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袍是封建帝王的权力标志

衣服上始绘龙纹源于何时不可考。《尚书》记载帝对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十二华章（见图1-13）。从华章的排序可以看出，龙的级别在日、月、星辰、山之后，位列第五，比位列第六的华虫（雉，一种美丽的锦鸡）略高。

据《通典》记载，自周至汉，“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十二章的前三章日、月、星辰是配天之数，一般只有天子在祭天大典中能用。除去这三章，余下九章中以山、龙二章为首，所以，九章的“衮服”也就等于龙服。东汉明帝时期议定“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晋书·舆服志》），可见公侯均可享用九章龙服。

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君臣之间曾就王公衮服到底该画龙还是画凤产生过一次论争。这次论争起因于周舍提议：“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大家引经据典论争一番之后，梁武帝总结说：“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今衮服画龙，则宜应画凤，明矣。”（《隋书·礼仪志》）虽然衮服画凤最后并未形成定制，但由此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已经从理论上和制度上采取了一些遏制王公诸侯穿龙服的措施。

“后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氏一统，始复旧仪。”（《旧唐书·舆服志》）不过，隋高祖杨坚并未对服制进行过多限制，“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至隋炀帝即位，始令有司重新检讨舆服制度，虞世基奏称：“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隋书·礼仪志》）这意思是说，后周开始，日、月、星辰三章只用于旌旗，不再用于衮衣了，因此，皇帝与三公都穿九章衮服，在使用龙章上并没有差别。

隋炀帝重定服章制度之后，三公依旧可以穿龙服：“衮冕，青珠九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国公、开国公初受册，执贽，入朝，祭，亲迎，则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隋书·礼仪志》）

唐代初年基本沿袭隋制，皇帝衮冕恢复十二章。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唐代天子衣服凡十二等，其中仅衮冕一种绘龙纹，其余俱不绘龙。唐代皇帝祭祀用服的等次与章纹见表1-2。

上表显示皇帝衣服十二等，其中只有十二章衮冕是龙服，而且只有在大祭中可以穿龙服。而一品官员的九章衮冕也是龙服，按唐代服制，一品官员在“私家祭祀”中即可服九章：“五章在衣，龙、山、华虫、火、宗彝，为五等。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绛为绣。”（《旧唐书·舆服志》）如此看来，唐代的一品官员穿龙服的机会比皇帝还多些。

十二章前三章日、月、星辰，严格规定了只能用于天子衮服；余九章或以山为首，或以龙为首，均可用于公侯衮服。可见龙并不是帝王服饰与公侯服饰的识别标志，日、月、星辰才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志。章纹在王侯服饰上的作用，大概相当于现代军衔制中的星徽，龙纹大概相当于“五星上将”中的第五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