过节有什么关系呢?且容道来。
清人纽琇《觚賸》(gūshèng)记载:“京城元夜,妇女连袿(guī,妇女上衣)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旧俗传为‘走百病’。”著名的《词苑丛谈》作者徐釚亦云:“京师旧俗,妇女多以元宵夜出游,摸正阳门门钉,以祓除不祥,谓之‘走百病’。”纽、徐均为康熙时人,他们都说是“旧俗”,可见此风习由来已久。
也不一定非摸正阳门(前门)门钉不可,四九城摸哪个门都行。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云:“(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遝(tà),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各城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
《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恢弘气象景致,远非一个山东县城临清可比,我以为亦有京师景象,几处写到“走百病儿”:“出来跟着众人走百病儿,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
“走百病儿”是妇女习俗,目的是“男子祥”、“宜男”,男子无得为之。妇女所穿的衣服,亦有定规,如《金瓶梅词话》所说的“白绫袄儿”,此非泛泛写来,名为“夜光衣”。
清代高士奇云:“正月十六日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消百病也。多着葱白米色绫衫,为夜光衣。”
“走百病儿”的习俗似乎盛于明代,除去小说以外,诗文亦多有记之。弘治进士周用《走百病》诗:“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
王廷绍《霓裳续谱》:“北平俗曲《正月正》云:正月正,呀呀哟,娘家接我去看灯。问问婆婆问公公,婆婆说去了你早早的回,媳妇说是我还要走走百病,妈妈呀,你也去罢,走走桥儿不腰疼。”
“走百病”俱云都在“京城”、“京都”、“都城”,如今都城的城墙、城门已无影无踪,独正阳门楼子孤零零尚在,春节假期,上元十五夜,摸摸正阳门门钉可乎!
清明节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是节令又是节日的双节。老北京在清明时节不仅仅是扫墓,还有踏青春游、插柳、折柳、戴柳、射柳、栽柳、赏玉兰花、放风筝、荡秋千斗鸡、扑蝴蝶、拔河、射箭、赛马、去城隍庙求愿等习俗。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阳春三月,春回大地、草木复苏,人们在度过一个寒冬收敛之季后,此时也想顺应自然生机,伸展腰肢,走出户外到阳光明媚、绿草如茵的公园或郊外去踏青寻春,或步行、爬山、涉水或赏花斗草游乐,既是春游又是健身活动。
老北京时的踏青由于那时交通不便,一般百姓或穷学子多赴西直门外高粱河畔、陶然亭和东直门外就近踏青。高梁河又名长河,是旧京西北郊的一条美丽河流。
《帝京景物略》中云:“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荇尾靡波,鱼头接流,夹岸高柳,丝丝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
那时两岸杨柳葱青,桃花傍着长河流水,岸两侧还有不少庙宇和高粱,景色佳妙非常吸引游人来这里游春踏青,当年曾有“天坛游松,长河游柳”的美誉。
也有一些富家子弟、文人墨客乘马(轿)车、或骑车结伴去远郊的八大处、香山、潭柘寺、戒台寺等地赏景观花探春,那时就有“潭柘听泉,戒台观松”的俗谚。
另外,清明前后正值春暖花开之时,早开的玉兰花素有“玉树琼花”的佳称,其亭亭玉立、莹洁清丽的花质自古受人们喜爱,老北京时人们纷纷前往颐和园、潭柘寺、大觉寺去观赏难得一见的几棵明清时栽种的玉兰古树,那洁白如玉、清香四溢的玉兰花挂满枝头花香扑鼻,给游人莫大享乐。解放后公园均种植大量花卉,如植物园内的桃花、长安街上栽种的玉兰花,每当盛开时均会吸引百姓们去观赏。
插柳之俗盛行于唐宋明清时代,原意为“顺阳气”,在民间则用以悼念介子推母子,与“寒食节”相关。寒食在东汉时定为三天,正与清明节气相连接,当时寒食节与冬至、元正一起并列为国家的三大法定节日,届时除人们不动火外,还要用面粉制成飞燕,用柳枝串起来插在门窗上,称为“子推燕”,以示对介子推的敬佩与怀念。
后来,老北京人在春游时还常在途中折些柳枝盘成个圆圈形戴在头顶上,农村的少女、孩童们也都有此习俗。
戴柳有避邪除灾、平安保健之说,柳与“留”谐音,故也有珍惜青春,留住春天之寓意,也有寓意珍惜青春生机勃发之意,故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俗说。
