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翻译思想和译学话语如潮水般纷至沓来。时值我等初创翻译学刊《上海科技翻译》（现名《上海翻译》），筚路蓝缕，开辟译学园地。作为主编，对于这个学科及其对象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笔者学习和研究译学话语的实践由此开始。

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学科的创新表现为术语的创新，创新的概念和话语常用新术语来表达。编辑学术期刊要求编者站位学科前沿，加上我对新知的渴望和追求，遂养成摘录、整理、识解新术语的习惯，三四十年来一直钟情于此。译学术语的收集整理、爬罗剔抉、钩考备证，成为日常。术语的甄别、积累、编译辑录，是建构译学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

译学话语是谈论或阐述翻译问题所说的话，属专业话语，其基础是译学思想。概念是思想的细胞，一切思想由概念组成，概念则通过语词表述而存在。译学话语由词语组成，特别是译学术语，看似零星散落，细品则垂条结繁，条理分明。话语是术语存在的空间，研究专业话语，必定关涉术语。在整理纷繁的译学术语的过程中，笔者依顺译学的历史纵向发展脉络和横向的跨学科联通，在译学概念和术语关联中初悟译学话语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勾勒出我国译学发展的“一体三环”图式（详见第三章），并以此作为译学概念系统的架构。

20世纪后期，我国学者穷尽性地搜索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对西方话语的基本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讨论，涉及等值论、等效论、读者反应论、改写论、目的论、翻译操控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翻译论、后殖民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文化转向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诗学等，一时间外论连篇累牍，域外之观纵横驰骋。只要粗略地检视一下当时的译学话语，就会发觉承载我国译学体系的基础概念工具主要来自西方。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翻译研究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的理论引进告终。随之，学者们立足本土，创新理念，致力于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已被唤醒，建构符合中国实际且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表述的译学话语体系成为新的目标。21世纪的前二十年，涌现出以“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等命名的翻译理论就多达70余种。还有更多不贴“学”字标签，也属系统研究翻译之幽微曲细的理论，影响大者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笔者倡导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译学话语。

近几年，笔者沉潜于2011年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的修订工作，重点关注反映21世纪初期我国译学研究的成果。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研究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蔚然确立，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已成为日常。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系统理论还在不断产生。倡导者们提出了一批新范畴、新概念，其核心术语已进入上述大辞典第二版的词目。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是构筑专业话语体系的基础。译学术语体系是译学理论结构的表现及传播形式。无独立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就无法塑造独立的话语体系。

译学话语见证了译学的成长，它纵横贯穿于翻译研究的进展中，忠实地记录了翻译研究进步的足迹，回应了曾经的热点、焦点和重点。笔者关注译学话语已有时日，但浸润于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阐释的时间不长。围绕“译学话语”主题，近年发表论文11篇，现犹仍纠缠于心，于是复取前稿，补苴罅漏，加以条贯，博综各家，次第展开，遂成拙作。以下是笔者所发有关论文的篇名、期／报刊名及其年号：

（续表）

本书概述国内外译学话语的研究及近况（第一、二章），论述译学话语的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术语体系（第三、四、五章），探析跨学科研究在当代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中的特点、方法和作用（第六、七、八章）。目前，译学话语仍是翻译研究中需要深耕的一个领域，期待有更多题旨高远、备证细心、理明义精之作。千虑一得，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方梦之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