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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中国西北部、欧亚大陆腹地，坐标东经73°40′—96°18′，北纬34°25′—48°10′，面积166.6万平方千米，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印度接壤。新疆地形呈“三山夹两盆”格局，北部为阿尔泰山脉，中部为天山山脉，南部为昆仑山系；北疆准噶尔盆地与南疆塔里木盆地位于其间。（图I.1）
阿尔泰山脉，古称“金山”，山体呈西北—东南向，斜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绵延2000余千米。中国境内阿尔泰山属于中段南坡，山体长500余千米，海拔1000—3000米，主要山脊高度在3000米以上，北部最高峰友谊峰，海拔4374米。阿尔泰山脉在新疆境内自西向东逐渐降低，山体逐渐变窄
。高山地带分布有1500余条现代冰川，覆盖面积约648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北端的现代冰川分布区。
阿尔泰山地貌垂直分带明显，由高到低为：现代冰雪作用带，海拔3200米以上，以友谊峰、奎屯峰为中心，发育有山谷冰川、冰斗冰川、悬冰川；霜冻作用带，海拔2400—3200米，古冰蚀地形清晰，积雪期长达8个月，以寒冻风化为主；侵蚀作用带，海拔1500—2400米，以流水切割为主；干燥剥蚀作用带，在海拔1500米以下。土壤由高到低，主要分布有冰沼土、高山草甸土、亚高山草甸土、生草灰化土、灰色森林土、黑钙土、栗钙土、棕钙土等
。
阿尔泰山区属大陆性气候，由于亚洲高压区的影响，冬季漫长酷寒，夏季短暂凉爽。阿尔泰山年均温度为0℃，7月高山雪线以下平均温度为15—17℃，冬季最低气温—62℃。丘陵地带1月平均气温—14℃，东部山谷—32℃，而在平原草原地带，气温可降至—60℃。阿尔泰山区有广阔的永久冻土带，存在古代冻土墓葬的可能性。
阿尔泰山区位于干旱、半干旱荒漠地带，西风环流输送来大西洋水汽，顺额尔齐斯河谷地和斋桑谷地长驱直入，向北遇山体后抬升，降水较为丰富，降水量随海拔升高而递增，大体趋势为由西向东递减，冬夏多，春秋少。一般情况下，低山区年降水量200—300毫米，高山区可达600毫米以上；降雪多于降雨，且积雪时间随高度增加而延长，中高山积雪期达6—8个月，低山区为5—6个月，雪线海拔约2800米，是我国雪线最低的区域。
阿尔泰山沿线河流密布，径流量最大的河流是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境内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其疆内流域面积达5万平方千米，河长546千米；河水主要源自降水、积雪融水和冰川，年均径流量100多亿立方米，占阿尔泰山区地表总径流量的89%。乌伦古河全长725千米，由大青格里河、小青格里河、查干郭勒和
布尔干河
四大支流组成，最终汇入乌伦古湖，流域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年均径流量11亿立方米，主要源自积雪融水，是准噶尔盆地最大的内陆河。
天山山脉东起新疆哈密星星峡，西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帕米尔之巅，全长2500余千米，南北均宽250—350千米，最宽处800千米。天山在新疆境内东西绵延1700余千米，将新疆划分为地理上的南、北疆，山地平均海拔约4000米，与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形成巨大的高程差。
北天山全长1300余千米，以乌鲁木齐—吐鲁番一线划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由阿拉套山、别珍套山、科古琴山、博罗科努山、依连哈比尔尕山、天格尔山组成，最高峰河源峰海拔5289米。东段由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喀尔里克山、梅新乌拉山组成，平均海拔3500米，最高峰为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
中天山长约800千米，自西向东为乌孙山、比奇克山、那拉提山、艾尔宾山、阿拉沟山、觉罗塔格山，平均海拔3000米，最高峰艾尔宾山，海拔4835米。
南天山西起克孜勒苏河源，东到博斯腾湖，全长1100余千米，以“天山之父”汗腾格里峰为界分为两段，以西是阔克沙勒山、麦丹塔乌山、科克同套山、阿赖山等；以东为哈尔克塔乌山、科克铁克山、霍拉山、库鲁克塔格山。南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是天山最高峰，海拔7435.5米。南天山东段库鲁克塔格山是天山海拔最低段，最高峰只有3000余米，大部分山体在1000—2000米间，与周围的高程差不足300米，类似于丘陵。
天山山体东西横亘，形成南北两侧明显的气候差异。天山北麓博乐、乌苏、呼图壁、乌鲁木齐、奇台一线，海拔400—700米，年均温度4—7℃，无霜期155—190天；天山南麓喀什、阿克苏、库车至库尔勒一线，海拔在900—1300米，年均气温10—12℃，无霜期200—250天。伊犁河谷伊宁、新源、特克斯一线，海拔600—900米，北有博罗科努山阻挡寒流，南有哈尔克塔乌山阻隔热浪，年均气温约8℃，无霜期160天，四季温和湿润。
天山山地夏季温度受海拔影响而变化。平均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会下降6℃。在冬季，受逆温层作用的影响，山地比平原更温暖。在天山北坡，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会增加3—5℃，逆温层最大厚度可达3000米，持续4—5个月。天山南坡逆温层厚度不足1500米，且存在时间极短，因此逆温层效应并不显著。
