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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是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百年历程：既有外来新学的涌入，导致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也有自身学脉的延续，在竞争中或融合或消沉；既呈现了学术的进步和扩张，也导致了一些基本常识的丢失和遗忘。所以，即便只是考察古代文学的研究，也需要放置于中国传统与西方学术交汇的框架中，这是与以往历代学术史的最大区别之所在。
一百年，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史学观念中，属于一个介于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的历史段落。以这样一个历史段落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找到“趋势变动”的起点和转折点
。文化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会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反作用。所以，两者间的关系便是既相互制约又不相平衡，如果要将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划分段落，以便更好地叙述和理解这段历史，就未必是与政治史或经济史齐整一致的。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批评，文学批评必然有其标准，也就必然蕴含着某种理论，追根究底，则是由某种哲学所决定的（如果把哲学思考理解为拒绝将传统惯例视作理所当然，就更是如此）。尽管这里有自觉的和非自觉的差别，有高调声称和默然无语的不同表现，文学批评都无一例外地受控于批评者的世界观。因此，当研究者群体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在情感上、心态上也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趋势变动”的起点或转折点。秉持这样的立场，我把二十世纪一〇年代看成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另一个转折点则在九十年代初，至少在我看来应该这样理解。
二十世纪的一〇年代，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标志了传统社会的结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就职演说，誓言扫除专制，建立共和，对内坚持民族、领土、军政、内治和财政的统一，对外强调以和平主义的姿态与各国相处，既要使自身见重于国际社会，也要努力促进世界大同。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宣誓，中国从此将面向世界、走近世界并融入世界。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采用了公元纪年
。1911年创办的《国学丛刊》，从名称上看，似乎与1905年创办的《国粹学报》很近似，但只要把《国粹学报发刊词》和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略作比较，就可发现，仅仅在六年的时间内，学术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前者面对的是“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而产生的危机感，主张以“三贤之意”（即阳明“心得”、习斋“实行”、东原“新理”）为师，求学术之会通，达到“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之目的，其宗旨在“保种爱国存学”
，是一种保守的“应战”姿态。后者则坦然面对世界学术大势，宣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学术不应以国家、民族、历史、语言为疆界，而实属一“学术共和国”，故“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在这样的视野下，王国维的“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它们皆当为“学术共同体”中之一支，应该也能够彼此互证：“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
这已完全属于现代学术的观念。至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代表）、“文学革命运动”（以1917年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为代表），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都是在时代大潮中激起的骇人浪花，无不昭示了新的文化观念的登场。
与此前两千多年的传统学术相比较，处于现代学术转型中的古代文学研究面目之形塑，受到外来文化的很大影响。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二是著述形式，两者又紧密结合。姑且不论中国传统已经不是一个“单细胞集落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更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
。在鲁迅的观察中，“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
。但如果从一堆乱麻中抽出与本论题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思想观念，我想讨论以下两个：
第一，文学的概念。“文学”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孔子“四教”中就有“文学”一科，孔门弟子中也有擅长“文学”的子游、子夏。但名词的历史并不等于概念的历史，当时的“文学”是一个包含了文章、学术等所有文字著述的概念，即使到后代，“文学”一词中的“学术”成分也没有完全被淘洗。与二十世纪初人们心目中的“文学”概念更为接近的，在中国的固有表述是“文章”或径称为“文”。传统的“文章”体系中，如果借用真德秀的分类，就是“辞命”“议论”“叙事”“诗赋”，从文体上看，四分之三属于以应用为主的“古文”，“诗赋”算是“美文”，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乃至东亚传统的“文章正宗”
。至于小说、戏曲以及其他俗文学、白话文学等，则不仅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在廊庑之间也无以厕身，这只要翻阅一下《四库全书》的书目就可以明白，其中绝无白话小说或戏曲的影子。然而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初，就发生了根本的颠覆，借用鲁迅在1934年说的话，“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
。更明确一点说，就是所谓的“纯文学”的观念。这些新派人物以此反观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于是就给了一个“杂文学”的“恶谥”。但当时人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理解，并无历史变迁的眼光，只是截取了欧洲十九世纪以来一段时期的概念
，其中包含三大文体，即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学（主要是小说），这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新的“文学常识”。观念必然影响文学研究的实践，“古文”从此遭到冷遇，而戏曲、小说则成为风光一时的“宠儿”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胡适标举“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就象征着将白话小说的势力压倒桐城派古文。
第二，进化论观念。出版于160年前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虽然是一部生物学著作，但很快就扩展到人类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其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严复根据达尔文的“护法”赫胥黎《进化与伦理》译制出的《天演论》，揭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其《译天演论自序》发表于《国闻汇编》第二期（1897年12月18日），全书出版于1898年4月。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他的名字“适”“适之”就体现了这一观念。1900年，璱斋主人又译出日本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连载于《清议报》。梁启超在1902年介绍颉德（Benjamin Ridd）《泰西文明原理》一书时概括说，“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
