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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王勾践在他即位的第二十五年，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这一年，越王勾践挟灭吴之余威，率领越军精锐，北上中原，与齐、晋、鲁、宋等国诸侯在徐州（今山东滕州）会盟，又向周王室进贡。周元王接受了贡品，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封他为方伯，以示认可他的诸侯盟主地位。越王勾践遂成为楚庄王、吴王阖庐之后第三位南方霸主，也是“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同在这一年，勾践自会稽（今绍兴）迁都琅琊（今连云港锦屏山），造观台以望东海，开创了越国雄踞淮上二百余年的霸业。
研究先秦史的人，眼光往往被吸引在这一系列宏大事件上，很少有人会注意，就是这样一个风谲云诡的年份，日理万机的越王勾践，居然想到派一支军队前往南京，在秦淮河入江口附近的台地上，建造起一座城，即后世所说的越城、越台。况且据《金陵图经》记载，越城“ 周回二里八十步 ”，不过是一个小小不言的军垒。像这样的军垒，见于《越绝书》的何止数十座。
似乎只有南京人，才会重视这个越国军垒的建造。它被视为南京主城区的第一城，也开启了南京地区见于文字的历史。南京号称两千五百年建城史，就是从越城起算的。然而纵观南京历代史志，都仅仅简单记载了越城的建造年代、位置和周长，很少涉及越国建城的目的，也就是说，只将其视为越军的一个偶然行为，一个孤立的事件。
其实，正致全力于中原争霸的越王勾践，此时做出这样的部署，并非为了南京地区的开发，而是有其重要战略意图的。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考证越城：“ 《金陵故事》云：周元王四年，范蠡佐越灭吴，欲图伯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强威势。 ”将建越城与中原争霸相联系，是很有见地的，惜乎语焉不详。凭越城这样一个远离本土的军垒，也难以强盛越国的“威势”。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说林》中的记载：
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
越国灭吴，连年征战，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为了与晋国争霸中原，向老盟友楚国借兵。不料楚国看准了越国的软肋，趁机起兵占领吴国疆土，名义上是支持越国，实则意在分一杯羹。越国只好让出露山之阴，即今安徽蚌埠涂山以北的土地给楚国。马王堆帛书《缪和》记载此事，作“ 南巢至于北蕲，南北七百里 ”，即今六安至宿州蕲县一带方圆七百里的国土。可以与此相印证的，还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 ”勾践与诸侯会盟之后渡淮南归，因为淮上地让给了楚国，淮北的宋地和泗东地已难以实控，所以索性用来笼络宋、鲁等国，使他们成为对楚国的牵制力量。
毫无疑问，越国此时已清楚地意识到，在共同的敌人吴国消失后，越国与楚国的对抗已不可避免。越城的功能，正是作为防范楚国的一个前沿阵地。其战略意义，在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
越王勾践迁都琅琊（今连云港锦屏山），其根基仍在江南，两地之间，军队、物资的转运，主要靠邗沟和江南运河。倘若被楚国水军自长江顺流而下，截断这条交通干线，后果不堪设想。虽然越国也有海上航线，但风急浪险，远不及内河航运有保障。如果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是关乎霸权，那么南北运河的贯通对于越国就是关系生死。其时长江入海口尚在镇江、扬州一线，迄东即是大海，下游没有别国军事力量的威胁。越军主要须防范的就是上游楚军，所以必须在江南运河入江口的上游，设立预警点。尽管吴国的江南疆土皆为越国所有，时称“吴头楚尾”的南京，也已是越军控制范围的西端边界。越军在此建立据点，可以派水军游弋江上，一旦发现楚军异动，立即通知下游越军准备迎战。传递信息的途径，当是古代普遍使用的烽火。
唐、宋时人还能看出越城的轮廓。《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说越城“ 周回二里八十步 ”。“步”是中国古代使用的一种长度单位，古人以一举足为跬，再举足为步，六尺为一步，三百步合一里。《南京建置志》中以南京大学收藏东周铜尺为基准，一尺合二十三点一厘米，折算出越城周长合九百四十二米，面积大约五万多平方米。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但这个算法不是没有问题的。因《图经》是隋、唐至北宋常见的方志形式。此处所引《图经》亦称《金陵图经》，南宋已佚，现在只能在其他典籍中看到一些引文。唐代以前的史籍中都没有提到越城的周长，所以这里的“二里八十步”，应是《图经》编纂时的测量数据，当以唐、宋尺为基准。考古发现唐代铜尺约合三十厘米，一步五尺，一里约四百五十米。所以越城的周长，至少在一公里以上。当然，即便如此，越城仍然只是一个军垒的规模。
