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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方人已经将龙视作全体中国人的标志，但在中国境内，除了太平天国诸王一度夺得龙纹使用权，龙，依然牢牢地控制在清王朝的手中，与“这些奴才”没有丝毫亲缘关系。龙旗依然是普通百姓觊觎而不得染指的“圣物”。
庚子事变是龙与民众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义和团因其“扶清灭洋”的宗旨得到清王朝的暗中支持，于是得寸进尺地制作了一批做工粗糙的龙旗，打着龙旗四处招摇。时值非常时期，大清王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龙旗被流民僭用。第二年，醇亲王载沣被派往德国赔礼道歉，途经上海时，上海各商会相约高挂龙旗欢送皇亲。面对商民如此“爱国”热情，醇亲王也只得再度默许。不过，龙旗自此一挂，就没有哪家商铺愿意再将它降下来了。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下，中国从“天朝”降格为“大清国”，龙旗从帝王专用旗降格为国旗，国旗从纯官用降格为全民共用，龙也一步步走出皇家大院，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曾经尊贵无比的龙纹，从帝王象征过渡到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已经具备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可就在此时，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帝制覆灭了，龙也遭遇了受株连、被打倒的凄惨命运。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这条象征专制皇权的“恶龙”深恶痛绝，他们将扯落龙旗、砸碎龙椅、赶跑真龙天子视作革命胜利的象征。龙被视作愚昧和落后的象征物，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打倒对象，而不是尊崇对象。
要将已经被打倒的龙重新扶上神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转向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爱国知识分子急于生产一面全民共擎的抗日大旗，遂检出一个名叫“图腾”的新概念。他们首先将图腾曲解成“原始先民的族徽”，然后试图从上古文献中为中华民族找出这个族徽。他们找来找去，既试过龙、凤，也试过狮、虎、熊、象等，甚至试过植物和非生物。图腾学者们还没来得及达成共识，抗日战争结束，找族徽的工作也就顺势搁下了。
真正让龙的命运得以逆转是在1979年。由于1978年底台湾地区与美国“断交”，顿失“国际身份”的台湾地区社会人心惶惶，急于重建身份认同的台湾大学生侯德健创作了一首悲怆的《龙的传人》，歌曲一经发表，立即唱彻台湾地区，旋即风靡整个华人世界，很快传入祖国大陆。正值改革开放雄心勃勃准备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陆，此时也亟需一批励志故事、励志歌曲以振奋人心，《龙的传人》恰逢其时地唱出了人们久违的龙感觉。
图0-1 “龙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中最热闹的话题之一
龙旗被砍倒70年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早已淡忘了负载于龙身上的种种屈辱记忆。《龙的传人》在“龙”前加上一个“巨”字，首先赋予其雄伟的身躯和无穷的力量，再将“拿破仑睡狮论”中的“沉睡”“唤醒”诸概念移植到巨龙名下，将长江、黄河，以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等中国意象融入巨龙名下，不仅赋予巨龙以中国符号的身份，还将每一个中国人都定义成“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龙族”的新命题有效地将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牢牢地系于一体，呼应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的时代要求。以民族复兴的名义，社会各界纷纷加入了龙文化的生产行列，各种与龙相关的或未必相关的信息，都被落实到了龙的名下。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年）《传统的发明》所指出的，一种新发明的“传统”，不仅需要与遥远的过去相关联，还得不断形式化、仪式化，强制性地反复灌输，直到受众麻木地接受。
学术界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国人作为“龙的传人”的合法性。龙学者们翻出了20世纪40年代来不及得到图腾学界认可的闻一多的《伏羲考》，为它重塑金身，详加阐释，尊为经典，以此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以龙为图腾的理论依据，衍生出一大批龙文化著作。
在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中，随着《龙的传人》一次次走进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随着《伏羲考》的日益经典化，龙学者们配合着公众意愿，配合着时政需求，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的时代，最终完成了龙就是中国、我们就是中国龙的身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