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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9月底，一封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寄到了伦敦。包裹这封信的是一个绸缎制成的袋子，配有银囊，那封信精美绝伦，与女王曾收到过的任何外交信函都不同。信是写在一张缀有金沙的巨大的羊皮纸上的，精心设计的花押非常显眼，横跨顶端的饰纹华丽精致。这封信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该语言采用了一种风格化的阿拉伯字母——写成。写这封信的是33岁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他在所有正式信函中都使用这种语言。这是有史以来土耳其苏丹和英格兰统治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这封信是为了一个英格兰商人的到访而写的，商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他在同年春天抵达了君士坦丁堡，要求奥斯曼帝国授予英格兰优于迄今为止奥斯曼帝国授予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特权。
这封信辗转了6个月，才从君士坦丁堡抵达伦敦，在伦敦被提交给女王，同时呈递给女王的还有一份由王室文士编写的拉丁文译文。这封信遵循奥斯曼帝国给臣民的书面命令（hukum）的标准惯例，被称为一道直接的“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穆拉德告诉伊丽莎白，他已获悉“她的商人抵达了我们神圣的领土进行贸易”一事。他已下诏，若“她的代理人和商人从英格兰领土乘船而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只要这位遥远国度的女王愿意接受穆拉德的宗主地位，向他称臣，他将乐意保护她的商人。
伊丽莎白很快回信。日期是1579年10月25日，回信的开头和穆拉德的一样意味深长。女王在开头这样描述自己：
伊丽莎白，承蒙天地唯一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上帝的恩典，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者、冒称耶稣之名的基督徒的最战无不胜、最强大的基督信仰捍卫者，向最尊贵、最无敌的君主，穆拉德苏丹（Zuldan Murad Chan），最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统治者，东方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君王致以问候，祝您幸运快乐。 [1]
伊丽莎白迫切地炫耀自己的帝国野心，虽然自称法兰西女王有些言过其实。她向穆拉德保证，她和苏丹一样厌恶那些“偶像崇拜者”天主教徒和“冒称”基督教徒之人。但是她的主要兴趣是与奥斯曼建立商业关系，即使这意味着必须以一种臣服的立场来回信：
最尊贵、最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今年收到了陛下于3月15日在君士坦丁堡写给我们的信，我们从中了解到，陛下面见了居住在您的皇城里的我们的臣民威廉·哈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卑微请求，准许他和另外两个随行商人，以及其他他的公司里的我们的商人带着商品从海上和陆上访问贵国的领土，再从那里安全自由地离开回国。 [2]
苏丹与女王之间长达17年的诚挚通信自此开始，这标志着一个在历史上不太可能形成的联盟就此产生。对这位已经统治了21年的老谋深算的新教女王来说，面对天主教对自己的咄咄相逼，与苏丹交好是另一个旨在确保她的政治地位的精明之举。
自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以来，欧洲天主教势力就开始仅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它们的港口和城市展开有限的商业活动。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批商人聚在一起，提议在女王的祝福下探索与传说中的东方土地直接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大部分来自波斯和东印度群岛的令人垂涎的香料和优质丝绸都是通过他们的港口运来的，但少数有进取精神的英格兰商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在帮助他们筹集资金的同时降低他们自己的个人风险。
在给穆拉德写第一封信的不久之前，伊丽莎白已经授权创立了英格兰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这种模式将在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印度和美洲殖民地被不断复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逻辑很简单：考虑到长期远航东方需要高昂费用并存在不确定性，商人们签订合同以分担成本，并根据他们投资的资本分享可能得到的利润。这是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有关做生意的模式的新概念，它即将引发革命性的长期后果。
对于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来说，与英格兰女王结盟是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世界图景中的一小部分。穆拉德比伊丽莎白小13岁，已经登上了这个有着400年历史并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宝座，当时它仍然统治着北非、中亚、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地区。他也在多条战线上面临着挑战：与东方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尔干地区人民对奥斯曼统治的反抗、来自欧洲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挑战，以及国内君士坦丁堡朝廷中的党派之争。穆拉德虔诚、体弱、久坐不动，有患癫痫病的倾向，更专注于他在多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的城墙内的宫内局势，而把管理帝国的任务大部分委托给了他的维齐和总督。 [3] 他最钟爱的妃子是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萨菲耶苏丹（Safiye Sultan），在他那传说中的后宫这片受保护地区内部，他允许她行使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并放纵他的母亲努尔巴努苏丹（Nurbanu Sultan）发号施令，与他妃子的相抵牾，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4] 苏丹更感兴趣的是邀请苏菲派神秘主义者（Sufi mystics）为他解梦，而不是管理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穆拉德的宫廷志得意满地声称：自己与英格兰的结盟非常彻底，女王的商人只要抬起他们的食指并念诵清真言、作证言，就能成为穆斯林。 [5]
