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至今仍记得，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他的那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确实，从他带领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进驻井冈山起直到1965年，已经走过了三十八年，这如同历史的长河中的弹指一挥，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则是漫长的且十分宝贵的年华。要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三十八年呢？而我今天写这篇序文，谨对我所走过的四十多年的学术道路做一简略的回顾。
几年前，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我不禁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之是同步开始的，也即我大学毕业正是1978年。虽然当时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开始，但是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入了大学校园。可以说我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在这篇序文中，我主要回顾一下自己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引进国外理论思潮和人文学术著述方面，以及近二十年里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这段往事并不如烟，它们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却已经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激励我在今后的年月里，为继续这两方面的工作再展宏图。诚然，在过去的这些往事中，最使我记忆犹新的应该是下面几件事情，也可以说它们是我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生涯中的几次重要转折。
我也和国内不少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同行一样，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好在我很快就赶上了一个好时光：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狠抓高校的教学质量，当时正在苏北农村插队的我有幸被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候选人。由于我在中学读书时曾担任过班里外语课的课代表，在英语方面还有些基础，此外，又在农村插队的两年里在大队中学做过一年多代课教师，所教授的一门课就是英语，于是我顺利地通过外语面试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短短三年的学习期间，光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就占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此外还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粉碎“四人帮”这两大政治事件。但是我那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因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读书。但在当时那种强调政治和大批判的年代，读书也不能太公开，于是我每到一处，甚至在开会之前，总要带上一个英语单词本，抓紧每一刻时间背诵单词，或阅读一些英语课外读物，或和高班同学用英语交谈，所以在三年的时间内，我基本上自学完了“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并且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也写了不少英语作文。当时的大学教师十分负责，特别是三位中年教师每次接到我写的英文作文都十分认真地批改，并给我极大的鼓励。这些均对我打下扎实的英文写作功底有着很大的帮助。后来我留校任教也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学校领导开始注重教师的业务水平，而不仅仅看他们的政治表现。我作为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的业务尖子自然也就被领导物色留在系里任教。虽然我的教学生涯之初是教授公共外语课，但是这也不妨碍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和研究文学。
我最初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是英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文学，主要聚焦于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我至今仍记得，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研究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小说创作，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创作成就，我还翻译了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并且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我又迅速地转而研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尤其是后者对我的学术道路有着直接的影响。就文学研究而言，也可以说，我是从国别文学研究逐步进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但在此之前，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进入了外国文学的教学：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需要一位外国文学教师担任学员的课外辅导，我被本校一位老师推荐担当了这一教学任务。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们分散在不同的辅导站，接受不同的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指定的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贪婪地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欧洲主要文学名著和文学史书籍，认真地备课，并尽可能充分地为学员讲解和答疑，甚至猜测主考老师可能会出的考试题目。最终我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我所辅导的学员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员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早先读过的书籍均对我从英语教学进入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我就这样从一个外语教师逐步成为一位教学研究型的学者，更具体地说，英美文学研究者，并开始涉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我和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道路不尽相同：他们大多来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而言，它也确实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而我则是来自外国语言文学系，从所学专业来看，应该是来自英美文学研究领域。所以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关系，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若即若离，分分合合，但总也无法分离。也即，我开始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门外汉，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时，也还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好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是蜚声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大师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这就使我第一次正式进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回国后我仍回到北京大学，在英语系任教，后来承蒙乐黛云教授不弃，聘请我在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总算使我有了双重身份。1997年，正当我的学术事业“如日中天”时，我毅然决定离开母校北京大学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这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我看来，我所要做的事并非是仅仅继承别人已经成就的事业，如果那样的话，我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事业的继承者而已。而我要做的恰恰是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也是我经常勉励我的学生去效法的。