在此之前，吴国和楚国反复争夺的交通枢纽，是南部的濑渚（今高淳）和鸠兹（今芜湖），从无抵达越城一带的记录。越军此时会选中越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越城邻近秦淮河入江口，而秦淮河岸与近岸沙洲之间形成的水道，风浪远比长江干流为小，是一条安全的交通水道，也是难得的良港。越军自下游溯江而来，自不难发现这条夹江的优越性。
越城这个地名，始见于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已是建城之后八九百年。最早记载越国在南京地区建城的文献，是传为东汉人袁康、吴平所辑录的《越绝书》。但《丹阳记》早已散佚，《越绝书》在北宋也已亡佚五卷，今天只能在《太平御览》中看到相关文字。《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先引《丹阳记》“ 越城，去宫八里 ”，指明其地距南朝宫城八里，又说“ 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 ”。《越绝书》并未提到城名。想来越国人不会称它为越城，倘若越军所建军垒皆称为越城，则越城岂不是要有数十上百座？事实上，《越绝书》中《记吴地传》《记地传》两卷，所记吴、越地名一百多个，除了两国都城，没有冠以国号的。所以越城在当时一定另有名称。
土著人或许就称它为“城”，因为其时它是当地唯一的城。至于越国军人到来之前，土著人如何称呼自己的家园，如何称呼自己，如何称呼他们的乡邻，如何称呼吴国人、楚国人、中原人，同样是千古之谜。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而有文字的占领者越国人，又没有记录下来。但称呼是一定会有的，尽管史籍无载，并不是全无踪迹可寻。
就是这样一座越城，犹如未来大都市的一粒种子，播进了秦淮河下游这片肥沃的土壤，最终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并成为南京的一种宿命。
对于越国军人建造了这座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时光流逝。人们已经在议论如何纪念南京建城两千五百年之际，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越城考古工作中，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
越城的方位，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与大报恩寺遗址东西相对，同六朝长干里居民区密切相关，向无疑问。然而明、清以来，因周边地貌大变，其具体位置已难确指。在石头城遗址、台城遗址经考古研究相继明确之后，寻找越城遗址，遂成南京人的迫切愿望。
探索家园环境的奥秘，似也可以视为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源于我们的远祖，他们必须熟知自己生存的环境，以便获取食物，提防伤害。现代人的活动范围远大于青铜时代的先民，但人们小时候遇到危险仍然会朝家里跑。当然，今天人们探索所居留的城市，更多地是出于文化需求。许多人走出故里，游历不同的城乡空间，能够进行跨文化比较。同样，穿越时间寻找城市源头，更是一种难有直接功利的文化寻根。
2008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中，发现了北宋天禧寺塔基和地宫。史有明载，天禧寺即建于东晋大长干寺基址之上，据此可以确定六朝大长干区域。2015年，外秦淮河南岸、中山南路西侧“越城天地”地块考古发掘，确认了六朝长干里的部分遗迹，并发现了史前河道古长江的走向及东岸的江岸线（在今凤台山西麓一线），因而可对六朝长干里四至范围作出推定，对其周边地貌、内部构成也有了初步认识。
2017年10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前期勘探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华门外西街地块进行考古发掘，很快有了令人振奋的发现。该地块北部西街小学地面下，是一块台地，以此台地为核心，已揭示的九个地层，垂直堆叠，地层埋藏越深，文物年代越久远，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六朝直到明、清、近现代，绵延三千余年无断层。据此，不但越城的所在地得以认定，而且掌握了该地块在越城建造之前的重要发展信息。
