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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从不同的角度大谈全球化已成为一种时髦，尤其是当我们将其与中国的文化知识生产和研究相关联时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现象。确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把我们这个时代描绘为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无正确的，即使是当今的那些反全球化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他们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得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对于我们人文学者而言，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而且更多地出现在文化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方面，这一点许多人也许还未能充分认识到。因此毫不奇怪，全球化或全球性这个话题不仅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们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高度关注。
诚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一个当代事件，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更是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和历史的角度来回顾它在西方的起源的话，我们便不难发现，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当我们将其与文化上的全球化相关联时就更是得关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正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使得中国受益无穷，它奇迹般地使得改革开放前属于“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列”（one of the globe ’ s poorest countries）的中国在21世纪初一跃而“成为一个迅猛发展的经济实体——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1]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影响了我们的人文学术和文化研究。至于它究竟带给我们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学界尚无相对一致的认识。因此，我在本节中继续我以往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研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之前，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现象的起源。 [2]
既然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是一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术语，那么我们便可以进一步问道：全球化是如何像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这些西方理论概念那样驻足中国的呢？显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文化理论思潮开始从西方旅行到中国，全球化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尽管它的到来要比上面这些理论概念和思潮晚得多，也即它的进入中国不过才二十年左右。这样，对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不过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尽管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中也曾有过类似于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这样一种世界观，也即所谓的“天下观”，但天下观与现在我们讨论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这些西方概念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与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确实，时至今日，中国人的人均生活水平仍然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相距甚远，这是一个不争之实。因而不少人认为，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不可能在这块相对贫瘠的土壤里驻足并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另一个不争之事实却是，中国经济恰恰就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得到迅猛发展的。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和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因而我在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知识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之前，首先要将当今时代界定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an age of globalization）。
在谈到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时，威廉·马丁（William J.Martin）描绘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电子时代的地球村里，在这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范式和文化组织正在出现” [3] 。他显然是从一个文化和传播学的角度做出上述描述的。这一点尤其可以在中国的个案中得到具体的体现。但是全球化，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全球化，则在另一方面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族裔和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势力。因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萦绕在我们的记忆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知识生活、思维方式、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客观现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和文学市场变得愈益萎缩，今天的青年人宁愿在网上浏览信息或阅读报刊也不愿去图书馆里潜心阅读并查阅图书资料。同样，他们很容易地就可以坐在家里上网下载最新的电影或电视节目，而无须去公共电影院买票。精英文学艺术确实受到了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这方面，人文学科尤其首当其冲，不断地受到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的流动、信息的传播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建立，一切人为的中心建构都被解构了，由于处于强势的西方理论旅行到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便出现在一些民族文化和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走向何处？既然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出现了趋同的现象，我们将如何寻求我们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人文学者面前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并予以回答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那些长期被压抑的非主流话语也开始打破禁锢从边缘向中心移动，试图解构单一的中心。
作为一位主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现象的人文学者，我近十多年来一直试图从跨文化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我始终认为，全球化现象早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一个客观存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最早注意到全球化现象并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全方位探讨的西方思想家。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描述十分必要：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上面这段长长的引文的话，我们将很容易地发现，这两位思想家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从原始积累开始发展到自由竞争，然后再从垄断发展到全球性扩张，最后从帝国主义发展为（跨国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全景图。但是他们并没有止于对经济全球化的考察，而是在最后的一段话中指明了这样一点：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就来自这样一种经济的和金融的全球化。他们显然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资本主义从经济到文化、从西方到东方、从中心到边缘的全方位旅行的全景图。今天，当我们谈到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的诞生时，通常也会将文化上的全球化当作其源头之一。但是在马恩的眼里，“世界文学”已经不再是早年歌德所假想的那种带有明显“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而更是一种涵盖了所有文化和知识生产的世界性的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因而，仅仅将全球化限于经济领域至少是不全面的，这已为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软实力的全方位提升及其世界性影响所证实。
