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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是人体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是由柱、束、框、平台及杠杆等结构组成的复杂构架。最早的骨性结构证据来自距今5亿年前的寒武纪鱼鳞化石。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骨骼主要由胶原蛋白、水和矿物质（以钙为主）组成，其中水约占比1/3。骨骼成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人类婴儿期软骨质比例很高，儿童期之后骨骼会随着矿物质的沉积而逐渐骨化。进入老年期后，骨骼会随着矿物质流失而脆弱易断。
创伤是指人体的任何损伤。据奥特纳（Ortner）定义，创伤可分为四类：（1）骨骼的全部或部分破碎，主要指骨折（fracture）、截肢与环钻术；（2）骨骼位置异常或脱臼；（3）神经或血液的供应中断（皮肤、软组织和神经的损伤等）；（4）人为的形态或轮廓异常，如变形颅等 [1] 。本章只讨论（1）、（2）两种类型，（4）详见第九章。
现代疾病考古认为，人类群体中的创伤研究可反映不同群体及个人的生业与生活方式，涉及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生存环境、职业、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内容，创伤的愈合程度能暗示饮食卫生、医疗行为及家庭结构等重要信息。另外，创伤的具体情况还与年龄、性别、地理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软组织损伤的证据通常难以保留，因此只能借助骨骼的病理现象进行分析。
骨折是指由创伤引发的骨骼的部分或完全破碎。愈合的骨折痕迹或未连接但已有愈合现象的骨折，一般容易鉴别。临死前短期内或与死亡同时发生的骨折等，不会在骨骼上留下愈合痕迹，这种情况过去较难区分
。近年来通过生物力学分析，上述情况已逐渐发生改变。在个体存活或刚死时，骨骼具备较好的弹性，并有软组织连接，受到冲击时局部会发生弹性形变，细小的骨折碎片仍附着于创伤处；死后骨骼会逐渐干枯变脆，其受外力变形和断裂方式则完全不同，可通过微痕观察得到证明。颅骨创伤、肋骨和肩胛骨创伤、前臂的防御性创伤
及手部创伤，均被视为暴力行为，具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2]
根据现代医学定义，骨折可分为闭合性骨折和开放性骨折（复合性骨折）两大类。闭合性骨折通常外部皮肤组织无破损；开放性骨折皮肤破裂，骨折处暴露于表皮，易引发微生物感染，进而引起骨髓炎甚至死亡。骨折原因主要有三种：（1）急性创伤，如坠马、重击等；（2）持续压力作用的压迫性骨折，如负重运动等；（3）病理性骨折，如骨癌、骨质疏松等。骨折的愈合与年龄、创伤位置及营养状况有关。通常情况下，上肢骨愈合速度要快于下肢骨，年轻人比老人愈合快。
对古代标本的鉴别，要注意真正的断骨和在个体死亡时愈合过程延迟的骨骼，后者常表现为骨愈合不足。骨不连现象多见于股骨颈骨折和前臂骨干骨折，最常见的原因主要是营养缺乏、感染、缺血、固定不足或错位等
。
颅骨包括内板、外板和两板之间的板障。颅骨骨折是灵长类动物最为常见的骨折现象。根据罗威尔（Lovell）和朱曼（Jurmain）的研究，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大猩猩（Gorilla）和倭黑猩猩（Pan paniscus）的头骨骨折率与群体间的暴力行为有关，与疾病考古学发现的人类颅骨骨折诱因基本相同。著名的研究案例是埃及法老塞格尼拉（Seknenre）木乃伊的CT扫描结果——其头骨上有多处战斧留下的未愈合伤痕，证明他死于头部的暴力击打，与古代埃及纸草文书的历史记载一致
。
头部是暴力争斗中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人体最易遭受攻击的部位。有刃利器或钝器对颅骨造成的伤口、穿刺、塌陷，以及手术实施产生的骨伤均视为骨折。头部最常见的骨折是由低速冲击造成的伤害，表现为线性、压迫性（钝器伤）或穿刺性伤口。
