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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中国的众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领域中，比较文学也和不少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因此它在中国的驻足和发展演变便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同行所一直以来施与的影响和不断给予的启迪密切相关。尽管在当今时代，这种影响和启迪已经成为一种双向的：国际学界不断地向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供新的前沿理论课题和研究方法，中国学界则不断地以其研究实绩使国际同行得以分享，并且开始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的方案和理论建构。
[1]
尽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确实给传统的人文学科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致使一些恪守传统、缺乏创新意识的传统学科不是呈萎缩状态就是直接从学科分类的版图上消失，但在诸多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却最受益于全球化，它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一点尤其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所证实。正是全球化的广阔国际视野才使比较文学学者得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考察，因而得出的理论洞见超越了本民族/国别文学的界限。而中国学者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了国际学界的承认
，并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2]
但人们依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一门不断锐意创新同时又总是处于“危机”状态的比较文学学科，在当下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在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中国学者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呢？这正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也可以算作是中国学者从自身的实践出发给予国际同行的一点启迪。
我们一般从国际的视角探讨比较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时，总是免不了要参照在国际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两大学派的实践：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近几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锐意进取，不断地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且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迅速步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发出中国学者的愈益强劲的声音，从而实现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的“三足鼎立”之格局。有鉴于此，我在这一节中，首先同时从法、美、中三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出发对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走向做一思考。
提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我们一般很容易想起那种基于实证主义考据式的“影响研究”，那种方法已经成为国际学界对法国学派的一种刻板印象的依据。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接受美学异军突起时，法国学派的学者们就已经自觉地从接受美学对读者作用的强调汲取灵感，并对传统的影响研究做出了新的调整，使之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接受—影响研究”，也即在注重渊源影响追踪的同时更注重接受者对这种影响的能动性接受和创造性转化。这样也就使得传统的仅注重实证考据而排斥理论分析的“影响研究”具有了能动接受和理论建构的成分。我们都知道，法国历来是当代各种新理论的发源地，也许正是受到各种法国理论的冲击和影响，法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开始介入一些国际性的理论讨论。最近令我感到惊讶但又十分欣慰的是，素来以注重比较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及接受研究的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伯纳德·佛朗哥（Bernard Franco）在几年前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历史，领域，方法》（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Histoire, domains, méthodes , 2016）中，竟不惜花了整个第五章的篇幅，讨论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interdisciplinarité），大大地超越了早先人们对法国学派的刻板印象和有限的期待。按照佛朗哥的划分，这种跨越学科界限的比较文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文学与科学（littérature et sciences），包括文学与人文科学（littérature et sciences humaines）以及文学与其他可算作社会科学门类的一些学科领域的比较。其二便是文学与其他艺术（littérature et arts）的比较。他最后的结论是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这倒有点类似韦勒克早年提出的“总体文学”的理论高度。 [3] 由此可见，即使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学者也认识到了当今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大趋势，并自觉地从理论建构的视角出发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无疑为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当前所倡导的新文科建设提供了国际学术理论思潮的背景支撑。
实际上，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就不难看出，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某种“科学性”的烙印。它的四个源头有三个都与科学相关联：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早期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注重影响渊源的实证性考察和追踪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历史比较语言学则从一开始就规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多种语言的能力，而且这种多语言的比较自然给文学渊源影响的追踪打下了“科学的”实证性烙印；比较解剖学作为一门医学的分支学科更是使得文学文本的分析带有了科学的色彩；只有全球化的开启以及促成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化和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和沟通才带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印记。 [4]
因此，作为对注重实证和渊源追踪的法国学者的恪守传统之做法的某种反拨，美国学者则锐意进取，并不断地做出理论上的创新。美国学者从一开始就走出了早先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刻板和“科学”色彩的影响研究之藩篱，使之回归“文学性”和人文色彩，也即把不同民族/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宏阔的理论分析语境中。此外，美国学者在注重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和跨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加雄心勃勃，试图充当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先锋和排头兵。早在21世纪初，面对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及其研究领地的日益萎缩，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就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 [5] 。照他的看法，比较文学在与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博弈中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在他看来，沉溺于那种无端的学派之争实在是无济于事，因为“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不仅具有合法性：而过去则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时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 [6] 。不难看出，苏源熙当时在说这话时确实充满了自信和底气。
如果按照苏源熙的看法，比较文学在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中确实扮演着某种领军（第一小提琴手）角色的话，那么我们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地在中、美、法三个重镇的拓展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状况中不难发现，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强调新文科建设，并呼吁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注入科学技术的因素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有着一定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背景以及人文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一开始也具有了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意识。
