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希特勒的实践

我有种感觉，希特勒政府里的那些指导政策的人都不太正常。事实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极端分子、流氓和怪物主导的国家。

——英国驻柏林大使致英国外交大臣， 1933年6月30日 ^[1]

泰晤士河上的冰给来自牛津大学的划艇队员造成层层阻碍。在约克郡，东霍尔德内斯的猎狐犬们冒着严寒出动，可霜冻期微弱的气味使它们难以嗅闻到猎物。赫灵汉姆俱乐部新成立了一个马球委员会；职业足球的风行正在给业余赛带来不尽如人意的影响。《泰晤士报》几页体育版的后面是“国内新闻”，一名“特派记者”报道了白金汉郡急需一间档案室存放资料的消息；还有一则温暖人心的故事，讲的是一名医生的汽车后备箱里装有几箱“血清和细菌”，之前被偷，而今物归原主。“帝国内外”版块的顶部头条在谈论新西兰的汇率问题。直至翻到第10页，在有关最近法国内阁危机的专栏边上，才能看到这则新闻：德意志国总统——85岁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接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并委任他为德国总理。 ^[2]

在1933年1月30日对希特勒的任命，比起《泰晤士报》不合时宜的排版所暗示的那样微不足道，尽管程度有限，却仍是引人注目的。自从战争结束后，德国历任总理平均任期不满一年，德国经济持续处于大萧条状态——国民失业率达到24%。纳粹党在1930年的选举中取得了突破，并在1932年7月取得了喜人的收获，这些使德国政坛产生了一丝恐慌，然而同年末，纳粹党的支持率有所下滑，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人气已过巅峰。刚好像是为了印证这情形，希特勒被迫接纳了一个联合政府，由前总理、天主教保守派弗朗茨·冯·巴本担任副总理。正如在内阁人数上超过纳粹党的保守党相信自己能够掌控希特勒一样，他们的存在也缓解了其他国家的焦虑。英国保守党议员卡思伯特·黑德勒姆（Cuthbert Headlam）写下了这样的话：“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但他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副总理是冯·巴本，况且他的内阁中还有一大票德意志其他党派人士——我不认为他能肆意妄为。” ^[3]

希特勒本人的形象也未必会让那些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感到恐惧。《每日电讯报》诧异道，一个看上去如此不起眼的、“蓄着可笑的小胡髭”的男人，怎么会对德意志人民“如此有魅力且有影响力”。 ^[4] 自由党支持者《新闻纪事报》嘲讽这是一场“那个奥地利房屋装饰师”的胜利，而工党支持者《每日先驱报》也嘲弄着这位“矮矬的小奥地利佬，握起手来软弱无力，透出狡诈的棕色眼睛，留着查理·卓别林似的小胡髭”。《先驱报》继续道：“在小阿道夫·希特勒的公共事业中，他像个姑娘般神经高度紧张，同时又如偶像派演员般虚有其表，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他可以逃脱其前任们的命运。” ^[5]

就在前一天，也就是陆军上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倒台，结束了其55天的总理任期之后，《泰晤士报》指出，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政府“被认为是解决一个危难重重的问题的危险系数最低的决策”。 ^[6] 这位纳粹党领袖承诺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样做必会引发“外国的某种焦虑”。不过，该报次日继续写道：“讲句公道话，我们必须承认，实际上纳粹党在德国的不利局面上并没有多做文章……和德国最遵守宪法约束的政党相比也不相上下。” ^[7] 《经济学人》杂志和《观察家报》也一致认同，而支持工党的《新政治家》周刊甚至更是个乐天派，该杂志于1933年2月3日评论道：“我们不要指望看到犹太种族的灭绝，抑或是金融巨鳄的倾覆。”“毫无疑问，一场针对共产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即将展开；但是如果事态趋于极端化，则会引发强烈的反抗，甚至有可能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这将使纳粹党及其同盟吃不了兜着走。” 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拥护者《晨邮报》的说法更为准确，它主张德国政坛最近的变动对国内的祥和不是一个好兆头，并且预测这个新政府很有可能会“以对外扩张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本国问题的途径”。 ^[8]

