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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鸡起舞的那一夜，祖逖刘琨相约：“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意思是，将来如果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我们可别在逐鹿中原时相逢。
从西晋朝廷的立场看，祖逖这个坏小子跟刘琨立下这个誓言，确实有点没安好心。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年后，当祖逖率领北伐军艰难地向中原挺进的时候，他的梦想是跟刘琨相聚于中原。
祖逖出身于范阳（今河北保定）祖氏。
尽管有人说范阳祖氏是世家，但目前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观点是成立的，充其量只能说那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士族，发迹于魏晋之交。
那是一个盛行所谓名士之风的时代，士族普遍喜欢以放浪形骸的姿态示人。作为士族当中的一员，早年的祖逖也是如此——放荡不羁，不修边幅。
如果说祖逖早年间有什么地方与别的士族子弟不同，那就是他有同情心，喜欢跟劳苦大众打交道，经常周济宗族中的孤寡老弱。而且他并不是浮于表面地做做好事，而是真的知道劳苦大众需要什么，也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打成一片。
在祖逖的几个兄长当中，祖纳跟他的性格最像——放荡不羁，喜欢交游。但与祖逖不同的是，祖纳的交游路线是往上走的，喜欢结交权贵，而且他喜欢读书，有文化。
大概就是在祖纳的影响下，祖逖十四五岁以后有所改变，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以及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礼仪，并且被祖纳带到了冠盖云集的洛阳。
二十四岁时，祖逖入仕，结识了刘琨。几年后，他们被一起任命为司州主簿，留下了“闻鸡起舞”的传奇故事。
虽然史官描述这个场景时，对刘琨、祖逖颇有微词，话里话外地说他们野心勃勃，希望天下大乱，到时候好趁机割据一方。
这种描述虽有损刘琨、祖逖的英雄形象，但换个角度想，这反而更像真实的历史，或者说这种不安分的形象可能反而更贴近当事人的真实历史面貌。
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年轻，都处于对未来充满怪诞幻想的年纪，他们甚至以为即将发生的大乱，不过是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的“治乱”循环的一个阶段。到时候，成为一方霸主甚至冲击皇位，不过是所有雄心勃勃之人或野心勃勃之人的共同梦想。
与祖逖相比，刘琨的功利心更强一些，也可以说，祖逖比刘琨更正派一些。
我们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八王之乱的前十年，也就是贾南风当政的那十年里，刘琨一直在汲汲钻营，祖逖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痕迹。八王之乱愈演愈烈时，刘琨不停地变更门庭，趋炎附势；祖逖则直到八王之中风评最好的长沙王司马乂执政时，才出现在危如累卵的洛阳城。司马乂被阴险的东海王司马越害死后，他如同归海天雨，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永嘉五年（311），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攻占洛阳，俘虏了西晋王朝的皇帝，西晋至此名存实亡。西晋士民纷纷背井离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这批流亡大军当中，沉寂多年的祖逖又出现了。
这一年，他四十六岁，距离闻鸡起舞那一晚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南迁途中，如果祖逖回想起那个闻鸡起舞的长夜，必定会感慨万千。
在那个令人不安又兴奋的长夜，他与刘琨相约在乱世中各显身手，打出各自的一片天下。但那时候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预料中的乱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循环之乱，而是前所未有的冲突。
对于当时的西晋士民来说，那也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或许，就是在背井离乡的流亡道路上，祖逖产生了北伐的念头。