实际上，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鲁迅，这些先驱者的研究都具有跨学科的特色：王国维广博的文史哲知识和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使他能够在广阔的人文学科诸多分支学科中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因而他的著述至今仍在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中有着很高的引用率，并且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研究和讨论；而鲁迅从一开始的专事医学到后来转而专事文学则更是将文学创作和批评当作一种疗救人生和拯救国民性的良方。后来的朱光潜的学术背景也是跨学科的：他专攻心理学和文学理论，最后，通过在欧洲的留学深造，选取了美学这一介于哲学和文学的“临界的”的学科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学科专业，他的著述实际上同时预示了佛朗哥提出的比较美学方向和美国学派的注重平行比较和理论分析的特色。这些先驱者的跨学科研究实绩为中国当代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始终注重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每隔十年都要邀请一位该学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为本学科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愿景编写一个十年报告，从而起到为本学科研究“导航”的作用。最近的一个十年报告由专事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学者乌苏拉·海斯（Ursula K.Heise）主持，她是美国学界有名的先锋理论家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她在报告中回顾了比较文学最近十年来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界的发展现状及态势，并预测了其在未来的发展走向。但是面对近十年来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跨越人文与科技之界限的微不足道的进展，她在导论中不无遗憾地指出：
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文学在把各种理论介绍给文学和文化研究时所扮演的开拓性角色相比——那时它几乎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分支领域相等同——它近期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和特定的文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中却未能扮演主要的角色。甚至在对之产生了主要影响的那些研究领域，例如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也姗姗来迟，而在诸如医学人文学科这样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者则刚开始涉猎。 [7]
显然，较之前一个十年报告的主持者苏源熙，海斯对当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之现状并不十分看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与美国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相比，曾经率先提出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和范式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跨学科意识虽然很强，但是在满足于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医学人文这个新的领域内姗姗来迟，并且著述不多。 [8] 这显然与长期以来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不无关系。这应该是当今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介入医学人文以及更为宽泛的科技人文时所暴露出的一个先天性的不足。这也值得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中倡导科技与人文的交叉研究时加以借鉴。
如前所述，按照佛朗哥的新著对比较文学的最新描述，比较文学在当今时代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但是这种跨学科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那种传统人文学科内部的有限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也不仅是跨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界限，而是跨入了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学科领域。这样就对以人文学科为主要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的知识结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跨越学科界限的比较文学研究大体上仍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便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这就向我们说明，即使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的学者也认识到了当今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显然与法国的人文学者特别擅长提出各种跨学科的思想和理论不无关系，而且他们提出的理论直接地影响了当代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走向。因此，对照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认为，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的视域下进入国际前沿并发挥引领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本节将在下面一小节阐释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思考和建树。
如前所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确定了中国的本土立场，也即立足中国的文化语境，探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之有着巨大文化和审美差异的西方文学的影响渊源关系和平行发展关系。因此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走西方中心主义的老路，而是基于中国的文学经验，从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探讨研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释和互证关系。虽然比较文学以国际化和全球化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深深地扎根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它的许多研究课题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讨论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便有了一个“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发展概貌，并可以将其展示给国际学界。几年前，我曾经就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者主要研究的课题做过一番概括，现在根据其在近年的发展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所研究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课题大致可概括为这样十一个。
（1）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内讨论得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这一点也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达到的国际水平和世界性影响所证实，中国学者不仅具备了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水平，其中的少数佼佼者还被国际著名的科学院，如欧洲科学院、欧洲艺术与科学院等，选为外籍院士，这在整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它至少表明，全球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据此我们不仅可以与国际学术同行平等对话，还可以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下来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国际水平和质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中国的诸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最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赋予我们广阔的全球视野，使我们的研究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国别之语境，而比较文学则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这个平台更为有效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世人展示；而且实际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引领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化方面确实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 [9] 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在最近十年内所取得的广泛国际影响和良好学术声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流散和海外华裔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公民的不断向海外移民，流散现象也成为当今国际人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这些流散作家（diasporie writers）用英文写出的作品必然对国际英语文学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他们的中文写作则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贫穷落后的局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软实力也在逐步提升，这不能不对生活在海外的流散群体有所触动。