在法国，正如接下来的6年中频繁发生的那样，德国的重大事件总是与国内政局危机同时发生。1月28日，也就是施莱谢尔辞职当天，法国社会党人撤回了对总理约瑟夫·保罗—邦库尔的支持，因为他计划通过将所有直接税上调5%来“挽救”法国财政。 保罗—邦库尔下台后，激进社会党的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首次出任总理。 尽管如此，希特勒的上台也并非没有引起注意。“德国现如今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法国《辩论报》如是说。与此同时，颇具影响力的《巴黎晚报》认为，德国已经朝着复辟君主制迈近了一步，并且进一步推行“更加不妥协的外交政策”。 ^[9] 尽管一些法国报纸（尤其是那些左翼报纸）对此显示出担忧，但其他报纸还在给予更加暧昧的回应。正如在英国，有些人倾向于轻视这位“资质平庸的煽动家”和“油漆工”，而法国右翼人士正在他们传统的反普鲁士主义和对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政策的崇拜之间左右为难。由此，即便法国《人民之友报》——其所有者是超级富有的香水大亨兼法国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弗朗索瓦·科蒂——认清了希特勒“对法兰西无法消解的仇恨”，该报依然坚信纳粹党正在通过镇压“令人生厌的布尔什维主义实践”，而为“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伟大贡献。 ^[10] 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巴黎回声报》《小日报》《十字架报》上，不过表达方式没有那么极端。

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和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均在1932年底表示过不看好希特勒。现如今，他们在面对自己的预言被推翻时仍安之若素。“希特勒的实践早晚要到来，”朗博尔德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谈道，“而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观望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11] 这与弗朗索瓦—庞塞不谋而合。“法兰西没有理由惊惶失措”，他在1933年2月1日为打消巴黎方面的疑虑时表示，但是“必须静待这些新上任的帝国统治者采取行动”。 ^[12] 他们无须久等。

希特勒连一个星期都没停歇，便向世界展示出，迫害与暴力这两个他通往权力之路的特征，也将成为他统治的标志。在德国议会中没有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他说服兴登堡来召集新一轮选举，而纳粹党如今有了国家政权的支持，便发起了一场暴力与恐怖的运动。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员驱散政治会议，摧毁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总部，并且殴打反对者。德国新闻界被封锁了言论，不过外国记者报道了每天遭谋杀、暴打与镇压而死亡的人数，内容的恐怖程度与日俱增。1933年2月27日，投票日的6天前，德国国会大厦遭人纵火。一名荷兰共产党员当场被捕，纳粹党宣称这起纵火案是一场未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开端。这给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提供了借口。公民自由被搁置，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反对派人士全体被捕。在3月23日，新选举产生的德国议会通过了《授权法》，从而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授予希特勒根据法令实行统治的权力。当月，就在巴伐利亚州达豪县这个中世纪古城的北面，一个荒废的炸药厂，被改建成了一处用于对政治犯实施“保护性拘留”的营地。

然后接下来就轮到犹太人了。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既非德国人也非真正的人类，他们要为德国绝大部分的弊病负责。从纳粹党接管政权之初，他们就是冲锋队迫害的对象。冲锋队肆意破坏他们的财产，并且对他们实施袭击和谋杀而不受惩罚。1933年4月1日，纳粹党颁布了抵制犹太人经营的店铺及企业的规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迫害行动。国际舆论震怒了。4万民众在海德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在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以及纽约也举行了其他示威游行。《苏格兰人报》称之为“仇恨的高水位线”，而前外交大臣雷丁勋爵，也是第二位名义上信奉犹太教的内阁成员， 辞去了英德协会（Anglo-German Association）主席的职务。 ^[13] 一天之后，纳粹党内的小个子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撤销了抵制，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从德国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大规模清除犹太人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了，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流亡。英国大使指出，这次清洗也不排除享有国际声誉的犹太人，譬如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佩勒，还有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即便是已于1847年逝世的门德尔松也没能逃过纳粹革命的影响，他的肖像被从柏林爱乐乐团的大厅里移走了。

