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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具有深厚的人文学术土壤和根基，其翻译研究渊源深远、传统深厚，名家云集、新人辈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一路领先。二战后，翻译研究蓬勃兴起，翻译中的语言现象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翻译的语言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社会语境学派的创始人J. R. 弗斯（J. R. Firth），他开启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此后，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加入，逐渐奠定了英国作为世界语言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地位。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翻译理论。卡特福德在该书中借用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语法及其对语言层次的分类来说明翻译转换现象，将翻译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受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并分别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和处理。纽马克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特别是以其代表作《翻译教程》（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所提出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著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运用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学的理论来解释语言，被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谭载喜（2009a：217）认为，“（斯坦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在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人类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相互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活动’”。巴兹尔·哈蒂姆（Basil Hatim）是最早把话语分析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其主要译学论著包括与伊恩·梅森（Ian Mason）合著的《语篇与译者》（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以及《作为交际者的译者》（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
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转向”的号角在英国华威大学吹响。作为文化翻译学派旗手的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于1990年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书序言中描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这一由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首先提出的“文化转向”话语在翻译研究领域普泛化，引领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之维。90年代中期，注入当代科技成果的翻译研究新范式——语料库翻译研究起步。 The Translator 的主编莫娜·贝克（Mona Baker）及其团队于1995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创大规模可比语料库——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简称TEC）——并创立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开辟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途径。
进入21世纪，英国学者又引领多学科、多媒体、多视角的翻译研究，召开了多次国际翻译学术会议。2001年7月，巴斯内特在华威大学召开以“翻译与协调”（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大众传媒、广告学、文学、艺术史等多学科领域，在新的语境下进一步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途径。同年，曾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主席的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主题为“翻译的跨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他承担的重大项目“东西方的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借用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理论史、比较文学及描写翻译学的理论分析，研究东西方翻译理论的越界对话。此外，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按国籍是英国人，长期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对翻译理论多有贡献（详见1.3.5）。除了上述名家外，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erworth）以及何塞·迪亚兹–幸塔斯（Jorge Díaz-Cintas）等学者在新世纪也多有成果问世。
英国学者在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中引领学科进步，开译学范式创新之先，成就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