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丝绸、瓷器之类经由丝绸之路，很早就传入了西方。“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便传到了罗马。……罗马人不仅从中国买回丝束，也买回染丝、织丝等，因此他们获得的商品无疑带有某些装饰画，如神话的或宗教画的主题。”（艾田蒲《中国之欧洲》）随着这些装饰品或工艺品的传播，西方人应该很早就见识了中国龙纹。
有些艺术评论家甚至猜测中国的龙形象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家对魔鬼的画法：“波西纳（I. V. Pouzyna，1935年）隐约地发现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画中某些魔鬼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比如13世纪的大儒画家陈容的那条力量强大的云龙……它绝无丝毫的人性，就龙而言，并不会使人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即使我们那极端的人类本位说和神人同形同性说，也没有使人们感到彻底的迷惘；恰恰相反，那恐怖、非人性、超自然的外表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它有可能影响了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1308—1368年）的《死神的胜利》：‘魔鬼像中国的龙。’”（《中国之欧洲》）这些艺术评论家甚至认为，西方恶龙身上那条带刺的脊背和蝙蝠似的膜翅，都是来自中国龙，因为早在汉代，中国的“应龙”就已经画成这样了。
但这只是从欧洲画风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国画风的相似性上所做的推测，他们并没有给出实证的依据。这种推测显然是以今天欧洲人对于龙的观感，想象当时的欧洲人也把中国的龙形象当作魔鬼形象。
图2-3 纽约版一套十册的《中国陶瓷艺术》，封面的蓝绿龙纹看起来更像是欧洲画师的作品。1896年
另外一些艺术评论家的推测则正相反，比如有人认为，意大利锡耶纳画派画家西蒙·马丁尼（Simone Martini，1284—1344年）在1317年创作的《土鲁斯的圣路易斯为安尤的罗伯特王加冕》可能就是最早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绘画作品：“从人物脸上带有的东方特质，以及圣者所戴的主教冠上的龙图案，都表明画家在罗伯特王的宫殿里见过中国艺术作品。”（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如果我们将以上两条艺术评论的观点加在一起，就会得到这样一种荒谬的结论：圣者把魔鬼一样的龙图案戴在主教冠上。这些互相矛盾的推论，恰恰说明这些艺术评论家都在盲人摸象，他们并未找到有力的文献依据，而是借助推测和想象，以为来自中国的龙形象影响了甲的创作或者乙的创作。
就算中国的龙图案早就传到了欧洲，可是，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商人、唐代来华的景教徒，或者宋代来华的犹太教徒，并没有同步将中国人对于龙的文化解释带往欧洲，至少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我们找不到相关记载。
现代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倒是有多处提及龙形象。据陈开俊的中译本，关于龙形象的文字主要有三处。一是对御花园的介绍：“御花园中，有一片葱绿的小树林，他在林中修建了一间御亭，亭内有许多华美的龙柱，裱上金箔。每根木柱上盘着一条龙，龙头向上承接着飞檐，龙爪向左右伸张，龙尾向下垂着，龙身上也裱上金箔。”二是对元大都宫殿的介绍：“大殿和房间的各方都饰以雕刻和镏金的龙、各种飞禽走兽图、武士雕像以及战争的艺术作品，屋顶和梁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琳琅满目。”三是对生肖年的介绍：“鞑靼人是按十二年为一周期计算时间的。第一年定名为狮，第二年为牛，第三年为龙，第四年称为犬。这样按年命名，直到十二年全部排列完为止。”
图2-4 穿着蒙古服装的马可·波罗像。画像年代不详
图2-5 鄂多立克画像。画像年代不详
据说《马可·波罗游记》是印刷术时代之前罕见的畅销书，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画像见图2-4）在狱中口述而成，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笔录后发表（1298年前后），在马可·波罗的有生之年，此书已被译介到欧洲各国。可惜原始抄本早已遗失，我们不知道马可·波罗用什么词来对译中国的“龙”。现存的各种抄本多达80余种，一些与龙相关的文字也可能是后人追加上去的。上引陈开俊的中译本主要依据修订后的英译本，而在冯承钧依据的“原写本”法文本中，就没有御花园中“华美龙柱”的描述（《马可·波罗行纪》）。许多学者综合考察各种版本，甚至认为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
略晚于马可·波罗，大约于1322年，一位意大利天主教徒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年，画像见图2-5）来到中国，游历数年回国之后，也曾口述了一部东方游记，其中提及元大都的宫殿中央有一个大瓮，“大瓮四周全都镶着金边，每个角上都有一条龙（dragon），并做出搏击的姿势”（ The Travels of Friar Odoric ）。