当然，有些人选择不去相信这些出现在报纸上和书里的残暴故事，譬如1933年8月出版的《关于希特勒恐怖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面向大众市场的《每日快报》和《标准晚报》的所有者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曾在1933年3月访问过柏林，回来时确信“关于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故事被夸大了”。 ^[14] 这不出所料正是由德国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灌输给所有探访者的台词——尽管大多数人懒得去，或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探询。热心的纳粹党人恩斯特·海涅上校在1933年4月1日写给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Hamilton）的信中表示：“国外所有的报道都是欺骗和谎言。”“我敢肯定，没有国家会像我们这样对那群人（犹太人）如此容忍。”海涅继续要求汉密尔顿“竭尽全力在你的社交圈内防止气氛因新闻界（原文如此）对这样一场反德运动的散布而变得紧张”。 汉密尔顿直到10月才回复，然而在他的回信里，他在鼓励并恭维海涅的“新纳粹制服，有着极其整洁的马裤和绑腿”。“现在每个人为你们在德国的所有人感到兴奋，并且想知道你们下一步的行动。至于我，你知道我是你们国家真正的朋友，而且我相当有信心，从长远来看，你们会如愿以偿的。” 几周过后，汉密尔顿的语气更加明确坚定了，他在写给另一名德国记者的信中表态道：“我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者，并且一直尽己所能地支持着他度过一些困难时期。”

汉密尔顿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常见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拒绝在一封谴责迫害德国犹太人的信上签字，理由是他已参与太多的公共事业，但他还是向记者兼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保证，他没有“反犹偏见”，并曾两次被选中在停战纪念日带领犹太裔世界大战老兵前往战争纪念碑。 当希特勒上台时，汉密尔顿已经80岁了，作为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一名领导人，在过去的15年中，他一直为各种战争纪念碑揭幕，并尽力帮助退伍军人。他热切地相信有必要让过去的敌人和解——尤其是通过退伍军人协会，并在1928年同雷丁勋爵一起成为英德协会的创始成员。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德国可能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崩溃是“欧洲最致命的不幸”。 ^[15]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不准备谴责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相反，他成了这个政权著名的辩护人。

汉密尔顿的态度在他的阶层里相当典型。尽管绝大多数英国的社会政治精英认为纳粹肆意迫害犹太人令人反感，甚至令人憎恶，可在一些人中还存在一种为其找寻借口的倾向。1933年中期，格洛斯特主教在他的教区杂志中写道：“我们都谴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愚蠢和暴力的攻击。”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犹太人对苏联共产党的暴力行为负有责任，尤其是在一开始；许多犹太人帮助鼓舞了社会主义团体的暴行；（并且）他们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完全是一个友善的组成部分”。 ^[16]

然而，人们对纳粹大屠杀的压倒性反应依然是厌恶，正如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对纳粹党密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所说的那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已经失去了它过去十年在这里获得的同情。” ^[17] 西蒙嘱托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将这一点复述给希特勒，但是除此之外，英国政府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认同在随后一年发行的电影版《红花侠》中的“威尔士亲王”这个角色的观点，他哀叹道：“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疯狂，那么它有权利在自家围墙内做出任何可怕的事。” ^[18] 此外，有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这个新德国打算在它的围墙之外推行何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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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任何认为《凡尔赛和约》能担保欧洲和平的想法都已被摒弃。事实上，主要的参与者们甚至在文件签署前就已经警告过这将会导致灾难。“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武装减至仅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将它的海军降至五等国家的水平”，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所谓《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道，但是“如果它感觉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平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它会找到办法对它的征服者进行报复”。 ^[19] 不幸的是，劳合·乔治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倡导最宽大的处理）都没能劝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他决心要捆缚住德国的腿脚。因此，20世纪20年代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矫正《凡尔赛和约》缺陷的方法。

