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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思贝斯认为，人类文明在公元前经历了一个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这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中，就是属于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代。
孔子开创的儒家在当时相当重要，但到了孟子的时代，儒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乎不如墨家和杨朱的学说；到西汉初年，标榜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家更受皇室喜爱。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才逐渐占领中国的正统思想和学问。而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对传承和发展儒家思想贡献最大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南宋的朱熹（1130—1200），另一位是明代的王守仁（1472—1529），即王阳明。
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中国古代的思想界逐渐呈现出“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在青年阶段都曾充分学习佛、道思想；以他们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受佛学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很深。但理学家并不依傍佛门，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中国思想和社会产生的一些影响，比佛、道二家深刻得多。例如，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不讲理”“这件事情我们要讲理”，这个“理”的概念，就是朱熹“种”到我们脑袋里的；又如，我们还经常说，“这个人没良心”“摸着你的良心说话”，这个“良心”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讲的“良知”。1999年央视春晚有一个小品叫《将心比心》，小品中的顾客拾金不昧，店主特别感动，问：“大妈，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儿啥吧？”顾客只说了四个字：“我信良心。”这就是王阳明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心里盖上的印记。
朱熹和王阳明的时代相差三百多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太久；要理解阳明学，必须先对朱子学有最起码的认识，因为王阳明的思想是在扬弃朱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今天的眼光看，朱熹毫无疑问是一位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但同时朱熹也是一位大经学家、大学者。朱熹格外重视古典文献，他把孔子的“六经”重新整理成“四书五经”，恨不得把经书挨个儿注解一遍——所以他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周易本义》和《诗集传》，而生前来不及作的《书集传》和没做完的《仪礼经传通解》由后辈们接力完成；此外，朱熹还参考《仪礼》《礼记》等编成《家礼》，参考诸书编成《小学》，参考理学前辈的著作编成《近思录》，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又作了《楚辞集注》……朱熹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书，编著这么多书呢？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理学家认为，万事万物从根本上说皆是一理；但在这个基础上，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研究具体事物的道理，这叫作“即物穷理”，在积累这些道理的过程中，才能豁然开朗，一通百通，领悟最根本的天理。
朱熹“格物致知”的范围原则上没有限制，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其道理，比如懂得了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规律，才能发挥仁德，爱护生命；
但是从实际上讲，朱熹认为天下道理的精华基本都写在圣贤书里了。
因此对他来说，“读书穷理”是“格物致知”最简单、最实际的方法；在朱熹看来，一个好的思想家，几乎可以说肯定是一个大学究。
而王阳明则显然不同：关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他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研究专著。这是为什么呢？王阳明认为：“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