天山沿线有许多山间盆地。北部有赛里木湖盆地、艾比湖盆地、达坂城盆地、巴里坤盆地等；中部有伊犁盆地、昭苏盆地、巩乃斯谷地、尤勒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库米什盆地、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南部为拜城盆地、乌什谷地、喀拉峻盆地。
根据海拔的不同，盆地可分为高位、中位、低位三大类
：
（1）高位盆地，海拔多在2000米以上，气候湿凉，是重要的游牧区域。如尤勒都斯盆地，平均海拔2400—2600米，年均气温—4.7℃，最低气温—46℃，全年半数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因此有“冷库”之称。
（2）中位盆地，海拔在1000—1800米间，气候适中，属农牧共生带。如焉耆盆地海拔1047—1200米，年均气温8.5℃，最冷月均气温—11.2℃，最热月均气温23.2℃，冷热温差大，有利于光合作用的生成。焉耆盆地冬季严寒，春季回温迅速，夏季气候温和，秋季气温下降明显，是南北气温的过渡带。
（3）低位盆地，海拔较低，温暖干燥，土地肥沃，适宜农业和畜牧业。例如吐鲁番盆地，位于博格达山和觉罗塔格山之间，四面封闭，中间低凹，地表辐射热量难以散发，年均降水量稀少（约16毫米），极端高温47.8℃，无霜期长达210天，故有“火州”之称。
天山的降水主要来自大西洋、北冰洋的湿润气流，经准噶尔盆地西部和伊犁河谷到达各地。水汽沿山地向东移动，大部最终逐渐散失；少量水汽则沿坡地爬升，翻过隘口进入山区，形成冷凝降水。山区年均降水约987亿立方米，占全疆年降水量的40.6%。山区降水呈现“西段多于东段，北坡高于南坡”的特点。伊犁河谷朝西开口，西来水汽容易进入谷底，形成大量降水。而吐鲁番盆地四面封闭，水汽极难进入，是天山沿线降水最少的地区，年均降水量不足20毫米，其中托克逊年均降水量仅为7.0毫米。
新疆天山沿线的河流总数为373条，另有山泉160余处。天山沿线径流量约为474亿立方米，径流量最大的河流为伊犁河、阿克苏河、开都河和玛纳斯河。沿线河流主要源自冰川融水，共有冰川15953条，总面积15416.41平方千米，总储水量1048.247立方千米。因此，冰川融水是天山沿线重要的水源补给
。
昆仑山，古称“昆仑虚”，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东抵青海黄河源头，全长约2500千米，平均海拔5500—6000米，宽130—200千米，总面积50余万平方千米，号称“万山之祖”。新疆境内的昆仑山系主要属于西段和中段。
西段东起和田地区皮山县新藏公路赛图拉，东至乌孜别里山口，包括明铁盖、红其拉甫及康西瓦等重要隘口。昆仑山西段有海拔7000米以上山峰3座（公格尔峰7649米、公格尔九别峰7530米、慕士塔格峰7509米），6000米以上山峰7座，平均海拔5500—6000米。受地势制约，降水量整体偏低，河谷年均降水量仅25—30毫米，雪线附近约300毫米，一般北坡降水量大于南坡。塔什库尔干谷地气候相对温和，海拔3100—3900米，为高位沼泽化草甸，年均气温3℃，年降水量约70毫米，主要河流为叶尔羌河、塔什库尔干河，靠冰雪融水补给，是塔里木河的重要源头之一。
中段西起新藏公路赛图拉，东至车尔臣河九个达坂间，包括
克里雅
和喀拉米
兰山
口等连接新疆与西藏的重要通道。昆仑山中段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有8座（乌孜塔格6254米、
慕士山
6638米、琼木孜塔格6920米），平均海拔5000—5500米，北坡雪线5100—5800米，主要河流为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与安迪尔河，河流两岸分布有成片的绿洲及胡杨林，出产玉石、黄金，且末、精绝、于阗等西域文明均分布于这一区域。
昆仑山山地为高寒荒漠，植被稀少。海拔2700米以下的前山及中山带为合头草荒漠，主要植被为昆仑蒿；海拔2700—3000米为紫花针茅为主的山地草原，坡地阴面见雪岭云杉构成的山地森林草原；3100—3900米为灌木荒漠和冰碛丘陵，多见麻黄等植被；海拔4000米以上为高寒荒漠，见驼绒藜等耐寒耐旱植物；4500—5500米为高寒半灌木荒漠，植被分布为刺矶松、高寒棘豆等；海拔5500米以上为寒冻风化带和高山冰雪带。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和布克赛尔县骆驼石、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吐鲁番市交河台地、吉木乃县通天洞等遗址已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目前新疆已知最早的人类遗骸出土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境内，头骨长117.5毫米，宽123毫米，重443.5克，骨壁较厚，眉弓较发达，眼眶上缘圆钝厚实，死者为青年男性，兼具蒙古利亚与欧罗巴人种特征，距今1万余年，学界称“阿图什人”，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未做古DNA检测。（图I.2）
年代较晚的细石器遗址较多，如七角井、三道岭、卡尔桑、七城子、迪坎儿、沙土梁、柴窝堡湖等
。这一时期的细石器以刮削器、尖状器及细石叶为主，各遗址的采集数量较多。新疆地区细石器的使用年代跨度较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均在沿用。如古墓沟墓地78LQ2M30出土男性的骶骨中，发现一枚穿刺于骨缝中的燧石箭镞
。此外，在切木尔切克墓地、穷科克遗址、塔尔巴斯陶遗址、艾丁湖墓地、乌拉泊墓地、柴窝堡墓地均发现过类似的细石器箭镞。
公元前第三千纪，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原始农业、彩陶、畜牧业及金属冶炼已在新疆地区出现