1925年，《洛迦诺公约》重申了德国的西部边界——这一次德国人是自愿签署的——次年，德国获准进入国际联盟。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宣布以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非法的，同时《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重新调整并减少了德国的战争赔款，直到它们在1932年的洛桑会议被实际废除。尽管各个条约缔造者获得了大量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一切都还不够。人们认为，只有废除战争武器本身，才能保证和平。因此，1932年2月2日，一场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大张旗鼓地开幕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一则给他的国家首脑同僚们的信息中写道：“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完全同意排除拥有以及使用这些能够发动成功袭击的武器，防御自然会变得坚不可摧，并且每个国家的边界和独立都会变得安全稳定。” ^[20] 遗憾的是，等到罗斯福写下这则信息时，裁军会议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了。没有人能够就由什么构成“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性”武器的问题达成一致，而更根本的是，德国人正在要求与他们邻国的军备平等——这是法国人绝对不会允许的事。

正如它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在过去的60年间经历了两次德国的入侵，其中第二次已经“榨干了它”。因此，它在凡尔赛宫势不可挡的决心始终是要让德国为它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并且削弱它的力量以使它再也不能威胁到法国的安全。因为这个原因，与其他交战国形成鲜明对比，法国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始终保持全副武装，并且在1933年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这不仅仅是妄想和多疑。即便是被大块砍去了它的领土并划分给了其他国家，德国依然拥有大约6500万人口，而相比之下法国只有4000万。第二局（法国军事情报机构）甚至在希特勒出现之前，就已经提供了德国非法重整军备的海量证据，并且正如参谋长们不断提醒他们的政治领袖的那样，法国不久便要经历“萧条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低出生率的结果，应征入伍的人数将会减半。

调解法德立场的任务落到了英国人头上，而英国人大多是同情德国人的，并且对法国人越来越恼火。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民族偏见的回归。在1914年以前，许多英国人觉得他们与德国人比与法国人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这种感觉并没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消散。正如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向一切告别》中写到的，“大多数退伍士兵的反法情绪几乎达到了执念的程度”，而诗人埃德蒙·布伦登（他参加过索姆河和帕斯尚尔两场战役）立誓，他再也不要参与到另一场战争中去，“除非是攻打法国人。如果有一天和他们打起仗来，我将立刻出征”。 ^[21] 在政界，反法情绪被一种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用军备公约束缚住德国的渴望激发起来，而英国政府被迫考虑替代方案：大规模重整军备。因此，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30年2月将法国形容为“欧洲的和平隐患”；亲墨索里尼的《观察者报》编辑加文抨击英国的前协约国盟友妄想维护其“虚假的统治地位”；甚至连亲法派的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也认为法国人在与德国人的关系上“报复心过度”。 ^[22] 希特勒的到来起初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形。“我不认为是希特勒主义让我们的民众支持法国人，”前内阁副秘书长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写道，“但是它已经让他们停下来，质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稳步增长的对德国的信心是否明智。” ^[23]

有一个人的信心被严重动摇了，那就是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他垂着双眼，留着一抹整洁的小胡髭，面无表情，看起来就是一个彻底的老伊顿人，就像“鸡蛋和培根一样的英国式”。 ^[24] 前任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一直认为他“对柏林不够警惕”，但在那副稍显空洞的外表之下是一颗敏锐的头脑，正如范西塔特后来所思考出的那样：“他的警告比我们后来得到的任何消息都更加明确。” ^[25] 被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无情态度所震撼，这位大使从一开始便看到了这种巩固纳粹本国政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能被转移至国际层面的。然而，朗博尔德是在分析希特勒的自传及宣言《我的奋斗》的过程中，觉察到了未来的希特勒式外交政策的真正本质。在一篇撰写于1933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掌权后仅3个月的精湛的长达5000字的文件中，朗博尔德赤裸裸地揭露了希特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首先断言，人类是一种好战的动物；由此，他推断出国家是一个战斗单位，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团体。他断言，任何停止为生存而战斗的生命有机体都注定走向灭绝。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同样注定会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能力有赖于它的纯洁性。因此有必要使其摆脱外来的污染。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广，必然会是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拥护者。和平主义是最致命的罪行，因为和平主义意味着这个种族为了它的生存而在战时投降……德意志民族如果及时团结起来，现在就会成为当今全球的主宰。这个新帝国必须将所有散布在欧洲的德意志人召集到它的队伍中来。一个已经遭受过失败的种族可以通过修复它的自信心来获得拯救。最重要的是，必须教育军队坚信自己是所向披靡的。为了再次使德意志民族复元，“只需让民众相信，通过武力来恢复自由是有可能的”。

