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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对石崇了解不多的人，或许也听说过下面这个故事。
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曾与石崇斗富。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把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做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上好的锦缎做五十里步障；王恺用一种珍贵的涂料刷墙，石崇就用另一种更为珍贵的涂料刷墙。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给他一棵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以为这是举世无双的珍宝。石崇却随手把它敲碎，随即命令仆人把自家所有的珊瑚树都搬出来，每一棵都有三四尺高。与之相比，晋武帝的珊瑚树简直不值一提。
这个故事记载在正史里，即使有所夸大，至少也反映了一个事实——石崇极其富有。我们好奇的是，他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对于任何一个明智的君主来说，臣下拥有巨额的财富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晋武帝为什么对石崇的富有无动于衷，还在幕后参加无聊的斗富游戏？
石崇的父亲石苞年轻时仕途坎坷，为了生存做过商人，没想到生意做得相当不错。石崇从小就对赚钱有强烈的兴趣，大概就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基因。
爱钱本身并不是错误，获取金钱的方式没有底线可就是大大的问题。石崇捞起钱来百无禁忌，什么手段都敢用，杀人越货也不在话下。
石苞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在仕途上发迹并不是凭借财富，而主要是靠在魏晋易代之际押对宝，得到了司马氏的欢心。在他为司马氏卖力效劳的种种事迹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曹爽权势熏天时，他就敢充当司马氏的打手，对曹爽的心腹发动政治攻击。
政客与奸商的思维往往是相通的，都以逐利为最高宗旨。虽然不能说石苞的言传身教与石崇的畸形财富观有必然联系，但要说它们毫无关联，恐怕也很难让人相信。
关于石崇的早年经历，历史记载不多，比较有趣的一则故事是，他年轻时某次与王敦到太学游玩，他看着孔门高徒颜回、原宪的画像说：“如果我们也能跟着孔子学习，应该也会跟他们一样，被人把画像挂在这里吧？”颜回、原宪是穷处陋巷而矢志苦学的楷模，跟爱财如命的石崇显然不是一类人。所以，毒舌的王敦听到这话很诧异，开了一个不太友好的玩笑：“我不知道你跟孔子的其他弟子比怎么样，但我觉得你跟善于敛财的端木赐很像。”石崇说：“读书人名利双收是理所应当，像颜回、原宪那样苦哈哈地做道德楷模，有什么好称道的呢？”
很明显，做大官、发大财，就是石崇的人生志向。
石苞很早就注意到儿子在敛财方面的非比寻常，以致临终分家产时，他把家产都分给了别的儿子，没有给石崇分一分钱。石苞说石崇虽然小，但他以后能赚到的钱不可估量。
石崇是个很虚荣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或许会出版一本心灵鸡汤式的自传，在其中夸大石苞临终分家产这个细节，说能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完全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这样一本自传定能使无数一无所有的奋斗青年热血沸腾，做起白手起家的美梦。
但事实上，从古到今，家资巨万的大富豪往往都有常人难以拥有的起家跳板，而石崇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起家跳板是，他的父亲石苞因协助司马氏开国有功而成为西晋开国元勋。
换句话说，尽管石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但开国元勋之子的身份就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非物质遗产。
魏晋年间，做官特别讲究出身。石苞虽然是开国元勋，但出身不是很好
，这也就决定了石崇的仕途起点不会很高。
不过，在早些年里，石崇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与做大官相比，他对发大财更有兴趣。
他的起家官，是凭借石苞的恩荫而得来的一个县令职务。与名门世家的子弟相比，这个职务有点寒酸；但是与许许多多削尖脑袋想挤进官场的寒门子弟相比，这个起点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况且，做县令只是暂时的，石苞的出身再不好也是开国元勋，朝廷怎么也会给石崇一点特殊照顾。
出任县令不久，石崇就被调回京城，官位一再升迁，至晋武帝离世时已位居侍中，并且积累了堆积如山的财富。
按照历史记载，他的仕途这么顺利，是因为有才干。
如果把石崇当作一个商人或者文人，他确实有才干；但如果把他当作官员，那就未免让人疑惑，因为在他的任职履历里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才干。
考虑到魏晋士人品评人物时的浮夸，他的才干有多大的水分很难确定。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相信，他仕途顺利主要是因为开国元勋之子的身份。
在九品中正制的框架中，侍中是个瓶颈，属于三品官。出身很差或者一般的人，基本爬不了这么高；出身相对比较好的人，爬到这里也就差不多到头了；出身特别好的人，才有可能突破这个瓶颈，继续往上走。这三类人当中，石崇属于第二种。
出身上的缺陷，并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弥补，哄抬名声就是办法之一。而在哄抬名声的种种操作方式中，舍得花钱就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
此时的石崇已经是西晋王朝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对发大财的兴趣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强烈，人生的经营重心发生偏移，开始向做大官的方向奔跑。
