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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看中国，颇有走马观花、旁观者清的好处，往往能撇开枝节直取本质，耶稣会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皇帝—龙—天”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需要依据天命来行使其神圣职权，因此，垄断了沟通天地的龙，也就等于垄断了“奉天承运”的神圣权力，“不但皇帝的服饰上绣有龙，在金银器皿上、屋顶上，以及室内的一切皇帝的用具上都绘有龙”（《中国漫记》）。
龙是皇帝的通天神兽，因而也是专制皇权的符号资本，这种符号资本具有神奇的魔力。安文思不无讽刺地指出：“一名无耻的盗贼，备受畏惧和憎恨，只要让他换掉服装，戴上皇冠，披上龙袍，同一个人明天就受到全世界的爱戴尊敬，哪怕众所周知他出身贱微，但他们马上就称他为天子，天下的君主。”（《中国新史》）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或者大野心家，无不梦想着龙袍加身。
身处中国的西方人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理解龙与皇帝之间的“象征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并未亲历中国，却又喜欢谈论中国的人来说，要说清楚这层象征关系就有点麻烦，他们很自然地会从欧洲的既有图式中寻找一种便于理解的、对应的关系模式来加以解释。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家，他从未到过中国，却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断言：“飞龙形象完全是综合多种地上生物设计而成，还有其他一些古代钱币上也铸着龙的形象，龙无疑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the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正如鹰之于罗马。”
正因为杜赫德心中已经先有了“鹰与罗马”的既有图式，他才会武断地将“龙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地比附成“正如鹰之于罗马”。这种借助既有图式的简单比附很容易为欧洲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也是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名著。“龙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的观念自此开始扩散。
将皇帝或者国王的纹章视作国家象征，无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用《诗经》的语言即可译作“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说，欧洲人将龙视作中国的国家象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闻一多的后一个命题，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如何能够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