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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减租”，本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口号；但北伐军到了江西，已经一年，就连这一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也未见实行；政府并没有发布明令，说要实行“二五减租”，“实行二五减租”，不过仍是壁上贴着的标语上的一个口号罢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欺骗农民，多么使农民群众失望呵！
我从南昌秘密到达吉安的时候，正当着秋收要交租了；于是，我在党的决议之下，经过农民协会的组织，深入群众去进行减租运动。
我到达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工作，在这四县，都召集过农民代表大会及农民群众大会。我曾经进行这几县农民耕种土地的用费和纳租额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民租耕地主的一亩田，若将人工、牛工、谷种、肥料各项费用，总算起来，如果这亩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农民所有，农民是可以获得一些利润的；但从收获物中，缴去对成或六成的地租，则农民所得到的，一律少于他所用去的，就是说，农民租耕地主的田，一概都是要亏本的。亏本的多少，因地不同，有的地方每亩田要亏七八角钱，有的亏本一块多钱，有的更亏本一块半钱至两块钱的。这亏本数之由何填补，我在第一段里已经说过了。吉安一带农民用以填补亏本数的方法，正是与弋阳九区农民所采用的方法，不约而同。那末，这一带农民群众生活的痛苦，当然是无须描述了。
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与农民群众大会上，不必说什么理论，只把这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的说与他们听。我在详细说明了这样情形之后，我再做一简短的结论：
“同志们！我们贫苦农民，做牛做马替地主耕田，就算不望赚得什么，至少也不应该让我们亏本！过去我们糊涂一生，不会打算，替地主耕田，还要替他们赔这么多的本钱，天下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那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耕地主老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减租运动，当然还远谈不上‘我种出来的东西，应该归我所有’——农民将来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才算得到解放了；现在只是要求替地主耕田不亏本罢了！”这些话，每每能够提起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剥削清楚的认识，与激动他们深刻的仇恨。于是会场的空气热烈起来，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
为着“二五减租”，成千成万的穷苦农民，都托起旗子，带着武器，起来示威游行了！他们的队伍，常常拖长十余里，洪亮的革命口号，从他们队伍里怒吼出来！是的，他们不但要求减租，而且要求土地，要求根本毁灭豪绅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他们要从重重的压迫下，站起来伸一伸腰儿，做个自由的人！
在广大农民群众雄赳赳的游行示威下，一班社会的吸血鬼们，平日不劳而食，作威作福，到此时，都纷纷逃走了，这时候不但减租，根本就没有人敢来收租了。
直到大革命失败后，豪绅地主反攻过来，那时不但全部收了租，而且将在减租运动中出头一点的农民，捕捉和屠杀了一大批！
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去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
在此，我要纪念莲花县的一个同志，他姓朱
，因年久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当时是莲花县的支部书记（党在莲花，当时仅成立了一个支部），很积极在该县工作。在我离开莲花县的第二天，湖南方面的罗某匪军，进攻县城，他从城里逃出来，走到离城十里的一个亭子边，遇着了一个劣绅，嗾使几个痞棍，将他就绑在亭子的柱头上剖肚挖肠的杀死了！他若不死，无疑的会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得力干部。
情形一天一天变得不佳了，国共分家的消息也传到了，我们当时自然没有什么办法想，只是加紧去做群众工作。
因消息封锁，连“八一南昌暴动”，我们都不知道，江西省委确实是糊涂的很，政治上如此重大的变化，事先都不派个交通送封信给吉安的党，让我们睡在鼓子里。当时，扎在吉安的，为白军第七师，该师师长王均，不动声色的以开联席会为名，将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同志和县党部商民协会的两个同志
（都忘了姓名）骗去杀了；又派军队将农民自卫军包围缴械，形势遂突变严重，吉安的党，不得不转入完全秘密状态了。
我原要去永新工作，永新的地主豪绅正在带着他们的军队，进攻永新城，吉安的党派我去指挥安福农民自卫军，打退他们，各项都准备好了，至此遂不果行。
我避在吉安乡村一个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找不到吉安党的机关，觉得尽这样住下去，不是个道理，乃决计回弋阳活动。
那时，大概是1927年8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