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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知，从21世纪开始，我国学者的国际发文数量迅速攀升，且早已名列前茅，我国俨然已是一个翻译研究大国。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但是衡量论文质量及其学术影响力还得看文章的被引频次或引用率。引用率与国际前沿研究热点、选题方向、论文写作等都有关联。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论文的引用率尚处于低位。
被引频次，或引用率，“是某一学科领域内学科研究人员获得同行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出该学者在学科学术群体中的信赖度与认可度，体现出论文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单宇等2017：37）。根据王立松、张旭姣（2022：546）的数据，在发文量前十的国家中，我国学者篇均被引频次为1.76，居末位，大大低于平均值2.89，而澳大利亚为4.11，比利时为4.08，英国为3.74，遥遥领先（见表1.3）。这说明中国学者的论文影响力离国际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被引频次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对于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缺乏热情和对国际译学前沿课题参与度不够。据胡显耀、李茂君（2020：140）的统计，在中国学者以英语发表的译学论文所引用的9,666篇文献中，“标明作者国家的文献共7,399篇，其中前5位是：美国810篇（占11％）、英国748篇（10％）、西班牙591篇（8％）、中国485篇（7％）、加拿大332篇（4％），但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献引用率偏低，485篇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在Web of Science的总引用率为368次，平均每篇不足1次”。
为了提高引用率，中国学者往往选择追随国际译学研究前沿或讨论热点，但此举并非一定正确。例如，早在2011年，根茨勒在《翻译研究中的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Macro- and micro-tur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就提到了大至国际化运动，小至区域地方各具特色的翻译及翻译研究。此后，国外有一批选题跟进，如社区口译研究（community interpreting）一时成为热点，涉及语篇分析、质量评估、不同语境下的口译、翻译技术、翻译史、伦理、术语与词汇表、工作条件、翻译能力、培训与职业化等话题（Urpi 2012）。鉴于我国国情，“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提法对我国的翻译研究的实际意义不大。虽然翻译研究的学理相同，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的研究内容侧重点不同，甚至迥异。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视听翻译是国际讨论的一个热点，但在国内的热度不高；社区口译同样受到国际重视，但在国内基本未加讨论。据此，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既要了解引用率这一指标意义，也要立足我国实际情况，不可片面追求研究前沿或热点。
韩子满、钱虹对21世纪以来（至2020年）14种国际译学期刊的发文情况，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现状进行了分析，统计出中国学者的发文量达557篇，占总量的9.56％，并据此认为“中国学者已经成为国际译学期刊上的主要力量”（韩子满、钱虹2021：104）。该研究进一步对557篇文章的高频词做了统计，发现theory仅出现66次，与其搭配的修饰词多涉及西方翻译理论，如polysystem theory、relevance theory、postpositive theory、Skopos theory、equivalence theory，等等。这说明，中国学者的557篇论文即使涉及理论问题，也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关系不大。
反差特别强烈的是，国内讨论翻译理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国际传播方面却少有耳闻。在国内，无论是研讨会或是学术报告会，我国学者大谈自创的翻译理论，翻译期刊的文章连篇累牍。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我国自命为“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的提法已达70余种（见表7.1），还不包括不带“翻译学”字样的“译介学”“变译理论”“译学新论”“翻译批评导论”等系统研究翻译的文本。现列表展示在国外稍有影响的三种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国外被引频次，并与国内被引频次作对比（据韩子满、钱虹2021：105）。
表1.4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内外被引频次对比
从上表可知，国内自创的翻译理论除“生态翻译学”和“语料库翻译学”（国外引进＋本土化的翻译学）略有国际影响外，其他都未能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原因有两个，即理论本身的价值以及当代国际传播的充分性。其中，前者是主要原因。
我国译学在翻译与全球化、翻译职业、翻译与网络本地化、数字化翻译、翻译能力等领域的研究存在一些空白或差距。“从核心文献来看，过去20年以英文发表的高被引文献几乎都是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国家的学者。这一方面说明西方国家在国际译学界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译学界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胡显耀、李茂君2020：139）近十年，我国学者已关注到国际翻译研究的前沿话题，如人工智能、翻译伦理、翻译认知、翻译技术、视听翻译等，在国内期刊上也多有讨论，但在国际论坛上拓展乏力，影响力不大。
从数量看，我国内地的翻译教师成千上万，香港特区的学者屈指可数，人均的发文比是相当悬殊的。从发文质量来看，香港特区的学者多有英国教育背景，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熟谙前沿课题和国际学术规范，总体而言，其文章的深度和广度更令人信服。据统计，对理论表述和研究方法有较高要求的 Target 共发表了8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其中7篇出自香港特区的学者之手，另一篇为澳门特区的学者所撰。
翻译理论存在普遍性，但就翻译研究的整体而言，也存在国别差异。国际译学的热点话题及前沿研究方法与我国译学研究多有一致，但往往同中有异。我们既要重视国际译学的前沿研究，又不必循着西方的轨迹亦步亦趋。“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不仅仅借鉴国外ESP理论，其学科背景还包括文体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接受美学、文本类型学等。”（方梦之2012：25）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议题广泛，涉及科技、商务、法律、新闻、旅游等多个领域，学界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或有不同。国外根据社会需要，以法律翻译研究为重，我国在20世纪末期则更注重科技翻译研究，随后又注重商务英语翻译研究。又如西方的口译研究有社区口译、法庭口译、医患口译等门类，而国内一般不加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