用一句话、一个“心”字，就把“四书五经”的道理概括尽了。朱熹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王阳明则斩钉截铁地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这一句“心即理”，就是王阳明和朱熹最本质的区别。翻开这本《传习录》，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不是不讲“四书五经”，他对经书中的典故和句子信手拈来，但目的并不是解释经书本身的意思，而是引用经书来阐发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王阳明也不是不讲“格物致知”，然而他讲的“格物”可不是格“天下万物”，而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其实就是“格心”，所以阳明学可以叫作“心学”；他讲的“致知”也不是“穷理”，而是“致良知”——“良知”也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良心”，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王阳明晚年思想的完全成熟，在本书中，“良知”成为下卷的最核心概念。
顺着朱熹的“即物穷理”学说，是有可能走上近代科学技术的道路的；然而，在王阳明看来，学者需要学习的内容不是天文地理、工农政商等知识和技术，因为他看到太多人用这些知识和技能来争名夺利。
在王阳明看来，学者的最高目标是做“圣人”。而宋明理学先讲“内圣”后讲“外王”，也就是说做圣人的首要任务是道德修养。如果怀着这个目的，再拘泥于程朱学派“一草一木皆有理”的说法，那可能会走到死胡同。所以，据王阳明自述，他年轻时听了朱熹的学说，认为做圣人需要格天下之物，就挑中了院子里的竹子去“格物”，七天七夜不但什么都没“格”出来，反而累得害了病。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三十多岁的王阳明因为反对当权的宦官刘瑾，被放逐到贵州龙场，在边陲住了三年，才领悟到“格物”的功夫不是去研究客观事物，而是修养自己的身心。
抛弃朱熹“格物致知”学说之日，也就是阳明心学成立之时：“格物”变成了“格心”，“致知”变成了“致良知”，儒学的关注点在阳明学中转向了内心世界。
这种内在转向的哲学意义，在于充分地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什么叫道德主体性？如果说朱子讲的道德包括“要我做”，那么王阳明讲的道德就完全是“我要做”。比如按照朱熹的说法，学到了经书上讲的孝顺父母的道理，就可以按照这个道理去孝顺父母；了解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律去爱护生命。但在王阳明看来，我们的道德既不是由圣人的权威决定的，也不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
。也就是说，道德法则不在身外之物，而只在自己的内心，这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
读者朋友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做？“摆烂”不可以吗？堕落不可以吗？阳明会告诉你：不可以，因为“摆烂”和堕落不是人的天性，不是我们的心之“本体”。“本体”既可以指事物的本质，又可以指事物本来的样子。阳明认为，心的本质就是良知，而良知本来的样子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
，也就是说，它知道是非对错，是我们的道德法则。“致良知”的“致”有“实现”的意思，所以“致良知”要求我们按照良知去做事。
阳明认为良知“本体”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的，所以他强调，人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质。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说：“你胸中本来是个圣人。”
学生们听了后，出去逛街的时候就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这就是一双发现人性中真善美的眼睛。儒家对道德修养的要求极高，而后代人将“圣人”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让人只能膜拜而无法企及；阳明学的贡献，就是给予道德主体充分的自律和自由，摆脱了朱子学派“格物”功夫的烦琐，帮有志者重拾“做圣人”的这一份自重、自立、自信和自强。
此外，关于王阳明的思想，还必须谈到“知行合一”学说。读者朋友们一定对这个学说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知”就是知识，“行”就是行动，所以“知行合一”就是知识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理解也不能说是错的，而且对我们今天做事情很有启发；但王阳明讲的“知”和“行”这两个概念其实有独特的含义，在这里我们只谈谈最主要的几点。
“知行合一”的“知”，主要不是指我们今天说的“客观知识”，而是指价值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就是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而王阳明晚年时说过“知善知恶是良知”
，所以，“知行合一”的“知”也就可以理解为“良知”。而“行”就是“致良知”，是根据价值判断去做；但王阳明说的“行”不仅包括实践活动，还包括心理活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理解“知”是价值判断、“行”包括心理活动，我们来看看王阳明证明“知行合一”的例子。其中有个例子很巧妙，是用《大学》的“如恶（wù）恶（è）臭，如好（hào）好（hǎo）色”两句来解释的。以“如好好色”这一句为例，按王阳明的说法，“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发现一个人长得很好看，这个价值判断就叫作“知”；而心里面喜欢和欣赏这个好看的人，这个心理活动就叫作“行”。当你发现这个人好看的时候，就说明心里已经在喜欢了，发现美色和喜欢美色是一体的，没法拆开的。
所以，王阳明拿这个例子来证明“知行合一”。
为什么阳明要把心理活动也算到“行”里面呢？这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的。阳明说：现在的社会上，一般人认为心理活动是“知”，实践活动是“行”，实践活动的善恶是重要的，心理活动的善恶是不重要的。所以，即使人们心里有了坏念头，但因为还没实践，就放任它留在心里：