在考古发现中，颅骨骨折可分为钝器伤、锐器伤和穿刺伤三种基本类型：（1）钝器伤一般会造成颅穹隆变平，创口周缘向外弯曲，中心内向塌陷。案例分析时应注意颅骨外板是否有骨折线。骨折线通常位于颅骨最脆弱处，创伤击打点明显，周围存在星形骨折线，呈放射状散开 [3] 。作用力较大的击打会导致局部粉碎性骨折，临近区域或头骨反面会产生放射状骨折线。（2）锐器创口边缘一般平齐光滑，呈线性痕迹。（3）穿刺伤由武器高速接触头部而形成，创伤小而圆，不连续，创口边缘弯曲，甚至出现粉碎性骨折或骨片缺失。
骨骼创伤发生后，会在出血部位出现初次吸收后的成骨修复过程。颅骨骨折愈合通常是纤维结合，但骨性结合也会发生。在愈合过程中，骨组织的形成是正常的。目前学界将“伤口边缘圆钝”视为愈合迹象，表明伤者在伤后长期存活。另外，鼻骨骨折（Nasal Fractures）也属于颅骨创伤的一种，其特征为鼻骨凹陷、不对称，附着骨碎片及异常扭曲 [4] 。
巴里坤东黑沟墓地93BYJHM6B，男性，45岁，额、枕部各有1处锐器伤，伤口穿透骨壁。额部伤位于额骨中部右侧，长约6厘米，前宽后窄，无愈合痕迹；枕部伤痕位于枕骨左侧中部，长约5厘米，前宽后窄，无愈合痕迹。93BYJHM6C，性别、年龄不详，头骨右侧眶处有砍伤，受力方向左侧下至右斜上，已愈合，属非致命伤。93BYJHM9，性别、年龄不详，额骨右眶上缘有一孔状贯通伤，颅内壁板障外翻，愈合痕迹明显。
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M2上层侧身屈肢葬男尸，枕骨处有3道砍痕，残留黑色血迹
。
鄯善洋海墓地1988M27墓室东南角成年男性头骨，枕骨见4处伤痕，2处呈三角状，1处呈柳叶状，创伤间有直径2厘米的圆形穿孔。洋海墓地1988M42墓底男性头骨，矢状缝和枕骨右侧人字缝交汇处有直径6.5厘米的圆形骨折塌陷。2003年，在洋海I号、II号墓地又各发现5例穿孔头骨，“额骨上有大面积骨折伤痕”。
张林虎等对洋海墓地61例（男25例，女20例，未成年16例）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男性颅骨创伤个体为7例，占男性个体数的28%；女性创伤个体为6例，占女性个体数的30%，未见未成年创伤案例
。洋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对489例个体进行研究，共发现17例颅骨创伤，占总数的3.5%。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在17例伤痕中，脑颅部位7例，鼻部5例，颧弓3例，多为钝器伤，锐器伤较少
。现将其列表如下：
洋海墓地颅骨创伤统计表
吐鲁番胜金店墓地07TSM25:A，左侧顶骨骨折，骨折区域从颞骨一直延伸至颅顶缝附近，呈线性放射，或与外力的直接作用有关，即颅骨瞬间遭遇巨大外力冲击，属于钝器伤，无愈合痕迹。07TSM32:B，成年女性，额骨中央眉心处有明显塌陷，直径2.7—3厘米，愈合痕迹明显，属钝器伤。（图1.1）07TSM18:C，左侧乳突呈粉碎性塌陷，边缘有愈合痕迹，属钝器伤
。
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采集标本27例，其中颅骨骨折3例，占样本总数的11%。M11A，男性青年，共5处致命伤，4处为利器砍伤，1处为刺入伤。M148，中年男性，1处刀剑类砍伤，伤口有愈合痕迹。M121，青年男性，下颌骨与部分牙齿被利刃削去，伤口有愈合痕迹
。
阿拉沟东口墓地M4，成年男性，额鳞后部左侧骨折，长约3.3厘米，向颅腔内塌陷0.3厘米，骨折处已愈合，骨折线痕迹清晰，骨折处边缘有一未愈合的穿孔。另一处骨折为鼻骨中部的横向断裂，由死者左前方击打形成。
阿拉沟东风机械厂墓地1例，具体墓号不明，墓主是成年男性，额部前囟点正中有一圆形穿孔，孔径1.2厘米，边缘见三道放射状骨折线，前额处有砍伤痕迹。
柴窝堡墓地1993M1A，18—25岁男性，左眼眶处有一利器砍削形成的斜面，长3厘米，左顶骨亦有利器砍伤痕迹。