。文学研究也深受其影响，体现得最为广泛的在于思维模式，这就是经进化论过滤后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句话虽然出自清代的焦循，其观念更是早见于元代
，主旨是以汉赋、六朝五言诗、唐代律诗、宋词、元曲、明八股，皆为“一代之所胜”
。但这一古已有之的“老话”本身并不含有“进化”思想，是民国初期的学者受当时思想影响，而将焦循此说涂上了“进化论”色彩。若仔细体会焦氏原意，其中蕴含的即便不说是“退化论”，充其量也只如历史学家讲的“朝代间的比赛”
，是各有特色而已。焦循这一段话是“偶与人论诗而记于此”，如果参见其《与欧阳制美论诗书》中的话：“晚唐以后……诗与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
可见在其心目中，词虽然可以号称有宋“一代之胜”，实质上则是诗丧失其“本”而文又为诗所“乱”的产物。对比一下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看法，其用意真有天壤之悬隔。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他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显然是愈进而愈精。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不仅“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而且符合后出转胜的“文明进化之公理”。从此，所谓“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
，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或标榜或潜在的金科玉律。
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在著述形式上的特征，既有语体上的，也有文体上的。语体上的特征是白话。尽管文言与白话之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无可置疑的是，现代学术的主流语体以白话文为之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第八条“不避俗字俗语”的实质内容，就是“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1918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更是以白话文为学术著作的典范。中国文化界之主张白话，始于十九世纪末。1898年5月11日创刊的《无锡白话报》（自第5期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廷梁等人在该刊撰文提倡白话文，作为开发民智的手段之一。到了1903年，各种白话报纸纷纷创办，如《中国白话报》《智群白话报》《湖南通俗演说报》《宁波白话报》《新白话报》等，但真正在学术上发挥影响，并形成时代潮流，则要到胡适的学术实践之后。白话虽然只是一种表达媒介，但在当时却是与进化论观念紧密联系的。梁启超《小说丛话》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当时众多的学术演讲自然以口语为之，也从另一个侧面推波助澜
。1916年黎锦熙等人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到1919年又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而这一年也是“白话”和“白话文”在文献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年份，分别为829次和260次
。终于在1920年由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国文教科书改为白话，从制度上确立了白话文书面语的地位，也源源不断地造就了白话文的写作人才，白话文逐渐成为现代学术著述的主流语体。
至于文体则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文学史的观念和著述在中国由来已久，也有其自身的批评方法。刘师培就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
而钟嵘在《诗品》中展现的核心方法——推源溯流，就是中国的文学史研究法。但在二十世纪初“西潮”汹涌的风气中，学术界的注意力都被“西方美人”吸引。虽然也借鉴东邻，但日本不过是“效颦”的“东施”，人们热衷追求的终极对象还是“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用《诗经·简兮》句）。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处于被人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状态，“文学史”的名词术语、学科观念以及著述体制就几乎全是外来的。英国人翟理思（H.A.Giles）的《中国文学史》、日本人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等著作先后传入，刺激了国人，也引发了效仿。但在初期文学史著作中，真正取得创获并产生影响的，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白话文学史》，其中都有较深的外来影响之迹。王国维之著，在陈寅恪看来，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之代表。鲁迅则在其书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
其书“题记”中也提及日本学者盐谷温（著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并且在后来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
但体现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文学观念的革命，因为在传统眼光中，戏曲、小说都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体式之外，而在欧洲文学传统中，古希腊时期的“诗学”，指的主要是悲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开始进入文学的领地；反倒是抒情诗，这种在中国传统中具有最悠久辉煌历史的文体，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体面地进入文学殿堂。上述的“三分法”成为百年前中国文学的“新标准”。王国维、鲁迅为戏曲、小说作专史，正可谓得风气之先者。至于《白话文学史》，则是为当时的文学“改良”乃至“革命”寻找历史依据之著，胡适在其书“引子”中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后来在“自序”中又说：“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他标榜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这就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
。尽管这部未完成的文学史影响极大，但它仅仅代表了胡适某一时期某一宗旨的文学史观，其中的极端和偏见是有意为之的。《白话文学史》始于汉代，而胡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选了一部《中国文学史选例》作为补充讲义，其中有128则先秦文学的经典之作，无一是白话。三十年后与这一“孤本”重逢，他仍极为珍视。虽然此书在其身后印出
，但对于人们全面理解当年胡适的文学史观无疑是有所裨益的。文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这同样受到西方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学的、教授的，或者用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话说，是“职业的批评”
，其最擅长的就是文学史研究。而五十年代大量输入的苏联文学理论，他们在文学研究中同样最重视文学史，强调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
，这也大大影响了此后的研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惊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某次学术会议上就有统计，中国文学史已有1600部之多，并且还在以每年十多部的速度增长
。而作家、作品文献的收集考订、专题论述，大专院校文学史课程的教材编纂，以及有关“重写文学史”的研讨与实践，足以表明，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著述体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什么是文学史以及如何撰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直到今天还是非常欠缺的，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学术状况
