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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那么多准备，但还得先去上海看一回女儿。打上海火车站买去福建屏南的票，可该死的是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丢了。一位年轻的男售票员听说去屏南，一查电脑，坚持说我错了，只有南平市。我想那我错了，因为我已错一辈子了。就这样买票硬是坐到了南平市。
进站的火车停靠于江对面，站台低矮，接近江面。我到达时天近黑，乘公交绕一大圈，到达江左岸市区。大雨倾下，我在客运站附近下车，冒雨一头钻进一家旅舍，同温和的老板娘谈成六十元住宿一晚，然后换掉淋湿的衣服，洗了挂起，出门就近吃个便饭，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急于赶路，在南平市区的街道闲逛。江水清且静，城外的山峻峭入云。城市建在江岸趋缓的丘坡地上，面积和我老家新化县城差不多大，但这儿的人们节奏从容，这是一座慢城。
我沿河岸走马观花地游赏至上游的公园，问路人双溪镇在哪个方向，都说没这地儿。
我于是去旅舍取包退房，去客运站。它看上去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厅堂低矮狭小，入口处用钢筋栏杆隔开。我来到小铁笼子似的窗口前，说买去双溪的票。售票员一头雾水地说没有双溪，并问我从哪里来。我吓得冒冷汗，赶紧走到一边打电话给女儿，说：“我记得似乎是屏南双溪。”
女儿上网一查，说：“对哦！妈，你迷路啦！”
于是我又到小窗口前买了去屏南县的票，每天只有上午九点多有一趟车。好不容易上了车，车上只寥寥六位乘客。车在崇山峻岭间跳跃般前行，时而下低谷，时而又爬上云端，时而经过一处竖着牌子的路口，牌子上似是写着“红军第几路曾于某年代在此开展革命运动”之类的字样。
车在绵延无尽的山中蜿蜒前行，至古田境内，一片无边无际的桃花园映入眼帘，遮天蔽日地如在云端盛开。园牌上写着“某乡万亩桃林，届时欢迎观赏与采摘”——采摘当然是指桃子成熟时。
我兴奋地对司机师傅说：“到古田我要下车去瞻仰古田会议纪念地。”司机咬文嚼字道：“此古田非彼古田矣，这里是古田县。”他又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去双溪，他摇头说不知，我心里纳闷：他开车到处跑，为什么也不知双溪呢？
近中午，车停靠在古田县汽车站，下去了四男一女，又上来两人去屏南县。几分钟后车又出发，司机问我：“你一个外地人去屏南干吗呢？那里山更多呵！”我说：“去看看山吧。”
中午，到了屏南。这是一座崭新的小县城，像一个人刚套上新衣服似的。四周多山，汽车站也是全新的，宽阔高广，相比南平市汽车站，真是今昔两重天。吸取沿途的教训，我连饭也来不及吃就赶紧买了去双溪镇的票，生怕错过了又得挨到明天。车下午一点出发，还有半小时。我饿了，在客运站门外吃一碗扁草面，汤香量多且有肉，吃得我满足到大为震惊。
小中巴二十来个座位坐满，向双溪开出。在城北的广场，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铜雕像，为清朝的甘国宝将军，他虽出生于微末，却保卫疆土，功勋卓越。
宽敞而坚硬的水泥大道全是在国家新农村建设中如火如荼地兴建而成的。中巴车在随地形起伏的复杂山路间曲折前行，沿着一条落差巨大且有无数瀑布的小河逆流而上。沿途很远才有村庄。车行四十多分钟，抵达双溪旧城墙外。
沿路春雨任性地下了几场，我的行包湿透，身上也是反复地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散发出我儿时闻过的狗身子毛的气味。
