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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岁月轮回，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龙年。如今的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昂首挺胸地对着西方世界说“不”，各大媒体一定会反复演绎和宣传“飞龙在天”的自豪感。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年）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