。
十九世纪末，西方势力对东亚大肆扩张，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在文化上也同样如此。面对这种状况，东亚知识群体纷纷“自我东方化”，也就是“自我矮化”，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话，它们推崇的研究和清代学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方法，即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傅斯年看待日本东方学的进步，归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
。日本狩野直喜认为王国维在学术上的伟大，唯在于“善于汲取西洋研究法的科学精神，并成功用于中国学问的研究”
。这样的看法成为一时的主流和共识。而所谓“科学方法”，在人文学术领域中，表现最强势的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以“语文学”（philology）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所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就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以这样的眼光回看中国学术，最受垂青的就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实证主义的风气也从史学蔓延到文学研究，傅斯年在1927—1928年间于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主张文学史即史学，强调用考据即语文学的方法从事文学史研究，代表了也导致了此后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和研究偏向考据
。1942年，程千帆指出当时中文系之“蔽”，就是“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而所谓“研究之方法”也就是考据
。即便当时属于固守旧学的一派，从事的也多是传统的考据之学。新旧人物，在陈寅恪的眼中，就成了“田巴鲁仲两无成”
，这当然是以一个不世出的学术天才对中国学术的极高期待为标准的。如果做持平之论，这一时期完成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且在世界学术的框架中与国外多有交流，在文集整理、作家研究、文学史和批评史著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东南沿海、西南山区的枪炮声还在持续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胡风颂扬一个新时代莅临的神来之笔——“时间开始了”，代表了无数诚恳而热情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最美好和最纯洁的希望”。他们天真也确定地认为，中国从此将彻底告别贫穷、落后和愚昧，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自由、民主、富强的金光大道，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超英赶美”，指日可待，身逢其世且参与其中，这是多么幸福而又多么神圣。新政权建立了，需要“制礼作乐”，也就是要建设一个与新政权相匹配的新文化。军事上的大规模冲突结束了，国民党八百万“拿枪的敌人”被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认识上大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在习惯上、心理上还未能完全适应，需要刻不容缓地对这五百万群体进行“团结、教育、改造”
的工作。在更早一些时候的解放区，这样的工作已经开展。比如1949年4月结束的对萧军的批判，落实在其“无耻的温情主义”和“反动的人道主义”。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三十年来文艺界的两条道路，即资产阶级的自由艺术路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路线，确定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延伸到文学研究，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现成的样板，就是苏联的主流思想。他们的理论就是我们的理论，他们的文学批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切文学作品，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取舍。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清除欧美资产阶级、中国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正面的，要通过不断的整风学习来提高理论水平；负面的，则又通过不断的批判运动来肃清其毒。
不妨通过目录学来做一番整体的扫描。根据1949—1954年《全国总书目》
，文学部中的第一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一色来自苏联，其中单行本14种，“文学理论小译丛”共六辑46种，主要内容是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典型理论、人民性等，如《苏联文学中的典型性问题》（奥泽罗夫）、《论苏联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罗米则）、《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万西列叶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缅斯尼柯夫）、《论文学中的典型与美学理想》（梅拉赫）、《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庇萨列夫斯基）、《论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性》（叶尔米洛夫）、《典型与个性》（布罗夫等）、《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谢尔宾纳）、《论文学中的典型性问题》（雷伐金）；第二类是“毛泽东文艺路线”，共15种。其他如“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研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文学史”等类中，也大量包括了苏联的著作，总计25种。在语言学方面，最多的是有关俄语学习的。至于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大量翻译自苏联。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也有专门出版中文书籍者，五年中共计148种，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类，社会、政治、经济类，语言文字类，苏联介绍类，文学、艺术类。1955年《全国总书目》
反映的基本面貌也类似，“文学理论”18种全部翻译自苏联，另外有三种书专门介绍苏联的文艺政策。“作家论及作品研究”中专列“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共11种，也多出自苏联文学评论家之手。苏联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就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所有文学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些论著在中国的开花结果可以以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为代表，这篇原载苏联《旗帜》1952年第12期的文章，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被转载。而在同年9月24日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扬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最高标准”。很显然，这是对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的亦步亦趋。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批评还是实际批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季莫菲耶夫，其著作的中文版有《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苏联文学史》《文学原理》《高尔基》《俄罗斯古典作家论》《论苏联文学》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其论著之“魂”。变化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时隐隐出现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至1960年争论完全公开化，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文学理论的情形也随即而有整体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看看1960年的《全国总书目》
