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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年）曾取名谢务禄，于1613年进入中国内地，1616年南京教案后一度被遣返澳门，1620年改名曾德昭，重返内地。他在中国生活长达22年，写了一本《大中国志》（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1642年以后的十几年中，此书分别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1645年的法文本中，龙已经循例译作dragon。《大中国志》对中国龙的介绍见表2-2。
表2-2 《大中国志》对中国龙的介绍（何高济译）
25年之后，被誉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的大学者基歇尔，以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为蓝本，推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畅销书《中国图说》。虽然基歇尔从来没到过中国，虽然这本书被后来的汉学家批评为“建立在对中国肤浅理解的基础上”（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但丝毫没有影响它在西方世界的风靡程度，据说“该书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最初印象方面，《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图说·英译者序》，张西平等译）。
始版于1667年的《中国图说》与“前利玛窦时代”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都属于集大成的著作，作者不仅大量采纳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曾德昭等人的著作，甚至阅读了许多尚未出版的入华传教士的书信笔记。基歇尔的原著是用拉丁文写的，书中出现龙的地方，一般写作draconis或dracones。
其中对景教碑中“龙髯虽远，弓剑可攀”的解释，主要采用了曾德昭《大中国志》的说法。《史记》中这则故事的原文是：“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可是，在基歇尔的笔下，故事已经走样了。
我们继续通过表2-3，看看基歇尔如何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龙。
表2-3 《中国图说》对中国龙的介绍（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
无论是门多萨还是基歇尔，这些介绍中国的畅销书作者都没有到过中国。正因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更加光怪陆离，充满梦幻色彩，因而也更吸引好奇的西方读者。而一些严肃的地理、历史著作，比如与《中国图说》大约同期出版的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历史》等，虽然备受欧洲学者好评，却不被书商看好，在普通读者中间也没什么影响。
17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大量传到欧洲，欧洲知识界将中国人看作“高贵的异教徒”，他们热衷于将中国的语言知识与欧洲人对原初语言的寻找联系起来，把中国传统的八卦理论与欧洲一些最先进的算术理论相勾连，对中国文化进行各种浪漫联想。约翰·韦布（John Webb，1611—1672）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写了《一本历史论著：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即为原初语言》，认为中国人是诺亚的子孙，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之后，几经辗转到了中国，尧帝即诺亚，他的儿子舜带领人们居住在中国及东方，所以中国语言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图2-9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顺治皇帝画像，活脱脱一个欧洲君主的姿态和扮相，龙袍虽然华丽，袍上金龙却画得像只野猪。1667年
图2-10 基歇尔《中国图说》插图《中国众神图》，正中间位置是一条身披龟甲的龙。基歇尔以为“中国人从婆罗门教借用这一神话故事，说世界是从龙或蛇产生的”。1667年
图2-11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想象的江西龙虎山，就是一条龙和一只虎的对峙，这条龙的形象完全就是西方dragon的形象。1667年
图2-12 英国图书《联合省东印度公司驻华公使闻见录》扉页画，表现了17世纪英国人想象的中国皇帝与中国臣民。1673年
韦布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语气赞美了墨西哥神庙的富丽堂皇，认为这些神庙的风格与中国神庙以及皇宫的格局非常相似，不过，“还有一些墨西哥神庙中难以见到的景象，主要是龙和蛇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花样繁多，设计精巧。很明显，中国的神庙和皇宫，大量地使用这些龙蛇图案，而且总是用相同的序列方式来排布，龙是中华帝国的皇家标志。过去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墨西哥神庙中的龙饰为什么能够如此典雅、伟大和高贵。直到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中国历史，这才找到满意的答案。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特别适合于中国，作为对君主制荣耀的一种记忆，这种风格被墨西哥延续下来”（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请注意韦布的用词，他使用了典雅、伟大、高贵（they being graceful, great and noble）来赞美这些龙蛇图案。
从这些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印象：
1.最早将中国文化系统介绍给西方人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由于传教士的传教目的，他们的著作中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可是在分析中国人的迷信问题时，很少涉及中国人对龙的迷信，偶尔涉及，总是与风水信仰相关。
2.在涉及龙的问题上，传教士们既沿袭了利玛窦的观点，也加入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不仅成为一种共识，也为他们从不同角度的观察所证实。
3.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告了龙形象在中国的使用状况，并未着意对龙加以丑化。相反，在这些传教士笔下，龙形象的出现，总是与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紧密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