他们中的不少人决定回到祖国，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投身到祖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由于他们来去自由，可以往返祖国和目前所居住或获得国籍的国家，因此他们的流散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一些人由过去的出国淘金变为回国“捞金”，或者说从服务于居住国逐步转变为同时服务于居住国和母国。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一些流散作家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这应该是流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由于这些流散作家的不少作品分别用中外文创作，或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国内或海外传播，因而也自然成了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现象。中国学者不仅从流散的视角研究海外华人的创作，而且就流散这个话题本身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 [10]
（3）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国是一个有着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早在文字写作的文学出现之前，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就有了自己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不少故事被后来的作家改编成文学作品。因而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必要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无疑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对他们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将填补国际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少数民族作家本身的文学实践则使西方的人类学家得以通过其田野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书写文化。尽管目前中国文学大量地外译，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作品并不多见，许多真正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不为国外读者所知，即使国内的汉族读者也知之甚少。针对国外读者试图了解中国文学的需求，我们应主动地将一些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推介出去，使得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学者结合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1] 他们不仅研究文字出现后的书面文学，同时也从对远古神话的考察来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4）汉语的普及和书写新的汉语文学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布局：原先居于中心的帝国霸权语言随着该帝国力量的削弱而退居边缘，而原先被人为地放逐到边缘的语言则伴随着所使用这些语言的国家的强大而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成为一种强势语言。汉语应该说也是最受益于全球化的语言之一，虽然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和国内外汉语教师的努力，不少国家的大学都开设了汉语专业，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生课程。在这方面，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数百所孔子学院和近两千多所孔子学堂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既然国际英语文学早就成了一门学科，国际汉语文学也将随着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迟早成为一门学科。 [12] 因此在这方面，就更有必要由中国学者领衔编写一部新的国际汉语文学史。在这方面，中国澳门的学者朱寿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
（5）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个现象，因而其“英语中心主义”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随着文化研究在全世界的旅行和驻足，其“英语中心主义”也逐步解体。文化研究曾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迪，这种影响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翻译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突破了袭来已久的语言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主张从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的作用，从而帮助建立了一门独立的翻译学学科。既然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大都在翻译的帮助下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那么就有必要打破英语中心主义的桎梏，呼唤当代文化研究中出现一个翻译的转向，也即从英语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转变为一种包含多语种和跨国的跨文化研究。
（6）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歌德早在1827年就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迪下对世界文学做了理论描述，因而世界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诞生和最早雏形，而它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其最高阶段也自然应当是世界文学。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使得世界文学这个老的话题再次具有了新的活力，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前沿课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世界文学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但此时的世界文学格局已经打破了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现在应该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帮助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的时候了。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地介入国际性的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并涉及与之相关的世界主义问题。 [13]
（7）生态批评、文学的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动物研究。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西方作家所使用的一个文学主题，但是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关系却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作为人文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敏感，而人与动物的关系则更是十分地复杂。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的物种，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类应该关爱动物，视动物为朋友和邻居。但长期以来人类并没有给予其他物种应有的关爱，现在当我们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也就引起了生态研究者的关注。诚然，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并以动物来表明人的属相，因此毫不奇怪，生态批评在中国依然方兴未艾，并朝着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方向发展。在过去的生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聚焦人与自然及环境的比较研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注重动物与人的关系的国度，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受到重视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又是先行了一步。 [14]