“文艺理论和批评”类书籍，苏联著作已杳然无迹，冲击视觉的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前进》《努力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照耀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前进》《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的文艺道路上不断革命》《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电影创作上的光辉胜利》等。此后一直到1977年12月31日毛泽东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激起全国学术界对“形象思维”以及“比兴”、宋诗等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动作都是随着最高领导人的种种批示而翩翩起舞的。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应邀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他说的“现代中国”，范围从1949年到当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导致了最可注意的两点深刻的变革，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改变了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的局面；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又改变了1949年前的“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
。这是从积极方面所做的肯定的衡量，但若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绩来看，恐怕就难以如此乐观。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是伴随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展开的，由于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的直接介入，将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不同观点的讨论上升到“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的高度，并且号召“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所以不到半年，1955年3月15日的《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就刊登了俞平伯的自我批判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从此他闭口不谈《红楼梦》。“小人物”能够挑战“大人物”并大获全胜，证明了所谓的“学术功力”是不堪一击的。如果在思想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即便是拥有珍贵资料，并在其基础上展开的精密考证，也是没有价值，甚至还可能是有危害的。这也表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足以超越权威、战胜权威。于是就出现了由大学生编纂的“红皮”《中国文学史》，以及许多发表或未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论等，大学生的研究热情和批判热情一时无比高涨
。与此相同调的是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针对史学界的话：“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这番话在今天读来，大概只能当作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宣言了。既然在资料上难以超越前贤，转而也就轻视资料，甚至无视资料，“以论带史”最终演变成“以论代史”。纯粹的文献著作，也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比如1960年对徐朔方《汤显祖年谱》的讨论，1966年对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钞存》《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讨论，都集矢于其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方法编纂年谱、缺乏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论、对古代作家的盲目崇拜等问题上。
五十年代初大量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著作，的确激发了学术界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但并未能结出应有的果实，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理论的引入裹挟着马列主义的权威架势，是只能全盘接受，不能有任何质疑或修正，因为反苏就是反共。在苏联，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处于权威地位，但仍然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其他理论可以引起斗争和论战（虽然并不平等），比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
、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和“狂欢”理论（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能传入中国的）
。因此，在论战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理论本来也不失其生命力，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进入中国的苏联文学理论成为无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在研究实践中则沦为僵硬的教条。其次，即使在六十年代初，人们开始重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编纂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以及《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但“文学概论”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了季莫菲耶夫及毕达科夫的体系，只是将古代文论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充塞到不同章节之中，还无法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主体，呈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传统。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如果承认有的话）未能进行平等的对话，更遑论做有机的结合。最后，如果说文学理论自身有其系统的话，苏联文学理论的脉络，也与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文学理论存在联系。而五十年代的中国只是让苏联理论单科独进，但对欧美文学理论关上大门，只是在缝隙间勉强挤进极少量十九世纪以前的理论。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连苏联的理论著作也被归于修正主义而拒之门外。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于理论学习的热情就未能取得应有的收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言，周扬有高调赞美，将这一概念设定为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最高标准，众人则不加思考地在自己的论著中套用此概念，陆侃如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一文中，稍微涉及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但很快就被批判和否定，主张以现实主义概括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乃至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文学史的主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括“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然而这样一个概念，在东西方主要文学史的发展中，能否充当所有时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成为一个文学类型学的概念，或者只是在文学历史的某个时期突显出来的一种倾向？从美学角度讲，一方面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按照其应有或将有的模样来描写，由此而集中到“典型”的概念，在欧洲文学批评史上，是否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讨论？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任何声音，因为对待从苏联舶来的理论，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执行