他那挥金如土的种种传闻，大多就发生在从他回到京城到晋武帝驾崩的这个时间段里。
以普通百姓的眼光来看，石崇就是个大烧包，有几个臭钱不知道怎么显摆才好。但是，评价事物得看立场，一个圈子里的狗屎，在另一个圈子里却可能是蛋糕。
在普通百姓看来，石崇花钱如流水的行为不人道且很张狂：我们没饭吃，都快饿死了，你有那么多钱却不赈济我们，而是一味挥霍，简直是毫无人性啊！
然而在门阀士族的圈子里，石崇的张狂却有可能被视为优雅的名士做派，甚至有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魅力。
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割裂得就是这么厉害，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生活方式和观念很难兼容。
在一定程度上，石崇达到了目的，在士族圈子里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好名声。但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进展，不是因为钱没花够，而是上流社会的门第观念太重，这道壁垒不是仅靠金钱就能打穿的。
晋武帝驾崩后，司马衷继位，杨骏篡改遗诏，独揽大权。随后，贾南风利用二桃杀三士的毒计，一一诛灭竞争对手，成为西晋王朝事实上的女皇。
既然金钱难以打穿出身的壁垒，那就只能借助其他手段。
朝廷里发生凶险的政治斗争时，石崇敏锐地嗅对风向，把筹码都压在了贾家这一边。在他的从政履历中，这或许是他唯一一次表现出“政治才干”。
贾家胜出后，他又紧紧抱住贾谧的大腿，在豪华的别墅金谷园里组建了所谓的“金谷二十四友”，尊奉贾谧为文坛盟主，在纸醉金迷中畅谈诗和远方。
通过对贾谧的谄媚，他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在贾家主政的十年里，他突破仕途瓶颈，职务一再升迁，做到了二品官，成功地实现了发大财、做大官的梦想。如果贾家执政的时间再长一点，或许他还可以官居一品，成为朝廷里权势熏天的大鳄。
可是，在公元300年，因为赵王司马伦的叛乱，贾家大厦倾倒。随着贾家的覆灭，他被推到了刑场上，苦心经营半生而得到的财富、官爵也全都化为乌有。
石崇的一生始终围绕着名利打转，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但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是，在世间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当中，以我等眼中唯有名利的俗人居多。对于石崇这种曾经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我们难免想从他的发家致富经历中汲取一点经验。
尽管向古人汲取发家经验听起来很荒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的可是大有人在。有人学曾国藩、李鸿章，甚至有人学司马懿。
在没有继承到物质遗产的前提下，石崇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什么方式得来的呢？
如前所说，石崇的身份很特殊，是开国元勋之子。
按照晋制，官位越高，占据的土地和荫客就越多。尽管石苞临终没有给石崇留下物质财产，石崇的起家官只是县令，但县令再小也是官，这使得石崇天然地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荫客。
回到洛阳之后，石崇仗着石苞的恩荫，按部就班地升迁，被赏赐的土地和荫客自然会跟着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因特殊身份而拥有的天然红利，是石崇巨额财富的第一个来源。
石崇参加过平吴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很多人劫掠了大量财产。石崇如此贪财，面对俯拾皆是的战利品时，双手自然也不会干净。
天下统一后，晋武帝论功行赏，赏赐手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石崇被封为安阳乡侯，当然也会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物质赏赐。
秦、汉两朝都对商人设置过严厉的管制措施，经商比较丢人，商人备受歧视，与政客的地位有天渊之别。在三国混战的时代，出于互通有无的需要，有的政权对商人的管制有所松弛；但商人依然是二等公民，至少在明面上，政商一体的人非常罕见。而西晋开国之后，政客经商不再见不得人，许多政客本身就是商人。凭借手中的权力，政商一体的人当然要比一般商人更有竞争力，更方便攫取财富。
石崇拥有多处庞大的不动产，占地千亩的金谷园就是其中之一。园中有粮食作物、药材、水产、畜群，甚至还有酒庄、磨坊、砖瓦窑等。
同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的潘安也有自己的庄园，但产出仅够家庭消费，与堪称洛阳城商业中心的金谷园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或许，石崇还曾利用职务之便，插手名义上必须由官方专营的炼铁生意。
更为过火的是，贾家执政期间，石崇在南方某行政区出任最高行政长官时，还曾派遣官兵明火执仗地打劫往来行商，杀人越货。
综上所述，石崇的财富来源主要有四个：依靠开国元勋之子的身份带来的天然红利、战争财富、利用政商合一的身份攫取的财富、不受律法限制的抢劫。
我想，在现代社会，依靠这四种方式发家是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的，因此想从石崇的发家史里汲取经验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脱离历史背景谈某个人的成败得失是没有意义的，说完石崇的个人“奋斗史”，我们再把他放到相应的历史背景里来审视一番吧。
在封建社会所有的朝代里，开国元勋的子孙基本都能享受到某些天然红利，在战争中通过劫掠积累财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在这两方面，西晋王朝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变态”的地方，在于允许石崇这类“红顶商人”的存在。
为了巩固农业基础，西晋朝廷其实颁布过压制商人的律令，但针对的只是一般的商人，而不是官商。为什么西晋朝廷对商人区别对待？或者说，为什么它对具有官员身份的商人网开一面呢？