英格兰对伊斯兰世界的迷恋，要远远早于苏丹和女王之间的第一次书信交流。早在16世纪50年代，英格兰商人已经开始在摩洛哥和叙利亚地区经商了。亨利八世经常“身着土耳其样式服装”出席盛典：一身丝绸和天鹅绒，戴穆斯林的头巾，腰佩一把弯刀。他的商人进口了大量的丝绸、精致的纺织品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如大黄、红醋栗、甜葡萄酒等东方商品，还有摩洛哥的糖。他女儿伊丽莎白甚至由于大量食用这种糖而黑了牙齿。 [6] 亨利八世的女儿加速了交往的进程，并着手推进向伊斯兰世界拓展业务的一项新政策。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的时候，有数千英格兰臣民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些人从事贸易和外交工作，另一些人从事海盗和冒险活动，还有许多人被迫改宗，像奴隶一样生活。他们四处闯荡，行迹遍布阿勒颇（Aleppo）、拉卡（Raqqa）、费卢杰（Fallujah）、巴格达（Baghdad）、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尔及尔（Algiers）等地。
离开英格兰前往东方的商人和冒险家们带回来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思想，改变了国内的文化和社会。在伊丽莎白时代，富裕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土耳其地毯”，地板和墙壁上都有精美的编织物，上面带有由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或波斯织工编织的伊斯兰图案，还有蚕丝被或手绣挂毯。甚至连16世纪的英格兰的语言中也充斥着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商业交流而产生的词汇。“糖”（sugar）、“糖果”（candy）、“深红色”（crimson，来自土耳其语的“kirmiz”）、“绿松石”（turquoise，或“土耳其石”）、“靛蓝”（indigo）、“郁金香”（tulip，来自波斯语中“tulbend”一词的土耳其发音，意为“穆斯林头巾”），还有“零”（zero），都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英语并具有了它们的现代词义，这主要是由于英格兰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 [7]
尽管这种交流十分广泛，但伊丽莎白和她的臣民并不认识“穆斯林”（Muslim）这个词，它在1615年才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定义为“受穆罕默德的信仰指导的人”。 [8] 英语中第一次提到“伊斯兰”（Islam）是在1625年，当时旅游作家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引用了一位爪哇君主的话——“伊斯兰教不认同基督教”。 [9]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替代称谓：“穆罕默德的追随者”（Mahometans）、“奥斯曼人”（Ottomites）、“撒拉逊人”（Saracens）、“波斯人”（Persians）、“摩尔人”（Moors）、“异教徒”（Pagans）和“土耳其人”（Turks）——最后这个笼统的词语可以被用来指称任何一个我们今天认为是穆斯林的人。这些称谓激起了一系列的信念和臆断，从恐惧和厌恶到惊奇和好奇，不一而足。当时很少有人试图以伊斯兰教自己的神学术语去理解它。相反，在都铎时期，一套强大的失实描述、错误印象和误解发展了起来，决定了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关系。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蓬勃发展的友好关系并非起因于宽容原则，而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所致。尽管如此，随之而来的交流导致穆斯林和英格兰新教徒之间产生了各种遭遇和交易，在有关伊丽莎白时代的大部分历史著述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英格兰仍然很喜欢把自己看作一支世界强权，但在16世纪，它只是一个位于已知世界的边缘的国家，而奥斯曼帝国疆土从埃及延伸到中欧，人们公认奥斯曼苏丹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远为强大和重要的角色。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随着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英格兰学者们试图了解奥斯曼帝国的规模和力量。在1603年，来自肯特的文法学校教师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Knolles）出版了一本长达1200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土耳其人通史：从民族起源到奥斯曼家族的崛起》（ The General Historie of the Turkes ， from the first beginning of that Nation to the rising of the Othoman Familie ），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通过借鉴详细描写土耳其人崛起的欧洲大陆的著作，诺尔斯的书成了研究奥斯曼帝国的权威标准，他将之描述为“土耳其人的辉煌帝国，世界当下的恐怖”。 [10]
东方的种种都紧紧抓住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的好奇心，这种猎奇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戏剧界。1601年8月初，伟大的戏剧表演家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在日记中写道，他为一部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新戏花了10先令4便士，其中包括“穆罕默德的服饰”以及“为穆罕默德制作的王冠和其他东西”。3周后，他向演员爱德华·艾利安（Edward Alleyn）支付了40先令让他出演《穆罕默德之书》（‘the book of Mahemett’），这指的是一部今天已失传了的关于穆罕默德的戏剧，而非《古兰经》。艾利安以慷慨激昂的朗诵风格闻名，他扮演了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剧作中的大部分主要角色，包括帖木儿，这个角色在第二部的高潮中诅咒穆罕默德，并在舞台上焚烧了古兰经。在2005年发生伦敦爆炸事件后，伦敦巴比肯剧院上演《帖木儿大帝》时这一幕受到了审查，引发了丑闻。亨斯洛的日记中包含了许多有关道具、服饰和钱款的参考信息，这些都与以“穆罕默德”为特色和命名的戏剧有关，其中还包括一个在1598年3月被记录为“老穆罕默德的头”的物品。
这种迷恋在1600年加剧，当时摩洛哥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派遣了一支由他的大使穆罕默德·安努里（Muhammad al-Annuri）率领的代表团前往伦敦与伊丽莎白女王会晤，并提议建立一个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军事联盟。穆斯林刚刚被逐出西班牙南部，曼苏尔渴望夺回这些土地。伊丽莎白同样渴望引开一路向北试图推翻她的政权并将英国带回天主教怀抱的西班牙海军（自1588年无敌舰队第一次战败以来，西班牙曾多次尝试再举进攻英格兰）。这次出使是伊丽莎白和摩洛哥人20多年来的友好往来的顶峰，它成功建立了一个联盟，与女王和苏丹穆拉德三世之间的那个类似。这段往来在新教英格兰和伊斯兰摩洛哥之间打造了一个广泛的反西班牙联盟，还导致了巴巴里公司于1585年创立，这使英国商人可以向摩洛哥人出售羊毛和军火，作为回报，他们进口了硝石（用来制造火药）、丝绸、棉花、香料、黄金，以及大量的糖。伊丽莎白只是由于自身的恐惧而非来自基督徒的责难才对与摩洛哥摩尔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有所节制，她害怕这种关系会破坏她与奥斯曼人之间的友谊，当时奥斯曼人与曼苏尔的摩洛哥王国正在争夺北非的政治控制大权，互为敌手。
