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左右,我来到镇北的一块空地。那里和别的镇子一样,有个土台。平时演戏,放电影,就用它;当然,今天这场戏,少不了也在那里开演。
到场的,我粗粗看了看,不到二百人。土台上方横幅上写着“批判大会”四个字。这横幅比较旧,颜色不鲜明,又有点皱巴巴的,说明它张开又收拢,忙过好一阵的了。
不一会,有“走,快走”的喊声起,大家不再说笑闲谈,但孩子们还在奔跑玩耍。只看到土台那里,一溜儿人给赶着匆匆地集中到土台右侧,接着给推到台上亮相,一共有二十几号人;到了台上,分二排站定;挂牌的站在第一排。这是主要的批判对象。我看过去,学校里的三个都在第二排,谢春在最边上,头沉得最低。挨批的人当中只有她一个是女的。
土台边放上个桌子,上面有麦克风;一个人扑打了它几下,对着它喂喂地喊了二声。响的,全场都听见了。二个人坐到桌子后面,其中一个又站起来,走过去,逐个按一下第一排人的头。第二排的都自动地把头再压得更低些。
口号声起,大致有这几个内容:走资派还在走,没稍稍儿停歇,要警惕;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斗争这根弦得绷紧,千万松不得。一句话,为适应阶级斗争新形势才开这个批判会的,及时而且必要。
大会主要质问第一排当中几个,牌子上写着的都是镇上不同单位不同级别的走资派。他们回答质问简短熟练。由于下面嗡嗡的嘈杂声,加上声音又低,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也远没有洪校长审讯对象的辩舌。当然,这些套路式的回答甚至辩解招来主持人的斥责和一片讨伐声。但口号稀稀落落,不响亮,不齐整,振奋不了人心。台下的人又忙着说他们要说的话。有的在嗑瓜子,挥蒲扇;孩子们打闹着,时而大声嚷嚷,给大人喝住,太不像话,简直成了纳凉晚会了。
批判大会进行得平淡无奇。坐在土台一角的主持人一定也感觉到这一点;但既然没有新意,光喊口号也提不起精神来呀。他和坐在一旁,领喊口号的交头接耳了一阵之后,二个人都跳起身来,各人管一排,把他们已经低着的头再往下按一遍。这改变不了大会昂扬不起的气氛。忽然,一直站在左边的一个女造反派跳到最靠近她的谢春旁边,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缩着脖子的头拉直,提起来,叫她来个仰面朝天,然后再让他仰面不朝天,朝观众。那女的大喊:“下流坯,还怕难为情么?!”
姓谢的顷刻面无人色。究竟是吓得半死,还是几近绝望,不得而知,大概两者都有吧。
舞台效果是明显的,下面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呵……”就像深山睡虎醒了过来似的。这声音维持了好几秒钟。大伙的头一齐转向土台。眼睛停在上面不再转移,嗑瓜子的连子带壳一块儿进了肚里,再没孩子的嚷嚷声。那女造反派为了保持这一绝响般的舞台效果,手里再加把力,再一番叫谢春仰面朝天,不朝观众,然后一点点往下放,并让这个变化着的姿势持续一段时间。“呵……”的声音又起,下面蒲扇不再扇动;瓜子散落在地下,孩子都给吓着了,看着大人。
谢春紧闭双眼,剧痛使她面部走样,没人认得出是她。她身子发软,膝盖歪向一边,要倒了似的。那女的紧攥头发来保持谢春的平衡。最后又让她平视,面向观众。谢春面如死灰。那女的一放手,她就倒了下来。下面又是“呵”地发出低沉的吼声。
“起来,装死呀!”那女的大吼一声。
会场开始乱了。张诚、奚志华朝地上的谢春看。
“咦,那几个像是中学的教师呀。”有人说。
“可不是,那女的搞成这样,还能让她教书?”又一个说。
“那女的会讲外国话。我们镇上没这样的人,所以暂时让她管着,等有了人,就叫她去打扫厕所。唉,厕所要倒霉了,只好让她这个脏人来打扫。”一个老者一边抽着烟,一边沙哑着喉咙分辩说。
临了,人由各单位领回去。中学有位老师(后来知道是支部书记)把这三个人领走;谢春爬了几回才爬起来,没人助她一臂力。又见一个高大的中年人急急地从后面赶到土台边上,朝上面挥手说:“来,来,回去吧!”把挨批的二个人带走。“校长也来了。”有人说了一句。显然,不是洪校长。
事后,我了解了我来安镇之后除了洪校长最早认识的这三个“专政”对象。