。
这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争论和批判不断。从1949年11月开始的有关古典文学遗产的论争，1950年1月的美感论争，1954年以来的《红楼梦》研究论争以及紧接着的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全国高校的学术思想批判，1960年的文艺界和高校对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批判，同年12月的山水诗评价论争，1961年2月的文学共鸣问题论争，3月的《西厢记》作者论争，5月的古典小说创作方法论争、桐城派评价论争、《汉宫秋》评价论争，1962年1月的金圣叹评价论争，3月的曹雪芹生卒年论争，1963年1月的《陋轩诗》评价论争，1965年1月的《桃花扇》再评价论争，3月的“宫体诗”论争，6月的李伯元作品再评价论争、《兰亭序》论争，8月的《窦娥冤》再评价论争，1966年2月的辛弃疾评价论争，再稍后一点，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文革”的硝烟了
。这些名目众多的论争“每以讨论为名，行批判之实”
，即便是作者论争或生卒年论争这类较为客观的论题，也难免染上大批判文风。到了“文革”时期的《水浒传》评论、《红楼梦》评论或儒法斗争评论，更是借古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参考一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
，1975年以来的《水浒传》评论连篇累牍，数量超过这一时段所有论文的四分之一，但文学研究已经完全被绑架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几无学术可言。
然而主要倾向不是唯一倾向，在一片大合唱中，还是有微弱的不谐和之音。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各篇当然写于此前，不过整理成书是在五十年代初。先是1950年由广州岭南大学印成线装本，后来由上海文学古籍社在1955年出版。虽然这部“以诗证史”的著作主旨在研究历史，但时至今日，它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远大于历史学界，步趋者众。
据陈寅恪自述，这部书以及后来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所用的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后者即有所暗喻。还有一部值得提出的著作，就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这部初版于1958年的宋诗选本，在其本人看来，“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
。这样的书在出版当年就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批判是可想而知的，幸好1959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美的书评，多少扭转了对此书的否定趋向。所以在1963年此书又获再版，只是不得不删去了一些内容
。以上二书是那个时期罕见的流传至今还被不断重印的著作。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一场全民族的梦魇终于惊醒。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要向经济建设转移。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开始了拨乱反正，对影响深远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1980年7月11日，程千帆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要改变古典文学论文“请马、恩、列、斯、毛轮流发言作结论，有时再加上鲁迅和高尔基，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倾向；二是批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养成了一种不踏实的学风，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论点，材料的多少是次要的”
。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文风，以及研究人员中“空对空”式的虚浮夸诞学风。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实施，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以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也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众多老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一方面认真培养学术人才，另一方面其积累多年的沉思翰藻也呈现于世（包括少量遗著），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声诗》《宋诗话考》《全金元词》等。经过解放思想运动，以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学者的论著也重新问世，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界异常活跃，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是“文化热年”。国门打开了，思想解放了，面对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人们的立场不一、态度不一、观点不一，但讨论、争辩甚至攻击的激情洋溢在知识群体之间。对“伤痕”文学的质疑，对朦胧诗的责难，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政治运动或“准”政治运动依然连续不断，只是与之前相比，规模和时间较为有限
。知识群体中一波热情兴起，遭到暂时的冷却，更高的热情接踵而来。即便讨论传统文化的特性，目标也往往针对当下。而对于现实状况的种种不满，也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化评价。从精神特质上来看，这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学术或非学术论争中，总是伴之以热血沸腾的状态有着连贯性，这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站在学术史的立场，我把这四十年划归为同一个时代。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巡视南方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中心思想是要继续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经济随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一条东方的巨龙开始腾飞了。五年后，一张名为《走进新时代》的唱片专辑面世，其中的一首同名曲在短时间内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更新的时代。
所谓“新”，就是与过去的不同，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学术成果，也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李泽厚曾对此做过一个概括：“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