我在北语工作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创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于1998年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再度领衔并经过激烈的竞争，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就在2000年底，我在北语的事业也发展到了极致，我同样激流勇退，离开了刚刚亲手建立的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调入了清华大学外语系，紧接着又开始了紧张的申博准备工作。但我这次进入清华可以说又回到了我的老本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我于2003年又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短短的几年内将该博士点建成北京市重点学科，并迅速地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点。
今天回顾起那些往事，我发现我进入比较文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85年6月，我意外地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我便层层申请，最后直到校长亲自给予帮助，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盛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始终把他和希利斯·米勒教授当作朋友和编外导师。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杨周翰教授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由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我写作的比较文学著述自然也反映了我本人的知识状况。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和我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必须尽力发挥自己的英语写作和演讲特长，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国际场合来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所以说，简单地概括我的比较文学著述风格，就是这样几个字：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也即一方面，我努力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潮及时地介绍给国内同行，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我努力在国际学术界著述，力求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应该说，这两点我基本上都做到了。2010年，我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现代性理论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界，尤其是拉美学界的高度认可。2011年，我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则是英语语言文学，而2013年，我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我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尤其是我对后现代主义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改变了西方学界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对他们也有所启迪。
人们也许会问，我又是如何从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的呢？实际上这两个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个学科，而且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雏形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假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对整个文化和知识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的描述。经过一百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和不断的“危机”，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然应当是世界文学。但是我真正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地应该归功于两位欧美朋友的启迪：哈佛大学的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教授和鲁汶大学的西奥·德汉（Theo D’haen）教授：我和戴姆拉什教授于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一见如故，他当即邀请我于1998年4月前往他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后来我于2008年应邀在哈佛大学人文中心发表演讲时，戴姆拉什教授又代表中心主任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主持了我的演讲，并为我做了热情洋溢的介绍；而德汉教授则是我90年代初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的同事和朋友，是他和另一位丹麦的学者联名提名我入选了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些欧美的学者引领我进入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地，并把我迅速地推到国际学术的前沿。可以说，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离开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研究。
毫无疑问，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主要从事的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此外还包括文学理论和人文思想研究，这些都离不开翻译。即使像我这样能够借助于三四门外语从事阅读，并且熟练地用英文著述和演讲的人文学者，仍然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甚至连欧洲的主要语言都学不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翻译的中介。但是我依赖翻译有一个原则：如果阅读西方文学或学术著作，我宁可阅读英译本，因为将其他西方语言译成英语至少没有跨越太大的文化传统，而且许多欧洲语言中的专业术语都是相通的，因而不至于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如果是阅读日本、俄苏的文学或学术著作，我则会借助于中译本，因为我对这两门语言的掌握程度并未达到熟练阅读的水平。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我进入外国文学研究首先是从翻译做起的，我深知翻译的苦衷，因为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对原文的能动性理解，他/她在自己的译文中都试图彰显自己的翻译风格，因而至少就风格而言是不可能达到忠实的，因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和再现的。
我这里先说一说我和翻译的姻缘。熟悉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读者都知道，我在大学主攻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理想只是能够把国外，主要是英语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于是在这样一种动机之下，我大学毕业后便从翻译英文短篇小说入手，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翻译了我所喜爱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二十年之后》，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人生的法则》《异教徒》《一块牛排》，海明威的《一个明净的地方》《杀人者》《白象般的山峰》，以及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留下这黄色的房屋》等。这些作品都曾深深地打动了我，致使我常常废寝忘食地将其译成中文，投寄给一些杂志。但是也如同所有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一样，上述译作中的大部分都被杂志以种种理由退了回来，有些直到多年后我已在学界成名才得以发表，有些则由于别人已有了更好的译文而我又不想与之重复因而至今没有发表。但那时的成败得失为我后来翻译更多的作品打下了基础。