朗博尔德接着强调了希特勒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方面的重视，因为“德国失去的省份不能靠向上天庄严呼吁来获得……而只能通过武力”，他还主张德国决不能重复它在上次战争中的错误，即同时向它的所有敌人发起战斗，而必须逐个地来。当然，希特勒究竟打算将这些想法执行到何种程度是不确定的，但是朗博尔德告诫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理念的彻底改变上。希特勒会不时地抛出关于其和平意向的严正声明，但这仅仅是要“让外界麻痹在一种安全感中”。最后，朗博尔德确信，当下正在推行“一个谋划已久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让德国进入准备阶段，让它在对手们能够干涉之前便到达稳固阵地的起点”。 ^[26] 他告诫德国的邻国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这份被称作“《我的奋斗》公文”的文件在英国外交部引起了一阵骚动。外交部将其交给麦克唐纳审阅，他继而将其传递给内阁。这并不是唯一传达至最高领导人的警告。1933年5月10日，参加裁军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坦珀利准将给外交部发去一份建议书，敦促英国政府中止裁军，并谴责德国的非法军事行动。坦珀利表示，在德国正处于一种“重新觉醒的民族主义和最公然且危险的军国主义的狂热状态”之中时，前协约国要考虑进一步裁军，这真是疯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正在被注入斗志，而所谓的灌输纪律的诸多方案，例如“国防体育”，仅仅是“集中的军事训练的伪装”。坦珀利写道，德国人已经拥有125架战斗机了——这违反了禁止德国拥有空军的《凡尔赛和约》，而秘密情报显示，德国已经向多尼尔公司下了36架双引擎夜间轰炸机的订单。

那么英王陛下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它准备若无其事地进行下去吗？它能够承担忽视德国所发生的事而带来的后果吗？在坦珀利看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英国和法国，连同美国一起，应该告诉德国《凡尔赛和约》不会放宽，并且不会朝着地位平等的方向发展，除非它完全逆转目前的军事准备和倾向。诚然，这样做有引发战争的风险，不过正如坦珀利指出的，这是一次小风险，因为德国根本不可能与法国陆军和英国皇家海军联合起来的力量相抗衡。因此，德国的虚张声势应该要被戳穿了，而希特勒，尽管他一直在夸夸其谈，但也必须作罢。这位陆军准将断定，唯一的可能就是让事情随波逐流个5年，到时候德国要么有了一个新政权，要么就是战乱。“国外又出现了一只疯狗，”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而我们必须坚决地联合起来，确保它要么被消灭，要么至少把它关到这个疾病痊愈。”

在外交部里，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完全赞同坦珀利的文章，并将其传递给了内阁。他此前已经写下他自己的备忘录，警告道，当前的德国政权“从过去和目前的状况来看，一旦它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便会立即打响又一场欧洲战争”。他承认，这或许看上去是一个粗略的分析，但时下“我们正在考量非常粗鲁的人，在他们的脑袋里几乎只有野蛮暴力和军国主义”。 内阁赞同国际形势“确实令人不安”，不过除此之外，这些警告并没起太大作用。 英国政府致力于裁军会议，而通过一场“预防性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的想法——由于公众舆论爱好和平的性质——甚至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 * *

英国人一直保持着他们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形式的一致的希望，正如朗博尔德所预言的，希特勒给了他们信心，他不失时机地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和平人士。1933年5月17日，在一次对德国议会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演说中，他向全世界声明了他的和平主义信念。这位新总理宣称：我们“不喜欢德国化的想法”。“上个世纪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将波兰人和法国人制造成德国人，这对我们来讲是全然陌生的。” ^[27] 更加鼓舞人心的是，他表明他愿意接受英国最新的国际裁军提议。