尽管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赢家之一
，但我仍然要论证道，从一个文化的视角来看，正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sation）的发展方向才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在广阔的全球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我们都知道，随着始自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的文化和文学翻译，大量的西方文化和人文学术著作进入了中国，对现代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的汉学家宁愿花时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而不屑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原创性。但是即使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统的文化机制始终十分牢固，以至于任何来自外国的东西在有效地产生影响之前都必定首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发生变异或被“中国化”，全球化自然也不例外。这样看来，我们应该说，中国文化实际上最受益于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形成和发展路径。正如当今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
全球本土化的观点实际上传达了我近年来一直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著述中的要点。就我的观点而言，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包含了被人们通常称为的全球的和本土的东西——或者用更为一般性的话来说，普遍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依赖。在当下关于全球化话语的辩论中，我的立场严格说来，甚至可以这样说，而且必须这样认为，也即我以及另一些人的观点已经变成这样了：有时全球本土化可以被用来替代“全球化”…… [4]
如果我们将全球本土化的概念用于描述中国当代文化知识生产和消费的话，这一点尤为适用。虽然中国学界欢迎全球化的到来，并且也经常引用罗伯逊的这一观点 [5] ，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罗伯逊同时也是最早将“全球本土化”这一说法概念化并用于描述文化全球化的学者之一。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中的实践，无疑已证明，如果全球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不被“本土化”或“中国化”以便朝着一个“全球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的话，它是无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牢固的文化机制的民族或国家实现的。诚然，中国已经被证明最大地受益于全球化，并仍将继续全方位地受益于全球化，但是我认为，中国在今后的年月里最有可能的是受益于一种全球本土化，因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的现代性 [6] ，它是引进的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的本土自然发展起来的现代因素相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它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产物。在下面几个部分，我将以全球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来探讨这一现象。
按照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全球化绝不是一个仅仅出现在当代的事件 [7] ，而是在20世纪以前就出现并有着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对上面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全球化在西方的起源和向其他地方旅行的描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自然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旅行的过程”（travelling process）。但是全球化在从西方向中国的旅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并不断地得到不同的建构和重构。既然全球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形式，那么我们自然也可以通过考察它在中国的实践对它进行重构。我本人受到我的西方同行以及他们对全球化的建构之启发，尤其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诸如罗伯逊、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和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启发，同时也参照中国语境中全球化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特征，再次提出我自己的理论重构。我认为，全球化的概念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重建，尤其是考虑到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实践，就更是有这样的必要。下面我尝试着从七个方面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重新建构。 [8]
（1）作为一种全球经济运作方式的全球化。这一点尤其可以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证实。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大获成功肯定已得到这一事实的明证：所有的国家都按照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的统一规则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全球资本的扩张无疑也导致了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生产，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可以在某种“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法则下广为销售，这不仅刺激了那些落后的民族工业去更新自己的技术，同时也无情地使得一些传统的民族工业体系趋于解体。这样看来，毫不奇怪，全球化不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受到抵制，同时也在更多的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到抵制。在全球化进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国家大量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却极少能够使自己的技术得到出口。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单向的”全球化：从西方强国向发展中国家施与的全球化。但是随着中国高铁技术以及其他高科技的日益更新，这种情况便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不仅致力于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科技强国，同时也在努力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兼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儒家思想的治理理念。中国政府和一些主要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不仅要出口日用产品，而且更要向国外出口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与经营模式。也即全球化已经开始由过去的单一由西向东开始发展成双向的运作和发展模式。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种被动的跟随者变为主动的领导者。随着美国特朗普拜登政府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尝试的甚嚣尘上，中国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领军角色将越来越得到确认。应该说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难得的机遇和使命。