我正式涉足长篇作品的翻译大概是80年代中期，那时的我经过一些磨练和失败的教训，已经开始初步掌握了文学翻译的技巧，并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译作。因而我比较幸运地一下子接受了四部长篇译著或编著的约稿：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刘亚伟编辑约请我和学友徐新以及顾明栋合作翻译了美国现代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该书于1987年出版后，后来又被另两家出版社买去中文版版权并且一版再版。十年前，我应邀出任东方出版中心组织编辑出版的多卷本《菲茨杰拉德文集》的主编并撰写了总序。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张学诚编辑约请我和孙津合作翻译了英国美术史家麦克尔·列维的《西方艺术史》，该书也于1987年出版，但后来只重印了一次，由于出版社未能购得原书版权而未再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研究员约请我和另两位同事为他主编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了美国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的理论著作《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该书也于198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同样由于版权问题之后没有再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江溶编审约请我和顾明栋合作编译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并于1987年出版。可以说，1987年是我在翻译界收获颇丰的一年，人们认为那是我在翻译界崛起的年代，尽管在那以前我已经有了几年的积累，但我的那些长篇译著竟然在同一年一起出版，不得不令人吃惊，同时也使我一下子便得到国内翻译界和理论界的注意。从此约请我编、译、著书的出版社多了起来，但我那时忙于撰写博士论文，不得不专心致志地读书，并按时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与翻译实践渐行渐远，最后终于走上了文学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彻底离开翻译实践。每当我读到一本具有理论深度并能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的理论著作，我总免不了撰写一篇书评，将其推荐给有关出版社，或约请友人和我一起翻译，这样陆陆续续地也翻译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其中包括荷兰学者佛克马和伯顿斯编著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两本专题研究文集《后革命氛围》和《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以及我本人参与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这些译著加在一起也超过了百万字。这些翻译实践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而且也为我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但是这些都是将西方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的实践，此外，我还在译介这些原著之余写下了一些批评性和研究性的文字，从而使得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对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以及理论著作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由于我在译介西方文学及其理论以及人文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我被认为是国内最早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西方理论思潮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我和另一些同行的努力也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在某些理论话语方面与国际接轨对话的进程。此外，我还在本专业的研究之余，率先于21世纪初引入了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评价机制，我主张用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研发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这两大数据库来作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标准之一，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并扩大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但是我真正走上专业翻译研究的道路也和绝大多数国内同行有别：他们中的少数人在国内积累多年才开始步入国际学界，大多数人也许永远只能在国内学界发表著述了。而我则从一开始就直接绕过国内译学界而直接进入国际翻译研究的前沿。这自然得助于下面四个因素：首先，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列·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由于我们都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翻译研究的，因此便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当即约请我为他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合作主编的“翻译研究丛书”编辑一本英文论文集，题目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我回国后立即邀请一些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撰写了一些论文，并于1993年夏专门从加拿大多伦多飞赴位于美国得州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在勒弗菲尔家中住了一个月，和他共同讨论文稿以及如何修改编辑这些文稿。后来由于勒弗菲尔患上癌症而且很快病逝，我的那些未录入电脑的书稿也石沉大海。但尽管如此，我和他的多次交谈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可以说，是他引领我进入了国际翻译研究的大门。其次，也是在一次国际文学和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我认识了丹麦翻译理论家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从我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主要的专业兴趣并非精神分析学，而是翻译研究，他本人那时刚于几年前创办了国际翻译研究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虽然他本人并不通晓中文，但却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十分感兴趣，通过和我的多次交谈，他决定约请我为他主编的刊物编辑一期关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专辑。于是我就找出部分原先为勒弗菲尔编辑的文集的旧稿复印件，再约请另一些学者又写了几篇，加在一起编定为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专辑发表在《视角》第4卷（1996）第1期上。该专辑出版之后，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我不断地被邀请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到一些欧、美、澳、亚洲国家的大学演讲。直接使我进入国际翻译研究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于2001年接受道勒拉普的邀请，担任《视角》杂志的主编之一（co-editor），主要负责处理亚太地区的来稿。在他退休后的两任主编仍希望我继续担任合作主编和编委，这样我便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但是我深深地懂得，要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走向世界，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声音，就必须掌握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刊物，并用英文发表论文。于是我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发表了四十多位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以及更多的海外华裔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论文。此外我还应邀为《视角》编辑了三个主题专辑，发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从而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战略率先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
此外，我在翻译方面的另一大贡献还在于，直接用英文著述，从而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我自21世纪初以来在国外出版的两部英文专著都与翻译有关：《全球化与文化翻译》（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 2003）根据已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主要探讨全球化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影响，其中强调了文化翻译的协调作用；《翻译的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视角》（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 2010）也是根据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主要探讨了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带来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变革。应该说，这两本英文专著在英语世界的出版奠定了我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第二本英文专著后来被译成意大利文，题目也经译者做了一些改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Il Postmodernismo in Cina , 2015）。因为译者读了我用英文发表的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文，认为我在学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后现代主义论争引入中国，并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研究推向世界，从而打破了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内的“西方中心主义”定势。我想这个判断如果限于我在五十岁之前走过的学术道路还算比较精准，但并没有囊括我其后的学术著述和建树。