一个不需要作解释的常识是，战乱的年代往往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货币本身的价值会大大缩水，粮食、布匹之类的东西会成为更有价值的硬通货。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会放缓，大量贬值的货币会暂时退出流通领域。
在正常情况下，战乱结束后，新政府需要发行新币，回收旧币，重新稳定币制，可是西晋朝廷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乱的年代里，士族手里积压了许多货币，改革币制必然会触动他们的利益。司马氏坐在窃来的皇位上，底气不足，怎么会有改革币制的勇气与实力呢？既然旧货币还可以用，士族自然而然就会把它们拿出来投入流通领域。
司马氏的江山是在士族的默许下篡来的，自己做贼心虚，在皇位上坐得不踏实，当然要投桃报李，给予士族阶层种种特权。允许他们经商就是给他们的特权之一。
一般而言，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新朝代创建之后，应该经过比较长的农业恢复期，商业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但因为特殊而扭曲的历史条件，西晋统一天下不久就出现了泡沫经济似的商业繁荣。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币制非常混乱，流通的既有两汉的货币，也有魏、蜀、吴的货币；不同类型的货币换算时，有时甚至不是看货币本身的面值，而是直接上秤，论斤论两地流通。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士族因为怕钱受潮而晒钱那样的怪事。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石崇能赚取巨额财富，固然是因为他有商业头脑；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好时代”，享受到了滋滋冒油的政策红利。
除了官员、富豪，石崇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文学家。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基本都有招牌文学，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西晋差劲得很，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乏善可陈，文学建设上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硬菜，不过是对汉代文学的修修补补，能称得上文学家的人也没有多少，且大多集中在石崇的金谷园里，比如潘安、左思、陆机、张载……
石崇的传世作品不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为朝廷歌功颂德的作品。这类作品言辞夸张，令人肉麻，只怕是被吹捧的人读这些作品时也会不好意思。
第二类是与友人的唱和之作。这类作品比较缺乏真情实感，很难说石崇所言几分是真心话，几分是场面话。
第三类是言志作品。我们常说人如其文，只是这些说法其实并不怎么靠谱，因为人和文往往并不能画等号，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不过，在言志作品中，石崇倒是做到了直面自己的内心，并不掩饰对发大财、做大官的追求。描述某些具体的场景时，他不无得意地炫耀生活的奢侈；即使是在畅想归隐生活的作品中，他理想的归隐生活也是纸醉金迷的。
可是，归隐有可能吗？树大招风，石崇何尝不知道要想继续拥有巨额财富和高高在上的爵位，就必须与贾家结成命运共同体。可问题是，权势熏天的贾家正在渐渐成为众矢之的，谁知道它的风光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就是出于对未来的忧惧，石崇在第四类咏史作品中表达出了内心的惶惑感。特别是在一首感慨王昭君际遇的诗文中，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昭君身不由己、朝不虑夕的凄惨状况。在他流传至今的四类诗文中，也以这首诗的情感最为饱满、动人。
王昭君的结局很悲凉，悄无声息地死在了他乡，但好歹是病故，而石崇的结局显然要惨很多。
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权倾朝野的贾家覆灭，曾经依附于贾家的帮凶、帮闲也树倒猢狲散。
据历史记载，石崇被杀是因为不肯将宠姬绿珠让给司马伦的智囊孙秀。后世不知道有多少文艺工作者以此为素材，歌颂绿珠的坚贞以及她与石崇动人的爱情。然而，这应该只是文艺工作者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在凶残的党争中，贾党的小喽啰或许还有被赦免的可能；但作为贾党的中坚，石崇活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绿珠不过是司马伦抄灭石家的一个借口。
且看石崇临死前的表演吧——
凶狠的甲士将要抓捕石崇时，石崇对绿珠说：“我是因为你才落到这一步的啊！”然而绿珠再受宠爱也只是一个歌舞伎，在石崇眼里，歌舞伎只是玩物，连人都算不上。当年尽享荣华富贵时，他可是在酒宴上做过杀歌舞伎助兴的狠人。在落入囚笼之前，他对绿珠抛出去那么一句话，口气绝不是不舍、哀婉，而是歇斯底里的狠毒。
这种心情，就像商纣王自焚时穿上心爱的宝衣，宁可将曾经拥有的毁灭，也不让别人享用。
绿珠跳楼自杀后，石崇说：“我再有罪，也不过流放而已。”显然，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绿珠的死非但没有使他难过，反而让他觉得满意，因为还有余温的尸体满足了他扭曲的占有欲。等到囚车驶出府邸，来到洛阳东市刑场上，他才明白自己真正的死因——“奴辈利吾家财”。
改朝换代是需要花钱的，真正将石崇推上绝路的，正是他引以为豪的巨额财富——司马伦需要利用他的钱充实国库、赏赐党羽。所谓争夺绿珠，不过是孙秀抄灭石家的借口，即便没有绿珠，也会有赤珠、橙珠、黄珠、青珠、蓝珠、紫珠。石崇的死没有什么可惜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因为后台崩溃而覆灭的红顶奸商。
在封建社会里，因为后台的崩溃而覆灭，应该也是石崇这类“红顶商人”的宿命吧。
哦，对了，石勒曾经也是个商人，不过是那种把鞋走破才能挣点儿蝇头小利的小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