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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任何一项题目，先要找材料。在何处找？须谈一谈。
首先是正史。一部“二十五史”，自《史记》《汉书》直至《明史》《清史稿》，有人说此为帝王家谱，如“本纪”是记载皇帝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史无关。但“二十五史”并非纯为帝王家谱，仍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材料在其中。
如正史中的《食货志》（《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及以下各史中的《食货志》），与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货币流通、盐铁专卖、财务行政、租税徭役及国家财政收入开支等均可从中找到。
又如正史中的《地理志》，可研究各地物产、矿产、户口之分布及增减变动等，均有不少资料。
又如正史的《五行志》中，会提及某地有海风、大雨、水旱灾及饥荒，或某些地区经济落后贫穷等，均可找到材料。
又如正史的“列传”中，某人或为财政经济大臣，或从事社会改革，其传便有助于研究社会经济史。例如《宋史·王安石传》，王氏为改革经济的大政治家，故该传对研究其新法及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均有帮助。
又如正史中的《列女传》，可据以研究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占地位及其生活情形。
中国史书并不限于正史，正史以外之史籍中亦有许多可资利用的材料。
如《册府元龟·邦计部》中，有很多关于唐代社会经济情形的材料，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而言，该书与新旧《唐书》同样重要。
又如宋代，除《宋史》外，有《宋会要辑稿》“食货”部分，亦为好材料，因其详于《宋史·食货志》，且材料集中。
又如明代有《明实录》，其中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如在每一年末尾有全国户口、租税收入等记载。研究中先有了问题，该问题发生于何朝，则翻看该朝，并查看每年史料之末的相关数字。如将其加以系统之统计，则可知全国人口及租税收入变化之情形。当时国家税收除货币外，尚有银、布帛、米麦等，可作系统比较。
又如清代，可看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此书抄出《清实录》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可据以研究清代经济情形。
近年来又有新史料书出版。在档案的辑录方面，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矿务档》《海防档》及《总理衙门档案》等。
清末数十年中，欲开采煤铁等多种矿产，需向外国购买机器并向外国借款，或由外国投资在华从事开矿事业。《矿务档》便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1901年）、外务部（1901—1911年）和外交部（民国时代）三时期外交部门官方文件中有关矿务部分的原始档案均收在一起。此书中有不少资料乃关于中国近代之重工业及开矿方面者。
清末沿海国防问题严重，由于西人攻华靠坚船利炮，社会人士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巩固海防，故设立造船厂、枪炮厂、电报局，并修建铁路。以上相关档案被编入《海防档》，此书分为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电线、铁路五部分，其中有许多原始材料。
又如抗战前，怡和（渣甸）洋行有不少档案。作为五口通商后的一家洋行，怡和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之出入口商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曾投资中国的铁路，并贷款给中国。故怡和洋行的档案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大有关系，此批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后已运至英国，保存于剑桥大学。
很多笔记小说中常提及各地社会的零星事件，许多材料颇有参考价值。如要了解北宋首都汴京的情形，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可资参看。作者在书中回想东京的物质生活及种种情形，有的为正史所无，如记载当时运入城内的猪达数以万计，又如城内人口及粮食消耗之数量等均有记及。
又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记载上海附近有松江人黄道婆者，曾在海南岛久住，见当地人种棉花以纺纱织布之情形及所用工具，学到后返松江，将此种生产技术教给当地人，使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均学会了，于是松江成为纺织业中心。此为中国棉纺业最早的一段历史，却为正史所无，而陶著中却有。故笔记小说亦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重要资料。
在地方志方面，现存有七千多种，以宋代为最早，历元、明、清数代。有记一省的，也有记一府、一县或一镇的，如《景定建康志》为记南京者，《咸淳临安志》为记南宋首都杭州者。其中于当地之户口、物产、工业、农业及租税等方面情形均有记载，也有同乡的社团、会馆，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材料。
私人文集之中也有部分资料可用，如作者生前曾任财经方面之主管行政长官，或曾从事社会经济改革者，其文集便极有用。
如张之洞有《张文襄公全集》，作者曾负责建立汉阳铁厂，在其文集中可找到不少有关资料，可借以知近代重工业之发展遇到何种问题，如何解决困难等。张之洞又提倡建设铁路，如卢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便由其始建。由于当时人迷信修铁路会破坏皇族风水，于清室不利，故至卢沟桥止，而不达北京也。又，张氏在武汉曾建立棉纺厂、水泥厂等，采用西法机器设备，皆可找到不少相关材料。
又如盛宣怀有《愚斋存稿》，盛为政客，亦为大工业家。张之洞所办之汉阳铁厂，原为官办，由官方投资，后来官方不能再投资，改成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经营，便由盛宣怀经管。由张之洞官办转而由盛宣怀官督商办，在《愚斋存稿》中便可找到相关资料。又如清末几年中，汉阳铁厂改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意即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合并后公司资本为2,000万元，为当时之大企业。以上经过在文集中均有记及，可以对近代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有大贡献也。
收集材料并非即是研究，收集之外尚须加以整理与分析，以能够适当地、正确地运用史书中的材料。故史学方法很重要，然后知材料之取舍，何者为有用，何者又为无用。汉考克在其经济理论一书中亦言及材料之取舍，并以打鱼作比喻，其中经济理论如渔网，入水网鱼，渔翁捉到鱼后，小鱼（喻无用之材料）任其漏入海中，将大鱼（喻有价值之材料）网起待售，小鱼入海，待其长大后再网。
正史及其他史书中的史料包罗万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艺术等各方面均混杂其中。我们需取其有用者，故需兼习几门社会科学，如可旁听一二门社会学、经济学原理课程，于研究社会经济史均有帮助。
史料中的统计数字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极有用，但使用时要小心。如《宋史·地理志》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时有2,080余万户，4,600余万口。上述户数与登记数字相近，较可靠，但口数则大有问题。因若照此口数，则平均每户为2.6口，与当时社会情形不合。此乃由于当时人为逃避政府的丁税（人头税）而少报人口，以减轻负担。事实上，汉元帝时（公元2年左右）中国人口已有5,900多万，宋代时不可能反而少于此数，况且北宋时经济生产状况甚佳，人口理应增长。故上述口数，只是当时中国纳人头税的人丁数字，而实际情形约为一户五口，则实际口数应超过1亿，方为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故对此种数字，不可全信，须慎重处理。
又如《乾隆朝东华续录》卷一一八载乾隆帝“上论”（皇帝文告）中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全国口数为2,300余万，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达到3亿。但事实上，前者为缴纳丁赋的人口数（仅包括付税壮丁），而后者则为实际人口数字（包括男女老幼）。康熙帝心知虚报之弊，故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改变办法，规定人头税以该年定额为限，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故此后人口数字渐近事实。乾隆六年（1741年）时开始实行新的户口调查法，即用地方保甲调查户口，然后申报政府，故人口数字更为准确。
因此，在整理和使用资料时要详加审订，不可轻信史籍所载之数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