察吾乎四号墓地M73B，男性，30—40岁，头骨近人字点有1处砍伤，面积2.5厘米×0.5厘米。M111B，女性，13—15岁，枕外凸隆外侧有三角形贯通伤，长2.2厘米，宽1.6厘米。M130A，成年男性，额骨左侧有长条状砍伤，长1厘米。M113B，男性，20岁，左下颌后缘有一处砍削痕迹；M113C，右顶骨矢状缝中部有1处椭圆形塌陷骨折，面积约3.9厘米×2.6厘米。察吾乎四号墓地M130C，女性，成年，额骨左侧有数道细长条状伤痕，伤口较浅，额骨右侧有细长条状伤痕，伤口略深，疑似被割头皮。M140A，头骨前囟位向左侧冠状缝有1处圆形塌陷骨折，约3.8厘米×4.5厘米；右侧顶结节下方有一处圆形骨折，直径约3.3厘米。M154D，枕骨左侧沿人字缝方向有1处砍削骨折，刃面平整，穿透内板，面积约3.7厘米×1.4厘米；另1处砍削伤在右下颌后缘中部。M154E，成年男性，下颌见一处三角状凹槽，由尖锐器未击穿骨壁造成。
莫呼查汗墓地IM126，男性，30—35岁，箭镞从颅后右下侧颈部射入，伤口长1厘米，宽0.4厘米，造成右枕髁外侧骨质擦伤，划痕长3.8厘米。箭镞射入鼻腔，停留于鼻甲、犁骨和上颌间，鼻腔及箭镞
表面布满铜锈，是导致墓主死亡的直接原因。（图1.2）IIM9，男性，50—55岁，左、右鼻骨前端2厘米处骨折，骨质塌陷，愈合鼻骨宽扁。IM64，男性，45—50岁，左鼻根2.3厘米和右鼻根1.5厘米处骨折已愈合
。（图1.3）
恰甫其海墓地发现颅骨创伤5例，均在颅顶部分，其中3例在右侧，2例在左侧。5例个体中男性3例，女性1例，性别不明1例（未成年个体），创伤个体占样本总数的8.92%，其中男性创伤率为11.54%；女性创伤率为4.54%。5例样本中，有2例骨折已愈合，3例无愈合痕迹
。（图1.4）
尼勒克县吉林台墓群颅骨创伤样本36例，其中锐器伤10例（穷科克一号5例，加勒克斯卡茵特2例，奇仁托海1例，阿克布早沟1例，别特巴斯陶1例），占总创伤数的27.78%；钝器伤21例（穷科克一号7例，加勒克斯卡茵特9例，奇仁托海1例，铁木里克1例，阿克布早沟1例，别特巴斯陶2例），占总创伤数的58.33%；颅骨穿刺伤9例（穷科克一号2例，加勒克斯卡茵特2例，阿克布早沟1例，铁木里克1例，别特巴斯陶3例），占总创伤数的27.78%
。
新疆史前晚期颅骨创伤统计
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水库墓地M77，青年女性，出土时枕骨处有一枚青铜箭镞（长6.6厘米，宽0.8厘米）嵌入颅骨，伤口无愈合痕迹，是导致墓主死亡的直接原因。女尸身旁葬一婴儿遗骨，保存较差
。（图1.5）俄罗斯学者认为，此类头骨箭伤主要由斯基泰式反曲弓（reflex bow）及金属箭镞造成。在南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中多有发现，死者创伤部位一般在眉心处
。
下坂地墓地AIIM29，男性，约25岁，左侧冠状缝、颞脊侧有1处锐器伤，长33.64毫米，宽6.54毫米，已穿透骨壁，伤口有愈合痕迹。AIIM99，男性，20—25岁，左侧顶骨、冠状缝、颞骨上端区有一锐器伤，长31.78毫米，宽4.88毫米，前宽后窄，呈带状，无愈合痕迹。AIIM47，女性，20—25岁，左侧颧弓断裂后错位性愈合。据统计，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创伤率为18.52%，且全部位于颅骨上，其创伤率高于新疆其他地区
。上述现象可能与帕米尔高原自然环境恶劣有关，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暴力活动的数量和规模会加剧。
综上所述，新疆发现的头骨创伤通常是与对手近距离打斗造成的，多位于额骨和顶骨处，大部分位于左侧，与人类惯用右手有关。由箭镞造成的颅骨骨折案例较多，多分布于天山—阿尔泰山沿线，或与新疆地区草原游牧人群多用弓箭作战有关。鼻骨骨折较为常见，可能与成年人间的拳脚打斗有关。未成年人的头骨创伤率极低，杀殉现象不多。与此相反，在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中暴力殉葬现象普遍，如德列斯图伊（Direstuj）墓地M44b，未成年人，额骨右侧有尖状物击打形成的贯穿伤，创面呈菱形。类似现象在德列斯图伊较为常见，受害者均为少年儿童，多埋葬于主墓周围，表明匈奴贵族有杀殉未成年人的野蛮葬俗。上述发现印证了《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葬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数千百人”作“数十百人”。
