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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司马越的暂时胜出，前后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落下了帷幕。
昏聩糊涂的司马亮、刚愎自用的司马玮、野心勃勃的司马伦、骄狂自大的司马冏、生不逢时的司马乂、作茧自缚的司马颖、包藏祸心的司马颙先后倒下，不声不响的东海王司马越最终成了西晋王朝的执剑人。他得到了摇摇欲坠的河山，就得喝下八王之乱酿成的苦酒。
事实上，八王之乱的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只是有一个问题还得说一下，那就是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动乱产生的影响。
西晋王朝有二十多个州，如果把这些州的名字一个个列出来，再说它们相当于现在的哪里，又要啰啰唆唆一大堆。所以，我们依然按照尽量简化的原则，把西晋王朝的版图分成南方和北方两个大区，来看看司马越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先说南方。
八王混战期间，賨人在巴蜀建立了成汉王朝，这块地盘是司马越管不了的。除了巴蜀，南方其他地方怎么样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东晋的立国，说起来也很复杂。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南方其他地区对司马越的态度很复杂，给予的支持很有限，更多的是抵制和疑虑。
简而言之，南方帮不了司马越多大的忙，不给他添乱就谢天谢地了。那么，北方怎么样呢？
北方大区可以分成五个小区，即关中、黄土高原、河西、东北、华北。
关中原先是司马颙的势力范围。作为内战胜利者，司马越虽然能勉强控制住这里的局势，但是战后的关中情形很不好——饥荒四起，瘟疫肆虐，盗寇横行。
关中西北部是河西。自从八王混战愈演愈烈，凉州刺史张轨就有意识地远离战祸，保境安民；因此别的地方血流成河，河西却一直比较太平。虽然有割据一方的实力，但是张轨对朝廷比较忠诚，这一块地盘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
关中东部是黄土高原，匈奴人刘渊就盘踞在这里。
越过黄土高原东部的太行山，是辽阔的华北。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和司马越的大本营东海国，就坐落在这里，这是司马越的主要活动范围。但是盘踞在华北北部的王浚是他不敢轻易招惹的，只能尽量安抚；同时，在华北中部，分别以汲桑和王弥为首的两股流寇正在兴风作浪。
华北的东北部是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这是鲜卑人的势力范围，司马越鞭长莫及。
可见，与全盛时期的西晋相比，被八王之乱祸害过的西晋显然是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呢？
八王之乱结束之后，少数民族政权蜂起，十六国时代来临。说到这段历史，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好像少数民族政权一出现，势头就特别凶猛，不可遏止。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即盘踞在黄土高原的匈奴人（汉赵王朝）和盘踞在巴蜀的賨人（成汉王朝）。賨人胃口有限，割据一方就心满意足，真正有野心的是匈奴人刘渊，他想干的事是取代司马氏，入主中原。可是这时候刘渊的处境还是比较艰难的，势力并不能溢出黄土高原。
如果司马越有运筹帷幄的才能和为国效命的忠诚，西晋复兴并不是绝无可能。遗憾的是，这两样东西他都不具备。虽然他也做过战略反攻的尝试，可是由于扭曲的野心，以及用人不当，光复河山的梦想很快就成了空洞的痴人呓语，西晋王朝也因此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在经历了永嘉之乱的重创后，朝廷终于一蹶不振，只能退守江东，古老的中国也由此进入了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大分裂时代。
司马越的战略反攻计划是怎么被摧毁的呢？
八王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西晋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晋惠帝司马衷忽然死了，中毒而死。
显然，这是一起谋杀案。下毒的是谁？幕后主使是谁？如果详加排查，谋杀案很容易告破。可是晋惠帝死得悄无声息，朝野一片沉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民众不关心这种事容易理解，经历了这么多战祸，大家早就对晋惠帝丧失了信心，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朝廷居然也对此事置若罔闻，就很令人费解，毕竟死的人是皇帝，而且还是被毒杀。提到这桩谋杀案，史官的措辞很谨慎，留有余地，只是说幕后黑手可能是司马越。
是不是司马越？不好说，可能是司马越本人，也可能是善于揣测上意的手下擅自所为。无论如何，晋惠帝已经死了，皇位不能空着，必须确立继承人。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越的态度很微妙。当时，皇位继承人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司马衷的侄儿，十三岁的司马覃