双溪有一条笔直而敞亮的柏油路，两旁人不多。我的出生地颜家口，上游曲岐，我爹前妻家在罗家堂，河对岸是贺家洲，那里乌泱泱全是人，伙伴们如麻雀般聚散，叽叽喳喳，鼎沸不息，新化县城更是人多到举袖为云。后来，我移居浙江，那里更是群村密布。如双溪这般地广人稀之境，我头一回见到。
街边的人好奇地打量我，我问他们画城在哪儿，又问知不知道林正碌老师。他们多是羞涩地一笑，用土语应答，叫我说本地话。
可我不是天才，由来不懂双溪本地话呀。于是我决定去镇政府打听。我沿一条曲折的石板路找到镇办公处，那里的人给我指了一间屋子。屋墙用白灰刷成，玻璃明净，陈设简洁，里面只有两个人，门牌上写着“屏南县双溪镇派出所”。嘿，有事找警察，天经地义中国风！我礼貌地打听林正碌老师，派出所的那位年轻警察非常热忱地走了一路，直接送我到油画城并找到负责接待的人——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东北女人。这位东北人其实是早先于去年到达的画友，一到温暖的南方便不回了。
我谢过年轻警察，又谢过辫子姐，她笑容满面地叫我跟她走。我好久好久没见过这么纯净的笑容了，而且是诚挚地向我而笑！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我到了福建双溪，是因为在电视里的纪录片上看到林正碌老师在这里免费教画油画。二〇一二年，我搜集过有关深圳大芬油画村的信息，觉得神奇并心生向往，心想哪怕去看一下也好呀，奈何疲于活命，女儿的学业正值关键的年头，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而如今，我已五十一岁，身体被钱吸干了血汗，工厂里的活干不动了，于是去饭店里洗菜刷碗，老板却屡屡说，即使我干得再好，只要招到更年轻的便辞退我。真是生无所望。我想，要是有人愿意找我去打扫卫生，那该多好啊，我能把一切弄得整洁如新。
我在二〇一七年的头两个月没找到工作，便出发来到双溪，打算走着瞧，先学习，再去大一点的城市谋生。
东北人辫子姐告诉我，她已退休，之前是有编制的干部，眼下来此度人生的长假啦。反观我生无可恋，踏上双溪的土地，口袋里仅剩三百七十元钱。去上海时，刚步入职场的女儿给了我六百元，我贴身藏着留以保命。明天何去何从尚未可知，我的内心就如那寒冬里的野狗在破窗外哀号。
辫子姐带我去二楼见助理老师汪雨菲，给她身份证用来登记。汪老师发给我一大一小两杆猪毛画笔，一块颜料板，两块长四十厘米、宽三十厘米的麻布包框小画板，让辫子姐带我找好旅社再回来开始学画。
这座油画城由三幢高六层的外廊相通的新楼组成。一位在福州经商的本地人回到此地，买下这片上好的地，建成商业住宅售卖。竣工后，五六万一套的房子一毛也卖不出。双溪的农民大多外出谋生，有能力者在厦门、福州购房，或在屏南县城买地建房，再不济也在自家宅基上盖房子，花二三十万足以建六层且里外装修精美，谁买你的大鸡笼呢？于是，开发商还不起贷款，双溪镇政府只好收回这片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楼宅。当地想开发旅游业，因此免费给林正碌老师使用。林老师提一句“人人都是艺术家”，为的是招揽各地怀揣梦想的人前来休闲、观光、游历或驻留，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辫子姐带我去看旅舍，可都要八十元一天甚至更贵。我心想，一座偏僻的山村，住宿价格竟比南平市区的还高！我打算三天后马上离开。
我问：“哪里有更便宜的？这里我不住。”辫子姐又带我向画城里的本地人打听，得知有一位从四川嫁到此地的六十岁女人在管理基督教堂旅社，二十元一日一夜还包热水。傍晚，这位李姐来接我，我见她是位非常和善的矮个子女人，于是又打消顾虑，一次性交了一星期的房费，便开始学画了。
我在街上的一家小面铺囫囵地吃了点面，回到油画城二楼汪雨菲的办公室，拿上免费给我的画板、画笔和画架，她带我去找画室。宽阔的回廊中，来自各地的画友、游人穿梭不息，两侧的大房间都是公共画室。走在我身边的汪雨菲秀发垂腰，个头中等偏高，身材弧度优美，脸色有点苍白，但五官标致，说话温柔细腻。