头部创伤致死率较高，且恢复期长，甚至会留下后遗症。以且末县库木拉勒克墓地99QKM1A为例，其右侧顶骨损伤长11厘米，局部伤口未完全愈合，是典型的棍棒类钝器所致的线状骨折，颅内损伤状况未知。可以推测，99QKM1A个体身前经历了漫长的伤后恢复期。
通过对创伤的分析，能够让学界修正已有的历史观点。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对乌尔王陵（Royal Cemeteries of Ur）出土的两块头骨进行CT扫描，发现其头部有锐器击打的致命伤，从而推翻了考古学家莱昂纳德·沃利（Leonard Wolley）有关“苏美尔人（Sumerians）自愿殉葬乌尔王陵”的观点
。另一案例是英国学界对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遗骨的病理学分析。根据历史记载，1485年8月22日，在“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的最后一战—博斯沃思战役（The Battle of Bosworth Field）中，亨利七世（Henry VII）率军击败理查德三世，导致理查德三世在战斗中阵亡。近年通过对理查德三世遗骨的病理学分析可知，他死于外力打击而造成的8处颅骨骨折，另有1处肋骨的锐器砍伤和1处盆骨的箭镞穿刺伤，补充了历史记载的不足
。
根据骨折部位的不同，可以推断死者生前的职业及特殊行为习惯。对欧洲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骨折现象的研究表明，尼安德特猎人对大型动物采取近身肉搏式狩猎，甚至对野兽进行背部刺杀。上述狩猎方式导致尼安德特人易遭受严重的骨折伤害，而现代智人主要采用远距离投射进行狩猎，二者狩猎策略差异明显
。
欧洲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100年前）的研究案例是奥茨（Otzi）冰人。考古学家通过X射线扫描，发现其死因是刺穿于左侧肩胛骨内侧大动脉的石箭镞。奥茨冰人前额、手指有搏斗时遗留的砍痕，属于抵挡锐器形成的防御性伤口；右侧肋骨骨折愈合，左肋仍有多处骨折。上述研究表明，奥茨冰人曾长期从事山地狩猎活动，并与邻近人群存在激烈的生业冲突。
骨折创伤研究还被用来确定生活状况、死因以及还原战场状况。
（1）埃及萨卡拉（Saqqara）阶梯式金字塔及达克拉绿洲（Dakhla Oasis）附近出土的人骨显示，多数死者存在颈椎、脊柱骨折或劳损的情况。研究人员认为，上述创伤与劳工长期头顶重物负重行走有关。此外，埃及发现的女性木乃伊前臂骨折现象较多，学界认为或与埃及女性生前频遭家庭暴力有关
。
（2）对埃及法老图坦卡门（Tutankhamun）死因的确定。1968年，考古学家通过X射线发现图坦卡门颅骨存在骨折现象，因而出现了“图坦卡门死于谋杀”的观点。2005年，上述结论被新的研究成果否定—通过对图坦卡门木乃伊的全CT扫描显示，法老死于腿骨骨折引发的严重感染
。
（3）对中世纪战争现场的还原。1461年，英格兰贵族爱德华（Ed-ward）在“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中取得了“陶顿（Townton）战役”的胜利，最终登上英王宝座成为爱德华四世。据历史记载，这场战役的阵亡者高达2万余人。考古学家通过对阵亡者骨折状况的研究，还原了战役最后时刻的历史信息—阵亡者均为16—50岁的男性，生前曾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健康状况较差，普遍患有败血症、佝偻等疾病，表明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多数死者骨骸上留有7—8处锐器与钝器伤，部分死者的前臂遭受多次击打，表明他们曾在死前的最后时刻抵挡对手，但最终均死于残酷的屠杀
。
巴里坤县东黑沟墓地93BYJHM8，男性，左股骨下端内侧有单侧骨折错位愈合痕迹，此类骨折现象较为少见。病理分析表明：“患者在屈膝状态下（可能是乘骑状态）股骨受到瞬间冲击力影响，导致错位性骨折。骨折后，患者未进行及时准确的复位固定，致使骨骼错位状态下愈合。”
（图1.6）