（8）后人文主义的崛起和数字人文的创新。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的无所不能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许多本来应该由人去从事的工作现在已被机器所取代：一方面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重复的脑力劳动的人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另一方面则是不少人被抛入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去和那些年轻自己许多岁的青年才俊竞争新的岗位。显然，大写的“人”已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后人类”，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地球上万物中的一个物种。因而后人文主义的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数字人文的实践则表明了科学与人文并非只是对立，它们同样也可以互补和对话。 [15] 最近，由中国学者率先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提出并加以阐释的“科技人文”的理念就是使这二者得以进行对话的有效尝试。 [16] 这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仅在国际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掌握了话语权，同时也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并且扮演了领军的角色。
（9）图像写作的崛起和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尤其是今天的青年学生更愿意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阅读各种图文并茂的信息，而非像以往那样沉浸在图书馆里。因而一些恪守传统的人文学者惊呼：一个“读图的时代”来临了。这对传统的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于习惯于跨界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我们不仅要研究纸质的文学文本，同时也应该关注网络上的信息，尤其是一些我们无法读到其纸质版本但却发表在网络上或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而对于图像的批评和解读也应该是比较文学跨学科门类——尤其是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也并没有落后。 [17]
（10）比较文学与医学人文研究。如果说海斯出版于2017年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新的十年报告仅预示了这门新的研究领域的兴起的话，暴发于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这一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吸引了更多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力，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也开始多了起来。中国学者应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邀请在该刊发表的一组文章就显示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这方面的实力和影响。新冠病毒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给我们的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提出了警醒。既然文学作品中早就描写了文学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对这方面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提到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议事日程上了。自2020年初以来，随着新冠病毒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以病毒及其蔓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及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也应该介入医学人文的研究，并在其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11）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毋庸置疑，比较文学的变异学或变异理论是中国学者曹顺庆提出的一个全新话题，尽管他是在前人和国内同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一话题的，但是他是在反思中国学术界的“失语症”，在“他国化”“文化过滤”“跨文明”“西方文论中国化”等一系列命题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新的话题。按照他的说法，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等研究中涉及的变异问题，为了解决影响研究中实证性与审美性的纷争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失范的问题。因而“变异学”便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创新点，它既可充当一种方法论，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理论视角。由于他的这部著作是用英文发表的，因而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就是自然的。 [18] 就变异学在国内学界的应用而言，学者们也开始尝试着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一国文学作品在另一国的流传以及所产生的变异进行研究。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著述将会更多。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比较文学是中国的众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中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学科之一，因而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兴起时，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应该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学术范式，并且让国际同行也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19]
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尤其是在各“双一流”高等院校，谈论新文科几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所谓新文科，也与其他相关的新工科、新医科一样，其核心就在于一个“新”字，也即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时代突破传统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封闭性，使其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当代社会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我本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并且分别从外语学科及翻译学科的角度对新文科做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
，同时我也就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对话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在我看来，如果说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正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学界的话
，那么在此之前的一些学者的著述已经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并且为当前的新文科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中，比较文学再次走在了其他人文学科分支学科的前面，比较文学学者可以说再一次充当了领军角色。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在人文学科的各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能够率先接受新文科的理念呢？我将在这一部分从下面四个方面予以论证。
我曾在《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学科建设》这篇文章中概括了新文科的四个特色：跨学科性、国际性、前沿性和理论性。当时的那篇文章作为一篇笔谈，并未能深入阐发。现在，我在对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现状做了评述后完全可以聚焦于此并且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之做进一步深入的论证。
首先，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是不言而喻的。本节前两部分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特征。在这里，我仅想再次强调，尽管比较文学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别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尽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启迪以及互证互释关系，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并非漫无边际地胡乱进行比较，它必须有一个立足点，也即立足文学这个本体；同时它也有自己的归宿，也即最后的结论必定要落实在文学上，最后的研究成果必定有益于文学理论批评以及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只是这种研究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和外延，最终达到了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研究所达不到的境地。例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虽然花了很多篇幅介绍和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种无意识心理学，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其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可能的启示和帮助；而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举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加以阐释，但他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助益文学学科的建设，而是试图提出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假想，以完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因为这一假想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此前者可以算作是一部比较文（艺）学著作，后者则应该算是一部比较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著作，因为二者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不同。