这对伦敦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过在巴黎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法国军方坚决反对削减他们自己的武器储备或增加德国实力。法国陆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上将告诫道，德国人对平等的要求是个圈套：“事实上不会有平等，但鉴于这个国家的军事文化，以及已为德国军备工业重整所做的大量努力，德国的优势非常明显。” ^[28] 另一方面，在德国非法重整军备完全失控前，是否有尽量与希特勒达成一项协议的余地？戈培尔后来声称，对法国总理来说，唯一明智的对策就是在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压制他，并援引了《我的奋斗》作为这位德国元首侵略意图的证据。 ^[29] 但这个分析是基于若干假想之上的：法国人已经读过了《我的奋斗》；他们相信它里面的话；他们准备在必要时候通过武力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事实上，这些假想几乎都没有任何现实依据。

第一部法文版《我的奋斗》直到1934年才面世，随后只短短发行了几个月，便在希特勒打赢一场官司后被召回。此书已于前一年在美国出版了一个英文版本，但是其中最具煽动性的段落被删除了，包括希特勒号召将“摧毁”法国作为德国在东部扩张的必要前提。 ^[30] 法国的情报机构已经读过了原文，甚至早在1932年就警告道，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法国并统领欧洲。可法国驻柏林大使却感到很矛盾。尽管弗朗索瓦—庞塞已经读过这本书并能讲一口流利德文，他承认“希特勒的和平主义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是他仍在两种考量间举棋不定，即《我的奋斗》究竟是希特勒的统治蓝图，还是一名年轻狂热分子濒临崩溃的怒吼。 ^[31] 总体来说，他倾向于后者。

对法国的政治家们来说，这场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学术性的。很少有人读过这本书，而愿意深入思考军事对策的人就更少了。众所周知，这早在1923年就已经尝试过了，当时为了应对近期德国拖欠它的战争赔款，总理雷蒙·普恩加莱下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他这样做的后果是让法国蒙受了广泛的谴责，并且大大激发了对德国的同情。10年之后，德国不再是一个羸弱的共和国，而且普恩加莱也不在了。他的继任者爱德华·达拉第不得不在巨额预算赤字的限制之内行事，并且他还需要保留住社会党的支持。这两者都由不得他去考虑进行预防性战争或是军备竞赛。因此在1933年3月，法国人勉强接受了英国人的计划，将欧洲大陆军队标准化为20万人。德国人将被允许将魏玛防卫军的规模翻一番，同时法国人将被迫大刀阔斧地砍掉他们自己的军营数量。但“麦克唐纳计划”的影响就止于此。希特勒从不打算让自己受到裁军会议的限制，况且法国人在管控和审查上的坚持给他提供了中断协商所需的借口。1933年10月14日星期六——希特勒的首次周末“奇袭”——他宣布德国不仅要退出裁军会议，还要退出国际联盟。

外国舆论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法国人认为他们的不信任是合理的，而英国人则认为他们的诚意被扔回到自己脸上。然而，尽管德国人大发脾气，英国的政策却并没有变化。7月，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退休了。虽然他已经64岁，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英国政府会在这种情况下中途换马，似乎仍然很奇怪。新就任的埃里克·菲普斯爵士（Sir Eric Phipps）很有洞察力，又机敏。帝国航空部部长、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在“长刀之夜”（在这期间许多纳粹高层遭谋杀）后不久的晚宴中迟到了，他托词道，他一直在狩猎。“我希望他说的是动物。”菲普斯对此回应道。 ^[32] 然而，尽管菲普斯反感纳粹党，他仍赞同英国政府的观点，即除了尝试将希特勒带回谈判桌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看作是《我的奋斗》的作者，”他在1933年11月写道，“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理所应当地必须采取进行‘预防性’战争的政策，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因此，尽快尝试约束那个该死的充满活力的男人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吗？” ^[33]