虽然我贪财，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去偷去抢、去贪污受贿呀，心里面想想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好色，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去行不轨之事呀，心里面想想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在王阳明看来，这些坏念头潜伏在胸中，就是私欲，就遮蔽了良知，妨碍了良知的实现。所以阳明故意把一般人认为是“知”的心理活动也算在“行”里面，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心里面只要有了坏念头，它的危害就和真去做坏事是不相上下的！所以，一旦心里产生了不好的念头，就需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千万不能认为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什么坏处。
然而，虽然王阳明讲的“行”包括心理活动，他讲“知行合一”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我们去做好事，去实践。但说到这里，常识又告诉我们，价值判断未必能带来相应的实践，也就是“不能致那良知”
的情况。所以，有学生曾经问阳明：应该孝顺父母（“孝”），应该尊敬兄长（“弟”，同“悌”），这个道理任何人都懂得，没有人会说做人不应该孝弟。然而，不孝不弟的人到处都是，这岂不是知行不合一吗？针对这个问题，阳明的办法是强调“知”和“行”在根源上不可分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两个概念相互成就，不可分割。如果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去践行，那不但不能叫作“行”，而且也不能算是“知”；只有按良知的要求去践行了，才能叫作“知行本体”。之所以有人不能躬行，那是因为私欲把“知行本体”给隔断了。
所以，保持“知行本体”同样需要战胜私欲。
当然，无论是在什么语境下，无论“行”是指心理活动还是指实践活动，阳明讲“知行合一”的重点都在“行”字上：既然良知给了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根据这天赋的道德法则去想、去做。阳明说过，只要能够听从良知的指挥去想、去做，即使说“知”和“行”是两个概念也可以；如果不能听从良知的指挥，那么就算嘴上讲“合一”讲得烂熟，又有什么用呢？“只是说闲话！”
所以，阳明讲“知行合一”的目的不是要玩概念的游戏，他的着眼点始终在道德、伦理和社会。我们今天谈起“知行合一”，都知道这句话的主旨是强调实践，都会想起王阳明廉洁的道德和显赫的战功；从这个角度说，王阳明无疑是成功的。
除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阳明的思想中还有很多重要的观念以及有趣、好玩的地方，从这本《传习录》中都可以看到。例如，王阳明发扬了“万物一体之仁”的观念；“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本来是宋代程朱学派的观点，但王阳明把它与心学联系起来，从而发扬光大。王阳明认为，只有根据心学的要求，人人恢复本来的良心，杜绝自己的私欲，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大同，实现万物一体之仁；
不仅人类能够团结为一体，而且日月风雨、飞禽走兽，从根源上说也都和人一体，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气”，也就是物质的，而物质世界最精华、最灵妙的地方，就是我心中的良知，良知是最高的存在。
心学就是这样以“良知”为中心把整个世界贯穿起来，所以才有了那个著名的故事：在会稽山游玩的时候，一个朋友指着山花问王阳明：“这花、这树，在深山中自己开、自己落，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你不看这花的时候，这花和你的心一同归于沉寂；你来看这花的时候，这花的颜色就一下子明朗起来。因此可以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外。”
正是因为王阳明把“万物一体之仁”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绝不满足于个人的修身养性，对社会上堕落的道德、庸俗的学风无法袖手旁观。他孜孜不倦地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就是为了拯救社会；王阳明在江西平乱的时候，曾经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弘扬心学，宣传“良知”，就是为了破除人们心中的私欲之贼，这项事业在阳明看来比自己的军功更加重要。所以他坚持传播心学，不怕和别人辩论，不怕得罪学界“大佬”，就是为了弘扬心目中的真学问、真道德，改善社会风气。他为了顶住当时正统朱子学的压力，曾经说过：“道理是天下公共的道理，学问是天下公共的学问，不是朱子一家能够垄断的学问，也不是孔子一家能够垄断的学问。天下公共的学问，就可以公开公平地讨论。只要别人说的对，即使和自己的观点不同，也对自己有益；如果说得不对，即使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也对自己有害。”
这是多么珍贵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观点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王阳明能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王阳明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他的教育理念非常超前。在儿童教育方面，他批评当时社会上搞启蒙教育的人只会逼着孩子们“读死书”、做“死功课”，要孩子们遵守规矩，却没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只知道体罚，让孩子们把学校看得和监狱一样；他认为，应该顺从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安排丰富多样的科目，考虑到知识、道德、文艺和体育等多个方面，使孩子能够发挥天性而全面发展。