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发现的骨折以线性骨折为主，包括07TSM3、07TSM18:A、07TSM25:A、07TSM7:D、07TSM7和1例编号不详个体。07TSM3左侧尺骨、桡骨远端骨折。尺骨与桡骨的远端骨折在线性骨折中尤为常见，多与摔倒或防御伤有关。当危险来临，人类的本能反应是用前臂抵挡。 [5] 从骨折愈合状况判断，07TSM3个体愈合状况良好，未见错位愈合情况，但比未骨折的右侧桡骨、尺骨短2厘米，推测骨折可能发生于患者青春期，并遗留后遗症。（图1.7）
乌鲁木齐柴窝堡墓地M9，竖穴偏室墓外围葬1成年男性，头向东北（与墓主及墓地其他死者相反），肩胛骨处有一锐器钻出的圆孔，孔洞边缘有愈合痕迹，报告推断该个体为战俘或奴隶，曾长期被贯穿肩胛骨处的绳索束缚
。
乌鲁木齐市阿拉沟东口墓地丛葬墓出土部分人体肢骨及头骨处，有明显锐器伤痕迹，墓号及具体信息不详
。
和硕县红山沟遗址2015HHM2，墓葬已扰乱，伤者性别年龄不详，盆骨内嵌一枚青铜箭镞，已穿透骨板，伤口周围见明显铜锈，箭镞或从后腰射入，应为致命伤
。
古墓沟墓地79LQ2M30:B，青年男性，右侧髋骨内嵌1枚叶状燧石镞，已穿透骨板，应为致命伤
。
沙湾县大鹿角湾墓地M46，右侧股骨骨折，错位性愈合，右腿股骨短于左腿；M66个体，右侧第七肋骨劈裂性骨折，右臂肘关节骨折，已愈合，推测患者生前或从高处跌落，身体右侧着地，造成胸、肘、股部位骨折，右臂弯曲受阻，只能保持一种姿势生活
。（图1.8）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地甲M2A，成年女性，股骨有刀砍伤痕，无愈合痕迹，或为墓主致死的直接原因
。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墓地M105，男性，30—35岁，右侧髋骨穿刺伤1处，无愈合痕迹，或为致命伤
。库车友谊路墓地，具体墓号不详，其中一根股骨中部见贝状骨片，或为骨折愈合后的骨痂
。
民丰县尼雅95MN1M3，男女合葬，死者呈干尸状，保存良好。A男尸身高1.75米，约35岁，颈、肩及胯骨见锐器砍伤，长约14厘米，深已见骨，或为致命伤
。B女尸身高1.61米，右脸颊见大面积瘀血，颈椎骨断裂，疑为上吊而亡。
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原名“克尔木齐”）墓地M17m2个体，大腿骨上端、骨盆及尾椎骨内各嵌入一枚青铜镞，推测死于箭伤。M5m4人骨出土于茔区内小浅坑中，周身见多处骨折外伤，推测为献祭的战俘或牺牲
。
综上所述，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发现的骨折创伤主要与战争有关，表明当地人群曾遭遇明显而频繁的暴力伤害。人类已知最早的战争创伤证据出土于苏丹北部的萨哈巴（Jebel Sahaba）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1000年。考古研究表明，24具个体的颈椎、躯干骨内均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石镞，表明上述死者是人类早期战争的受害者
。考古学家乔纳森·哈斯（Jonathan Hass）和马修·皮斯泰利（Mathew Piscitelli）在研究了3000座距今12000年的墓葬后，只发现4例与战争有关的证据，表明在农业文明诞生之前战争的规模和数量十分有限
[6]
。
近年来，国际学界倾向于对人群整体创伤的特性研究。例如对埃及蒙迪斯（Mendes）神庙神职人员的骨骸研究表明，上述人员曾遭遇过大屠杀，其中部分尸骸甚至是被异地处决后，再搬运而来统一丢弃，其年代恰好处于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60—前2055），应与这一时期埃及王朝的更替有关
。另外在法国亚眠（Amiens）利贝蒙（Ribemont）早期铁器时代战场遗址中，一次出土了140具被斩首的男性尸骨，表明战胜者有猎首习俗
。
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人类暴力冲突的烈度与频率呈现指数倍增长，说明人口增长、阶级分化与贫富差距促进了人类暴力行为的加剧
[7]