我们暂且搁置其中的倾向性，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看，是一语中的的，而这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虽然历史有其偶然性，但偶然中寄寓了必然。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前四十年学术与政治的纠缠不休，学人中普遍存在的空疏不学、好作高论，至此而开始沉潜、冷静。学术史的内在理路与政治上的外力重击，国门大开后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诸多“合力”造就了九十年代学术的新特征：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有其自身的目的，“为学术而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一个正面的表述。
从研究群体来看，学位制度实施后培养的硕士、博士，此时在学术上开始成长成熟起来。他们大多经过较为严格的专业训练，造就了较为优良的学术素养，也拥有了比上一代更为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较其前辈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频繁的交流。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在整体上不仅远远超过此前的四十年，就是放到现代学术的一百年中看，也超过了此前七十多年的总和。
我们不妨以钱锺书在1978年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不足所做的评论为参照，其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点集中在文献上，包括缺乏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欠缺各种问题的文献目录和汇编，总集的整理也相当滞后。检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业绩，文献整理是最为耀眼夺目的。其中新编的一代文献总集（有的还在继续编纂中），就是其鲜明标志，如《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清诗话全编》等。又有专题文献的汇编，如《中华大典·文学典》《历代文话》等。此外，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代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重要的总集、别集的校注（包括整理旧注和今人新注）已呈现系统。此外，像《唐才子传校笺》《唐人轶事汇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分体断代的“中国文学史料学”等著作也纷纷问世。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使得汗牛充栋的文献通过关键字词的检索，转瞬之间便纷然胪列在目。大数据的出现，不仅简省了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并且有可能改变学术研究的面貌（当然也存在另外的问题）。这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钱锺书当初的观察范围。
第二点是还没有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文学史。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各类文学史层出不穷，既有文学通史，也有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中，韵文有诗史、词史、散曲史；有辞赋史、散文史、骈文史；有小说史、戏曲史、文学批评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等，可谓琳琅满目，过去较少被注意的时段和文体（如明清诗文和辞赋）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中较为大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出版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和《元代文学史》等六个分册。文学批评史方面，如复旦大学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都堪称“比较详备”。虽然文学史的编纂总是难以尽如人意，但只要各具特色，就能够从多方面呈现文学史的面貌并发掘其意义。由于文学史的大量出现，有关写作方法论的探讨也曾被作为学术会议的议题和学术著作的选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主义和非裔作家的兴起，对过去的文学史发起了挑战，认为那只是欧洲白人男性的文学史。他们纷纷发表众多火药味十足的宣言和挑战性强劲的论著，强调对以往文学经典的颠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所以在传统文学经典的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眼里，这些女性主义者和非洲中心论者等都属于“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成员
。这种思潮辗转传入中国，也引起对有关经典、选本和文学史“权力”等问题的关注，并激发了对女性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对女性作品的评判研究。只是往往各人自说自话，很少看到彼此的争论和交锋。不仅不同于美国学术界呈现的“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也与此前中国学术界的“好辩”之风判然不同。
第三点是对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知之甚少。钱锺书特别指出：“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最近的过去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出版物，以各种“汉学”为名的书刊，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层出不穷；或以国别为单位，既有“蔚为大观”者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汉学，也有“偏在一隅”者如以色列汉学，恰如“飞絮撩人花照眼”（借用宋人曹冠《凤栖梧》句）。各种研究丛书纷纷出笼，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更有汉学家的个人专书系列，如韩南（Patrick Han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顾彬（Wolfgang Kubin）、冈村繁等人的著作。除此以外，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也得到重视，如德国学者顾彬等人的十卷本分体《中国文学史》，美国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梅维恒（Victor H.Mair）《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桑禀华（Sabina Knight）《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虽卷帙大小有异，都被迻译为中文。不只是这些硕学名流，甚至许多年轻新秀的研究论著，也未脱离中国学人的目光。新书甫一问世，立刻就会有人阅读介绍。这与程千帆在1979年10月12日致信叶嘉莹、周策纵，希望他们介绍近二十年欧美汉学论著时的内外学术环境已有天壤之别
。由于交流的频密，海外汉学家热衷讨论的命题，也会在中国学者中引起连锁反应，并展开较为集中的讨论，比如早期抄本研究所带来的文本生成和传播等问题。
以上三方面，固然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貌（其与八十年代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我想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世界”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许有人会质疑，二十世纪初对于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不成系统的引进，五十年代初对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盛况空前的译介，难道不是一种“走向世界”吗？我的回答是：姿态上顶礼膜拜式的引进，在实践中只能沦为僵硬的教条，用征引语录的方法代替学者严肃思考后的结论，又如何能够做深入对话呢？五十年代的情形大致如此，在当时“兄弟国家”朝鲜学者的论著中，回荡的也是同样的调子