而针对成年人授徒讲学的时候，王阳明也绝不装模作样，从不拿大架子。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学生们都热得汗流浃背，却缩手缩脚，不敢乱动，老师让他们扇扇子，他们却说“不敢”。阳明说：“圣人的学问可不是非要搞得这么艰苦，不需要装作一副假道学的样子。”他不止一次给学生讲《论语·先进》里面“曾点言志”的故事，称赞曾点做学生时的“狂态”，认为圣人的教育不是用同一个模子去束缚学生，而是要因材施教，随时随地点拨。
在哲学方面，学术界公认阳明的心学承接了孟子的思想；而在教育方面，可以说阳明继承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教育也绝不仅仅是讲学，而是要“在事上磨炼做功夫”
，也就是在具体的事务中发挥良知，这也就是“知行合一”的要求。有的人说，您的学问虽然好，但是我整天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搞学问。而阳明对他说：“我什么时候教你抛开公务，凭空去讲学了？你既然有官司的事务要处理，就在官司的事务上做学问……唯恐这颗心有丝毫的偏向，冤枉了人家的是非，这就是格物致知。”
有的人说，您的学问虽然好，但我因为要赡养父母，需要去考科举、博功名，没有精力搞别的学问。而阳明对他说：“如果能够立下志向，千事万事都只是致良知这一件事，读书做八股怎么能拖累人呢？人明明是被自己患得患失的心理拖累了。”
因此，虽然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但王阳明始终强调，儒家和佛、道的区别就是不逃避社会、不逃避现实；对那种不干实事的“静坐”修养方式，王阳明始终看得很谨慎。晚明出现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的风气，不少人认为是受阳明学的影响，虽然后代心学信徒中确实有一些空谈心性的人，但这些人在阳明本人看来绝对不会是好学生、好学者。
至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叶，朱子学已经诞生了三百多年；而自从元代延祐元年（1314）重开科举，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官方教材以来，朱子学已经在中国正统思想的位置上坐了二百多年。在王阳明之前，也有继承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家出现；然而，王阳明的横空出世才真正撬动了官方的朱子学意识形态，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阳明殁后，虽然因为复杂的政治斗争，王学曾被打为“伪学”，遭到禁止，但最终在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决定把王守仁的牌位移入孔庙供奉，这代表着阳明学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而晚明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所有重要的新动向，可以说无不带有阳明学的色彩。
阳明学对明代社会的影响中，最新颖、最有开创性的就是被称为“王学左派”的传人们引领的“哲学下乡”运动。前面说到，王阳明认为通过儒学的教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他却绝不端一个圣人的大架子出来，把人都吓跑，而是说：“和小老百姓一样的，就叫同心同德；和小老百姓不一样的，就叫异端邪说。”
所以，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中已经有“儒学下乡”的意识，而这个具体的“下沉”任务由他的学生王艮（1483—1541）开始，他开创了“泰州学派”。王艮生于泰州盐场，是一个小商人，和道学先生们本来不在一个社会阶层，却有做“圣人”的志向和“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他被王阳明的学问折服，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敞开大门从事讲学，士、农、工、商，一视同仁。王艮的传人们也发扬了有教无类的精神。例如，他的再传弟子罗汝芳（1515—1588）宦游南北各地，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讲学，开讲时欢迎“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
。这话绝不是夸张，泰州学派后期的学者本来就出入三教九流，豪放不羁。我们今天谈起唐诗的辉煌，会说唐代的中国真不愧是一个诗的王国：不仅文人学者、帝王将相爱诗，就连和尚道士、风月女子、江洋大盗也无不爱诗；而这样比较起来，明末的江南真堪称“阳明学的王国”，泰州学派弘扬的“平民儒学”为阳明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文艺方面，晚明在不同领域各显风骚的大才子们，很多都受到了阳明学的影响，他们在不同文艺领域各显其能：李贽（1527—1602）推崇《西厢》《水浒》，提出“童心说”，发表各种大胆出格的议论；汤显祖（1550—1616）的剧作《玉茗堂四梦》红极一时，《牡丹亭》高举“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宗旨；冯梦龙（1574—1646）编纂《三言二拍》，反映了市民的新生活和新思想，他还深入民间采风，整理出《山歌》《挂枝儿》两部民歌集，宣扬“男女之真情”；袁宏道（1568—1610）则倡导“性灵说”，写出独具特色的诗歌和散文小品，盛赞《金瓶梅》……一言以蔽之，他们体现的晚明文学特点就是个性解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真性情”。他们都与阳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阳明学演化为豪放不羁、面向大众的“泰州学派”，又影响到文艺界之后，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自然会引发对个性和情欲的重视——这就是阳明学在晚明文艺界发挥的作用。