射柳之俗始于战国《史记-周本纪》载:楚有养有基者,善射也。去柳叶百步射之,百发百中。到了唐宋,射柳成了一项正式比赛。射柳也是一项在清明节时老北京人的习俗。
一些文人墨客、学子们常在柳树上挂个有鹁鸠的葫芦,百步之外用弓箭或弹弓射之,善射者矢中葫芦,鹁鸠受惊飞出,以鹁鸠飞出的高低决定胜负。
明代蒋一蔡的《咏春》诗曰:“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月明。明月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此诗正是一幅描述旧京踏春的风情图。
老北京清明节时的另一习俗,是在这一天要去城隍庙烧香叩拜求签还愿问卜,在明清民国时老北京有七八座城隍庙,香火亦以那时最盛。
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爷”,是那时百姓信奉灶王爷、财神爷外最信奉的神佛。这个“爷”其实就是一个城、一个县的“不管部”部长,城隍庙在每年的鬼节--清明节开放时,人们纷纷前往求愿,为天旱求雨(多雨时求晴),出门求平安、有病企求康复,为死者祈祷冥福等诸事焚香拜神,那时庙会内外异常热闹,庙内有戏台演戏,庙外商品货什杂陈。
据家中老人回忆在民国初时还有“城隍爷”出巡之举,人们用八抬大轿抬着用藤制的“城隍爷”在城内巡走,各种香会相随,分别在“城隍爷”后赛演秧歌、高跷、五虎棍等边走边演,所经街市观者如潮。有一首杂咏:“神庙还分内外城,春来赛会盼清明,更兼秋始冬初候,男女烧香问死生。”即说的清明节这一习俗。
另外,清明时节还有放风筝、荡秋千等习俗,这是健身活动,亦是那时的游乐活动。老北京时风筝制作精巧,那时有被称为“曹氏风筝”、“风筝金”、“风筝哈”、“风筝马”等流派的风筝,曹雪芹对风筝颇有研究,还曾写过一本《南鹤北鸢考工志》的书呢,书中记录了他放飞制作风筝的经验与体会。
风筝可在庙会集市上购买,也有自家制作的,如儿童自制的称为“屁股帘”的简易风筝。阳春三月在郊外山野或四合院内外广阔之地放风筝,沐浴着阳光,吸着清新空气,或拉线奔跑或昂首仰视从而心旷神怡,人体气血畅通。
这项活动至今仍受广大百姓喜爱,常见在天安门广场和城内外广阔地区有各式各样的风筝在蓝天白云中翱翔。至于荡秋千曾是宫廷内和贵族家园林中的设施,也是皇室贵族妇女孩子们流行的一项游乐活动,如今早已成为百姓的健身活动项目。
北平忌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汲,据说是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椹,据说端午节吃了樱桃桑椹,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食铺出售“五毒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咸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
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避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七色线,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带符(麦稓做的项链),女孩带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黄在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
解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幼童则系百索于脖子上,据说这是“为屈原缚蛟龙”。隰州端午,各村祭龙王,并在田间挂纸。怀仁县端午又名“朱门”。定襄县端午,学生需致赠节礼给教师。潞安府以麦面蒸团,称为“白团”,与粽子一起拿来互相馈赠。
兴安州端午,地方官率领僚属观赏竞渡,称之“踏石”。兴平县端午以绫帛缝小角黍下面再缝上一个小人偶,称为“耍娃娃”。同官县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称为“镇病”。
静宁州端午摘玫瑰以蜜腌渍为饴。镇原县端午赠新婚夫妇香扇、罗绮、巾帕、艾虎。子弟并邀集父兄宴请师长,称为“享节”。漳县端午,牧童祀山神。积薪丘,在鸡鸣前焚烧,俗称“烧高山”。
嘉定县端午,不论贫富,必买石首鱼(俗称鳇鱼)煮食。仪征县也有“当裤子、买黄鱼”的俗谚。南京端午,各家皆以清水一盒,加入少许雄黄,鹅眼钱两枚,合家大小均用此水洗眼,称为“破火眼”,据说可保一年没有眼疾。武进有夜龙舟之戏,晚上在龙舟四面悬上小灯竞渡,且有箫鼓歌声相和。
石柱有“出端午佬”的习俗。由四人以两根竹竿抬起一张铺有红毯的大方桌。毯上用竹篾编一个骑虎的道士。敲锣打鼓,街游行。旧时,川西还有端午“打字子”的习俗。是日,成都人皆买李子,于城东南角城楼下,上下对掷,聚观者数万。光绪二一年(一八九五年)因掷李与外国传教士发生衡突,此俗因而停止。乐山、新津等地端午赛龙舟时,还举行盛大商品交易会。