南迁的道路漫长而危险，有敌军的追兵，还有饥饿、瘟疫，以及其他流民队伍的劫掠……在流亡大军当中，大多数人靠两条腿步行前进，极少数人坐车或者乘马。
祖逖是有身份的人，有自己的专车，但是他把专车让给老弱病残，自己下地步行，有药物和粮食也都拿出来和大家共用。
慢慢地，跟在他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
当他率领流民走到泗口（今江苏淮安市西南）的时候，坐镇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发来任命书，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并命令他移驻京口（今江苏镇江）。
事实上，司马睿如此安排，是出于对流民的歧视；或者说，这是以司马睿为首的南迁高等士族对流民的防范，目的是把流民扔到建康北部，充当抵御敌军南下的炮灰。
不过祖逖对此并不在意，他的目标是北伐，即使司马睿同意他入驻建康，他也未必愿意去。
刚在京口安定下来，他就开始谋划北伐，请司马睿给予支持。司马睿此时受制于权臣王敦，而且对北伐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只给了祖逖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匹布，没有派一兵一卒。
祖逖其实有一支自己的队伍，虽然只有几百人。
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一部分是随同他南下的宗族；另一部分是南迁途中新加入的追随者；还有一部分，是他驻守京口期间招募的私兵。
这些士兵鱼龙混杂，大多剽悍好斗，喜欢劫掠，经常趁夜外出洗劫富户。祖逖对此心知肚明，却从不阻拦，还默许、鼓励。有时候，他们被地方官绳之以法，祖逖还想办法把他们从大牢里捞出来。据明确的历史记载，就连祖逖本人也参加过抢劫。
有一次，朋友登门拜访，惊讶地发现，以前穷得叮当响的祖逖，当天却穿着裘袍华服，满屋子都是金银财宝。于是，朋友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祖逖云淡风轻地说：“昨夜又外出抢了一次。”
如果坐在祖逖位置上的是道貌岸然的士族，那么这些兵——将被视为人渣、败类——肯定是不能要的。
反过来，在这样的“人渣兵”眼里，姿态矫揉造作的士族长官——将被视为伪君子、废物——也是不能要的。
这样的兵，也就只有祖逖这样的人才能带，因为他比士族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了解应该怎么跟底层人士打交道。
公元313年秋天，祖逖带着那只有几百人的队伍渡江北上，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船到江心，祖逖击楫长叹：“如果不能收复中原，有如大江一去不返！”
除了祖逖，建康的朝堂上再也没人对北伐有任何兴趣。
祖逖虽有豪情，但并不冒进。
在渡过长江之后，他率领队伍先驻扎在淮阴，招兵买马，铸造兵器，操练士兵。
当时，中原地区的形势是匈奴人刘聪与羯族人石勒依然保持着半君臣半盟友的合作，但石勒的独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中原地区东部、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石勒的势力范围，而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控制在各地坞堡主手里。
也就是说，祖逖要想北上中原，收复失地，就必须经过坞堡主的地界。
坞堡，是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亦称坞壁。坞堡主，就是坞堡的主人，他们基本都出身于强宗大族，遇到乱世就以坞堡为据点集结宗族，结成地方性武装组织。
公元316年下半年，祖逖率领两千多人北上。
进入淮河流域后，他先派遣使者出面交涉，希望得到当地势力最大的坞堡主张平、樊雅的支持。
早在祖逖到来之前，张平和樊雅就接受了司马睿的任命。
虽然他们实际上是独立的武装力量，对司马睿的服从仅仅流于表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与祖逖合作的可能。然而，祖逖派遣的使者傲慢自大，摧毁了这一丝合作的可能性。
张平、樊雅被使者的无礼激怒，杀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使者，摆明严阵以待的架势，要跟祖逖决战到底。
在随后的一年多里，祖逖先策动张平的部下反叛，杀死张平，继而与盘踞在黄河南部的坞堡主陈川合作，围攻樊雅。
公元317年夏天，樊雅投降。
对于祖逖的北伐大业而言，吃下张平、樊雅，相当于在淮南地区兴建了一块坚固的前沿阵地。
但北伐的道路注定是坎坷的，祖逖刚在淮河流域站住脚，先前跟他有过合作的陈川却跟他反目成仇了。
当初，为了击败张平和樊雅，祖逖曾向陈川求援，援军当中有一个叫李头的将军。
