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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理论引进后，我国译界赶上了现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步伐，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这一时期，“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渐进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西学方法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特征得以张扬”（方梦之2017：93）。但“接轨”不是目的，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才是目的。我国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一开始就面临着吸收借鉴与本土自我之间的张力。中国翻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于本土社会，翻译研究的对象、目标和需要在本土社会，根源在本土文化传统之中。
生态翻译学由我国学者胡庚申于2001年提出，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理论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经过20余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已趋成熟，在国内外均有影响，如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Perspectives 前主编道勒拉普在一次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上表示，“我自己对这个新兴的、地道的中国翻译探索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Dollerup 2015: 8）。他所主编的期刊上发表了多篇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此外他还撰文在国际期刊上介绍生态翻译学的要旨与发展。黄忠廉教授在新旧世纪之交创立了变译理论。变译理论通古今中外翻译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变译理论以中外名士的翻译变体为由头，从传统译学引入理论资源，从跨学科角度对翻译的各种变体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无论在理论创新、译学话语创新，还是方法论创新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为我国翻译研究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方梦之2023c：7–8）。其他如我国学者提出的“应用翻译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及文章翻译学等都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建构新理论，为国际译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