。向前追溯，邓实在1904年描绘中国学界的普遍心理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这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间也非常流行，其作用可以奏效于一时，却难以结出学术硕果。此后在中国更有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说，以及固守传统的对抗论调，结果则是“田巴鲁仲两无成”。九十年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真正面向国际化的努力，尽管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步履可能不够从容，姿态可能未尽优美，但这已经在行进的过程中有所调整和改正了。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经济上主张全球化和多边贸易，在文化上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多元价值，在政治上履行通过对话达到彼此沟通，从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的道理，在学术上也就可以并且应该坦然面对各种理论思潮，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予以抉择和吸收。九十年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首先是国际会议。不仅走出去，而且请进来。1990年11月21日至25日，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第一次）的学者，也有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是第一次正式获准组成学术团队来大陆地区参加学术会议
。这众多的“第一”，使这次会议在学术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1998年5月6日至8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大型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有来自中、日、韩、美、英、德、法、俄、捷克、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和地区共三百位学者参加，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文化的交流交融，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繁荣昌盛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会议，成果丰硕。小规模的会议，如2015年9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美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问题的讨论，也形成了良性的有成效的“对话”
。至于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出席学术会议，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其次是文献资源。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众多中国典籍散落在国外，十九世纪末，罗振玉、杨守敬、黎庶昌等人在日本刻意搜罗，后者编纂成《古逸丛书》流传于世。民国年间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法所藏敦煌文献。大规模地调查、收集、影印、利用国外的文献资源，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其眼光不止局限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而且还转向了欧美和俄罗斯。通过与各国各地图书馆的合作，出版各种馆藏汉籍目录，一些珍贵善本也在中国影印出版，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等。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古籍整理者会有意识地充分利用海外所藏善本为底本或校本，文学史料学著作也会有专章介绍相关的海外文献资源。2018年，中国政府斥一亿两千多万元巨资支持“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后者未必能决定前者的质量。
最后是域外汉籍。所谓域外汉籍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用汉字撰写的典籍。以今天民族国家的立场看，这些典籍的作者大都是“域外”的，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西方人士的汉文作品也很多，不过大多局限在天主教徒的宣教文献，也有采用小说形式者）。因为同处于一个汉文化圈，这些域外汉籍对于中国古籍中所提出的问题，或照着讲，或接着讲，或对着讲，对汉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做出了回应。所以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新材料，也开扩了中国学者的新视野，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新问题，而且有望提炼出具有原创意义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是最为迅猛的。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些文献是产生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最为肥沃的土壤。就以其中大量的汉文学作品而言，即使在有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诸如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以及文学典范的确立等众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欧美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来看，国别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圈概念”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2001年出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七版，与以往各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编选理念。对此，主编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序言中做了如下说明：“书名中‘英国文学’的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指主要居住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的作家撰写的作品；二指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这种语言已经远远扩展到其原初边界之外。”正因为如此，编者“新选择的许多作品反映出文学史‘国家的’（national）概念”。这是跨越了地理、种族和政治国家的“文学史‘国家的’概念”，它不是“单一国家”（a single nation）的，而是“全球性的”（global）
。而在2010年出版的《法语区文学：问题、争辩、论战》一书中，作者多米尼克·贡布（Dominique Combe）在引言中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厘清“法语区文学”（Francophone）？或者如何明晰其适用范围和面向？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恢复法语区文学的文学本质，从而更进一步审视其中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某种民族社会学的文献资料？在引言的结尾部分，贡布指出，这个“未被言明的”共同体“无论其名称多么不明确或成问题，它质问着文学本身。被称为‘法语区的’文学研究是一个文学理论的实验室。思考法语区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就是思考文学自身的状况”
。尽管上述两位学者并未能具体阐明其理论和方法，但“文学理论的实验室”这一表述恰恰说明了以文化圈为单元研究文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的可能性。这种超越“单一国家”概念的文学史眼光，在欧美也成为一些汉学家的某种共识，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刺激。例如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最后三章就分别介绍了朝鲜、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讨论了这些国家的“汉文学”。2010年《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在序言中也特别强调：“基于我们的历史维度，我们也不得不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超越“单一国家”的文学概念的刺激，在一部以“中国文学史”为名的著作中，又何需做这番说明呢？因此，从国际学术范围内观察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人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能否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形成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值得为之努力。