（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全球化的过程始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并从此开启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全盛的阶段，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了它的后期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它倒是有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按照历史的发展逻辑最终达到真正的寿终正寝，或者调整自身的内部机制后使自己复苏。正如另一位学者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所表达的，“全球化的特征体现于相关的、偶发的和不平等的变革。将全球化视为对历史变革和当代动力的解释并不意味着与这一过程相认同的具体时间或变化都在世界上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它实际上倒是意味着这些事件或变化应当被理解为全球化了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个后果” [9]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自然就是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为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也即资本主义最终将走向真正的寿终正寝。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即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全球化问题研究者们的注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渡时期绝非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发展要稳妥以便达到可持续的境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际上存在着多种资本主义的因素；同样，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多种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实践的话，它最终将替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3）作为金融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资本的流动有了自由的出口，自由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的外贸由政府干预的方式。这样，全球化就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疆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巨大作用的“隐形的上帝”。但不同于那些老牌的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通常通过逐步渗透的方式来干预别国的事务，因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当经济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时，政治上的民主便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但是，正如全球化可以在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实现本土化，民主也应当有不同的形式，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封建专制统治了两千年之久，民主的土壤比较稀薄，因此它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现的形式也应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
当前中国盛行的互联网文化的特征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民主形式，它的意义就体现在，意见领袖的力量多少可以表明这种形式的民主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在互联网的使用者和意见领袖的监督下，政府的决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透明，并越来越趋向于民主性和公正性。过去那种由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正在逐步得到制约和改变。
（4）作为一个批评概念的全球化。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被人们热议的全球化问题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批评概念，学者们可以以此来消解陈旧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也即全球化消解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人为的对立，使这二者相互交织，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为一种更为包容的复数的、多元的全球现代性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导致帝国的中心移到了美国，因而我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就应改为对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全球化之所以在中国曾一度引发争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人们对之的误解：人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因此仅仅欢迎经济全球化，并积极地采纳它的法则，而对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化则抱抵制的态度，担心中国文化会被这一大潮淹没和同化。但是随着全球化在全方位的进程和成效的凸显，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担负的领导者角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仅应在经济上而且也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承担全球化的领导者的重任。现在美国的政客公开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正好把过去美国所独有的全球化领导者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接踵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现象，它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体现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诸多方面。
（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正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一种“叙述” [10] ，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话语，因为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期盼，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帝国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因此全球化就是一种宏大的叙述，按照这种叙述，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有可能变得愈益模糊进而被消解。但是这种宏大的叙述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实践中却与当地的本土因素相融合进而成了碎片。诚然，一种经济上的全球化或市场化正在取代政府的权力，这尤其体现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弱势文化对之的抵抗。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单一的身份认同将被多重的身份认同所取代。结果，全球化时代的人们便经历着某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不时地发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又何以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中，在那里，他们的身份认同往往分裂了，从而所扮演的就是一种双重或多重角色，始终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协调和周旋。
（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之所以一开始在中国引发争议的原因恰在于人们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单向的从西方强势文化向东方弱势文化入侵和渗透的过程，因而便产生了一种不必要的担心：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中国文化自身的防御机制较弱，无法有选择或有保留地吸纳外来文化，因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很有可能会被殖民或受到西化。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却证明，它本身也像在它之前进入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样，是一种文化建构。我们当然要继续引进西方文化，但同时，我们也要借助于全球化这个平台，努力将中国文化在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推广宣传，这样就可以重建新的文化生态结构。实际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不得不进行自己的建构或重构，这样，建构或重构不同的和新的全球化的文化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目标。对于我们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而言，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中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与我们的国际同行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对话无疑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进而为我们的讨论增添活力，这样就能达到理论上的创新。可以说，与以往的那种封闭的、独白式的“创新”相比，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下通过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和对话达到的创新应该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创新。
（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既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文学者介入了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那么如何在这种论争中建构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化理论话语就成了一个难题。在这方面，全球化实际上已逐渐成了一个论争性的理论话语。我同意罗伯逊在将文化全球化现象理论化时提出的看法，也即我们可以用一个替代性的术语：全球性（globality），以此来取代全球化，因为前者出现的时间远远地早于后者，而且前者更加适宜用来描述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谈到全球化理论时，我们无法否认，在这一领域内确实存在着一种强势的西方理论话语霸权，但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因而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保护伞下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理论话语。