再举一个西方学界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例子。熟悉当代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美国意大利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猜想”这个命题，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针对长期以来占据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细读”方法提出了反驳，也即提出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阅读策略——“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他利用大数据的筛选方法远距离地“阅读”用世界不同国别和不同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他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标志着一种新的阅读和研究范式的诞生。按照莫瑞提的看法，我们今天一生所能阅读到的世界文学作品，只占真正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文学中的极小一部分，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学作品则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屠宰了”，或者说被我们所忽视了。为了了解这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的概貌，我们只有采用一种远距离的阅读方法来把握其概貌。
当然，莫瑞提的“远读”方法提出后就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实现了他的初衷：世界文学并非是要阅读更多的文本，也不只是文学本身，而是更大的问题，也即世界文学概念于21世纪初的重新提出和建构意在引发讨论，因此它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
[20]
确实，在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等人的推进下，世界文学终于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广为东西方学者所讨论甚至争论。尽管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提出引发了讨论和争议，但这样的讨论并未远离文学，反而使得陷入危机之境地的比较文学走出低谷再度步入学术前沿。总之，远读策略和方法的提出，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标志着一种新的阅读和研究范式的诞生，因此它给传统的文学研究注入了一些科学技术的因素。
新文科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其国际性，这已经从本节的题目见出端倪：本节既然是讨论当下的国际比较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向，因而这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学科所具有的国际性的可比性。与国内许多人文学科的学术团体所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成立起就自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团体会员，所以比较文学学科的国际性是这一学科不同于许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的本土特征。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提出的各个具有全球化和普适意义的论题完全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批评性讨论，并且在中国学者那里得到“本土化”或“全球本土化”的阐释和重新建构。可以说，我本人正是从比较文学的国际性特征中得到启迪，才尝试着提出“全球人文”或“世界人文”的概念 [21] ，并据此进一步提出我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 [22] 此外，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自身所掌握的多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技能，不仅特别注重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同时也注重国际同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反应。因此，与国内的许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要经得起国内同行的评价，而且他们的成果若用世界通用语——英语写作和发表，完全也可以经得起国际同行的评价。
比较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就在于其前沿性，这一点前面已经略有提及，因此与我提出的新文科所具有的前沿性特征完全吻合。尽管在比较文学学科草创的初期，学者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在异国的译介和流传，但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仅仅拘泥于单个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产生出传世巨著，于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将比较的触角直接指向当时的前沿文学理论思潮或运动。在这方面，丹麦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的《19世纪文学的主流》（1872—1890）就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世界性影响的比较文学巨著，在整个国际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该书由多卷本组成，原为作者的讲稿，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述了自19世纪初至30、40年代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实际上主要论述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并着重分析了这几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过程。虽然当时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刚开始出现，但该书依然触及了这一新型的文学思潮和运动。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总体文学这一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因此勃兰兑斯被誉为欧洲的“比较文学之父”就不足为奇了。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也是一位既熟谙经典文学同时又勇于探索前沿问题的学者，他的一系列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引领了比较文学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国的文学教义及苏联影响（1956—1960）》（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 1965），在一个广阔的比较文学语境下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涉及英、汉、俄三种语言的文献，跨越了中西文学的传统界限；而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完美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 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 2011）则是在梳理了乌托邦小说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演变后，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因而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解构了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其间，他还与别人合作主编了三部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意义的专题研究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 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与伯顿斯合编，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 Exploring Postmodernism ，与卡林内斯库合编，1987）、《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与伯顿斯合编，1997）。而他对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早于莫瑞提和戴姆拉什。