我把新中国七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与后一个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八十年代，它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之所以将它属前，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八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往还处于沿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二分法来分析作家作品的思维定势中，虽有一些优秀论著关注到科举与文学、佛教与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但也只是少数学者的“孤明先发”（借用《高僧传》形容竺道生语）。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一僵硬模式的桎梏。人们试图从多方面去解释文学现象，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思想的、艺术的、科学的、区域的、家族的、地理的、医药的，等等，人类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和层面，都可以作为通往文学研究之途。概括起来说，人们往往将这一类研究冠以“文学文化学”之名，夷考其实，就是“文学社会学”研究。它截然不同于八十年代之前的“庸俗社会学”研究，对文学现象成因的揭示也要深刻细致得多，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版图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但这一类研究课题的大量涌现，确实挤压了文学本体研究的空间，造成了研究工作中的新的不足
。无论是用“文学文化学”还是“文学社会学”来冠名，其基本方法都是循着一种解释因果关系的思维，以较为传统的用语来表述，就是“以史证诗”。它擅长说明某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现象为何出现以及从何而来，却未能进一步说明文化之因给文学之果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怎样变化，因此一旦进入审美判断，这一方法便无所作为。文学研究首要的和重要的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面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所以，根据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展开的文学史研究，将创作和理论相互印证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综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鉴赏的作品研究，以及注重各类文体自身的文体学研究等，就是属于文学本体的研究。文学研究是一门独特的知识体系，用韦勒克的话来说，其研究对象是作品，其精神状态是“凝神细察进行分析、做出解释，最后得出评价，所根据的标准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广博的知识，最仔细的观察，最敏锐的感受力，最公正的判断”
。而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纷纷向历史靠拢，向文献靠拢，向考证靠拢。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治文学者十之八九不能品味原作”
。在回顾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时，这个问题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与“思”的结合，孔子就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又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前二者为“学”，后二者为“思”，而最终要化为实践——“笃行之”
。然而在学术的实际活动中，总是难得“学思并进”，或偏重学如汉学，或偏重思如宋学；而在宋学里面，既有强调“尊德性”者，也有强调“道问学”者。清代的“乾嘉汉学”以考据也就是以“学”为特色，所以焦循便有如下概括：“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其所谓“古学”即指“汉学”，“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就是将众多的材料构成思想的过程，重申的还是孔子的“学思并进”。回顾百余年来的学术史，真让人产生某种吊诡之感。1901年的梁启超用“过渡时代”概括其面临的现状，其中“学问上之过渡时代”的标志，就是“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
，鄙视的是“考据词章”之学，期待的是未来的“新学界”。在1905年的《国粹学报发刊词》中，其开具的复兴“神州旧学”的药方，也是以王阳明“心得”、颜习斋（元）“实行”、戴东原（震）“新理”等“三贤”为师，除“实行”强调笃行实践，“心得”和“新理”强调的都是“思”。而在此后到来的现代学术中，却偏偏是“考据”之学披上了“科学方法”的外衣，重新占据了学术的最高殿堂，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朱自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中说：“从前做考据的人认为文学为词章……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作文学考据的人。”
而且只有考据功夫的扎实，才能够在中文系站住并站稳脚跟，学风也就朝着“学而少思”的方向发展。五十年代的转折，标志之一是重视理论，从逻辑上推想本应该强调“思想”，但当时对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是一种顶礼膜拜式的引进，落实到学术实践中，“思想”变成了“不思不想”，学者本应有的严肃思考被征引语录的文体惯例所替代。其弊端不只是“思而不学”，甚至是“不思”又“不学”。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学风，似乎又回到了“学而少思”的老路。也正因为如此，王元化在1994年呼吁“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在他的学术实践中，显然主要是针对“学而不思”，因而更强调的是“有思想的学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哪怕只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最严重的“痼弊”就是“学而少思”乃至“不思”呢？如果说“顾后”是为了“瞻前”，那么，将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作为当下以及未来文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也许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
百年间的古代文学研究，有太多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论著，本文试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不拟写成“流水账”或“名人录”，所以挂一漏万、语焉未详者便诚所难免。但如果能够揭示出学术变化的“时代症候”，对于现象背后的精神的把握，或许可用“虽不中，不远矣”来自我解嘲。清代王士禛论诗云：“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
借用其语，透过本文对百年间“一爪一鳞”的描绘，读者或许可以联想到首尾完好的“龙”的全身吧；透过其屈伸浮沉之过程的勾勒，或许也能感受到其继续腾飞的方向吧。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于百一砚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增补
（本文主要内容曾以《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新中国70年
的古代文学研究》为题载《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