[11]
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球化为我们中国学者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会，我们可以借助于这种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实现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的目的。
上面就是我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并且基于我的西方同行以及我本人的先期研究成果对全球化做出的新的建构和重构。毫无疑问，在重构全球化的这七个维度时，我也受到我的西方同行的启发，尤其从罗伯逊、阿帕杜莱以及肖尔特对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但是我的这一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却参照了全球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或曰一种“中国化”的全球本土实践（ “ Sinicized ” practice of glocalization）。我试图证明，中国之所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助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本土化的实践。任何熟悉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当年倡导的一种“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的结果，也即凡是可用于中国的东西统统拿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能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完全是由于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中国道路”，最后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实际上也通过具体的中国经验将具有“普世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或“中国化”了，因此他的这一创造性应用不仅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以具体的中国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之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仍有活力和指导意义。 [12] 就文化上而言，我们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通过批判性地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引进西方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我这里仅想进一步论证到，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或更多的维度来全方位地考察全球化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同样，只有认识到全球化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建构和重构，我们才能正确地估价它对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只有认识到它的多重意义，我们中国学者才能与国际学界就全球化这一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在这一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从上述七个方面的描述和理论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在中国大获成功之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本土化”或“中国化”了，也即全球化在中国的驻足所依循的是一条“全球本土化”的路径。同样，也正如上所述，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逐渐进入了一个带有各种后现代征兆的消费社会。尽管我们承认，在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以及城乡差别还很大，内陆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也极不平衡，但是毕竟中国已经明显地打上了各种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印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对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3] 就在他的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的文章中指出，除了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各种特征外，人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
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 [14]
虽然詹姆逊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出现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个案，但将其描述中国当代的现状倒是较为合适的。诚然，中国尚未全面地进入后工业社会，但却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征兆了。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另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也许更适合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都知道，鲍德里亚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成为继利奥塔和詹姆逊之后当今另一位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他于2007年的去世以及他的著作的被陆续译成中文，他在中国学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当然中国学者更为关注的重点是他关于消费社会和象征及拟像理论的论述。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是十分复杂的，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又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甚至发展为对马克思主义教义的质疑和批判。他不满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试图从后现代的视角对之进行补充。在他看来，商品不仅仅具有交换价值，同时也具有某种象征性的价值，包括风格、名气、奢侈以及对权力和商标的表达，等等。鲍德里亚认识到，整个社会都被消费和展示所包围，借助这一切，个人得到的是名气、地位和权力。因为他认为，“模拟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延伸，这一系列事物显示出，当它们被人为的拼贴和无意义所控制时似乎也具有一种意义。通过一种激进的谎言来将一个时间以某种价格拍卖。为某个时间设置一种价格，并非将其置于游戏中，而是置于历史中” [15] 。诚然，在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一切都以这样的方式带有了某种价值；同样，一切也就等于没有了价值。甚至意义也可以通过人们的能动的创造性阐释而得以建构；而建构出的意义随之又可以被用同样的方式予以解构。
既然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因而鲍德里亚多年前所描绘出的这种种征兆便开始出现在当代中国。这也许正是鲍德里亚最初在中国被当作一位研究消费社会的社会理论家被接受的原因所在。尽管根据他的理论核心来判断，他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实践比较接近，而后者在中国学界早就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自从90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与全球化的进程关系密切，学者们逐步从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启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试图论证，社会的趋同化现象、异化以及剥削都有助于推进商品物化的过程。技术和物质已逐渐把控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剥夺了人们的品质和能力。他的所有上述观点都在当今中国被那些研究后现代条件下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引证和讨论
，并被一些率先进入消费社会的大都市里的后现代征兆所印证。
诚然，由于美国在西方乃至整个国际学界所处的中心位置，同时也由于英语的强势和在学界的广泛通用，许多欧洲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通过美国这个中介首先进入英语世界进而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鲍德里亚自然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他们之所以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明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首先被译成英文。这一点更是适用于鲍德里亚在中国的接受，因为研究他的理论的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在没有现成的中译本的情况下所参照的都是他的著作的有限的几本英译本。后来随着他的著作英译的增多，人们发现了他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便争相将其从英文或法文译成中文。也即鲍德里亚首先是在英语世界成名之后才登陆中国进而蜚声中国学界的。