。新疆青铜时代骨折案例的发生率与数量均低于早期铁器时代，可能与青铜时代人口密度低、生存压力小有关。杨建华将新疆西部青铜时代生业模式归为畜牧业，并推算“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到7头牛，20至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而一个草场的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这就导致青铜时代人群频繁的迁徙”
。据此推算，每个青铜时代聚落的使用年代在20—25年，之后便被废弃。青铜时代人群每次迁徙的距离约数十公里，每个聚落都是一个较小的独立单元，其聚落附近的墓葬数量很少，通常仅埋葬少量死者。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因为游牧经济的产生导致人口迅速增加，人群迁徙频繁，带来了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此外，不可预测事件（干旱、雪灾、瘟疫）与人为的敌对行动，也会加剧不同人群间的冲突，进而演化为暴力行为，甚至是蓄意的战争。通过对骨折部位的分析可知，近90%的骨折发生在死者面部左侧，表明绝大多数击打发生于面对面的冲突之中。根据愈合状况判断，此类创伤的目的是致命，而非捕俘或警告性的。由此可知，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地区的生存压力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而变大，人群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生态环境差异会导致骨折创伤率的不同。一般情况下，草原游牧人群的创伤率要高于绿洲农业与畜牧业人群。对于这一现象，西方学者曾指出“迁徙会增加人群冲突的可能”。冲突既有内部冲突，也有外部冲突。因此频繁迁徙移动的人群更重视联盟和社会关联，具有更高形态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对绿洲定居人群而言，游牧人群需要不断变换营地，应对更多挑战和暴力冲突，客观上增加了创伤的概率。新疆地区的绿洲城邦具是较为封闭的地理空间，绿洲间是延绵不绝的沙漠和戈壁，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冲突更多集中于内部，容易形成割据力量，因此《汉书·西域传》会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外部势力对绿洲实施有效的政治管理，需要派遣官员、军队、信差等，增加了治理与交流的成本。
另外，公元前3—前1世纪伊犁河谷的创伤率异常偏高，或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塞种、大月氏、乌孙、匈奴、汉朝在此的角逐有关。《史记》载，公元前203—前176年后，匈奴崛起于蒙古高原，东灭东胡，西破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部归属匈奴。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击败塞种，迫使塞王率众南越“悬度”（今兴都库什山）。公元前174—前161年间（另说为公元前139—前129年间），匈奴联合乌孙攻击大月氏，杀死月氏王。大月氏迁徙进入“妫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继大月氏之后，乌孙占据伊犁河流域，并与匈奴产生摩擦。张骞“凿空”之后，汉朝联合乌孙对抗匈奴，并多次主动出击。伊犁河谷的大量人骨创伤案例或与上述历史事件存在联系。
暴力是人类达到目标的方式之一。与情绪化导致的暴力发泄不同，战争行为是精心设计的非个人化的群体冲突。由于战争关系到物质生活，涉及群体的生死存亡，暴力文化因此被构建出来，古人们褒扬战争，通过暴力摄取权力。在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猎首、割头皮、制作头骨碗等暴力文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图1.9）如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也作“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M196与M172，墓主皆为一次葬，其他骨骼均在生理位置，唯头盖骨被人工锯切，切痕平整，未见骨渣、骨片