西街地块拆迁之前，除道路、学校、医院、商店等社会公共设施和三个现代居民小区外，多为杂乱的民居宅院，传统建筑因多年得不到应有修缮而残破不堪。北部一片残余的坡地，上面有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几幢住宅楼，是一个叫美河园的居民小区。小区以北，只隔一条上码头路，便是外秦淮河与明城墙。遗址的西边是中山南路南延线，路西同样是大片拆迁地块，即未来的“越城天地”别墅区。当年紧邻长干里的长江，因江岸西移，如今已不在视野中。据台地位置观测，遗址北端肯定有一部分被压在了美河园居民小区的地基下，遗址西侧，很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成为现代道路的基础。前此十年规划中山南路南延线时，几乎没有人考虑到新路可能会进入越城遗址区。
遗址南部曾经繁华的西街，拆迁后只留下了几处文保建筑，明初瓮堂、金斗会馆、沈家粮行等，以及涧子桥和来宾桥。涧子桥所跨南玉带河，即六朝南涧，南朝宋刘劭宫廷政变失败，溃逃的叛军多落涧伤亡，又名落马涧。来宾桥则得名于明初“十六楼”中的来宾楼。只有遗址东边，隔着雨花路，是新建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相对而言较为接近历史氛围。从东晋始建大长干寺以来，越城就与佛教寺庙东西相望，互为标识。
这一片遗址区约十五万平方米，仅在已发掘的一万二千平方米范围内，考古人员前后发现并清理了近二百个灰坑、近百口水井、十三道水沟、八处墓葬、五座窑址，以及沟渠、道路、墙基等各类遗址共五百余处，出土石器、骨角器、陶器、青瓷器、金属器等六百余件，陶瓦、砖瓦等遗物标本多达上万件，内有较为丰富的商、周遗物，如陶鬲、陶甗、陶鼎、陶豆、陶簋等多种陶器，原始瓷罐、原始瓷豆及玉璧、铜块等。其中带有三角划纹、梯格纹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商代特色，猪骨、木炭等多件遗物经碳-14测年计算均属晚商、早周时期。环壕外围还有建于晚商的水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台地东缘环状壕沟保存较好，发现了至少四道商、周不同时期的环壕，其时代远早于越城。
此类遗址在考古学中被称为“环壕聚落”。
环壕聚落，是日本考古学界的用语，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因为此类环绕于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环壕聚落一词较准确地描述了其主要结构特征，所以近年也为中国学界所采用。
环壕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因为聚落居民太少，没有力量修建如后世城墙那样的大规模防御系统，将所有领地全部包围在内，只能在地理位置重要或区域性中心的聚落周围，设立防御系统，作为抵御侵扰、守护内部成员生命财产的屏障。这类据点式的寨堡、土圩子，一直沿续到20世纪上半叶。简单地说，聚落居民白天在环壕之外的田地上劳作，夜晚或有其他意外时进入环壕之内的居住区。当周边部族矛盾冲突激烈时，聚落的相关防御设施也会加以强化。
环壕聚落的高级形态就是城。
城这个概念，往往被认为与城墙相关联。其实城的内涵，还包括诸多宜于人群社会生活的构成要素，如考古中发现的房址、灶坑、水井、窖穴、道路、陶窑、墓葬等遗迹，证明居住、饮食、仓储、交通、器物制造等需求已能得到满足，丧葬礼仪已经出现。环壕聚落已经具有这些构成要素，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宜居。也就是说，城与环壕聚落，是同一文化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城墙及其外侧的护城河，是环壕的延续和提升，是城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有无城墙并非是否城市的判别标准，因为城墙仅是城的防御系统的一种形式，只要有相应的防御系统，不一定非得有城墙。尤其是在南京，直到六朝时期，东吴建业城，东晋建康城，作为一朝都城，还都没有城墙。
越台环壕聚落所处的位置，西有长江，北有秦淮河，东有落马涧，尤其是落马涧，紧邻越台，可以保证环壕的水源。聚落中心台地的东部边缘发现多道环壕，走向一致，南、北两端呈弧形拐角向西弯折。不仅如此，台地东北部一段城墙基槽遗迹清晰可见，墙基东侧约十米处，还发现了与墙基走向相同的壕沟局部，成为此处曾经筑城的实证。外围环壕、城墙基槽与门道、水井、猪祭祀坑等遗迹都证明这一环壕聚落在商末周初已发展为城。此外还发现一道东晋时期的环壕，壕内出土了成捆的铁刀，以及大量陶制的四面锥体路障，可见东晋时越城仍被作为重要军垒。
2023年12月19日，“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上，权威专家认定，在西街发现的“越台环壕聚落”应称“长干古城”，始建于三千一百年前的商、周时期。这是南京城市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这里说的商周时期，只是说明其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商末周初，并不是说这个古城是商人或周人所建，也不是说当时的居民已采用商、周纪年。采用一个学界有共识的纪年方式，是史学界的通例。就像孔子作《春秋》以鲁国纪年序事，并不是各国都采用鲁国纪年。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朝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周灭商约在公元前1046年。如果按民国年间董作宾的断代，则还要早几十年。更简明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三千一百年前，不但越国寂寂无闻，就连在越国之前称霸中原的吴国，也还在传说之中。所以，这个古城的建设者，只能是湖熟文化时期的南京土著居民。依照考古学的惯例，生活于湖熟文化时期的先民，可以称之为湖熟人。湖熟人既然是“长干古城”的主人，也就是南京城最早的主人。