每个房间里都有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站，正在画画。汪雨菲告诉我，随时都可以在任意一间学习，我便挑了内侧一间只有两人的相对安静的屋子。她教我支好画架，问我第一次画什么。我想起在纪录片里反复看别人画的那盏马灯，那灯我看了十几次，于是请她教我画马灯。马灯恰巧就在屋角的一张破桌上，可眼下它只剩锈迹斑驳的钢皮底座与灯舌，我一年前在电视里看到它时，它可是铁丝圈架与手提环俱在的啊！
汪雨菲说：“画它的人太多，损坏到只剩这点骨头了。”我一看那角落：跛脚板凳、歪桌子、烧煳的木头、古怪的石头……没一样好物。她又告诉我，这些全是被村民们扔弃的东西，画场捡来给大家学画用。我心下明白了，巴望她教我动笔。
“你用你自己的眼看它的形状，然后照画，并动用你的创造力，将它被磨损的部分补画回来。动手吧！我去忙了，回头再来看你。”
她在我的色盘上提示性地挤了些颜料，便轻盈而去。我失望至极。这么简单而破败的灯盏，黑不溜秋的，什么颜色也不像，画了也没意义，可我准备了一年，就是奔它而来，哪能不画呢？电视里那位六十岁的姐姐独自花七天画成，我可不能用那么多天——口袋里没钱！于是我只能面对它，画！
我蘸了些棕色，又加了些群青，才一分钟，就把灯座画成狗屎的色状。太悲哀了，怪不得今生受尽藐视。我硬着头皮把瞎涂的外形勾得圆润一点，再在灯舌那儿加点黄色，表示灯被点亮的样子。
哦！只这一笔，一瞬间灯仿佛真的亮了，把我带回了童年。家里的一盏小煤油灯优先供奶奶那屋用。她终年在路旁、地隙和山边一小片洼地种几十株棉花树，秋天棉花收获后，棉花树用作灶柴。奶奶细细地挑拣棉花里的碎干叶，并剥除棉籽。到了冬天，这些白如云朵的棉花被一一抹匀摊平，缝制成一家人的棉袄。奶奶仍留着她的纺车，将最次的泛黄剩棉“咿呀咿呀”地纺成线。腊月寒冬，村里的破落户杨美高夫妇的妹夫扛来一台织袜子的机器，奶奶便拿纱去织一家人的袜子。
我由来没明白，那年头，那户人家从哪儿弄到了织袜子的机子并学会了那门手艺。可惜杨美高的茅草屋太小，容不下我进，我只好在外面和曲岐的玩伴们捡石头搭房子。
我也由来不明白，连煤油灯也点不起的年代，人为什么那么忙。我父亲在廊外的月光下编织竹篓，但我从始至终也没见他织出过好看的篓。竹篓歪七扭八的，太过难看，只好自己家里用，还引得上下两村人嘲笑。其实，月光比豆灯亮堂呵！
想到这些，我不顾灯座画得难看，不由得画起了玻璃罩外昏黄的光晕。先抹棕色，嫌暗，加点白，不像——灯火通亮时闪现红光呀！于是我抹上大红。很神奇，我童年里的昏灯闪烁，把这几种色彩反复揉抹混合，内圈又加金黄，往外扩散，渐暗。它照亮了我的屋子。
对我的妈妈，我那么爱，那么依恋，望着她便心安。可她脾气暴躁，成天怨恨，做事毛糙，在暗夜中忙活白天没忙完的事，夜深了还没煮好傍晚的饭，昏暗中在门框、桌角磕碰了头或手，便在那屋里呼山骂鬼，我急急如律令举灯去照她，她又哭上了。日久天长，年少的我染上她的痛苦。我想，等我当家，必把家里所有破烂都扔弃。有多少压根用不上的旧物堆积在那里，碍眼又碍事，磕磕碰碰，留着干吗呢？
汪雨菲悄悄来观察我画画，已于身后立了一会儿，我没察觉，她一拍手吓我一跳。“好！”她说。
好吗？几十年灰暗长河，今天忽然听到一个“好”字，耳朵兴奋但心不相信。况且我压根犯着迷糊，没画出来。我问她：“汪老师，这玻璃罩怎么画？还有马灯外那个用来提灯、固灯的铁丝外架，我也不会画。”
汪雨菲说：“那个不用画了。你完美地表现了光的神秘梦幻，像诗那样美好。”听着她青春靓丽的口里吐莲花似的把我的胡涂乱抹夸成这样，我实在不敢相信，可心里直高兴，甚至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感。
她看了眼手机，时间已近黄昏，便交代我去先打理妥当，住宿洗漱，明天不必来得太早，可四处走走看看。
画画就是画我们在人生中面对的所有。此时我与我的人生面对面，心中圆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