比较文学的第四个特征理论性就更不用专门讨论了。可以说，当今的所有具有国际前沿性并引发理论争鸣的论题都是由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像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佛朗哥·莫瑞提等人本身就是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有思想、有理论的学者，再加之他们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技能和跨文化知识，在比较文学界就更是游刃有余。而他们一旦介入文学或文化理论界，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就超越了文学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并影响了更多的人文学者，而相比之下，那些专事单一的国别文学或作家作品研究的学者尽管也在本领域内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却很难达到这一广博的境地。我想这应该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学界也是如此，虽然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未能娴熟地掌握一两门外语，并且专心致志地在某一学科及其相关的学科深入研究进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但极少数佼佼者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力，或直接用英语著述，或通过翻译的中介使自己的著作译成西方的主要语言，而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有些还当选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院或学术院的院士，其中比较文学学者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可以预见，在当前的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过程中，还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迅速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因此，真正的“三足鼎立”的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将形成。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声音将越来越强劲，其理论建树和学术贡献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1] 这方面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本人应邀为劳特里奇《翻译方法论》手册撰写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章节，而在过去，这样的基本理论方面的章节必定邀请欧美学者撰写，参阅Chris Rundle and Federico Zanetti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forthcoming。此外曹顺庆的英文专著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参阅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以及张江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系列论文也发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刊物上，参阅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 “Exchange of Letters about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53, No.3 (2016): 567–610; Zhang Jiang, “Is the ‘Intention’ There? On the Impact of Scientism on Hermeneutics,” European Review , Vol.26, No.2 (2018): 381–394; “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 Vol.79, No.3 (2018): 269–288; “On Theory-Centrism: The ‘Literary Theory’ Void of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Vol.44, No.1 (2020): 88–104。
[2]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圆桌会议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拟议中的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北美学派、欧洲学派和东方学派。后来那篇发言修改后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引起了一些不太大的反响。参阅英文拙作“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Vol.23, No.1 (1996): 91–100。现在从当下的国际比较文学现状来看，我的预言可以说部分地应验了。
[3] Cf.Bernard Franco,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Histoire, domains, méthodes , Malakoff: Armand Colin, 2016, pp.241–291.
[4] 应该承认，比较文学的前三个源头并非我本人首先提出，而是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我认为，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世界文学的诞生始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作用。我率先在国际学界提出这个观点，参阅拙作“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eohelicon , Vol.28, No.1 (2001): 55–66;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Neohelicon , Vol.29, No.2 (2002): 101–11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41, No.4 (2004): 584–602; and “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ohelicon , Vol.33, No.2 (2006): 149–163。
[5]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Chapter One by himself,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6]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Chapter One by himself,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7] Cf.Ursula K.Heis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Humanities,” in Ursula K.Heise ed.,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6.
[8] 确实如海斯所说，在最近出版的《劳特里奇医学人文手册》中的42篇文章中，几乎没有出自比较文学学者之手的文章，而为之撰文的七十位作者中，也只有不到十位是研究文学和戏剧的，只有作者巴哈·德朗格（Bahar Drang）的介绍中注明获得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其余的大部分作者或者是医学、教育学专业的，要么是人类学和广义的艺术与人文研究者，少数作家和艺术家。所以难怪海斯抱怨比较文学学者在医学人文领域内“姗姗来迟”。参阅Alan Bleakley,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9]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研究，笔者早在本世纪初就英国劳特里奇《全球化百科全书》（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 2006）主编罗兰·罗伯逊邀请出任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学科的条目。此外还可以参阅笔者自本世纪初以来发表的十多篇英文论文：“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 Vol.15 (2000): 37–50; “Post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Social Semiotics , Vol.10, No.2 (2000): 221–233; “Chinese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 Vol.17, No.2 (March, 2000): 55–64; “Is There a Futu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 Vol.2 (2000): 129–135;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eohelicon , Vol.28, No.1 (2001): 55–66;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Neohelicon , Vol.29, No.2 (2002): 101–114; “Global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Moving toward a Re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13, No.38 (February, 2004): 53–68;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Vol.30, No.3, No.4 (2003): 526–54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41, No.4 (2004): 584–602; “Reflections o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Reingard Nethersole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 Pretoria: Unisa Press, 2005, pp.160–171; “Toward ‘Glocalized’ Orientations: Curre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Neohelicon , Vol.34, No.2 (2007): 35–48;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6, No.11 (2015): 2059–2074; “Globaliz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European Review , Vol.24, No.2 (2016): 177–185;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 Primarily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Didem Buhari-Gulmez eds., Global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Connectivity , Surrey, UK: Ashgate, 2016, pp.161–177。
