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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熟文化，按考古学的定义，是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的一种地域性土著青铜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南京市江宁县湖熟镇（今江宁区湖熟街道）而得名。
说起考古学，常令人望而生畏。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从孩提时期，就爱读寻宝、探险类的童书，探宝以至盗墓类的小说、影视，是成人的童话，经久不衰的热点。现代考古学不过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做这一切。当然，考古学家探索的目标，从不以经济价值论高低，这是他们与盗墓者的本质区别。只要掌握了基本概念和术语，看似艰深的考古发掘报告也不难读懂，最大的障碍是可能有些枯燥。不过枯燥总是相对而言的，经济数据分析报告不枯燥？政府工作报告不枯燥？相关专业人士读来津津有味。甚至被视为经典的小说，不要说《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地下室手记》《局外人》以至《百年孤独》，又何尝不枯燥。你一旦读进去，开始关切主人公的命运，也就不惮在“枯燥”的文字中遨游。
考古学的知识，也可以讲得不是那么枯燥。
湖熟文化的发现与定名，是20世纪中叶的事情。就连湖熟这个地名进入历史文献，也晚于越城几百年。它始于西汉初年置胡孰县、汉武帝始立胡孰侯国，东汉易名湖熟县，县治即在今江宁区湖熟街道。正如在时间表述上，人们不得不借助于现代考古学分期，对于空间范畴，也不得不借助于后世的命名，否则叙述与阅读都会发生困难。越军抵达之际，除了越台，能够作为南京地标的，大约只有自然的山陵江河，它们的命名，同样是数百上千年以后的事情。
1951年春天，在接到江宁县湖熟镇钱立三提供的线索后，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保管部主任尹焕章等专家，邀约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一同前往湖熟，这可以说是当时南京文博界的最强阵容。曾昭燏是曾国藩的侄曾孙女，留学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德国参加过田野考古，是中国杰出的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1948年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尹焕章参加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和殷墟发掘，是曾昭燏的得力助手。胡小石早年师从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等，国学根基深厚，历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也是曾昭燏求学中央大学时的导师。他们调查了梁台、城岗头、小宝塔山、鞍头岗、老鼠墩等十五处台型遗址，后重点发掘了老鼠墩和前岗两处。次年6月南京博物院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南京附近考古报告》，其第一部分即《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此后在南京及镇江又多次发现文化性质相同的遗址，引起南京博物院专家的更高重视，决定对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做一次较全面的考察。
1957年3月，尹焕章、张正祥开始在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进行考古普查，后有丁文衡、黄志欣参加，前后八十九天，广涉江苏、安徽两省十七个县、市，又发现同样性质的遗址一百二十七处，加上之前发现的二十五处，共计一百五十二处，初步摸清了这类遗址的分布范围。1959年《考古学报》第一期刊发了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这些遗址的情况，并具体说明其特征：
它们多在河流或湖沼的沿岸，靠近山冈，而不与山冈相连，不孤立，而是一系列地存在着。形状为圆形、椭圆形或条形，有些作阶梯状，但大多数为缓坡式。它们都是突出现在地面的台形地，其高度2—10米不等。台四周都是圩田、溪流、池塘或平地。顶部多平坦。其面积大小不一，有小到1000平方米的，有大到3万平方米的。
从这次调查的新发现，结合已经发掘或探掘过的同类型的遗址出土资料来看，不仅遗址的环境、形状相同，在文化的包含上也是相似的。
由于这一类型的文化在江南地区考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又是最先在江宁县湖熟镇发现，1959年，曾昭燏、尹焕章在《考古学报》第四期发表《试论湖熟文化》一文，正式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同。
经过七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已发现湖熟文化遗址共三百多处，其分布范围，西至皖南东部九华山脉，南至黄山、天目山脉，东越茅山山脉，直抵武进和丹阳九曲河流域，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西缘相接，北达长江北岸的六合、仪征直至扬州蜀冈一带，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文化圈。其中心则在秦淮河流域和宁镇山脉。秦淮河及其支流两岸，凡是高出水面的土墩，大都有湖熟文化遗址。
湖熟文化时期，始于距今约三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中原商王朝初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吴国灭亡为止，延续一千余年。湖熟文化的命名者曾昭燏、尹焕章，将湖熟文化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距今三千年前后吴国立国为界，相当于中原商末周初，此前称先吴文化时期，此后称吴文化时期。
也就是说，人们耳熟能详的吴文化，正是由湖熟文化发展而来。
1981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学家李伯谦在《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一文中，依据历年考古发现，再次对此作出严谨的分析论证。