嘴边留着一圈花白短须的张诚是个老于世故的旧官僚;对于各项运动,他已经熟悉得跟生活本身一样,或是说,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从他跟洪校长的谈话和在批斗会上若无其事的样子来看,可以想象他非同凡响的经历。按理,他不该用来教书的。但在当地又算得上是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他当过清洁工、售货员。不可否认的是他写得一手好字。但没有教书法的地方,处理文牍又不是这号人该干的事;在学校缺少人手的时候,不知谁想到了他,让他来当数学老师。对于当时中学的数学,他是能应付的,不过也到顶了。好在他的职业寿命不会长了。正像洪校长所说的,等我们的人到齐,他就完蛋了,而人到齐是眼前的事,因为大批师范院校毕业生正在赶往农村,这个足以容纳他们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洪校长问他在想些什么,按他的智商,肯定会为今后身子往哪儿放发愁哩。
论到说说奚志华了。他是个读书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数学专业,在上海当的右派,不知在学时还是在职时(留校任教)造就这个政治身份的不清楚。但早在青年时期就遣送到乡下来教书。不管是“一半胡风似汉家”还是一半汉风似胡家,他的当地口音已坐稳了他语言发声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海口音只是微发不显,“乡音未改鬓毛衰”是做不成了。薰染,人们说的,大概是吧。有道是楚人习齐语,不妨置于临淄城里为好,不用教,自能成材的。
说句公道话,他数学功底扎实,是个研究型人才,在高校是会有作为的。但在这里,评语并不怎样,反倒是几个本为中学毕业的农村数学老师比他强,深得学生的欢迎。这里剔除政治原因来说话,纯业务的,按洪校长说的,凭业务。“书读多了反而糊涂了”,他常说。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终日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的谢春了。她是上海下来的大专毕业生,英语专业。本来按她的届别,一般都留在城市教书,因为当时城里英语教师短缺。但她给发配下来了。那只能怪自己,听说在校就不正经,生活作风大成问题。到了这里,反孔口号声响但男女之别特别讲究的农村,还不忘打扮。他们说这种人本性难改,看来是的了。但我觉得本性难改难说局限在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意义上,它要广泛得多,而且还多得响应,颇受欢迎的。我认为请她当教师是失策的,不正经气息太浓,影响太坏。可见正像那老者说的,会讲外国话的乡下实在没法找来。当然,同样很快就会结束她的教书生涯。厕所间的扫把等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据老者说,厕所也嫌她脏。我看那只能跟它商量一下,将就点吧。
经过运动的熏陶,我对挨斗的政治阅历还是很感兴趣。毋庸赘言,就我们看到的三个暂且充当教师的人来说,张诚首屈一指。他在政治生活中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可以说套在他身上的任何政治枷锁都能被他轻易解脱,要他上吊投河已经是很难的了。他的政治戏已没有看头;奚志华呢,欠缺的也只是未曾充当过旧官僚。他的政治戏从划右派开始,论年月,也有点风雨的了。由于丧失了发声乡土语言的功能,寻短见之类的事再不会发生。令人跺脚气愤的是他过于逆来顺受,对一切指责都报以微笑,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自从得知他的表情表达不及格之后,人们就懒得动手了。因为动手与否,结果都是一样。这有点令人失望,遗憾的是,只能令人失望了。其实,被鞭笞,挨揍最厉害的倒是似乎与政治有点隔靴搔痒的谢春。当然,政治无所不在,但她又加重一层,那就是反传统,反的是农村认为应该保留的传统。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块很容易捡起来敲打她脑袋的砖石。她的犯事虽然政治气息不如前二者浓厚,但人们最痛恨的,最想泄愤的莫过于生活作风不检点,至于乱搞男女关系,更是捂起耳朵不敢听。那必定是在诛杀之列了。
所以,她头沉得最低,发声最轻,只敢站不敢坐,而且极易晕倒,批判大会上她表演(当然配角功劳第一)最精彩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