湖熟人所建之城，当然也可以称为“湖熟文化古城”，不过这个名称在空间界定上没有“长干古城”明确，而且“长干”这个地名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定名为“长干古城”是有道理的。
湖熟文化的中心地区在秦淮河中游，先民们在三千余年前选择秦淮河入江口的越台，想必不是仅仅出于居住需求的迁徙，更有向外发展的因素。这个时间节点给我们以启示，正是取代商王朝的周王朝，加剧了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才会激发湖熟人强化聚落的防御措施，不惜代价，在越台周围开筑这样工程浩大的四条环壕，并开始筑城墙。
早期城址与环壕聚落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承袭发展关系。负责西街考古项目的陈大海说，江苏境内，除了南京越城之外，在苏州西南也有一处越城遗址，是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的屯兵土城，考古发掘中同样没有发现明确的越城遗迹，但也发现了西周文化遗存。陈大海认为，越国在吴地建城时，会优先考虑利用既有之城，在旧城基础上修缮加固为新城。
越国所建越城，或即与长干古城大小相当。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越城的围墙也只能是垒土而成。围墙的高度，参考《越绝书·记吴地传》所载各城情况，很可能在三米左右。越城的城门，据考古探查，已发现疑似东门遗址。除东门外，估计还会开有北门和南门，临江的西面开门可能性不大。城内会有越军的营舍、道路、操场，还应有一个足够大的仓库。所以驻扎其中的越军不可能太多，估计也就三五百人。
由于吴、越同俗，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很难具体区分哪些属于吴，哪些属于越。因此，究竟是环壕聚落发展为城后被越军所占领，还是越军将其改建为城，也还是一个千古之谜。
长干古城的发现，揭开了被遮蔽两三千年的历史真相：作为南京城市之源的越城，其实还有更早的源头。这遮蔽是否出于越国人的意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实即使被遮蔽数千年，也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南京城市史与文化史，都将因此而改写。长干古城将南京建城史上推了六百年。不过，长干古城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但每一个朝代，都是外来者建立的政权，每一座新城的建造，都是出于征服者的意志。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所以，说越国人在南京建造起第一座城，南京人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长干古城的发现，打破了这个定式。不论它能不能确认为城，是不是在越军到来之前已经发展为城，都是越城的重要基础，已无疑问。也就是说，南京城的最初建设者，不是外来侵占者，而是本土居民。
如果没有越国军人的介入，长干古城也会继续发展，那将会是另一种城市。越城的建造加快了这一进程，或者准确地说，改变了这一进程。
更重要的是，长干古城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衔接了湖熟文化与越城。正是在长干古城的基础上，出现了越城。越城的周边，发展出南京最早的繁华居民区和商业区长干里。六朝建都，长干里市民区成为与台城皇宫区、石头城军事区并重的三大功能区之一，也是都城的物资供应地和全国的商品集散地。隋、唐时期，长干里的经济地位更加凸显，成为南京地区最耀眼的亮点。从南唐建城到明初建城，城南市民区都是城市不可动摇的根基所在。延续至今，迄无改变。也就是说，从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址，到早期城市建设，进而发展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南京城三千余年来的成长脉络十分清楚，且从未中断。这已是难得的人文史实例。如果考虑到湖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的承续关系，那么这一文化绵延的时期，可以达到六千年。
