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玛窦：龙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

许多龙文化研究者认为，将龙译作dragon，是西方传教士有意抹黑中国龙，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很难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相反，李奭学认为，将中国龙对译为西方dragon，源于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画像见图2-7）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合编的《葡汉字典》，当时“利玛窦和罗明坚显然都为这种‘动物’困惑不已，这点可从‘龙’字当页编写上的混乱看出。利、罗二公当然找不到‘龙’的葡文对等词，懵懂下只好从许慎《说文解字》而粗略将之归于‘虫’（bicho/bichinho）属，然后再依前此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里的听闻，加上‘蛇’（serpens）字以为说明，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复合字‘虫蛇’。这个名词，乃信史可见欧人首次以欧语成就的‘中国龙’的译法”（《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不过，也许这本字典当时没能公开出版或者发行量太少，许多汉学家谈论早期的“欧汉字典”时，罕见论及此书。

利玛窦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能够自主使用汉语典籍研究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学者，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方豪认为利玛窦是“从古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另据马相伯回忆，19世纪“上海钟表业都奉利玛窦为祖师，有利公塑像，每月朔望都受钟表修理业的膜拜”。（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利玛窦关于龙的介绍对于龙形象在西方世界的最初确立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介绍集中体现在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之中，见表2-1。

上表dragoni或dragone均出自利玛窦手稿。此书原稿由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成，金尼阁将之译成拉丁文并略作补订，题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今《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出版，成为一部划时代的汉学经典。利玛窦去世300年后，人们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的手稿。1910年，后人将其结集为《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发表。1942年，德礼贤（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 Fonti Ricciane ）。有了这份原稿，我们就可以知道利玛窦最初如何译介中国“龙”。

在利玛窦本人制作的448个汉字读音表中，第186个就是“龙”字，注音（lom）。德礼贤在为该书制作的“214部首表”中，也有“龙”字，注音（lomc），释义（drago），他在索引字表中将利玛窦写稿中出现的各种龙分为两类：一类是“相信地上有的”（creduto stare sotto terra），如表2-1的3、5；一类是“皇家的象征和标志”（simbolo e insegna imperiale），如表2-1的1、2、6。不过，德礼贤的索引中遗漏了第4“道士骑龙”。

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后第二年，即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就译出了法文版。小金尼阁在法文版中一律将龙译作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全方位国际接轨。

在天主教徒看来，所有偶像崇拜都是魔鬼，都应下地狱，无论龙，还是虎、凤、麒麟之流，作为非圣非贤的动物偶像，无疑都是魔鬼一类。可是，利玛窦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龙与中国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除非他打算离开中国，否则他绝不能在中国皇帝的治下把龙打入地狱。正是从利玛窦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发明了一套将《圣经》历史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阐释方式，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圣经》系统之中，用“适应政策”同化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利玛窦尽量使用节制而客观的笔调向西方人解释中国文化，希望他的欧洲同行能够理解并部分地接受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对于龙偶像的态度。

尽管利玛窦以及随后的传教士们都意识到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无法完全对应，但要在既有的词汇中寻找对应单词，dragon大概也是唯一的选择。1934年，黄文山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中甚至说：“年前我在伦敦英国博物院购读《巴比仑人关于创造以及勃尔与龙的斗争之故事》（ The Babylonian Legends of the Creation and the Fight between Bel and the Dragon ，1921）一书，见亚叙利亚人浮雕上的龙形与中国《本草》释龙为‘头似驼，角似鹿，眼似鬼，耳似牛，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之说，颇相暗合，使我益信中国古代传说中之龙，是由西方传播而来的。”尽管我们很难认同黄文山的传播学观点，由此却可说明将中国龙对译为西方dragon并非有意丑化。 wA/dUBi+VP/Roo8IpJk1OIGlGQmM28RhYI4uRyeyxQyLDkuz6nr54xdjAPdUTv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