与他的法国同行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相比，鲍德里亚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确实要小许多，因而毫不奇怪，当中国学者在80、90年代大谈德里达、福柯和拉康时，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鲍德里亚。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随着中国全方位地介入全球化的大潮和鲍德里亚著述的英译愈益增多，这些著作也逐步从英文译入了中文世界。人们发现，鲍德里亚的理论更为适合直接地用来解释当代中国出现的种种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征兆。因此毫无疑问，随着消费文化、符号学以及图像理论研究在中国的日益深入，鲍德里亚也逐步从边缘步入学术中心，成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以及艺术批评家们日益关注的另一位最有影响的法国当代思想家，他们认识到，在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中无法绕过鲍德里亚的著述和巨大影响。
毫无疑问，鲍德里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的批评性和创造性接受与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全球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因为这一过程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知识生活和日常生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文化上的全球化强有力地挑战了精英文化及其形式——文学和艺术，因而通俗文化便愈益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知识生活和学术趣味。既然中国已经打上了诸多消费社会的后现代征兆，那么精英文化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针对这些现象，人文学者应当从某种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思考和研究。这样，鲍德里亚的著作便成了他们十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着眼，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在这样一个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后现代条件下考察、研究消费文化，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及其文化艺术的研究的一个继续。
鲍德里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生活在当今的人们被消费以及丰富的物质所包围，我们经常花上很多时间并不是在与另一些人打交道，而是与商品打交道，以及如何操控商品和信息。这显然体现了后现代条件的特征：人们越来越受到商品的控制，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被商品消费和信息交流所主宰。因而消费社会的人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其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如何舒适地生活，或者甚至“审美地”享受文化知识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因而占据他们头脑的东西就是如何尽情地享受并消费这些文化产品。如果他们不能消费自己国家生产的商品的话，那就可以到国外去觅见和购得这些商品。用这些来描述今日中国的消费状况倒是十分恰当的，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对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中国的（消费）文化，在这些假日中，先富起来的中国人通常要到国外或境外去旅游和消费。他们争相购买那些连本地人也不知道或很少用的奢侈品，所以他们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最受欢迎，因为那里有着丰富的物质和各种品牌的奢侈品，很容易满足中国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的虚荣心和消费欲望，而当地的人们也意识到，如果他们抓住这种中国（消费）文化精神的话就能吸引更多的中国旅游者前往他们的国家去消费，进而拉动当地的经济繁荣。
这样看来，后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他们不必花上很多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一部冗长的文学名著，而完全可以坐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就可以尽情地欣赏根据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同样，文学研究者或青年学生也改变了以往的阅读习惯：他们可以轻易地通过电影或电视甚或光盘来观赏经典文学作品，而无须在图书馆里泡上那么多的时间。随着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智能手机的问世也主宰了今天人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过去人们在新年来临之际总喜欢相互拜年，后来随着电话的普及便改由电话拜年或互致问候，而今天人们则更倾向于用短信甚或微信相互拜年、互通信息。今天的青年人可以说是玩着各种款式的手机长大的，他们完全可以依赖最新款式的智能手机以满足自己的交际和购物欲望，而无须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常常仅满足于“橱窗消费”（window shopping），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多少对那些从事精英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与研究的人们提出了挑战。当然，上述这些现象不仅出现西方的后现代社会，同时有些已经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的超大城市里，在那些城市，人们甚至可以更容易地看到一些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因素。就这个意义而言，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便可以很容易地从鲍德里亚的著作中获得理论的启迪。但是他们也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去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是否仍然算一个自己所声称的“第三世界”中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算的话，中国应当被看作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节最后一部分予以探讨。
当人们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时，我想他们在很大程度是从经济上着眼的，确实，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经济持续迅速增长。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实际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然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角色使之适应全球化的规律，最后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用这一过程来描述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而用其来描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也不无正确。首先，从经济上来看，既然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许多西方学者便开始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提出了质疑，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在我看来，根据一些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国自身的实践，中国确实不应当再被看作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它实际上正在经历一种“脱贫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过程，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将自己建设成一个真正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从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实现全民进入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应该指日可待。其次，从文化软实力来看，近年来，努力全方位地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也被提到了中国官方和学者们的议事日程上。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提出的“中国梦”这一话语就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一愿景。此外，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开辟了全球化的另一个发展路径：从东方向西方发展进而辐射整个世界。从现有的实施情况来看，这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的疆域，发展到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多个方面。