在吴文化分布区域内，与吴文化年代最为接近的史前文明有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上承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区域与杭州湾，湖熟文化上承点将台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主要分布在宁镇山脉及秦淮河流域，两者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各有其特点。因为春秋时期吴文化的中心东移，吴王国都城在苏州，人们容易误以为吴文化源出于马桥文化。李伯谦分析马桥文化与吴文化出土器物的种类、器型、纹饰等方面的差异后，做出明确结论：
马桥第四层类型文化与吴文化不仅在年代上有早晚的不同，在文化性质上也有本质的区别。吴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吸收了马桥第四层类型文化的某些因素，但从总体上来看，它并非继承马桥第四层类型文化发展而来，二者是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两个不同的文化。
吴文化与湖熟文化“ 总的面貌却有很大的一致性 ”：
从陶器来看，二者均以夹沙和泥质的红（褐）陶为主，都有一定数量的泥质和夹沙灰陶、黑陶和几何形印纹硬陶。陶器类基本相同，多见平底器和三足器，少见圜底器和凹圜底器，炊器均以鬲、甗为主，另有罐、盆、豆、碗等盛食器。陶器纹饰，同样都以绳纹为主，另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回字纹、席纹及其复合纹饰等几何形印纹。从石器来看，二者均以锛、斧、刀、镰等为主，富有特征性的带肩穿孔石斧和半月形穿孔石刀既是吴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湖熟文化的典型器物。另外，两者都发现了铜器，都有用兽骨和龟甲骨占卜的习俗。当然，它们也有区别，例如：湖熟文化尚未发现原始瓷器，几何形印纹硬陶数量亦很少，而在吴文化中两者则均有大量存在；见于湖熟文化的带流研磨盆，在吴文化中不曾发现，吴文化中常见的瓮、坛、瓿以及带管状流的实足甗、尊等亦不见于湖熟文化；贝形纹、梯格纹是湖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纹饰，但在吴文化陶器上贝形纹已绝迹，梯格纹所占比例也大大减少；湖熟文化发现的铜器仅有刀、锥、镞、钩等小件工具与武器，吴文化的墓葬中则已发现鼎、方鼎、簋、鬲、尊、卤、盘、觥等成组的礼器；湖熟文化的卜骨、卜甲仅有灼痕，未见钻、凿，吴文化则已有了钻、凿。
他的结论是：
它们之间的共性是主要的，区别是次要的，这些区别不是因为两者在文化性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由于时间早晚差别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在湖熟文化中是主要的因素，到吴文化时期慢慢减弱乃至消失了，而另一些在湖熟文化中刚刚出现的因素，到吴文化时期则渐渐发展壮大乃至成为主要因素了。
李伯谦又说：
在新中国三十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宁镇、太湖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不同特点及其发展演变关系的研究，并结合有关文献和文字资料，初步推定流行于宁镇、太湖及其邻近地区的土墩墓和与其同时的遗址为西周—春秋时期的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宁镇、皖南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吴文化关系密切，有继承与发展关系，是相当于商代早期吴立国之前的先吴文化，宁镇、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吴文化由宁镇地区扩展到太湖、杭州湾地区约在西周早期，随着吴文化的到来，该地区以上海马桥第四层为代表的及其以后的青铜文化逐步消失，少部分因素为吴文化所吸收，大部分因素被淘汰。马桥第四层类型文化不是吴文化的直接先驱，而可能是与吴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支土著文化—越文化的来源之一。
吴文化与湖熟文化有明确的承续关系，也保持了这一文化整体的连续性。近年有专家提出将湖熟文化的下限划到吴国立国，即距今三千年前后，此后即归为吴文化范畴。但也有专家主张将湖熟文化的下限延至楚国灭越或更晚。如1986年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敏在《关于吴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就提出：
湖熟文化的下限，似可定为战国晚期。尽管在这一地区越灭吴以后属越，楚灭越以后属楚，然从出土遗物上来看，其文化面貌还是一脉相承的。
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期，商、周时期南京地区的本土文化，称为湖熟文化，无疑较为准确。湖熟文化的前、后两期，也可以作另一种定义，即前期为吴文化时期，其中心在湖熟，后期为吴王国时期，其中心主要在苏州。
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胡孰（湖熟）这个地名的由来了。胡孰与南京地区早期的金陵、丹阳、秣陵、江乘等地名不同，它不是“具有意义的文字组合”，而与固城、鸠兹（亦称勾兹、皋兹、祝兹，今芜湖）、姑苏、句容、姑孰（今当涂）等地名一样，是吴语发音的记录。
在表音文字中，同一个词，因为记录的地域、时间或记录者的变化，用以记录的文字常会不同。即如勾吴这个国名，就有工吴、攻吴、攻吾、攻敔、句敔等多种变化。勾吴两字快读，就是固城的固。胡孰这个县名的来历，很可能是当地人自称家乡为胡孰，与胡孰相邻且同属湖熟文化区的丹阳有姑孰溪，至东晋建姑孰城。胡与姑两字韵母相同，很可能是因为记录的原因而有变化。吴国后期的都城姑苏，显然也是出于同一语源。固（城）、胡孰、姑孰与勾吴发音十分接近，未必是出于偶合。
史载吴国曾多次迁都，新都城始终沿用旧都之名。这在春秋战国时并非孤例，如楚都数迁，皆称郢。而商代早期都城，也有南亳、北亳和西亳。吴国最初的都城，会不会就在秦淮河中游的湖熟文化中心区内？
这一假设能否成立，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不过，现今已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三百余处，经过科学发掘的不过十分之一，也使世人对湖熟文化的认识，受到很大局限。
