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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歇尔:龙凤着装旨在引起臣民的敬畏感

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年)曾取名谢务禄,于1613年进入中国内地,1616年南京教案后一度被遣返澳门,1620年改名曾德昭,重返内地。他在中国生活长达22年,写了一本《大中国志》(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1642年以后的十几年中,此书分别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1645年的法文本中,龙已经循例译作dragon。《大中国志》对中国龙的介绍见表2-2。

表2-2 《大中国志》对中国龙的介绍(何高济译)

25年之后,被誉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的大学者基歇尔,以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为蓝本,推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畅销书《中国图说》。虽然基歇尔从来没到过中国,虽然这本书被后来的汉学家批评为“建立在对中国肤浅理解的基础上”(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但丝毫没有影响它在西方世界的风靡程度,据说“该书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最初印象方面,《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图说·英译者序》,张西平等译)。

始版于1667年的《中国图说》与“前利玛窦时代”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都属于集大成的著作,作者不仅大量采纳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曾德昭等人的著作,甚至阅读了许多尚未出版的入华传教士的书信笔记。基歇尔的原著是用拉丁文写的,书中出现龙的地方,一般写作draconis或dracones。

其中对景教碑中“龙髯虽远,弓剑可攀”的解释,主要采用了曾德昭《大中国志》的说法。《史记》中这则故事的原文是:“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可是,在基歇尔的笔下,故事已经走样了。

我们继续通过表2-3,看看基歇尔如何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龙。

表2-3 《中国图说》对中国龙的介绍(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

无论是门多萨还是基歇尔,这些介绍中国的畅销书作者都没有到过中国。正因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更加光怪陆离,充满梦幻色彩,因而也更吸引好奇的西方读者。而一些严肃的地理、历史著作,比如与《中国图说》大约同期出版的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历史》等,虽然备受欧洲学者好评,却不被书商看好,在普通读者中间也没什么影响。

17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大量传到欧洲,欧洲知识界将中国人看作“高贵的异教徒”,他们热衷于将中国的语言知识与欧洲人对原初语言的寻找联系起来,把中国传统的八卦理论与欧洲一些最先进的算术理论相勾连,对中国文化进行各种浪漫联想。约翰·韦布(John Webb,1611—1672)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写了《一本历史论著: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即为原初语言》,认为中国人是诺亚的子孙,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之后,几经辗转到了中国,尧帝即诺亚,他的儿子舜带领人们居住在中国及东方,所以中国语言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图2-9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顺治皇帝画像,活脱脱一个欧洲君主的姿态和扮相,龙袍虽然华丽,袍上金龙却画得像只野猪。1667年

图2-10 基歇尔《中国图说》插图《中国众神图》,正中间位置是一条身披龟甲的龙。基歇尔以为“中国人从婆罗门教借用这一神话故事,说世界是从龙或蛇产生的”。1667年

图2-11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想象的江西龙虎山,就是一条龙和一只虎的对峙,这条龙的形象完全就是西方dragon的形象。1667年

图2-12 英国图书《联合省东印度公司驻华公使闻见录》扉页画,表现了17世纪英国人想象的中国皇帝与中国臣民。1673年

韦布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语气赞美了墨西哥神庙的富丽堂皇,认为这些神庙的风格与中国神庙以及皇宫的格局非常相似,不过,“还有一些墨西哥神庙中难以见到的景象,主要是龙和蛇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花样繁多,设计精巧。很明显,中国的神庙和皇宫,大量地使用这些龙蛇图案,而且总是用相同的序列方式来排布,龙是中华帝国的皇家标志。过去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墨西哥神庙中的龙饰为什么能够如此典雅、伟大和高贵。直到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中国历史,这才找到满意的答案。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特别适合于中国,作为对君主制荣耀的一种记忆,这种风格被墨西哥延续下来”(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请注意韦布的用词,他使用了典雅、伟大、高贵(they being graceful, great and noble)来赞美这些龙蛇图案。

从这些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印象:

1.最早将中国文化系统介绍给西方人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由于传教士的传教目的,他们的著作中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可是在分析中国人的迷信问题时,很少涉及中国人对龙的迷信,偶尔涉及,总是与风水信仰相关。

2.在涉及龙的问题上,传教士们既沿袭了利玛窦的观点,也加入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不仅成为一种共识,也为他们从不同角度的观察所证实。

3.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告了龙形象在中国的使用状况,并未着意对龙加以丑化。相反,在这些传教士笔下,龙形象的出现,总是与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紧密相伴。 pE3xrEnM/zSVtMEyRj5UFT5RZQVm3+qP26JYFXuEuUyUXsTC9qPP8MJPPm3kbQmh