[10] 这方面可参阅笔者的两篇英文论文：“Diasporic Writi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r Identities in a Global Postcolonial Context,” ARIEL , Vol.40, No.1 (2009): 107–123; “(Re)Consider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oward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asia Journal , Vol.38, No.2 (2012): 15–22。
[11] 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叶舒宪团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的几本中文专著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或已经拟向海外译介，还可以参阅团队成员胡建升的英文专著： Big Tradition and Chinese Mythological Studies , Singapore and Beijing: Springer, 2020。
[12] 在这方面，澳门学者朱寿桐发表了大量中文论文和一些英文论文，也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参阅Zhu Shoutong,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China and the World ,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笔者也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为之推波助澜，参阅Wang Ning,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19, No.63 (2010): 159–174。这方面还可以参阅程爱民发表在欧洲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Cheng Aimin,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Global Contex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European Review , Vol.23, No.2 (2015): 297–308。
[13] 这方面可参阅笔者的十多篇英文论文：“Rethink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Global Context,”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 Vol.69, No.1 (2008): 1–11;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 Vol.71, No.1 (2010): 1–14;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in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Damrosch), ARIEL , Vol.42, No.1 (2011): 171–190;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 Vol.38, No.2 (2011): 295–306; “Cosmopolitanism,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ry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Vol.59, No.3 (Summer, 2013): 385–398; “On World Literatur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Vol.15, No.5 (December, 2013): Article 4;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ngelica Duran and Yuhan Huang eds.,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67–181;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 Vol.62, No.4 (2016): 579–589;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Vol.43, No.3 (2016): 380–392; “Ibsen and Cosmopolitanism: A Chines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RIEL , Vol.48, No.1 (2017): 123–136。
[14] 这方面可参阅拙作《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该文是我在阅读了德里达的一些著作后写成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应邀为三家国际权威刊物编辑过两个关于生态批评的主题专辑，参阅拙作“Toward a Lite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A Reflection on Ecocriticism,” Neohelicon , Vol.36, No.2 (2009): 289–298; “Global in the Local: Ecocriticism i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Vol.21, No.4 (2014): 739–748; “Introduction: Ecocriticism and Eco-civilization 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Environm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55, No.4 (2018): 729–740。
[15] 这方面尤其可参见最近一期《欧洲评论》主题专辑： Conflicts and Dialogue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 in Wang Ning ed., European Review , Vol.26, No.2 (May, 2018)，以及笔者的几篇单篇论文：“Humanities Encounters Scienc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 European Review , Vol.26, No.2 (2018): 344–353;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Challenge to and Prospect for Mankind,”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12 (2019): 1–13。
[16] Cf.Wang Ning and Peng Qinglong, eds., Techn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57, No.4 (2020) .
[17] 虽然我本人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学界就此论题著述并不多。参阅拙作“An ‘Iconological Turn’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Culture,” Semiotica , Vol.176, No.1–4 (2009): 29–46。
[18] 参阅曹顺庆的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以及笔者的书评“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Vol.15, No.6 (December, 2013): Article 18。
[19] 关于全球化的前沿研究最新成果，可参阅美国学者Ino Rossi为施普林格出版社编辑的长达1000多页的专题研究文集，文中笔者是中国的人文学者中唯一被邀请撰写两篇文章的学者。参阅Wang Ning,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and ‘Glocalized Practices’ in China,” in Ino Rossi ed.,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p.573–588; “(Re)Constructing Neo-Confucianism in a ‘Glocalized’ Context,” in Ino Rossi ed.,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p.997–1012。
[20] Cf.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 Vol.1 (January–February, 2000): 55.
[21] 参阅拙作《走向世界人文主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世界意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德里达的幽灵：走向全球人文建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以及英文论文“Specters of Derrida: Toward a Cosmopolitan Humanities,” Derrida Today , Vol.11, No.1 (2018): 72–80。
[22] 关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参阅拙作《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七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外国语文研究》2018年第1期，以及英文论文：“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 Vol.41, No.2 (2014): 415–426;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 Vol.79, No.3 (2018): 24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