吴文化承续自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同样不是无源之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直接来源是点将台文化。而点将台文化则来源于宁镇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龙山文化。
宁镇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一样，也是由南京博物院首先进行考古发掘的。
1954年9月，南京云南路、北阴阳营交界处，南京大学主办的工农速成中学新建校舍，平整土地时发现许多石器，附近小学生捡去当玩具，被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得知，搜集标本送南京博物院。尹焕章来调查后，确认是重要古文化遗址。1955至1958年间，在曾昭燏、赵青芳、尹焕章、张正祥、蒋赞初等专家主持下，前后有四十多人参与四次考古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最初被归属于青莲岗文化，后又称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北阴阳营期，但考古学界存在较大争议。1993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北阴阳营》，第二章第五节中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问题研究的深入，考古界不少同志认为，江南的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仍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别，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似乎可以自成系统。
1977年7月《考古》第四期发表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文中指出“ 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种文化 ”。同年10月，蒋赞初在《对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青莲岗文化“ 比较地缺乏‘个性’”，“还是将‘青莲岗文化’分解为几种各具‘个性’的地域性文化为好 ”，并分析“北阴阳营期”出土文物与江北“青莲岗期”、江南“崧泽”期文物的区别，又说明其与湖熟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
由于以北阴阳营下层为代表的“北阴阳营期”遗址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沿岸的宁镇丘岭地区和江北的滁河流域，正好也是后来所说的“湖熟文化”（一种相当于商周之际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布地区，而“湖熟文化”层的下面，往往压有北阴阳营期的文化层。
同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之恒《我国东部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分》一文中，分析宁镇山脉为中心地区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北阴阳营前期、北阴阳营后期，湖熟文化 ”，并明确提出：“ 关于这一文化系统的文化名称，建议用‘北阴阳营文化’命名。 ”
这一建议稍后得到考古学界的认同。以北阴阳营遗址第四层西部墓地的二百五十三座墓和东部的居址为典型的遗存，尚见于南京江宁区太岗寺、六合区卸甲甸、栖霞区庙山、浦口区蒋城子及滁县朱勤大山等地。北阴阳营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湖熟文化一样以宁镇地区为中心，西至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文化相邻、东至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
北阴阳营因明代鹰扬卫驻扎得名鹰扬营，后讹为阴阳营。民国年间开北京西路被切分为北阴阳营和南阴阳营。北阴阳营遗址位于鼓楼冈西麓、金川河东岸，南、北有十来个池塘，呈三面环水形势，长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百米，发掘时还高出平地约四米。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堆积：除了表土层，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一层相当于中原西周早期。第二层距今约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属湖熟文化早期，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第三层是遗址的主要部分，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各层之间都有缺环，也就是说，约三千年间，几度有先民在此地居住，但并不是一脉相承的。
2011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鼐日记》中，提供了发现北阴阳营遗址的一种新信息。夏鼐在1947年3月29日日记中写道：
下午只身赴阴阳营金陵农校（按：阴阳营应改为鹰扬营，有康熙三十七年鹰扬营庙碑为证）。前年在甘肃时吴良才君曾见告，谓其地有史前文化堆积，果然堆积层很厚，出红陶及灰陶，又绳纹及印纹陶多种，惟未见石器。
吴良才于中国史前考古多有贡献，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求学，还是抗战之前。只是吴良才未留下相关文字，夏鼐又只记于日记之中，所以1954年韩儒林的发现，仍被视为首次发现。
介于北阴阳营文化与湖熟文化之间的点将台文化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发现，因其或叠压于早期湖熟文化层之下，或叠压在北阴阳营文化层之上，故多被归入湖熟文化范畴。直到1989年，时任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敏在《东南文化》第三期发表《试论点将台文化》，才正式提出了“点将台文化”的命名，并阐明点将台文化是宁镇地区最早的青铜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的萌生期，时代相当于中原夏文化时期，即距今约四千二百年至约三千七百年，下限衔接湖熟文化上限。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宁镇地区和皖南一带。这一划分，显示出考古研究上的深入和细化。