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使中国摆脱贫困状况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因为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已接近一个一般的发达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顶尖级讲席教授的薪酬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欧美同行的薪酬，再考虑到他们所掌握的科研经费和中国目前的实际物价，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条件应该超过，或至少不亚于，国际同行的研究条件。但是这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条件，要想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中国的一些超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伦敦和巴黎这样的欧洲大都市。
美国学者道格·加斯利（Doug Guthrie）在论述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时，提出了颇具洞见的论断：中国能够将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改变为一个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国家”，确实是一大奇迹，这自然是展现“全球化的力量的一个故事” [16] （a story of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但是在对上海、北京、成都和重庆这些中国主要城市令人惊异的发展的一段生动描述后，他还是比较中肯地指出：
所有这些事实和形象迄今都已经为人所知了。确实，那些宣布“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中国的挑战”（The China Challenge）、“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购买世界”（Buying up the World）、“美国担心中国”（America’s Fear of China）、“中国去购买”（China Goes Shopping）、“中国会是一成不变的吗？”（Can China be Fixed?）的报刊头条新闻以及其他许多报道均狂轰滥炸这些杂志的封面：《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福布斯》（ Forbes ）、《新闻周刊》（ Newsweek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News and World Report ）以及其他许多主要出版物。 [17]
加斯利指出上述事实无疑是正确的，他所提及的上述这些报刊也确实出自西方的主流媒体，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东方主义”的假想和建构，不仅对欧美的政府和大的跨国公司有着某种舆论的导向，就其报刊本身的发行量而言对普通的读者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些报道对于塑造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的国家形象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加斯利也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做了较为恰当的分析。确实，在近几年里，与一些遭受严重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最近也开始放慢了增速，以便为了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而做出必要的调整。当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也应当解决自身的许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耗竭以及愈益严重的贫富等级差距。在欧美大学里，由于财政的原因，人文学科一直受到挤压，许多学科专业和项目或被砍掉或被兼并，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建立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并努力在国外推广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是毕竟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仅存在着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且还存在着南北差距、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现代性的大计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大计，因为它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是繁荣发展又是一系列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于2008年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北京奥运会，并紧接着于2010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上海世博会。这两件大事肯定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使中国更为世人所知，但同时也使人们不得不对其第三世界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当然，按照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媒体的官方声明和报道，中国就其地缘辽阔的乡村和边疆地区而言，仍应算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展现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面前的形象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和矛盾的形象。
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一逐渐在变化的现象：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习近平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感到自豪，而且也对中国的辉煌文化遗产和综合国力感到自豪，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举止颇有世界领袖的风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他认为中国应当而且完全有资格与国际同行——尤其是美国——进行平等的对话，并且为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提出中国的方案。在几年前的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庆典上，他提及了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逸事：200年前，拿破仑曾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显然，拿破仑的“中国醒狮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基本观念。在习近平看来，现在“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正如他所表达的，当今的中国的确犹如一头醒来的狮子一般迅速地崛起在世人的眼前。当然，对于这一现象，有些人为之感到高兴，因为中国的崛起至少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单边”政策，使世界格局趋于平衡。但也有人则为之而感到害怕，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使他们无法继续独自称霸世界了。正如习近平所表达的，中国的崛起犹如一头狮子一般，对于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他也试图让人们相信，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因为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以便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按照“中国梦”这一话语，也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领导人和普通的人们都不满足于自己的国家仍然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那么中国将向何处发展呢？这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应当回答的问题。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将在哪几个方面实现“去第三世界化”的目标呢？对于这一点，我在结束本节之前略做一些阐述。
首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在不远的将来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小康社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也即中国通过大大地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和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去第三世界化”的目标。这同时也是“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的地方：前者诉诸集体的繁荣和富强，而后者则鼓励个人奋斗，旨在获得个人的成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和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消除这些差距，就可以使中国迅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次，建构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以恢复我国悠久的并且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前面所说的经济是一种硬实力的话，那么文化就是软实力，但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潜在的和持久的。在谈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近十多年里的大幅提升时，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坦率地承认，“现在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奥运会，因为世博会，因为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显现出来，当然包括文学、电影方面的影响”