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当然是动态的，不仅仅只有外交部努力去了解它。在整个1933年，许多政治家、记者、事务官和个人都前往德国，去亲自体验这场革命。这些人中有一名是记者弗农·巴特利特（Vernon Bartlett），他为自己购置了一艘可折叠的独木舟，一路用桨顺着莱茵河、摩泽尔河和伊萨尔河划下来。这些溅起的水花被写成了一本书——《解读纳粹德国》，出版于1933年秋。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巴特利特对德国新秩序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他预测反犹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对“雅利安”种族的信仰是纳粹领导人们最深刻的信念之一。然而，他对《我的奋斗》不屑一顾，总的来说，他觉得希特勒并不想打仗。“如果我已经准确理解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巴特利特写道，“那么领土的征服已经不再重要了。” ^[34]

另一名到访者是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Sir Maurice Hankey）。汉基不以他的想象力闻名，而是一名异乎寻常地勤勤恳恳又有才干的行政人员。［帝国国防委员会助理秘书亨利·波纳尔少校（Major Henry Pownall）曾经听他说过的最具人情味的话是：“这个（世界经济）大会与内阁一点都不重要，我要一杯茶，快。” ^[35] ］因此，在1933年8月，他决定携夫人一起前往德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度过了一个照常工作的假期。在那里，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漫步穿过黑森林，目睹了一场盛大的火炬游行，“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几乎全部穿着军装，伴随着铜管乐队、鼓笛乐队、军号乐队，高声歌唱等”。汉基印象深刻极了，尤其是德国的青年运动，就“犹如在纳粹军队里入伍、编队、受某种纪律的管束”。“如果德国有意重新武装起来，”他在一份写给内阁的文件中继续道，“它迈出的第一步将无比高效。”

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一名年轻的苏格兰保守党议员的脑海里。鲍勃·布思比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且狂妄自大。他在24岁的年纪便已经成为阿伯丁的议员，尽管他对农业一无所知，对渔业甚至更不了解，但还是兴致勃勃地处理他选区的问题。有一天，当斯坦利·鲍德温走进议事厅，发现布思比正以他惯有的热情在侃侃而谈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轻声抱怨着“混淆视听，又来了！”，接着便转身离开。 ^[36] 布思比是个重要的旅行者，在1925年至1933年间，他每年都要访问德国，他经常到拜罗伊特去朝圣，即聆听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1932年1月，他在柏林就经济危机问题发表多场演讲，当时尚未成为总理的希特勒要求与他见面。布思比被带到广场酒店的一个房间，在那里“一个有着一抹小胡髭和一双清澈蓝眼睛的、矮小的、阴暗的、瘦削的人”跳起来，将他的鞋跟咔嗒磕在一起，举起一只手臂，然后喊道：“希特勒！”这位调皮的议员几乎不带停顿地将他自己的鞋跟咔嗒磕响，敬礼，然后嚷出：“布思比！”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布思比询问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事，得到了“不会发生集体迫害”的明确保证。然而当他次年回到德国时，他不安地发现村庄外面的许多牌子上都写着“这里严禁犹太人”，卐字饰遍布各处，而拜罗伊特“变成了，或者说被扭曲成了一处纳粹圣地”。 ^[37] 到离开时，他很确信德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并且在1933年10月向他的阿伯丁郡选民发布了一系列警告中的第一个警告。他宣称，德国正在“陷入某种非常类似战争热的状况”，很快它将重新武装起来，并能够威胁到欧洲的和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英国必须立即为自己提供“保护我们自己国家和施行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必需的武装力量”。 ^[38]

布思比并不是唯一得出这个结论的人。还有一名政治家，他要有名得多，并且有着无与伦比的口才，尽管他自纳粹党接管以后一直没有去过德国，但他确信纳粹德国意味着危险，而英国在迎接这个新威胁时是欠缺准备的。但是当布思比正处在事业上升期时，这个男人的事业似乎已经进入了黄昏。

[1] DBFP, Second Series, Vol. V (London, 1956) – Rumbold to Sir John Simon, 30 June 1933, no. 229.