由此可见，这些文化期概念，都出于现代考古学的划分，有利于研究工作的进行。文化的变迁只能是长期缓慢、潜移默化的渐进，不可能像王朝更替那样有准确的时间节点。先民们在生活中不会感觉到这种界限，更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
点将台文化始有青铜冶炼的萌生，人类使用的工具仍是新石器，自应归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但点将台文化的源头，不能简单地说成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遗址考古中发现的器物，既有宁镇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因素，也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影响，似乎还有着良渚文化的影子。现在有较多学者认为点将台文化与湖熟文化的面貌、特征类似巢湖地区的龙山文化，主张其祖先是栖息在淮河南北的淮夷，是东夷最南面的一支。也就是说，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后，南下的东夷人创造了以宁镇丘陵地区为中心的湖熟文化（先吴），北上的百越人创造了以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为中心的马桥文化（先越），因为同样繁衍于江南，所以形成相同的习俗，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吴、越两个早期国家。长江南北的文化交流以至居民迁移，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这一观点很值得关注。
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一个典型标志，是都处于近水的较高台地之上，考古学称之为台型遗址。如秦淮河流域的点将台、梁台、神墩、船墩、老鼠墩、前岗、磨盘山等，今天的地名仍然透露出当年的地貌信息。因为其时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微弱，只能顺应自然，趋利避害。对于他们，抗御干旱的难度肯定低于抭御洪涝。近水而居，一是生活用水和鱼、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较低一级的台地上种植农作物，浇灌、排水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台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灾，满足安全需要。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湖熟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叠压在新石器时期文化层或点将台文化层之上，如南京北阴阳营、太岗寺、昝庙、点将台以及镇江句容城头山、丹徒赵家窑团山等遗址。一种则是单纯的湖熟文化遗存，一般出现较晚，在西周到春秋时期，可能是由前一种聚落迁移而来，如南京老鼠墩、前岗、锁金村、安怀村等遗址。曾昭燏、尹焕章1961年在《江海学刊》十二月号发表的《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中就曾说到，秦淮河中游湖熟文化遗址虽然密集，并不一定能说明当时人烟稠密。因为：
原始的农业生产方法，使地力易竭，人们不得不频频迁居，或者因某些自然变化的原因，人们不得不从这块地方迁到那块地方，所以这些遗址一定是有早有晚的。
这已得到考古发掘证实。长干古城属于后一种，即单纯的湖熟文化遗存。不过长干古城和越城的选择，很可能另有原因，下文会再作探讨。
除了与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一脉相承，湖熟文化区正当南北交汇、东西融合之地，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北方中原文化、龙山文化、东方马桥文化和西方楚文化等的影响。这种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考古学家从某些器物形制、纹饰的比对，某些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进程等做出的推测。考古学能够证明这种交流确实存在，但双方如何进行交流，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考古学所能解决。据常理分析，战争无疑是一种直接的交流途径，让双方都有机会接触到对方的文化，而从先进一方向落后一方的传播则是主流。更多的传播和交流，是通过和平时期相邻部族间的交往，如贸易、婚姻或者赠送，一步一步地向外播散。这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终能抵达渺远的空间。湖熟先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不断观察事物，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以求营造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外来器物和先进技术，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与模仿，一度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并逐渐被本土文化所吸收，化为其自身的新面貌和新活力。正是这种顽强的独立性，使湖熟文化能够有别于周边其他文化类型。
也就是说，湖熟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以现代眼光来看，南京文化从源头就能够兼收并蓄，呈一种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态势。
湖熟文化被归入青铜时代，其标志是青铜器的制造与使用。一种新生产力产生，开创一个新时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湖熟文化遗址考古中，经常发现铜矿石和青铜炼渣，青铜块和小铜条，炼铜用的陶坩埚、挹铜液的陶勺、铸造铜器用的陶范，说明湖熟人已经掌握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