同时，长干古城这一青铜时代遗址、城市最初源头，始终位于南京的主城区域之内，也是一个罕见的特例。现代考古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虽多，但几乎都处于现在的乡野或小城镇，离大城市有相当距离，极少位于现代大都市主城区内且延续无断层的。即如半坡与西安、良渚与杭州、三星堆与成都、广富林与上海、二里头与洛阳、殷墟与郑州，其间都相隔数十公里以至更远。
毫无疑问，这些地方的先民，当时都选择了人类的宜居环境。但是湖熟人的选择，不仅宜于一时的生存，而且利于未来的持续发展。这是不是可以视为南京先民的特出智慧呢？
倘若能在未来的越城遗址公园中，设计一座城市史博物馆，将南京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系统、准确、全面、形象地呈现出来，无疑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景观。
在考古学和城市史意义之外，还应该看到长干古城的文化史意义。越国军人到来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长期居住，也就是说，越军建造越城，并不是前人所误认的单方面文化输入，而是原住民与外来者双方的文化碰撞与交汇。这也是南京原住民与外来者有史可稽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无论最初会不会发生武力冲突，从长久的历史阶段而言，越军与原住民都不得不正视对方，建立起新的依存关系。
亲历这一事件的双方，肯定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有幸站在了南京文明史的转折点上。尤其是台地上的原住民，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他们安然居住在自己的村落里，村落的边界是开放的，与外界的交往是平和的。无论把越军视为侵占者还是建设者，都无法否认，一种新的文化成分进入南京，而且一度成为主导。湖熟文化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善于接纳外来文明。此前不断有周边文化因素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都被湖熟先民所吸收，于潜移默化中滋养本土文化的进步。这一回，虽然面对的是相对平民为强势的军队，但远离本土的少量越军，同样不希望以他们的新邻居为敌。在与吴军的多年血战中侥幸保全性命，他们热切盼望的该是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重归安居乐业。为了越王勾践“图霸中国”的野心，他们不得不远离乡邦，跋涉原属吴国的辽远疆土，直抵与楚国相邻的边境。这里距吴国的王城已有六七百里，家乡更是在千里之外。他们的任务既是侦探楚国军情，能争取当地居民的支持显然更为有利。同样断发文身的习俗，差异不大的方言，为双方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时越国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京土著。越国军人可能带来较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以至社会管理模式。例如越国的兵器铸造水平，越王剑可谓无与伦比。又如造船与航运，尽管湖熟先民早就能渡过长江，但越军已有相当的海上航运能力。这些不仅会改变原住民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世界。在此之前，湖熟人的世界以秦淮河中游为中心，越过江宁盆地周边的山脉，或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对于他们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件。现在他们会知道，世界另有一个中心——越国的都城。他们难以想象那都城的宏伟，更惊奇自己竟是处在世界的边缘。
就像越城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倾颓，湮化为未来新城的基址，建造越城的敌国军人，随着漫长的岁月，也融入了南京先民的集体记忆，化为了他们的骨肉同胞。
确切地说，越军抵达之际，长干古城究竟发生过什么，今人已无从得知。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但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所想所思，很少出现在中国史家的笔下。近年有人设想，通过基因追踪，可以重现人类祖先面对的世界，但至今还只能归属为科幻。
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现代考古。正是通过七十余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人们可以大致了解湖熟文化时期南京先民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