[2] The Times , 31 January 1933.

[3] Stuart Ball (ed.), Parlia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aldwin and MacDonald: The Headlam Diaries 1923–1935 (London, 1992), p. 258.

[4] Daily Telegraph , 31 January 1933.

[5] News Chronicle , 31 January 1933; Daily Herald , 31 January 1933.

[6] The Times , 30 January 1933.

[7] The Times , 31 January 1933.

[8] Morning Post , 30 January 1933.

[9] Quoted in Scotsman , 31 January 1933.

[10] L’Ami du peuple , 31 January 1933; Coty in L’Ami du peuple , 7 February 1933.

[11] Quoted in Martin Gilbert, Sir Horace Rumbold: Portrait of a Diplomat 1869–1941 (London, 1973), p. 367.

[12] DDF, First Series, Vol. II , François-Poncet to Paul-Boncour, 1 February 1933, no. 253.

[13] Scotsman , 4 April 1933.

[14] Kenneth Young (ed.), The Diaries of Sir Robert Bruce Lockhart, Vol. I: 1915–1938 (London, 1973), 6 March 1933, pp. 248–9.

[15] John Lee, A Soldier’sLife: General Sir Ian Hamilton, 1853–1947 (London, 2000), p. 263.

[16] Quoted in Richard Griffiths, Fellow Travellers of the Right: British Enthusiasts for Nazi Germany 1933–9 (Oxford, 1980), p. 76.

[17] DBFP, Second Series, Vol. V , Simon to Rumbold, 10 May 1933, no. 126.

[18] The Scarlet Pimpernel (London Films/United Artists, 1934).

[19] 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 Appendix I, ‘The “Fontainebleau Memorandum”’, p. 189.

[2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eace and Wa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31–1941 (Washington, 1943), pp. 179–81.

[21] Robert Graves, Goodbye to All That , rev. ed. (Harmondsworth, 1960), p. 240.

[22] MacDonald Diary, 2 February 1930, MS MacDonald, PRO 30/69/1753;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 pp. 127, 131.

[23] Thomas C. H. Jones, A Diary with Letters 1931–1950 (London, 1954), 29 April 1933, p. 108.

[24] Harold Nicolson, quoted in Gilbert, Sir Horace Rumbold , p. 318.

[25] Robert Vansittart, The Mist Process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Lord Vansittart (London, 1958), p. 476.

[26] DBFP, Second Series, Vol. V , Rumbold to Simon, 26 April 1933, no. 36.

[2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Documents on Nazism 1919–1945 (London, 1974), pp. 509–10.

[28] Quoted in Peter Jackson, France and the Nazi Menac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Making 1933–1939 (Oxford, 2000), p. 64.

[29] Joseph Goebbels, confidential speech to members of the German press, 5 April 1940, quoted in Volker Ullrich, Hitler: Ascent 1889–1939 (London, 2016), p. 478.

[30]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New York, 1939), pp. 978–9.

[31] DDF, First Series, Vol. III , no. 259.

[32] Sir Ivone Kirkpatrick, The Inner Circle: Memoirs (London, 1959), p. 90.

[33] Gaynor Johnson (ed.), Our Man in Berlin: The Diary of Sir Eric Phipps 1933–1937 (Basingstoke, 2007), pp. 30–31.

[34] Vernon Bartlett, Nazi Germany Explained (London, 1933), p. 199.

[35] Brian Bond (ed.), Chief of Staff: The Diaries of 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 Vol. I – 1933–1940 (London, 1972), 7 July 1933, p. 20.

[36] Robert Rhodes James, Bob Boothby: A Portrait (London, 1991), p. 60.

[37] Robert Boothby, Boothby: Recollections of a Rebel (London, 1978), pp. 110–11.

[38] Robert Boothby, I Fight to Live (London, 1947), p. 124. CpkkQXVUfO+mTinhDHYNKi/GsCYkiQadH0ptkkQ3lUgtN9fChMGcB931FUysGO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