；另一个是司马衷的弟弟，二十四岁的司马炽。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少年司马覃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年龄小，相对容易控制；然而，司马越选择的却是正当盛年的司马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这得说到羊献容，她是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在朝廷和地方都有支持者。总体而言，支持她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基本都对皇室比较忠诚，主张打击尾大不掉的强藩，意图通过她对王朝大政施加影响，制约藩王势力。而羊献容本人也有干政的意愿，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她就与司马越有过一番明争暗斗。让这样一个女强人留在朝廷里，当然是司马越不能容忍的。
如果复立司马覃为皇太子，羊献容就是皇太后，她依然可以影响大政；但如果立司马炽为皇太弟，那么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羊献容是司马炽的嫂子，按照礼制，一旦司马炽登基，她就得彻底退出。所以，司马越最终选择司马炽，既是为了把羊献容挤出权力中心，也是为了敲打她背后的支持者。另外，八王混战期间，一直有意识地远离斗争风暴、明哲保身的司马炽也让司马越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小伙子容易控制。
光熙元年（306）年底，司马炽登基，是为怀帝，次年改年号为永嘉。晋怀帝一登上皇位就表现出了打压司马越的强硬姿态，司马越猝不及防。为了远离掣肘之患，司马越上表请求外调，随后被派驻许昌，同时他也开始部署战略反攻。
华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命根子，司马越对这一块地盘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亲自坐镇位于洛阳东南部的许昌，并派遣二弟司马腾驻守位于洛阳东北部的邺城，以互为犄角，共同防御华北。
关中是怎么安排的呢？被派驻到这里的，是司马越的四弟司马模。此外，司马越还派遣刘琨进驻并州，以牵制刘渊。
在南方，司马越也作了相应的战略部署：派遣三弟司马略镇守荆州、琅邪王司马睿镇守扬州。
战略格局雄伟宏大，可是却不堪一击。
最先搞出问题的是老二司马腾。我们在前面说过，司马颖失势之后，他的旧部打着迎立他的旗号，在华北肆虐逞凶，羯族人石勒就在其中。八王之乱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股流寇被司马越的军队击溃了。此后，石勒追随一个叫汲桑的牧场主，继续打着为司马颖复仇的旗号转战华北。
司马腾误判形势，认为汲桑只是小毛贼，因此掉以轻心，致使邺城突然沦陷。大祸来得突然，司马腾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命丧敌手。汲桑和石勒在邺城烧杀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邺城是军事重镇，也是京城的东大门。司马越闻讯大惊，急令兖州刺史苟晞剿灭汲桑。苟晞是一代名将，性格冷酷，喜好杀戮，被时人称为“屠伯”。经过大小三十多次激战，汲桑兵败被杀，而石勒侥幸躲过一劫，且在逃亡途中招降了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少数民族部落，率众投奔刘渊去了。
对于苟晞的表现，司马越非常满意，为了收买人心，他与苟晞结为兄弟。但他的谋士认为，兖州是军事要地，苟晞并非纯臣，让苟晞继续镇守兖州，只怕会有不测之祸，不如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苟晞调往青州。司马越深以为然，于是听从其议。苟晞对此颇为愤怒，但一时找不到反击的办法，只好隐忍不发。
除了已经被击杀的汲桑，华北还有一股以王弥为首的流寇。王弥是汉人，出身于名门世家，满腹经纶，精于骑射，却是一个怪人，以造反闹事为乐，但凡外出掳掠都会事先筹划，从不失手，来去飘忽，被时人称为“飞豹”。他可比汲桑难对付得多，王浚和苟晞轮番上阵，都无法把他彻底剿灭。最为猖狂的时候，他甚至攻破了许昌，并且率军向京城挺进，司马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击溃。随后，王弥率领残部投奔刘渊。
随着石勒和王弥的败逃，华北暂时恢复了稳定；可是，司马越还来不及长舒一口气，他的四弟司马模镇守的关中又出事了。
此公进驻关中不久，就因为渎职遭到弹劾。司马越想把他调回京城，然而司马模拒绝回朝，表露出了割据关中的野心。恼怒不堪的司马越无力平乱，又不敢激化矛盾，只好默默地接受了现状。
司马越当初派遣司马模镇守关中，战略意图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他的配合下钳制刘渊，支援刘琨。因为司马模割据一方，自立门户，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成了海市蜃楼。因为石勒和王弥的加盟，刘渊实力大增，司马越、司马模兄弟失和，更给刘渊带来了扩张势力的空前良机。此后，他坐镇大本营，与刘琨周旋；又派遣石勒和王弥兵分两路向华北挺进，曾经两次兵临京城，险些破城而入；并且不时派军西征关中，震慑司马模。
至此，司马越在中国北方构建的战略防线基本全盘崩溃。那么，南方的局势怎么样呢？
起初，负责镇守荆州的是司马越的三弟司马略，他的治绩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可惜他的寿命不长。其后，一个叫山简的官员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公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儿子，他嗜酒如命，荒废政务，因为对南下避祸的北方流民处理不当，到任不久就把荆州搞得一团糟，致使民变四起。
与之相比，由司马睿镇守的扬州的情况要好一些，可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地士族的势力很大，司马睿正在积极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于立足，所以没有能力给予司马越太多的实质性帮助。
这里需要重点表扬的是刘琨和凉州长官张轨。
