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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开始做斯坦尼康摄影师的时候，国内应该还没有女性去做这个行业。于是很多人叫我“女汉子”，因为斯坦尼康的确是个辛苦活儿，全套装备装上估计得有四五十公斤，但是没办法，我自己很喜欢。
在这部戏里，有两个斯坦尼康镜头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齐啸在暗房里面的那个长镜头，暗房的空间很狭小，基本上只能满足一个人的走动空间，同时还要预估两个演员一站一坐的位置关系；另一个是齐啸第一次带安然到照相馆去的长镜头，从外景到进入照相馆，再去到每一个房间，最后停在齐啸办公室的墙上。那个镜头是宾哥亲自跟的光圈，我记得应该是八档半（指光圈 8.5 的意思）。
有人问我跟宾哥合作是什么感受，我说我没有资格用“合作”这个词，宾哥是师父，我只是徒儿。师徒是一种后天赋予的亲情，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两个词：“传道”与“受教”。每次能和宾哥一起拍摄都是福气，这也是令很多摄影人都羡慕的事情。我很在意宾哥对我的要求，也很珍惜被骂（有时候做梦都在被骂），因为这些都是“机会教育”，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我本身对女性题材的故事很感兴趣，所以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先去看了雪漫老师的小说。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它融入了一个女人一生要面对的问题：恋爱、婚姻、母女情、闺蜜情，还有事业。从我的视角来看，所有的情感问题都会成为一个事业型女性的软肋。对女主角安然来说，如何去寻找平衡，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我更关注的。我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相信人生中有很多选择都是天意，那些生命中的不完美与重重试炼才能造就一个人美丽的一生，对安然来说，也是一样。
邓璐
中国第一位斯坦尼康女摄影师
代表作品：《相爱相亲》《后来的我们》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以对电影里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更有共鸣。20 世纪 9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发展机遇的时代，安然和齐啸都是那个年代的“北漂”。他们都是极富勇气的人，可以勇敢追求自己的事业，也愿意轰轰烈烈地去爱彼此一场。但是再勇敢的人，也会受限于环境和背景，当然还有自己的家庭状况。在爱情、事业和亲情之间，难免需要做出取舍，这是无奈，也是现实。
到现在，北京依然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往往会沉浸在热血与孤独两种极端的环境中，想方设法两全其美，但越是如此，便越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不过，生活要继续，可爱的人们都向往美好，就如同向日葵每天都朝向太阳，终究会迎来转机。
《大约在冬季》的整个拍摄过程都是非常开心和愉悦的。不过其中有一件事，是我必须要自我反省的，就是在天津机场拍摄时发生的“掉鞋”事件。
那场戏的大致内容是，齐啸决定离开安然回台北，安然挽留未果，哭着转身离开。有一个镜头是斯坦尼康的长镜头，纯纯的情绪已经酝酿到位，开始流泪，结果我左脚的鞋被地上的裂缝顺势绊掉了，场面非常尴尬。当时我清楚地看到纯纯强忍住笑，掐住大腿在哭。拍完之后，导演看监视器的时候说：“这条纯纯哭得太好了！就是地上为什么会有一只‘空军一号’？”
我一开始也笑，但是笑着笑着就哭了。我很害怕由于我的失误，导致镜头被破坏。每个镜头我都想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那真的是我最自责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