。索墩布拉克墓地甲M1，墓室中央青石上见一青年男性头盖骨，眉骨以下部位被平整斫去
。
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在“库尔干理论”（Kurgan Hypothesis）中指出，大型石构墓葬及建筑在欧亚草原的兴起，标志着早期游牧人群父权制度的建立，而这一制度建立在对外扩张与征服的暴力文化基础之上
。特别是早期印欧人群崇尚杀戮，构建出大量“英雄”形象，并以“史诗”方式为其歌功颂德，如《梨俱吠陀》《阿维斯塔》《伊利亚特》等。自青铜时代起，新疆已经出现了“库尔干”类型的石构墓葬与祭坛。到早期铁器时代，墓葬封堆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大者直径80—100米，高度约10米；小者直径不过2—3米，高度不足20厘米。在一些大型墓葬或祭祀遗址中，偶见殉人与人牲遗骸，说明暴力崇拜曾是亚洲内陆权力秩序的基本形式之一。
[1] D. Ortner and W. J. Putschar, Identification of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Human Skeletal Remains ,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1, p.55.
[2] M. Judd, Ancient Injury Recidivism: An Example from the Kerma Period of Ancient Nubia , Osteoarchaeology,2002 (12) , pp.86-106.
[3] N. C. Lovell, Trauma Analysis in Palaeopathology , Yearbook of Phys, Anthrop(40),1997, p.154.
[4] A. C. Aufderheide, C. Rodríguez-Martín, 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Human Paleopath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28.
[5] R. D. Jurmain, Stories from the Skeleton: Behavioral Reconstruction in Human Osteology ,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1999, p.217.
[6] Jonathan Haas and Matthew Piscitelli, “The Prehistory of Warfare: Misled by Ethnography, ”in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The Con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View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68-190.
[7] Brian Ferguson, “Pinker's List: Exaggerating Prehistoric War Mortality,” in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The Con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View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1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