湖熟文化前期，青铜冶铸虽然在许多居民聚落中普遍出现，尚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低下，产品多属小件器物，数量也不多。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刀、钻、斧、凿、箭头、鱼钩、铜铃等工具，以及戈、矛、钺等兵器，尚无余力制作更多生活用具，更没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事实上，首先为青铜所替代的正是兵器、农具等利器，而粗重的石器如杵臼、磨盘、碌碡等，一直沿用到20世纪。
同时期中原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高于湖熟文化，固无疑问，此外上游石家河文化沿江而下，亦可能发生影响。不过也有专家提出，湖熟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否源于中原，尚须研究，并非没有本地产生的可能。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铜、锡等金属的产地，宁镇地区与皖南有多处铜矿，江宁、溧水、句容等地都有铜山，宜兴有铜官山，皖南有铜陵。湖熟文化最集中的江宁有铜井镇（今铜井社区），存留古代采铜废矿井，直到现代仍有铜矿开采。汤山伏牛山考古中更发现始于春秋时期的铜矿。先秦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尚书·禹贡》中说扬州“ 厥贡惟金三品 ”，东汉经学家郑玄以为是指青、白、赤三种颜色的铜。《周礼·考工记》载：“ 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都证明江南地区冶铜历史的悠远。
湖熟文化直接承袭的点将台文化，被视为江南青铜文化的萌生期，在考古中只发现过青铜炼渣，没有发现青铜器物。这或许也可以作为江南青铜文化源于自生的一个证据。更重要的是，合金成分的检测结果显示，中原青铜器皆为锡青铜，含铅量很低，而江南青铜器有较高的含铅量和微量的锑，为铜、锡、铅合金，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江南青铜器光泽灰暗、保存较差的原因也在于含铅量高。就此而言，江南青铜冶铸技术即使源于中原，也有自己的改进和创造。湖熟文化时期青铜器遗存发现较少，难于保存是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青铜产量不高，所以残破废损的青铜器不会被轻易丢弃，而是作为原料，重新熔炼后制作新器。
湖熟文化后期即吴文化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剧增，种类丰富，生产规模扩大，冶铸水平也有飞跃性的提升，明显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并呈现阶段性变化。而多次在墓葬和窖藏中发现数十上百公斤的青铜块，说明当地青铜冶炼已相当普遍，而且被人们视为一种财富。
早在商末周初，已有中原铸造的青铜器进入江南，虽然为数甚少，但显示两种文化之间直接交流的存在。这类被称为“中原型”青铜器的代表，是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的宜侯夨簋，有一百二十余字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册封虞侯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人口等。有专家认为，宜，可能就是此青铜器出土地丹徒区一带，这是西周势力抵达江南地区的实证。也有专家认为此墓葬为湖熟文化土墩墓，形制与周礼不符，西周青铜器很可能是后来被人带到此地的。
尽管宜侯夨簋未必能证明中原周人直接抵达江南，但中原青铜文化的抵达则是无可怀疑的。周康王姬钊是周武王之孙，约公元前1021至前996年在位。这个时间节点，与史传吴国立国时间相近，所以格外为研究江南文化者所重视。这个故事，后文会另作讨论。
同时期湖熟文化区铸制的青铜器，明显仿照中原商、周青铜器，说明中原先进文化的产物，为湖熟人所追慕，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器型与纹饰上均呈现出一定的地方风格特色。如宜侯墓中出土一对角状器，将本土几何印纹陶上的菱形纹和折线纹移用在青铜器上。
到西周中晚期，湖熟先民运用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在吸收中原青铜器形制的基础上，融合本土文化特色，铸造出一批地方特色浓郁、造型别具一格的青铜容器。纹饰方面的变化尤为显著，如源于中原的鸟纹和夔纹，都有较大的变异，本土的几何纹饰明显增加，陶器的编织纹和梯形纹、原始瓷器的卷叶纹和锥刺纹都出现在青铜器上。而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也被用在了湖熟陶器上。这类青铜器出土数量最多，是同期青铜器中的主流。
进入春秋时期，由于江南与中原之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又呈现趋同倾向，且许多器物上出现铭文，有的多达数十字。吴国强盛之际，更出现了以剑、戈、矛为代表的冠绝天下的青铜兵器。
简而言之，湖熟青铜文化明显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后期又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但仍具备自成系列、风格独特的青铜体系。可以说，吴文化就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更为深刻的湖熟文化，江南青铜文化也因此臻于光辉灿烂。
湖熟文化时期青铜器使用仍很有限，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仍是石器，如锛、斧、刀、镰等，考古中曾发现制作石器的大型场地。石器的形制与北阴阳营文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中原差别则很大。石锄、石锤等新型工具的出现，说明农业生产又发展到新的高度。越台聚落外的环壕，或许就是用这样的石锄挖掘而成。湖熟人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夹砂红陶器约占一半，此外有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后期有少量硬陶和原始瓷。其形制上以地方特色为主流，如中原常见的甑、大口尊、假腹豆不见于湖熟文化，而湖熟文化的硬陶豆、钵、瓮等不见于中原。两者共有的鬲、甗、盆、鼎等，器形则有明显差异。陶器表面多拍印各种几何图案纹饰，这种几何印纹陶，是湖熟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湖熟文化虽然不断受到外来多种文化因素的浸染，仍能以一批特征明确、系统连贯的器物类型，自成一体，保持着独特的文化面貌。