刘琨原先可不是什么好人，他在八王混战期间不停地更换门庭，可谓是趋炎附势之流。八王混战结束之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间，被派往并州牵制刘渊。上任途中，目睹破碎如絮的山河和流离失所的灾民，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后在并州苦心经营，屡次牵制刘渊，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在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的形势下，刘琨也没有退缩过。当西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张轨屡次主动派遣骁勇的凉州骑兵南下支援，几乎是有难必救。当时有一首童谣，其中所唱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就是赞扬他的雪中送炭之功。可是他的援兵只能缓解局部地区的危难，并不能逆转整体形势。
南北两地的形势如此不利，西晋命悬一线；可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非但没有因为迫在眉睫的外患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同舟共济尚且狂澜难挽，何况是阋墙不止？
形势危如累卵，司马越作为西晋王朝事实上的主政者难辞其咎，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一些人对他极为不满。有些人甚至把问题提到了明面上，谴责他祸国弄权，致使半壁江山残破，并主张迁都到江淮流域。
为了防止晋怀帝趁机发难，司马越于永嘉三年（309）率军进入京城，当着晋怀帝的面，明目张胆地诛杀帝党成员，将禁军全部外调，换成了从大本营东海国带来的军队。他抗击外敌力有不逮，铲除政敌却是得心应手。在此期间，刘琨承受不住刘渊
的压力，苦苦哀求司马越派遣苟晞率军赴援，可司马越怕苟晞势大难制，居然无动于衷。
在内部的争权斗争中，司马越硕果累累，胜利的代价却是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他集中精力铲除异己而无暇顾及外围战线的时候，刘渊的军队高歌猛进，全力开动狂暴的战车，在华北地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左冲右突，碾压一切，粉碎一切，如入无人之境。等到内部的异己势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司马越忽然发现，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敌人的势力范围。
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以讨伐石勒为名，把妃子裴氏、儿子司马毗留在京城，亲自率领主力军队东行。
所谓讨伐石勒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实上，司马越对于华北中心地带的防务已经失去信心，东行的真实目的是回到东海国，以大本营为据点，设法稳定南方局势，然后以南方为后盾，再图卷土重来。至于让妻儿留守京城，只是一种安抚人心的手段。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此时的京城已经残破不堪，大家眼看主力离开，京城守备空虚，唯恐敌人乘虚突袭，纷纷跟着主力军队东行。
晋怀帝恼恨司马越祸国乱政的行径，司马越的军队刚刚离开京城，他就给苟晞发了一道密诏，命令苟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闻讯忧愤交加，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在了回封国的路上。临终时他委托王衍继续带军东行。
为了稳定军心，王衍秘不发丧，派人潜回京城传递内部消息。随后，裴妃、司马毗以及其他三十多个藩王率领留守军队离开京城，赶往东部与主力会合。就在他们东行的路上，石勒的追兵在宁平城（今河南郸城）附近包围了王衍所率的主力。
虽然王衍的兵力占据优势，但是全军上下没有一个出色的指挥官；将士们一见气势汹汹的追兵赶到，立刻乱成一团。随军东行的京城士民呼啸奔走，更加剧了形势的混乱。
对于这场稳操胜券的战斗，石勒根本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来排兵布阵。他命令将士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围起来，架起强弓硬弩，发动齐射，直到没有活口为止。与其说这是战斗，不如说是屠杀。
与此同时，由裴妃、司马毗率领的少量军队也在东行途中遭到了石勒的截击，裴妃被掠卖为奴，司马毗以及随军出行的三十多个宗室藩王全部被杀（另一说为四十八个藩王）。
东部惨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晋怀帝震怖，打算带着众官员逃离京城。但是一些官员舍不得抛弃家产，拒绝离京，晋怀帝无奈，只好带着心腹离开。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启程的时候，才发现这么大的一个皇宫里居然连一辆车都没有，只能徒步出宫。他们刚刚走出宫城进入平民区，就遭到了强盗的劫掠，只好相携着原路返回。
几天之后，石勒、王弥、刘曜（刘渊的侄子）相继兵临城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守备空虚的京城，俘虏了晋怀帝和惠帝之羊皇后，接着纵兵挖掘皇陵，烧杀抢掠，最后一把火烧了京城，全城死难者多达三万人。
自汉末董卓作乱以来，这是京城第二次遭到如此惨重的破坏。自此开始，少数民族政权史无前例地正式入主中原，西晋王朝完全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只能苟延残喘。北方的士民纷纷背井离乡，南下避祸，史称“永嘉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