此外，古代日本和朝鲜半岛持续输入中国文化，阳明学自然也传播到两国：在日本出现了中江藤树（1608—1648）的“藤树学派”，在朝鲜出现了霞谷先生郑齐斗（1649—1736）的“江华学派”。特别是日本思想，受阳明学的影响很大：在江户时代，天皇被架空，德川幕府独揽大权，历代将军都采用与明清中国、李氏朝鲜相同的政策，用朱子学作为官学，后来更是把其他学派都打为异端邪说，明令禁止。因此，江户后期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就带有了“官方儒学”和“民间儒学”的对立色彩；相比于正统朱子学者，阳明学者的个性更加鲜明，其中诞生了不少贴近底层百姓、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到了19世纪末，推翻幕府封建制度的“倒幕运动”也受到阳明学思想的影响。例如，维新派的先驱义士吉田松阴（1830—1859）就喜欢阳明学。当然，幕末志士们的“尊王攘夷”思想后来发展为军国主义，是应该批判的。
最后要谈一谈朋友们手中捧着的这本《传习录》。毫无疑问，可以说阳明学的精髓就浓缩在这部三卷本的小书里。那这本书是怎么形成的呢？
《传习录》第一卷的内容，是由徐爱、陆澄和薛侃三位阳明弟子的笔记组成的，正德十三年（1518）由薛侃出版，代表了王阳明第一个阶段的思想。当时阳明还没开始大规模授徒讲学。这一卷中推崇《大学古本》来反对朱熹《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学说，明确指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可谓大胆新奇。因此，《传习录》第一卷的出版，打响了宣传阳明学思想的第一枪。这一卷中，阳明虽然已经谈到“良知”，但还没有概括出“致良知”这一宗旨。
把王阳明的论学书信编为《传习录》第二卷的这项工作，是由嘉靖三年（1524）绍兴知府南大吉开始的，后来又经过阳明后学的多次修订、重编，最终在阳明高弟钱德洪手上定型。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二卷，主体内容是阳明写给顾璘、罗钦顺和学生周冲、陆澄、欧阳德等人的八封书信，写于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七年（1528）。这几封书信基本上已经被改编为一问一答的形式，所以可以当作语录来读。其中如《答顾东桥书》，不但反复讨论“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学说，还提出了著名的“拔本塞源论”，阐发“万物一体之仁”；《答欧阳崇一》详细说明“致良知”的功夫；《答罗整庵少宰书》提出学术是“天下之公”，反对崇拜权威；《答聂文蔚》透露出王阳明追求真理，渴望改变社会，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心志。至于两封《答陆原静书》则不那么好读，因为陆澄对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非常感兴趣，还拿佛教、道教的一些理论来请教；但当时王阳明已经总结出“致良知”的宗旨，因此总结道：“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
同理，读者在读这部《传习录》的时候，不妨也这样活看。此外，第二卷后还附录了王阳明在江西地方学校写下的《训蒙大意》和《教约》。虽然今天教育少年儿童所用的具体科目已经与古代相差很远，但王阳明在这两篇文章中展现的教育思想依然没有过时，值得教育工作者借鉴。
《传习录》的第三卷同样是学生们听讲时记下的语录，经过多人的搜集和编纂，最终也是在钱德洪手中定型。这一卷中的语录，大多是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产生的，当时阳明学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无论阳明在江西、南京还是回到故乡浙江时，都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求学；而王阳明已经概括出“致良知”三字作为晚年定论，因此可以说这一卷的关键词就是“良知”和“致良知”。在这一卷中，记录了王阳明与钱德洪、王畿“天泉证道”时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可谓王阳明一生思想的概括。
隆庆六年（1572），《王阳明全集》（《王文成公全书》）在江西出版了，前三卷就是《传习录》，从此《传习录》有了定本。本书即以天津图书馆藏《王文成公全书》本为底本，其中明显的错字，参照前辈学者的校勘意见改正；
而如果原文能读得通，即使是前辈学者的校改意见也不盲从。《王文成公全书》本卷三末尾附有王阳明编辑的《朱子晚年定论》，因为它并非阳明的文字，且对一般读者来说用不上，故本书未做选录。
此外，再说明一下本书译注的原则。因为《传习录》是语录和书信，所以它的语言和今天的白话非常接近，大家直接看原文也能懂个大概；但是，王阳明作为儒学家，讲道理的时候几乎句句离不开“四书五经”中的格言和典故，以及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著作和语录，经常使用一些宋明理学常用的概念，乃至佛家、道家术语。因此，本书尽可能全面地注释出这些典故的出处和术语的意思，既帮助大家理解，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经典文献的特点。而本书在翻译时，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补充笔者认为必要的信息，直接把翻译和讲解融为一体。因力薄才疏，若其中存在偏差和错误，还望读者朋友们包涵、指正。此外，本书末选取《传习录》中重要的话题编成“主题索引”，方便大家按需求阅读。我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大家认识一位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在他的鼓舞下，我们虽然未必能人人都做个“圣人”，但至少可以做个自信、自重、自强的人。
王赫
2022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