回望先民的发明创造，进步是如此细微而又如此缓慢，不免要让人生怜悯之心。然而，冷静地想一想，数百甚或数千年后的人类，将会怎样看待20世纪的高科技？这或许能让当代人体会先民们面对新工具、新技术的惊讶、感动、欣喜若狂，也就可以理解，今天看来简陋粗糙的器物，正是那时的文明之光，可以号称“湖熟制造”“江南特色”。所以，我们应该高声赞颂先民的好奇心与创造力。正是他们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才有今人引以为傲的一切。应该惶愧的，或许是我们。因为我们没能再像先民那样，走在世界前列。
倘若一定要说当代人与两三千年前的先民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立足于同一块土地上，尽管这块土地早已面目全非。如果一定要问还有什么至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或许只剩下星空。
秦淮河有南、北二源，南源溧水河，北源句容河。汉代的湖熟县城（今湖熟街道）即坐落在句容河北岸。河畔的梁台，因传为南朝梁昭明太子读书台而得名。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传世，被视为读书种子，江南各地昭明太子读书台不知凡几，仅南京就有三处。1990年前后，梁台还是保存较好的湖熟文化遗址。台地上下，可以捡到鬲足、鬲耳、纺轮、网坠，鹿角和兽牙化石，石刀的残片和青铜箭头。高出地面约十米的梁台土层中，夹有大量蚌壳、螺壳。台下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清澈的河水中可以看到近乎透明的小鱼穿梭。河岸高出水面近两米，沿岸是广袤的稻田。湖熟人同样会在那里种植谷物，饲养猪和牛，鸡和鸭，制作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当然，这只能是在考古研究提示下的文学想象，就像博物馆中常常再现的史前文明理想场景，就像唐代田园诗人笔下的恬淡，未必是当时农家生活的真相。
很多台型遗址原有的环境生态都已改变，梁台的可贵，正在于能让人隐约感受三千年前先民生存的氛围。令人遗憾的是，1991年夏天的大洪水中，梁台的文化土层被挖掉了一多半。无论作为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还是传说中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台的遗址都已面目全非。
湖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湖熟文化中没有出现文字。湖熟文化前期已出现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甲骨，以龟的腹甲为卜甲，以牛的肩胛骨和肢骨为卜骨，上有经火烧灼的浅窝，或者先钻成扁圆窝再加以烧灼，但是没有刻写卜辞。这与中原商文化的占卜风俗有密切联系，在发展上晚于前者。
湖熟人有自己的方言，也就是此后吴语的源头。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说弹弓的起源，引用了一首《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用竹子做成弹弓，弹出土块，驱赶偷吃尸体的野兽，反映了新石器早期先民裸葬的习俗。研究者认为这是现存时代最早的民歌。但现在看到的歌词，应该是汉代人以中原方言写定的。
先秦时期的吴语，不但中原人听不懂，连同处江南的楚国人也听不懂。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记载了战国时鄂君子晳听《越人歌》的故事，拥楫划船的越人唱道：“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鄂君子晳听得一头雾水，请人翻译成楚音，才明白是一首优美的民歌，表达了歌者对鄂君子晳的倾慕：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吴、越同俗同方音，越人所说即吴语。这种语言的隔阂，增加了中原人了解江南文化的难度。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仍视中原以外的族属为夷狄，江南的异族被统称为“荆蛮”。中原文献中关于江南风俗的记载微乎其微，且多有误会。东汉王充《论衡》中以江南为裸国，“ 禹入裸国，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于夷狄也 ”。西汉戴圣《礼记》中甚至有江南人不吃熟食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表述较为切实。他说“ 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的情况是：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始见于《左传》而被后人广为引用的是荆蛮“ 断发文身 ”，以示有别于中原人的结发为髻、插笄加冠。《庄子·逍遥游》中说：“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宋国商人把华丽的冠帽带到越国去，但断发文身的越国人用不到冠帽。
断发，亦称椎髻、椎结。江南水网密布，江南人生产、生活无不与水密切相关，将头发剪短，在头顶上扎成一个椎形的发髻，是为了方便在水中活动，不会被长发遮挡视线，也免遭水草缠绕之危险。他们用针刺破身体的皮肤以成龙纹，涂上色彩斑斓的颜料，显示自己是龙的子孙，相信这样可不受水和水中动物的伤害。晋人左思《吴都赋》中描写：“ 雕题之士，镂身之卒，比饰虬龙，蛟螭与对。 ”与中原人将鱼视为生殖的象征不同，江南人崇拜在水中享有自由的鱼、龙，直接把鱼和龙当成神灵，作为自然崇拜的对象。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代，人类对飞在空中的鸟、游在水中的鱼都会产生崇拜感，希望自己也能得到这样的能力。这种源自远古的观念沉淀在人类的记忆中，文在身上的龙纹，也成为氏族的图腾。江南人这些因水乡环境生存需要而形成的习俗，是中原人最容易观察到的鲜明外貌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虽号称“百家争鸣”，但思想家们主要考虑人与人的关系，既不语怪力乱神，又不屑奇技淫巧。所以他们留下的经典，有点像一桌二椅的昆曲舞台，人物登台演绎圣贤之道，但除了角色身上的戏装，很难看出人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
现代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那舞台布景大为丰富。专家们将支离破碎的残片，拼合复原成某种器物，由其功能与形制，探究它在先民生活中的位置，由其演变与发展，追寻其文化脉络。今人对于湖熟先民生产、生活的了解，多半得益于此。
湖熟人的居宅建造，与北阴阳营文化没有太大差别，仍然是用烧土方法来筑造居宅，室内地面先层层垫土拍实，再以火烘干，墙壁也有火烧过的痕迹。在北阴阳营文化层中已经看到，居室地面用掺沙拌草的白泥抹平拍实，而且经过火焙，变得干燥而坚硬，能有效防潮。这大约可以算南京先民最早的住宅装修工作。
