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回向？为何不是回归或回到？有人问。是的，本书要谈的不是一个带着怀旧或感伤情绪的问题，所以不须回归；也不是一个已经处于完成时态的话语，所以无从回到。回向，仅仅意味着要将思考的重心、凝视的目光做一个方向性的转移。转移需要一个立足点，我认为它应该是十字路口：从纵向看，是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汇中的现代学术；从横向看，是当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四辑内容，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所见所思的结果。

第一辑“别裁伪体亲风雅”，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重心落在“亲风雅”，故用以“致敬前辈”。这是对百年以来学术史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加以肯定的，都是在保持了批判的距离予以审视后得出的认识，即便涉及自己平生景仰的学者，也没有阿其所好。英国学者贡布里希（E.H.Gombrich）曾经写过一本《敬献集》（Tributes），用来表彰西方文化传统的阐释者，他们在卓越的学术活动中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也有自身的人文传统，在古老的《周易》一书中就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如果注意到这段“彖辞”属于“贲卦”（下离上艮），它的关键词就应该是“火”和“止”。文明社会的根本在于拥有制度和礼仪，通过教育使人懂得在何种场合下要“止”，这就是“人文”，而不是像野蛮社会或者动物世界，起居动静都凭着本能的食色之好或身体的强壮之肌而为所欲为。“人文”像太阳、火把，不是仅仅照亮、温暖一时一地之人，而是要“化成天下”，使得全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在文明的阳光下，心中充满温暖和光亮。我理想中的文学研究，最终将通往人文主义，而百年来的现代学术传统中，就有体现了这一理想的伟大学者。虽然我“敬献”的对象只是其中的寥寥数人，但已经展现了其无法掩映的光辉，足以成为今人追慕向往的典范。

第二辑“诗家关捩知多少”，语出元好问《感兴四首》，拟“再识”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如果以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为起点，中国文学批评已拥有两千三百年的传统。然而在现代学术起步之初，国人对“自家宝藏”的价值却做了离奇的低估，以至于形成了“自有仙才自不知”的尴尬局面。“诗家关捩”是造就“诗”成为“诗”的关键点，在元好问看来，就是“规矩准绳”，由此才成为“专门之学”（《陶然集诗序》）。为了帮助学诗者掌握这些知识，他还精心编纂过一部《锦机》。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中国文学批评或是“言志”“载道”的空洞判断，或是“神韵”“肌理”等含混名词，似乎很少有具体细致的技法解析。而实际上，这方面的著述和议论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希望自己所讲的不是在附和非学术读者的常识，而能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技法”就是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一个普通读者和一个专业读者可能同时被一首诗感动，但只有专业读者才有能力告诉人们，这首诗为什么如此令人感动，以及诗人是如何做到这样的。许多初涉学术的后生，甚至有些资深的教授，面对文本不知应如何解读，很大原因就是对于传统文学的“法式”过于陌生，并且误以为古人都是“不把金针度与人”的。希望通过这一辑的浏览，可以改变读者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辑“六经责我开生面”，语出王夫之的对联，是一种对人们熟知的“古典”做出“新论”的自我期待。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要求是最为迫切也是最为重要的，而对我来说，这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其新论的范围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这里选择的“古典”，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商隐，无论是《春江花月夜》还是杜少陵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并且有过无数研究的文本，如果仍然能够激发出“新义”并且向我们展示其不为人知的面目，就不仅能够证明古典活力的无穷无尽，也能够证明古典研究同样是可以“光景常新”的。实际上，我希望读者能够将这一辑与下一辑合观，因为在“旧材料”中固然可以阐发“新见解”，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从“新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并以“新方法”来解决。

第四辑“果然东国解声诗”，语出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涉及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汉文学，希望能够借此打通“禹域内外”。域外汉籍是二十一世纪逐步受人重视的“新材料”，在全球化时代尤为重要。但稍有遗憾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研究，文学似乎落在了历史学的后面。典型的表现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成为历史著述的新体式，仅浏览所及，译成中文的著作就至少十余种。全球史写作与过去的世界史相比有两点重要特色：一是破除了欧洲中心观念，二是改变了以民族国家历史为叙述主体的写法。过去的世界史往往是由各国、各地区历史机械叠加而成，全球史写作则代之以“文明”，亦即以“文化共同体”或曰“文化圈”为研究单元，并揭示其联系和交往。即便是以某个区域或国家为具体研究对象，也力求避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虽然“世界的文学”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其所谓“文学”，在当时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更接近于学术；再往前推二十年，歌德也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却难以避免国别文学史的叠加之弊。尽管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再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并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还多处于“坐而论道”的层面，“起而行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献汇集，如《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七版和“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e literature）数据库。十年前，我曾提倡“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强调以“汉文化圈”（sinosphere）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将历史上的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汉文化圈内各个地域、阶层、性别、时段中的人们思想与感受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我期待通过这样的研究，既能消减文化帝国主义的膨胀欲，又能打开民族主义的封闭圈。本辑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以上观念和方法的初步实践。

本书所收的十八篇论文，大都写于2000年以来，多数写于近十年间，也就是年逾不惑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李义山诗的心态》，这是较早的一篇学术论文习作，写成于1982年3月。它不仅伴随着青春岁月的美好，也是我将“写什么”与“怎样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实践对高尚人性的向往和对纯粹学问的热爱，这篇文章似乎也成为躬行之初的某种象征。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不那么武断，但未必变得更有智慧，甚至可能变得没那么敏锐，T.S.艾略特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见其《传统与个人才能》前言）。对此，我既不想回避又不甘承认，就留给读者来判断吧。本书虽然分为四辑，但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回向文学研究”。我希望以此表明，文学研究的道路不仅是宽广的，也是多样的、有趣的，更不用说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