摩洛哥大使抵达伦敦数月后的1601年底，莎士比亚开始创作《威尼斯的摩尔人奥赛罗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O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下文简称《奥赛罗》）。《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在事业巅峰时期写下的，与他的其他伟大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和《李尔王》齐名，都是他在1599年（开始创作《哈姆雷特》的时间）至1606年（普遍认为是他创作《麦克白》和《李尔王》的时间）间充满创造力的时期写成的。与他的其他具有北欧背景的戏剧不同，《奥赛罗》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了地中海地区，讲述的是一名北非士兵被雇佣他的基督教社区摧残并身亡的悲剧，剧中充满了同情。追溯摩洛哥大使在伦敦逗留的6个月期间的活动，就有可能看出莎士比亚在描写“高贵的摩尔人”这个话题时可能运用到的部分原始材料。
奥赛罗同时受到他的基督徒雇主的钦佩和敬畏。他因为军事才干受到雇佣，却被贬抑为外邦人。安努里和奥赛罗都是摩尔人，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虚构的，都走入了一个一开始接纳他们后来又驱逐他们的基督教世界。奥赛罗被称为“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 [11]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摩尔人隐晦的身世和自相矛盾的身份迷失在了他那矛盾的“旅人的历史”中， [12] 因为奥赛罗似乎在异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在傲慢的敌人［大概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被俘为虏”，然后“被卖为奴隶”，最后被基督徒“救赎”。 [13] 在这部戏剧中，主人公反映了界定着伊丽莎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那种希望和恐惧，而这种关系正是本书的主题。
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比直至今日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亲近伊斯兰教。穆斯林在远早于十字军东征的8世纪早期入侵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抗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最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裂使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简单划分变得复杂起来。教皇戏剧性地决定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这迫使女王重新考虑英格兰在世界中的地位。她放弃了与欧洲天主教势力和解的努力，决定与摩洛哥、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等更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结盟。对许多英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这种联盟令人憎恶，但对一些政治家和商人来说，它们代表了利润和可能性。
本书讲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臣民闯荡伊斯兰世界的非凡故事、他们学到的东西、他们的发现以及讲述的故事如何影响了祖国的生活。它展示了一些人是如何怀着真挚的热情想要组建新教-伊斯兰教联盟的，以此反对教皇和西班牙天主教势力，后者决心消灭所有形式的异端邪说，无论是改革后的基督教还是“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它揭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在何种程度上必须乐意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可以与之做买卖的信仰，同时也展示了改信伊斯兰教（当时被他们称作“土耳其化”）是如何被许多男男女女加以严肃考虑的，无论对此感到恐惧还是觉得有吸引力，由于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国教上的转变，因此能够想象另一次转变。天主教欧洲对伊丽莎白女王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和摩洛哥苏丹建立友好关系感到恐惧，并试图将新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异端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成功的军事机器的时代，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可能性就被视为对欧洲天主教霸权的真正威胁。
新教布道者托马斯·贝肯（Thomas Becon）表达了许多人的担忧，他在1542年写道：“想想，在许多地方，基督的子民是如何被最粗暴地侵略、处置、俘虏的，他们受到不幸的对待，被监禁、伤害、谋杀，他们所有的货物都被糟蹋，被最恶毒的尼禄般的暴君——土耳其君主——掠走，他是基督教的死敌，是基督信仰的破坏者，是一切良好秩序的颠覆者，是所有虔诚和纯洁无辜的敌人。” [14] 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对立面以及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人包括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他在1576年写了一篇赞美伊斯兰教的文章，其中特别赞美了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建成了一个由贤能之士统治的宽容的社会，而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对百姓福祉、社会正义、军事纪律和慈善的信念之上的。博丹嘲笑西班牙帝国自诩继承了古罗马衣钵的说法，认为“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具有帝国和真正的君主统治的威严，那必定是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那里散发出来的。他坐拥亚洲、非洲及欧洲最为富庶的地方，他的权威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无远弗届”。 [15] 博丹知道许多历史上基督教国家与奥斯曼人结盟的例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威尼斯人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商业条约；在153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苏丹苏莱曼一世正式结盟，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查理五世。在大多数涉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著述中，贝肯的这种辩论几乎淹没了博丹这样的更为深思熟虑的声音。