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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18世纪以前的中国，主要是作为威权象征和神力象征而受到下官百姓的尊崇。有没有资格使用龙纹，是区别人上人与人下人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绝不会以为自己与龙有什么亲缘关系，更不可能声称自己是什么“龙的传人”，这种想法很可能会让你人头落地，除非你拥有洪秀全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龙——也即被定语“中国”修饰过的“龙”，或者说用以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18—19世纪的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奇怪幻觉。中国龙这样的新概念是不可能从中国本土自然生长出来的，18世纪以前，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本就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念，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念，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念，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大清朝人”，用以区别“大明朝人”“大宋朝人”。因此也没有必要借助贴着国别标签的中国龙来区分中国与外国。
用龙指代中国，用狮指代英国，用鸡指代法国，诸如此类，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被何人，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1922年，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牛顿·海斯（L. Newton Hayes，1883—1979年）写了一本《中国龙》（ The Chinese Dragon ，见图2-1），该书导读中提道：“在中国，龙是最普遍的一种装饰图案，走到哪里都能见着。可是，尽管龙身上负载着许多重要意义，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很少论及这个话题，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只有少数几篇概论性的文章，而且一般书中关于龙的条目也十分简要。在中文和英文出版物中，目前还没有龙研究的专门著作。”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龙的专著并不罕见，如德菲瑟的《中国和日本的龙》（1913年）、英格索尔的《龙与龙的传说》（1928年）、大英博物馆的《莲与龙：中国纹饰》（1984年，见图2-2）、桀溺的《龙在中国古代的象征意义》（1987年）、贝茨的《中国龙》（2002年）等，海斯的《中国龙》也多次重版。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只是将中国的龙文化进一步介绍给西方读者，并没有就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龙进行追踪讨论。比如桀溺，只是从唐代以前的汉语典籍中，摘抄一些他认为最能代表龙的象征意义的段落或句子，分门别类，以中法文对照的形式逐段译成法语。
但是，这些20世纪之后的汉学著作对于中国龙的解读，与16—18世纪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龙，相去甚远。本章旨在通过对16—18世纪欧洲早期汉学系谱的追踪，钩沉和讨论两个问题：1.中华帝国衰落之前，站在局外人的视角，前期来华的欧洲人如何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龙？2.那些未能涉足中国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道听途说的信息，又是如何理解中国龙的？
图2-1 上海印刷的英文图书《中国龙》。1923年
图2-2 大英博物馆的《莲与龙：中国纹饰》，封面背景图案即为龙纹瓷器。1984年
涉及龙文化的汉语文献多而且杂，龙文化研究者多以沧海取水的方式，各自站在自己的岸边各取各的水。这种按需取材的弊端是，最终成果难免因为作者选材的主观性和材料的片面性而缺乏可信度。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增强论据的可信度，笔者力所能及地搜集已经汉译的所有早期欧洲汉学典籍，以及尚未汉译但在汉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法文原典，然后不做主观选择地列出每本书中涉及中国龙形象的文摘，力求用“准统计学”的方式来垒砌本章的论据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