桐卢县乡塾之学童,端午节具礼于师长,称之“衣丝”。医家则于午时采药,相传此日天医星临空。
建昌府午节用百草水洗浴,以防止疥疮,新昌县以雄黄、丹砂酒中饮之,称之“开眼”。
黄冈市端午节巴河镇迎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宜昌县端午竞渡,但以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特盛。五月十五又称“大端阳”,食粽、饮蒲酒,例同端午。
攸县端午,孕妇家富者用花币酒食,贫者备鸡酒,以竹夹楮钱,供于龙舟之龙首前祈求安产。岳州府竞渡以为禳灾、去疾。又作草船泛水,称为“送瘟”。
福州端午旧俗,媳妇于是日以寿衣、鞋袜、团粽、扇子进献公婆。建阳县以五日为药王晒药囊日,人家皆于此日作酱。上杭县端午用小艇缚芦苇作龙形戏于水滨,称为竞渡。仙游县端午竞渡后,献纸于虎啸潭,以吊念嘉靖癸年戚继光于此溺兵。邵武府端午节前,妇女以绛纱为囊盛符。又以五色绒作方胜,联以彩线,系于钗上。幼女则悬之于背,称为“窦娘”。
从化县端午节正午以烧符水洗手眼后,泼洒于道,称为“送灾难”。新兴县端午,人家各从其邻近庙宇鼓吹迎导神像出巡。巫师并以法水、贴符驱逐邪凡魅。石城县端午,儿童放风筝,称为“放殃”。
(台湾省)
台湾地处亚热带,早期来自大陆的移民多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死于瘴疠时疫者,时有所闻。因此,端午这个以驱疾避疫为基本精神的节日,便显得格外重要。
前清时期的端午习俗,可以王瑛曾的《重修凤山县志》(十七六四年)卷三附录中的记述为代表:五月五日清晨,燃稻梗一束,向室隅熏之,用楮钱送于路旁,名日送蚊。门楣悬蒲艾兼插禾稗,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彼此以西瓜、角黍相馈遗。好事者于海口浅处,用钱或布为标,三皮渔般争相夺取,胜者鸣锣喝采,号日斗龙舟。午为小儿女结五采缕,男系左腕,女系右腕,名日神炼。
民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插艾、榕能使身体强健。俗话说“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私塾里的学生,照例要在端什节送红包给先生作谢礼,先生则以一把扇子作为回礼。
铃木清一郎的《台湾旧惯冠婚葬祭年中行事》(一九三四年)记载,丧期中的家庭,端午节不包粽子,而是由亲友赠送,称之为“送节”。丧家则以糖做为回礼。而农家把称为“福金”的金纸来在竹竿上,插在间,据说可以防害而获丰收。有些地方在端午节有作“咸茶”的习俗,就是用盐来腌紫苏叶和蕃石榴叶,据说可以当药茶,清除一切毒气。
日治时代的屏东县佳冬乡,还有在端午节这天打石战的习俗。石战在佳冬地区已流传了数百年,每年到了端午节前几天,众人纷纷拳擦掌,准备打场硬仗。石战以村落为单位组织一如军队,并设有参谋长等职位。组织一如军队,并设有参谋长等职位。男人在“前线”掷石作战。妇女则在后方负责运送石头。单况泪烈时,动辄造成伤亡。战胜的一方可至战败的村子大肆吃喝一番。战败的村民则落荒而逃。若不幸被对方俘虏了,会被强迫脱裤处罚,当众羞辱一番。这项奇特的习俗,据说可保一整年好运,所以佳冬人乐此不疲。但是因为石战常造成严重的伤亡,再加上地方政府一再的禁止,遂在日治末期逐渐式微。
端午节,家家户户还有打“午时水”的风俗。午时水指的就是端午节中午打上的井水。据说午时水用来泡茶酿酒特别香醇,生饮甚至具有治病的奇效。有谚语道:“午时洗目睭(眼睛),明到若乌鹙”,又说“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药吃三年”。最富传奇色彩的午时水,则来自大甲镇砧山上的剑井。
传说井是当年郑成功插剑祷泉的地点,而自又相传鎑砧山盛产各种灵药仙草,于是剑井午时水的功效便被传说得神奇无比。每年端午节,剑井旁边争没午时水的人总是挤得密不通风。据说端午节正午对着井中仔细观看,还可以看见郑成功的那把影。而看见剑影的人,这一年一定无灾厄。
划龙舟,台湾称为“扒龙船”。据《民俗台湾》一卷六号上记载,日据时代士林的端午龙舟的习俗如下:自五月初一起,就先到水边“迎水神”。初五正午,即敲响锣鼓,扛起龙舟到河岸,途都有居民烧香礼拜。俗语说:“五月五。龙船鼓,满街路”。表示欢迎称为“接龙船”。赛过龙,还要于初十“送水神”,并举行“谢江”的仪式。
台中南屯的头店,自清朝中叶,就有在开春后,穿木醒穿山甲的习俗。光复后,这个习俗固定在每年的端什节举行。犁头店在清朝,是台中最繁荣的地区,据说,这是因为当地位居穿七甲穴的缘故。所以,当地居民每年端午都会穿上木屐,来回重踏地面,以期用巨大的声响震醒穿山甲。目前,这项习俗已改采趣味竞赛的型式。由四个人自组一队,穿上两条长木皮钉成的环木屐竞走。卡卡的木屐声,确也震醒了犁头店居民们怀旧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