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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渴望避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是最容易被理解和最普遍的愿望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超过1650万人丧生。英国的死亡人数为72.3万人，法国170万人，苏联180万人，大英帝国23万人，德国超过200万人。2万名英国士兵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便牺牲了，而杜奥蒙公墓则安葬着大约13万法德士兵的尸骨——其中仅在历时302天的凡尔登战役中被杀害的便占到了1/3。在幸存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未受影响，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父亲、丈夫、儿子、兄弟、堂表兄弟、未婚夫或朋友被杀害或致残的情况。当一切结束时，甚至连战胜国都无法感觉到胜利的喜悦。战争纪念碑于1919年6月19日在白厅揭幕，它不同于凯旋门，而是作为一种亡故的象征。每年的停战纪念日，成千上万英国人在悲伤的静默中从它旁边缓步经过；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人们在学校、村庄、城镇和火车站以他们自己的仪式纪念着因这场战争故去的朋友和同事。在随后的年月里，这句口号被坚定地一以贯之：“不要重蹈覆辙！”
可战争确实再一次发生了。尽管英法两国用心良苦、使出浑身解数以和解与威慑并施，但在“为终结一切战争而进行的战争”仅仅21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与上次相同的对手。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便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绥靖（在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为避免战争而尝试对德国和意大利的不满做出的“合理”让步）的辩论，就如它本身的争议一样旷日持久。一方面，它被谴责为一场“道德与物质的灾难”，要对这场历史上最为致命的战斗负责；另一方面，它又被形容为“一个崇高的理念，植根于基督教精神、勇气和常理”。 [1] 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间充斥着大量的细微差别、次论点和小的历史冲突。历史很少是清晰明确的，而迄今为止这个阶段所谓的教训一直被政治家及专家援引，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以此来为一系列的对外干预辩护——在朝鲜半岛、苏伊士、古巴、越南、福克兰群岛、科索沃和伊拉克（两次）——而反过来，任何与前对手达成共识的尝试都总会被比作臭名昭著的1938年《慕尼黑协定》。当我在2016年的春天开始展开对本书的研究时，内维尔·张伯伦的幽灵正在被美国保守派援引，作为他们反对奥巴马总统的伊朗核协议运动的一部分；而如今随着西方国家努力应对俄国的一系列行动，绥靖的概念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流行。因此，重新考虑这个政策最初的构思和执行是及时的，也是合理的。
当然，针对这一主题早已存在大量的文献——尽管不如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广博或与时俱进。确实，虽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在过去的20年中成倍增加，但那场灾难的发展和原因一直相对被忽略了。此外，虽然关于绥靖政策已经出版了很多优秀的书籍，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关注某一特定事件，譬如慕尼黑阴谋，或者某一特定人物，譬如内维尔·张伯伦。相比之下，我想要做的是撰写一本涵盖这整个时期的书——从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到“假战”的结束——来审视政策是如何发展的以及态度是如何改变的。我还想关注一张比仅围绕着主要的领袖人物要更广阔的画面。通过与独裁国家达成一个暂行协定来规避战争的愿望远远超出了政府的界限，因此，尽管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丘吉尔、达拉第和罗斯福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角色，但我还研究了知名度稍低的一些人物的行动，特别是业余外交官。最后，我想撰写一部叙述史来捕捉这个时期的不确定性、戏剧性和困境。因此，尽管通篇贯穿了评论和分析，但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日记、信件、报纸文章以及外交文书为基础，构建一个依据时间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从而指引读者穿行于这些动荡不安的年月。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有幸接触到了超过40份私人档案，其中有一些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新素材。为了不打乱我的叙述，我没有在正文中强调这些发现，但还是尽可能在顾及篇幅与出现频率的前提下，更倾向于使用尚未发布过的资料而非已经发布过的。
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书籍自然是有一个国际视野。不过这本书主要讲的还是英国政治、英国社会、英国外交。尽管现在看起来或许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名义上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覆盖了地球面积1/4的帝国的骄傲核心。而美国即将成为未来强国的势头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退回到孤立主义，同时法国——剩下的唯一有能力制约德国野心的国家——宁愿选择放弃其外交和军事主动权，支持英国的领导地位。由此，尽管英国人并不愿意被卷入欧洲大陆的种种问题，但他们意识到他们成为且被视为唯一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外交、道德和军事领导的强国，从而阻止希特勒和他夺取欧洲霸权的企图。
在英国国内，这些不仅会影响这个国家，而且还会潜在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抉择，是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完成的。正因如此，接下来的章节或许看上去像是对“高级政治”学派历史的终极辩护。不过这些人（并且他们几乎都是男人）并非与世隔绝。英国的政治领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的诸多限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他们对舆论的考虑也同样周全。在一个民意调查尚处在初级阶段的年代，这自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过它的确存在——从信件到报纸、选区通信和对话中便可以揣度出来——并且受到了最严肃的对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两国的民选领袖们都相信，他们的国民不会支持一个冒险涉战的政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可是如果战争无法避免怎么办？如果希特勒最终贪得无厌怎么办？如果恰好是规避战争的愿望使战争的发生更有可能怎么办？
[1] New Statesman , 1944, quoted in Sidney Aster, ‘Appeasement: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ism’, Diplomacy & Statecraft , vol. 19. no. 3 (2008), pp. 443–80; 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 p.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