。这样看来，中国应当拥抱自己过去的传统和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以便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明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有着自己极其辉煌的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与那些已经死去的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仍有着相当的活力和生气。虽然在过去的近百年里它被大大地边缘化了，但它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正在恢复自己的光辉灿烂的传统。当前的国学复兴，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就表明，它正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终将成为一种能够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平等对话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话语。
第三，我们目前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中国的大国形象。也即中国应当保持自己的经济稳步发展的势头，同时传播自己的有影响的思想以便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 [18]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更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在过去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压迫，现在已经站立起来了，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全球化大计，它不同于那种由西向东运动的全球化，而是一种由东向西运动的全球化，在这一全球化大计中，中国无疑将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也是中国政府为了中国的当下和未来经济发展所实施的一个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战略计划。它的目标并非是通过竞争来压制穷国和弱国，而是强调合作和共赢，因此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将对全球经济和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无论如何，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必定会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质言之，只有去第三世界化，中国才能毫无顾忌地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全方位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点，已故毛泽东主席早就有过阐述：“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在这方面，全球化的到来，或者说一种“中国化”的全球本土化战略的实施确实已经而且仍将推进这一宏大的计划。
[1] Elizabeth J.Perry, “Growing Pains: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China,” Daedalus , Vol.143, No.2 (Spring, 2014): 5.
[2] 自21世纪初以来，我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讨论全球化的论文，亲身介入了这方面的理论讨论。参阅Wang N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 Vol.15 (2000): 37–50; “Post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Social Semiotics , Vol.10, No.2 (2000): 221–233;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eohelicon , Vol.28, No.1 (2001): 55–66;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Neohelicon , Vol.29, No.2 (2002): 101–11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41, No.4 (2004): 584–602;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19, No.63 (2010): 159–174;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6, No.11 (2015): 2059–2074。
[3] Cf.William J.Mart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 Hampshire: Aslib Gower, 1995, pp.11–12.
[4]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Vol.1 (1994): 38–39.
[5] 作为当今国际全球化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罗伯逊（森）的《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早就由梁光严翻译，于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人也应他邀请参与他主编的大型辞书《全球化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of Globalization ），该书由我主持翻译成中文，于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6] William I.Robinson,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and the BRICS: a Global Capitalism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6, No.1 (2015): 17–18.
[7] 参阅Wang Ning,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10，尤其是“Introduction”。
[8] 我在提出这一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尤其受到阿帕杜莱的著作的启迪，参阅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33–36。
[9] William I.Robinson,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and the BRICS: a global capitalism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6, No.1 (2015): 17–18.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著作，我在此仅提及几部最有影响的且对我本人启发最大的从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的专著：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Roland Robertson and Kathleen White eds., Globaliz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3);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eorge Raudzens, Empires: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1492–1788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1999);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etc。
[10] Cf.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 London: Routledge, 1990, p.1.
[11] Cf.Shi-xu,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2] 就毛泽东及其理论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参阅我主编的英文主题专辑：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52, No.1 (2015)，尤其是我的“Introduction: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pp.1–11。
[13] Cf.Wang Ning, “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Boundary 2 , Vol.24, No.3 (1997): 19–40.
[14]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 Seattle, Wash: Bay Press, 1983, pp.124–125.
[15]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 trans.Chris Tur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4.
[16] Doug Guthri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 3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3.
[17] Doug Guthri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 3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2.
[18] 我曾应约为欧洲科学院院刊 European Review 编辑了一个主题专辑，题为《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Rediscovering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Vol.23, No.2 (2015)，试图从给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