战后，回到陈川身边的李头多次说到与祖逖并肩作战的愉快经历，说如果能以祖逖为主，自己虽死无憾。陈川大怒，砍了李头的头，李头的部属出逃，投奔到了祖逖那里。陈川怒不可遏，出兵攻打祖逖，盟友关系就此破裂。
从公元317年下半年到公元319年上半年，陈川和祖逖之间的战争一直在升温。
总体而言，祖逖居于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地位的形成，既依托于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依托于他的个人魅力。
祖逖虽然出身于士族，但待人接物一视同仁，即使是“疏交贱隶”，也能以“恩礼遇之”。作战期间，从陈川手中抢到的童仆车马，他一律物归原主。对于俘虏，他也给予优待，任其去留，以致当时出现了一种奇观——有的俘虏回乡之后，又带着好几百个人一起来参军。
公元319年夏季，陈川被狡黠而强悍的祖逖折磨得招架不住了，匆忙投靠石勒，请求派遣援军。
不久，石勒派遣石虎率军五万南下，与祖逖在开封附近展开激战。
关于此次战争的结果，史书的记载多有出入；但是综合起来看，结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祖逖小胜而大败，石虎小败而大胜。
战后，石虎带着陈川返回位于邺城的大本营，命令桃豹驻守前线，与祖逖对峙；祖逖则返回淮南，进行休整。
当时，权臣王敦有篡位之心，打算顺流而下，攻占建康。他先派人放出风声试探舆情，祖逖听闻消息，当面怒骂他的使者：“你回去告诉阿黑（王敦的小名），他要是敢放肆，我就领三千人撵着他脚跟把他打回去！”
王敦对祖逖颇为畏惧，由此打消了篡位的念头，但只是暂时。
公元319年深秋，祖逖派遣前锋对桃豹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被桃豹击败。
之后，祖逖挥师北上，兵分两处扎营，一处在桃豹驻地的西侧，一处在其东侧，与敌军僵持了四十多天。
时间一天天过去，看着自己的军粮即将用光，祖逖估计敌军的军粮也快消耗得差不多了，他在这时上演了一出妙计：派人推着小车把装满泥土的袋子运入军营，并故意让敌人抢走货真价实的粮食。桃豹果然中计，误以为祖逖军中粮秣充足，于是无心坚守，拔营后撤。
公元320年夏季，祖逖推锋北进，进入河南境内。
不久，石勒派遣精兵万人南下，被祖逖击败。
河南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坞堡主，在祖逖到来之前，他们大多在名义上臣服于石勒，坞堡主之间为了争夺领地攻讦不断。随着祖逖的到来，严峻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归顺代表晋王朝的祖逖，还是依附代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石勒？
这在当时是一个涉及民族大义的问题，微妙、复杂且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火药桶。然而，祖逖用一种低调、通达且巧妙的方式使这个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首先，他设法调解河南坞堡主之间的纷争，使他们握手言和。在调解纷争的过程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其次，他并不强求这些坞堡主摆明立场。
这些坞堡主当中，有很多人的儿子在石勒军中当人质。如果纠结名分，迫使他们必须表态归晋，必然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这显然不是祖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需要的是坞堡主的支持，至少也是和平共处。
祖逖默许坞堡主与石勒往来，同时也努力维护与他们的关系。为了避免石勒对他们产生疑心，祖逖经常与坞堡主演一些双簧戏，如假装派兵攻打他们，但是事先会给他们送去剧本，打好招呼，让他们照着剧本演。事后，在送给石勒的书信中，这些坞堡主会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与祖逖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当然，作为对祖逖的回报，他们也会刺探石勒的军情，然后悄悄传递给祖逖。
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祖逖在河南扎下了根，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被收复，石勒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巧的是，盘踞在幽州的段匹䃅此时也与石勒大打出手。
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石勒改变策略，主动向祖逖示好，修葺祖家的祖坟和祖逖母亲的坟墓，并希望与祖逖进行边境贸易，和平共处。