湖熟文化后期，在墓葬形式上有很大变化。新兴起的土墩墓，被视为吴国特有的埋葬制度，并被作为先吴文化与吴文化的分期标志之一。
在新石器时期的北阴阳营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这种不挖墓穴、不设葬具、平地掩埋的安葬习俗，至湖熟文化后期发展为封土起墩、墓上起坟的形式。许多土墩墓旁，伴有取土形成的坑塘。尤其是吴国的上层贵族，为显示权威尊严，甚至能“取土成湖”。如《越绝书·记吴地传》中记阖庐冢，“ 在阊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 ”，“ 千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 ”。记阖庐子女冢，“ 下方池广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寸 ”。记吴王夫差冢，“ 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 ”，越王命士兵每人担一筐土埋葬吴王，也就是按吴国的风俗埋葬他。唐陆广微《吴地记》中亦有类似记载。事死如事生。祖先与神祇一样，都是先民所依赖的庇佑，所以照顾好他们的遗体就至关重要。
北阴阳营墓葬中，只有随葬品的发现，而土墩墓在随葬品之外，常伴有明确的祭祀器物。尽管现在还不了解湖熟人的祭祀制度，但祭祀活动的出现肯定是一种文化进步。
湖熟人不挖墓穴的原因，亦如择居于台地之上，都是为了免遭水淹之灾。北阴阳营村落中，埋葬区位于居住区西侧，两者处在同一台地之上。而土墩墓与台型遗址是分离的，有的两相邻近，也有距离甚远、自成一区的。这说明湖熟人的活动半径、控制区域，远大于北阴阳营人，他们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也有能力营造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在吴国强盛之际，这种墓上起坟的风俗曾经流传到楚国和中原地区。吴国灭亡后，土墩墓逐渐为中原文化、楚文化的棺椁土坑墓所替代。
湖熟文化发现迄今已有七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日益深入与细化，对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延续时间、文化内涵和特征、社会性质、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都有了清楚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对先民生活的了解，仍然相当有限。
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判定先民们如何使用某器物、如何制造某器物，可以揣测先民们为什么要制造那器物、为什么要把那器物造成如此模样。然而这仍不能算有温度的人间烟火图景。举一个小小例子，鸭子是南京人最爱的美食，南京文人常将食鸭的悠久历史上推到湖熟文化时期。可是，考古发掘中，多次在湖熟文化遗址发现陶罐装盛的鸡蛋，却从来没有发现过鸭蛋。尽管不能以此断定湖熟人不养鸭不吃鸭，但相反的结论，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
对于作为社会人的湖熟人，今人更是知之甚微。现在仍无从知道湖熟人有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和婚姻习俗，不知道湖熟人如何应对疫病和灾荒，不知道湖熟聚落如何组织与运作，聚落内部居民有怎样的权益与义务。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之类的现代概念，对于重现湖熟人的社会图景，实在没有多少帮助。像一些教科书那样，按照某种概念逆推出社会状况，更属本末倒置。
可以想象的是，以先民们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应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困难远大于今日。他们需要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好的协作精神，群体之间、聚落之间，一定会有顺畅的交流和协调的合作。他们共享生活和生产技能，具有共同的习俗，还须保持相同的价值观，非此不足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湖熟人的感情热度与思想深度固然无从揣测，但可以相信，湖熟先民观察细致、反应快捷、认知敏锐。
已发现的三百多处湖熟文化遗址，迄今进行科学发掘的，仅仅十多处，而未经考古发掘即消灭于各种工程建设的要多得多。关于湖熟文化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至今没有结集为专书，甚至没有出版过考古发掘报告。其重要原因，是单一湖熟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难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然而，湖熟文化对于南京地区的发展，影响至为重大。越城之外，楚国置棠邑、金陵邑，秦置秣陵县、江乘县，汉置胡孰县，早期城邑的形成无一不是基于湖熟文化。据专家近年考证，汉代胡孰县城，就建在梁台和城岗头两个重要的湖熟文化遗址之上。县城择地肯定选在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之处，可见自湖熟文化以来，这些地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
吴王国强盛之际，政治中心迁到苏州，湖熟人生活的宁镇地区成为吴、楚两国交界的边缘地区。数百年间，吴国和楚国都没有抵达此地的记录。最初抵达这里的陌生人，来自遥远的越国。
在越国军人建造越城之前，湖熟人已经在越台建设长干古城。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长干古城中心台地东部边缘的早期人工环壕，位置接近，形制相同，规模、深度略有差异，环壕内出土的红陶片、兽骨、原始瓷等遗物，具有商、周时代特征。时代较早的一条，加工规整，纵剖面呈倒梯形，上口宽五点八米，底口宽一点七至二点五米，最深二点二米，边长约一百七十米，南、北两端均呈弧形拐角并向西延伸，估计周长约一千米，与宋人记载的“二里八十步”正相吻合。据此估算，环壕内核心区面积约三万平方米。
已知的湖熟文化遗址，面积多在七八千平方米，小至三五千平方米，三万平方米以上的为数不多，而且时代相对较晚。湖熟文化聚落都是傍水而建，附近多有小河流经或环绕，只有少数以人工挖河作为屏障。有人工环壕的聚落，可以肯定具有更高的等级。