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展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如何在两种宗教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英国人以多种方式对伊斯兰势力做出了回应：把它们视为一支可能能使英格兰免遭天主教威胁的力量、一个可以击溃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帝国，以及一个只要与之合作就能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国际商业力量。成千上万的英国商人、外交官、水手、士兵、布道者、工匠和仆人在从北非到波斯的伊斯兰国家生活过，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视角。其中不乏显著的人物，例如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这位商人在16世纪60年代会见了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开辟了英国与亚洲的贸易往来；威廉·哈本是英国第一个出使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大使；商人萨姆森·罗利（Samson Rowlie）被俘虏、阉割，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哈桑阿迦（Hassan Aga）这个名字作为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度过了余生；安东尼·舍利（Anthony Sherley）爵士是一个不服国教的叛国者、投机主义者，他一路远行到波斯，在那里结识了沙阿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并“入乡随俗”，成了沙阿的私人特使，以波斯人的打扮游访了欧洲各国首都并称颂欧洲和波斯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联盟所具有的优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期望，它们都注入了一股经验的洪流，这些多种多样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探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路径。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如何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的故事从来都不在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是“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this sceptred isle），光荣孤立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与土耳其人、撒拉逊人和伊斯兰教教徒的相遇只不过是大胆的文学想象。而事实远非如此。在一个由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主宰的地缘政治世界中，伊丽莎白女王是位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小角色，她在不同的时刻公然承认伊斯兰势力具有优势，并一再使英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是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在宗教宽容和接受彼此文化差异的氛围中愉快共存的太平世界。双方的关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误解和摇摆不定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数人是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某种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这是一段阐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1] Quoted in Susan A. Skilliter, William Harborne and the Trade with Turkey, 1578–1582: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Ottoma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9.
[2] Quoted in ibid., pp. 69–70.
[3]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London: John Murray, 2005), pp. 164–78.
[4] Leslie Peirc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Skilliter, William Harborne, p. 37.
[6] Edward Hall, Hall’s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 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 British Museum, 1809), p. 513.
[7] Miriam Jacobson, Barbarous Antiquity: Reorienting the Past in the Poetry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p. 2–4.
[8] See“Muslim, n. and adj.”OED.
[9] See“Islam, n.”OED.
[10] Richard Knolles, The General Historie of the Turkes, from the first beginning of that Nation to the rising of the Othoman Familie (London, 1603), sig. B47.
[11] Othello, 1.1.135. 全书所有对这部戏剧的引用都来自E. A. J. Honigmann, ed., Othello （Walton-on-Thames: Arden/Thomas Nelson, 1997）。
[12] Ibid., 1.3.140.
[13] Ibid., 1.3.133–34.
[14] John Ayre, ed., The Early Works of Thomas Be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43), p. 239.
[15] Quoted in Noel Malcolm,“Positive Views of Islam and of Ottoman Ru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Jean Bodin,”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ttoman World, ed. Anna Contadini and Claire Norton (Farnham: Ashgate, 2013), pp. 197–220; at p.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