实际上，最近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对于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国文化确实已经开始走出国门了，但是走出去以后又如何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国内的学界却远未达成共识。有人天真地认为，中国的经济若是按照现在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变得更加强大，自然就会有外国人前来找我们，主动要求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译介到世界，而在现在，我们自己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这种看法虽不无天真，倒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要提醒他们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够被别人“找到”并受到邀请的文化学者或艺术家恐怕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只有像“等待戈多”那样在等待自己的作品被国际学界或图书市场“发现”。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我这里尤其想指出的是，不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变得如何强大，中国文化毕竟是一种软实力，也即外国人可以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甚至对于一些针对当代的社会科学文献也会不遗余力地组织人译介，而对于涉及价值观念的人文学科和文化著述，则会想方设法阻挡你的文化进入他们的国家。旅居美国多年、前不久刚去世的当代哲学家李泽厚曾认为，要想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文化至少要等上一百年。但我认为，像李泽厚这样过于悲观的看法也要不得，实际上，李泽厚本人的《美学四讲》收入英语世界最具权威性的《诺顿理论批评文学》（第二版）（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 2010）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著作已经跻身世界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中。因此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绝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究竟该如何去努力呢？这正是我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尽管中国的不少一流出版社大量购买国外学术著作的版权，但相比之下，国外的一流学术出版社购买中国学术著作的版权者却很少。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文化输出和输入的极不平衡的状态：西方的非主流的汉学家的著作大多可以在中国找到译本，甚至在中国学界受到盲目的追捧，中国的一些出版社的做法通常是组织人忠实地将其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时甚至不惜花钱去购买他们著作的中文版版权。出于学术交流的目的，国内一些大学需要邀请一些国外学者前来出席学术会议或演讲，常常由于邀请者自身外语水平的局限，他们会邀请一些汉学家前来国内的重点高校讲学并出席高层次的学术会议。而中国的一些公认的一流人文学者却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国门去和国际学界进行交流，他们除了在国内的小圈子中受人尊敬外，出了内地和大陆，甚至在香港和台湾都鲜有人问津，更不用说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邀请了。
有鉴于此，我在长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认识到，既然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翻译这个工具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呢？我始终认为，目前我们的重点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格局的不平衡性，使中国文学和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这样看来，翻译的历史和文化重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为了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我主持并承担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的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的编选工作，经过努力，我带领的翻译团队已经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20世纪中国戏剧》和《20世纪中国散文》三卷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并由译林出版社联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出版。另一方面，我认为，直接用外语著述也是一种翻译，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熏陶，即使我们讨论外国的东西，或世界的东西，比如全球化、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我们仍然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视角。因此我们用英文著述实际上是把我们中国的人文学术价值观和理论方法介绍给了国际学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应十多家国际权威期刊主编的邀请，为它们编辑了二十多个主题专辑，发表了五十多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其中有好几位中国学者由于其国际论文发表等突出成就而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还有几位中国或华裔美国学者被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更多的学者则晋升为国内外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入选国内各种人才计划。我作为他们的老师、编外老师或同事确实有一种成就感。
写到这里，也许广大读者会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道路，作为一个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人文学者，你在未来还想做什么？确实，回顾过去四十多年我所走过的道路，真可谓弹指一挥间。接下来我将做什么呢？毫无疑问，学无止境，著述也是没有尽头的。前不久去世的许渊冲先生在回答记者问他今后想做什么时，他答道，他要活到100岁，以便在有生之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他作为我的老师在如此高龄还有着这样的抱负，我作为后辈怎能不努力呢？我想，在今后的二十年里，我还要继续我的译介事业，当然重点肯定要放在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著述推向世界。更具体地说，我仍将在两个方面著述：一方面努力跟踪国际学术理论前沿，将那些对繁荣中国的学术理论争鸣的理论思潮及时地引进中国，并且用中文著述讨论这些理论思潮及其之于中国的意义和借鉴价值，以便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起到某种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继续用英文著述，将自己的研究用国际上的学术通用语——英语写成论文和专著，在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出版，从而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外，为了加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步伐，我还应不少国际学术期刊主编的邀请，编辑更多的主题专辑，以便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文学者得以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我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在2001年在耶鲁大学做福特杰出学者讲座时也引用了这句名言，并加上这样一句：“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对全球经济做出贡献，也应当为世界文化和人文学术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我想这应该是我未来所要做的事情，同时，这也是我主编这套“全球人文学术前沿丛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