如果说越城的选址，是因为已有长干古城的基础在，那么，对于湖熟人来说，长干古城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要弄清这一点，需要对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空间做一些了解。前文说到，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广达数千平方公里，其核心区域只有四百多平方公里，而以秦淮河流域和宁镇山脉最为集中，在已知三百多处遗址中，上述区域的几乎占了一半。
被南京人称为母亲河的秦淮河，正是发源于宁镇山脉的河流。秦淮河北源句容河，来自宁镇山脉的宝华山，南行过句容城后折转向西行，与赤山湖水汇合，经江宁区湖熟街道，到方山埭西北村与南源合流。南源溧水河，来自横山山脉的东庐山，经江宁区秣陵街道至方山，与北源合流，成为秦淮干流，由方山西侧蜿蜒北行，过江宁东山，在七桥瓮附近西折，沿赤石矶北侧进入今南京主城区，自东向西曲折穿城而过，汇入长江，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
秦淮河流域范围在宁镇山脉之南，横山之北，茅山之西，云台山、牛首山之东，四周丘陵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盆地。这个盆地大部位于今江宁区范围内，可以称为江宁盆地。盆地中间的方山，“突然一峰插南斗”，是典型的火山地貌，看似孤立，但并非“来龙去脉绝无有”，其东北与青龙山、汤山余脉相连，所以秦淮河只能从方山西侧北上。方山与牛首山东西相对，两山之间只留下一条狭窄通道，秦淮河北源与南源至此不得不合流。现代人习惯于看交通图、旅游图，都会讲秦淮河南、北两源在方山合流，却往往弄不清为什么会是在方山合流。如果看到江宁区的地形图，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江宁盆地周边低山丘陵的来水，汇合而成的并不只是句容河与溧水河，秦淮河的主要支流就多达十九条。这些大小河流沿岸的台地，特别是位于山谷口的台地，成为适宜先民居住的生态环境。湖熟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就是基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就此而言，秦淮河当之无愧，是南京的母亲河。当然，从更大范围而言，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丘陵自然植被生长旺盛，动物种类繁多，河流水网密布，水产也丰富。农耕和狩猎的条件都比较好。
因为湖熟文化遗址至今只有十多处进行过考古发掘，所以对于其分布空间的形成缺少研究，历史文献记载更是空白。虽然没有足够的依据，但说湖熟文化就是产生于这四面环山的相对封闭环境之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湖熟文化逐渐走出秦淮河流域，进入长江，沿长江南岸播散扩展至皖南，并跨越长江，北达滁河流域。至于越过茅山向东发展，应该更晚一些，已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所以遗址规模往往较大。在周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湖熟文化能够顽强地保持地方特色，绵延千年，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环境，应该也是重要因素。
湖熟先民要走出江宁盆地，与外面的世界交流，固然可以从南部云台山与横山之间的丹阳古道西进当涂，或东上丹徒，但对于濒水而居、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湖熟人，更便捷的途径，就是沿秦淮河顺流而下，直达长江。
当时的长江水道，与今天所见相差甚大。明城墙西城壕外秦淮河的东岸，就是古长江的东岸，江水直抵石头山、凤台山、雨花台西麓，再向南直到三山矶西麓。西街考古发现的古长江水道，东距越台不过数百米，这段水道在南宋时已经湮没。在西街考古现场办公室里，有一幅根据地质考古绘成的三千年前秦淮河下游模拟图，此时石头山、风台山、赤石矶之间的秦淮河河谷平原尚未完全形成，河流被密集的沙洲分割成多条水道。长干古城东北，正是凤台山东麓与近岸沙洲之间的秦淮河干流。秦淮河支流落马涧，自北向南流经长干古城东侧。而石头山南侧同样有沙洲近岸。石头山麓、金川河流域也有湖熟文化遗址，可见这条夹江是湖熟人熟悉的水道。沿江向东，栖霞山下的江乘同样可见湖熟文化遗址，与江乘隔江相望的就是六合，六合与仪征、扬州也有湖熟文化遗址发现。
弄清楚这样的地理形势，长干古城这个空间节点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湖熟先民从秦淮河中游驾船而来，进入长江，可以顺流而下至镇江地区，可以溯江而上至皖南地区，甚至横渡十公里宽的大江，抵达北岸的滁河流域，在和县、六合、仪征、扬州等地建设居留点。长干古城是湖熟人对外交通的枢纽所在，也是首当其冲，最容易受到外界侵扰的地方。所以湖熟人会在这里形成大聚落，并挖出四条环壕以自卫。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要算艰巨的工程了。
据有关专家介绍，西街考古发掘中，以越台边缘的文化层和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因为越台直到宋代仍作为军垒，历代建设势必扰乱台地顶部的原有文化地层。台地上方发现了不少明、清时期的大型取土坑，以致原有地貌大变，早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据《正德江宁县志》记载：“ 俗传其土甓灶绝蚁，故为居民取之殆尽。 ”民间传说用越台上的土砌灶，不招蚂蚁，市民纷纷来越台上取土。所以现在已经难以完整呈现长干古城的面貌。
越城作为南京建城史的肇端，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显性标志，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太容易被世人所忽略的，则是随着越城的建造，一个潜移默化的进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越国灭吴，百余年后楚国大败越国，占领南京地区置金陵邑，湖熟先民的生活状态，南京的土著文化，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
富有江南特色的青铜文化渐趋消亡。
当然，说江南青铜文化消亡，也只是借用考古学上的说法，其实它只是变换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继续前行，而非世界末日那样的毁灭。只要新形态较旧形态更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消亡就未必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