如同处理与坞堡主的关系那样，祖逖对此的回应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他没有用语言或者书信方式答应石勒的互市之请，却默许彼此进行边境贸易；他禁止部下进犯石勒的领地，似乎是打算与石勒和平共处，却又积蓄力量，厉兵秣马。
为什么祖逖不趁着石勒与段匹䃅激战的机会而顺势北伐呢？
因为这个问题，有些历史学家对祖逖很不满意，认为他应该为段匹䃅的败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史料有限，我们难以对石勒和祖逖的各方面实力进行对比，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看到的：石勒是一个政权的领导者，能够如臂使指般最大限度地调动所需的各种力量；祖逖却只是一个地方官，而且后盾又是裂纹丛生的东晋。
一个地方官能牵制住一个政权，祖逖做到这一步已经难能可贵。遏制石勒南下的步伐，已经耗尽了他的力量，再奢望他与段匹䃅夹击石勒，可能就是强人所难了。
公元321年夏季，司马睿派戴渊北上，管制祖逖。
当年王敦打算教训司马睿，祖逖亮明态度，保住了司马睿的位子和面子。这一次，司马睿却反过来要夺他的位子，撕他的面子。
司马睿如此安排，是为了让戴渊控制祖逖的兵力，震慑有不臣之心的王敦。
戴渊，字若思。他也是东晋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的时候是个江洋大盗，带着一帮匪徒呼啸江湖，打劫往来旅人。
有一次，陆机（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乘船出游，在岸边遭到了戴渊的抢劫。陆机见戴渊英姿勃发，调度手下井井有条，很有大将之风，于是在船舱里对他喊话：“你有这样的才能，又何必做强盗呢？”戴渊当即弃剑下拜，痛改前非。
有意思的是，戴渊出身于匪盗，迷途知返之后，却变成了清高耿介的正人君子；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祖逖，性格中却带着浓烈的匪气和草根气，更像一个江湖豪侠。
可以想象得到，在戴渊眼里，祖逖的军队成分、与坞堡主和石勒的相处之道，都是让人很不满意的。
不过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根本上的分歧在于：祖逖是北人，目标是收复沦陷的故乡；戴渊是南人，对北方的沦陷并没有祖逖那种强烈的痛楚，所以他不会像祖逖那样热心北伐，他的战略重心是利用祖逖的军队参与内斗。
戴渊是个好人，正直、疾恶如仇、善恶分明，但祖逖的北伐大业需要的不是有板有眼的正人君子，而是能在原则和妥协之间游刃有余的调和者。
此时，祖逖的人生道路也快走到了尽头，顶头上司戴渊的到来使他愤怒而无奈，密谋摧毁东晋王朝的王敦使他忧虑而恐惧。对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而言，这些不啻雪上加霜。
为了防备石勒南下，在人生的最后两个月，祖逖全力以赴，调集人手，修缮虎牢城，意图把这里打造成将来抗击石勒的军事重镇。然而，虎牢城还没有建成，他就去世了。
几年以前，他刚开始北伐的时候，正值草创期的东晋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北方的石勒。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他率领几百个部下奋勇北上，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北伐军的力量，成功地把东晋的疆域扩展到了黄河南部，又成功地遏制住了石勒南下的步伐，巩固了新生的东晋。当王敦图谋叛乱的时候，又是他给予王敦当头一棒，压制住了王敦的野心。
然而，随着他的离世，他一手打造的北伐军很快就土崩瓦解。
他去世不久，朝廷任命他的弟弟祖约接管北伐军。祖约才略不足，无法抵挡石勒的进攻，只能仓皇南撤，退守淮南，河南地区随之被石勒收入囊中。
之后，王敦发动叛乱，戴渊被杀，晋元帝司马睿沦为傀儡，忧愤离世。
又过了几年，祖约发动叛乱，兵败逃亡，率领宗族投奔石勒，随后被石勒灭门。
如果说刘琨在狱中被勒死的时候，对晋室收拾旧山河还有一线希望，那么祖逖就是死于绝望之中；因为在他的人生走到末路时，时局已经很清楚地让他看到了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在两晋之交，在那个大江南北被撕裂得越来越厉害的黑暗时刻，祖逖和刘琨就像两根钢针，一根在北，一根在南，想努力把被撕裂的山河缝起来。如果他们能相聚于中原，把南北的力量对接到一起，历史或许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但很可惜，狂澜难挽，随着这两根钢针的先后断裂，历史终究是滑落到了充满灾难的深渊，并步履维艰地行走了两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