四、安文思:当你说龙,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

1640年入华的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先是服务于张献忠,后又服务于康熙皇帝,以善制机械而闻名,曾为大清王朝制造过许多仪器。他最著名的汉学著作是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的《中国的十二特点》,1688年,此书以《中国新史》( Nouvelle rélation de la Chine )为题在巴黎出版。安文思写作此书时,在华时间已近30年,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因而能够精雕细绘一幅全景式的中国图景,加上行文通俗生动,颇得读者喜爱。《中国新史》对中国龙的介绍见表2-4。

表2-4 《中国新史》对中国龙的介绍(何高济、李申译) AVPrKcIVwLUqE5r6SOJNXJgy8pG5FUft2Vu6yiUs2gySPYkbLhgEA52TrUgOMovB



五、李明:中国人赋予龙非凡力量和至上权力

明末清初是天主教耶稣会在华的黄金时期。康熙亲政之后,宠信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向康熙讲授数学、几何、天文、历法、人体解剖等科学知识,康熙则给予他们崇高的政治地位,准许他们在中国设立教堂,传播教义。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1682年随康熙东巡的时候,记录了皇家绣龙挂帐的威风气派:“为了维护道路,在皇帝和后妃们经过之前,为不准任何人经过,沿途均派人看守着。道路两侧接连不断地挂着绣龙的挂帐,很像我们的帷帐。”(《鞑靼旅行记》)

图2-13 美国图书《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插画《五月初五赛龙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人所见的龙舟竞渡,除了鼓手、锣手和划手,还有一名旗手高坐在龙头上。1867年

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一批博学的“国王数学家”,带着各种科学仪器和礼品来到中国,为康熙皇帝提供科技服务,试图借此建立良好的中法关系。最终到达中国的5位数学家,全都受到康熙礼遇,其中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还曾代表中方参与中俄尼布楚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

1693年,尝到新知甜头的康熙皇帝钦命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返回欧洲招募更多传教士来华服务。白晋回到法国之后,给路易十四写了一份长篇报告介绍康熙皇帝,这篇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的历史》为题公开出版,该书扉页以一幅康熙龙袍半身像开篇。尽管这条龙画得有点古怪,但是并不损害康熙的英明形象,白晋还在报告中盛赞康熙“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图2-14 巴黎版《中国近事报道》中的康熙画像,上下画框由8条龙纹组成,加上康熙胸前一条,共9条龙纹。1696年

康熙麾下的许多耶稣会传教士都曾记录过觐见康熙的见闻和感受,并对康熙大加赞美。与白晋同时来华的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在其首版于1696年的书信集《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中,甚至称赞康熙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君主”。该书的扉页,同样以一张康熙龙袍半身像(见图2-14)开篇,所不同的是,画像的镜框,竟由4条大龙和2条小龙交缠而成,整个画面,总共出现9条龙。这些作为“皇帝纹章”的中国龙,伴随康熙的圣明形象,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孔子画像上方也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见图2-15)。此后300年间,这张酷似欧洲哲人的孔子像,连同两条粗糙的戏珠龙,被各种介绍中国的著作一再翻印(一幅类似立意、含有双龙戏珠图案的《孔子出生图》见图2-16)。可见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龙的定位还是非常清楚的,龙是无上权力或神圣地位的标志。

图2-15 巴黎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插图,在孔子画像上方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1687年

图2-16 卜铁《中华帝国之历史、地理与文艺》中的《孔子出生图》,图中可见有二龙现于屋顶。1837年

《中国近事报道》出版后,在欧洲大受欢迎。李明在书中提出,作为诺亚后代的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比欧洲更早、更纯洁,“那有趣的对离奇轶闻趣事的描述,向惊奇的读者揭示了一个出奇文明的社会的风俗、艺术和建筑,以及它的政治、哲学和科学”。由于书中介绍和赞扬了东方的儒家思想,批评了西方的堕落,因而卷入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漩涡,激怒了巴黎索邦神学院中的保守派,他们一纸禁令,中止了此书的再版资格。可是在此后的300年中,此书却一直是欧洲汉学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中国近事报道》对中国龙的介绍见表2-5。

表2-5 《中国近事报道》对中国龙的介绍(郭强、龙云、李伟译)

图2-17 巴黎版《中国近事报道》插图,由云龙驮负的黄道浑仪和二分仪。1696年 AVPrKcIVwLUqE5r6SOJNXJgy8pG5FUft2Vu6yiUs2gySPYkbLhgEA52TrUgOMo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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