鄂多立克的游记也有近80种抄本，陈开俊依据的英译本是译者综合拉丁文本与意大利文本译出的，其中虽然出现了“龙”，我们同样无法肯定这是鄂多立克的原始描述。这些文字仅仅是偶尔“提及”龙形象，没有任何补充介绍，这种“提及”是否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及理解，是个疑问。
可以用来佐证这种疑问的，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年）的《中华大帝国史》。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问世之前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学专著，由门多萨遵教皇之命综合各种使华报告、文件、信札、游记等整理而成，是各种中国知识的集大成著作。欧洲前利玛窦时代的中国知识，泰半反映在这本书中。
据中译者何高济考证，该书第一章对中国的概述就大量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门多萨书中对于中国皇宫的建筑以及帝王生活均有夸张描写，可是，据何高济的中译本，这些描写文字丝毫没有提及中国龙。在可能涉及龙的地方，则用蛇做了替代，比如谈到皇帝的龙椅时：“它是用金制成而且镶满昂贵的宝石，它放在它们的中间，一座华盖，即用金织品制成的高尚的篷之下。华盖绣有皇帝的武器，而且据说绣有一些蛇，用金线织成。”不过，在孙家堃的中译本中，此处译为：“它被置于十二把椅子中间，上有一顶锦缎华盖，绣有皇室家徽，如上所述，皇室家徽是用金线钩成的几条大龙。”
何高济译作“蛇”，孙家堃译作“大龙”，问题是，门多萨本人使用了哪个词？还好，笔者找到了门多萨亲自校对过的早期版本。此书1585年初版于罗马，最早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在这里，龙被写作serpientes，即“蛇”。另外，在1588年巴黎出版的法文版中，此处用的是serpens，也是“蛇”。两者都可以用来表示“巨蛇”，但肯定不是“龙”。
此外，门多萨又在重述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年）的福建见闻时提道：“这位僚员坐的是象牙轿，涂金并有金色布帘，上有皇帝的纹章，即一种盘结的蛇。”另外他还提到方济各修士奥法罗（Peter de Alfaro）在广西梧州见到的场景：“（总督）坐在一把用象牙和金制成的十分富丽的椅子上，上有一张华盖，其中织有皇帝的纹章，那是些盘绕成一团的蛇。”这条作为皇帝纹章的“蛇”，在门多萨笔下均被写作serpientes。
不过，述及奥法罗在梧州总督府的见闻时，还真提到了dragon：“正对总督的前面，墙很白，上面绘有一条凶猛的龙（dragon），从嘴、鼻和眼喷火，（据他们得知）这幅画在中国法官坐堂的法椅前一般都绘有，在那里意思是向司法者表示：他坐堂公正执法的威严，不畏惧或听从于任何人。”从这段描述来看，被他们称作dragon的动物反而不是中国的龙，而是獬豸（见图2-6）。
那些走马观花的西方人哪里区分得了这些复杂的中国神兽，何况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
图2-6 立德夫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插页照片《画在衙门墙上，对着太阳吼叫的龙》。这些画在衙门墙上的獬豸，很容易被外国人误认作龙。1902年
据说《中华大帝国史》最重要的两本参考书，一是葡萄牙多明我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年）的《中国志》（ 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éso as cousas da China ，1569年），二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China que propiamente se llama Taylin ，1575年）。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不被西方学术界信任，这两本书因而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中国专书。
克路士1556年来到广州，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传教团而未能成功。在克路士的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段话：“每省有五位最高的官……五位大员及其助手胸前和背上有皇帝权力的记号，那是用金线织成的一种蛇形，其中许多到了葡萄牙，常常被交给教堂作装饰之用。”中译者何高济特别在“蛇形”下加注“也就是龙”。这里应该特别提请注意最后一句的暗示：早在克路士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龙图案就已经传到了葡萄牙。
拉达也在书中提及自己曾在多个地方见到过皇帝的画像，并观察了皇帝的穿戴，但他并未提及皇帝的衣饰上是否绘有龙纹。
从这些欧洲最早的中国报告中，我们大致可以读出三点信息：1.直至16世纪末，欧洲应该还没有“龙”的专用译名，因而只能用“一种盘结的蛇”来描述这一形象；2.这种盘结的蛇的形象作为一种装饰图案，至迟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3.欧洲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到这种盘结的蛇是“中国皇帝的纹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