。起源于我国北方的粟、黍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麦属作物在新疆相遇。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石锄、石磨棒、马鞍形石磨盘、石臼、石杵等石制工具，陶罐被用于烹饪和储藏食物。青铜时代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切木尔切克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四道沟文化、洋海墓地一期、萨恩萨伊墓地一期、小河文化、萨孜—穷科克下层文化、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新塔拉遗址、尼雅北部遗址、阿克塔拉遗址、流水墓地等，与周边地区的四坝文化、奥库涅夫（Okunev）文化、阿凡纳羡沃（Afanasievo）文化、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塞伊玛—图宾诺（Seima-Turbino）文化、楚斯特（Chust）文化等，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是“阿尕尔生型”青铜器，包括铜镰、铜刀、管銎斧、铜锛、直銎铜锤、铜凿等工具
。在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一处房址中，还发现石范、铜渣，以及大量的炭渣和煤灰，是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煤炭用火遗迹
。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新疆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逐步趋同的特征，主要有焉布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穷科克上层文化、察吾乎文化、扎滚鲁克文化、香宝宝文化等，与周边地区的沙井文化、卡约文化、塞克（Sakā）文化、斯基泰（Scythian）文化、卡拉苏克（Karasuk）文化、萨尔马泰（Sarmatian）文化、萨尔玛提亚（Sarmatian）文化等联系密切
。在我国先秦文献《山海经》《穆天子传》《管子》中，记录了“一目国”“禺知”“西王母”等西域人群。《史记》有“塞种”“乌揭”“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的记载。汉文史料记录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
。据《史记》载，公元前203年前后，匈奴崛起于蒙古高原，东灭东胡，西破月氏，月氏丧失霸主地位，向西迁徙。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攻击月氏，使其兵败西遁，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二十六国归属匈奴。此役后，月氏主体部众西迁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残部退保祁连山中，史称“小月氏”。
西迁大月氏部众在伊犁河流域击败塞种，迫使塞王率众南越“悬度”（今兴都库什山）。此后，大月氏占据伊犁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公元前174—前161年间（另说为前139—前129年），匈奴联合乌孙攻击月氏，杀死月氏王。由于无力抵抗匈奴与乌孙联军，大月氏再度迁徙，最终进入妫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流域，征服当地大夏人，控制了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至阿富汗的广大区域
。
继大月氏人之后，乌孙控制伊犁河流域。乌孙与大月氏类似，曾是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草原行国”。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击败月氏，继而引发一系列的迁徙浪潮。在这场动荡中，乌孙未能幸免，首领难兜靡被杀，部众逃散。冒顿收养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将其抚养成人。《史记·大宛列传》载：“而（乌孙）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匈奴）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
类似神话亦出现在《北史·突厥传》的记载中。成年后的猎骄靡协助匈奴击败大月氏。乌孙强大后，猎骄靡不愿附庸匈奴，召集旧部迁徙到伊犁河流域。
匈奴为加强统治，在西域设官置守，派军驻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匈奴管理西域的职官，负责监督“诸国”，收取赋税，受日逐王节制。僮仆，即“奴仆”之意。僮仆都尉的设置，反映出匈奴对西域诸地的控制。《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颜师古注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
即绿洲地区处于一种定居状态。“有城郭”是指塔里木盆地周缘人群以绿洲为中心，筑城建郭，形成城邦。定居民众以农耕为主，兼事畜牧。与绿洲“城郭”不同，天山、阿尔泰山游牧人群（如匈奴、乌孙等），社会经济以畜牧生产为主，逐水草迁徙而居，故称“行国”。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诸绿洲多被沙漠、戈壁和高山阻隔，形成分散、闭塞与割据的局面，故史籍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与乌孙结盟。但乌孙首鼠两端，立场摇摆。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和太初四年（前101年），江都王女细君与楚王孙女解忧先后赴乌孙和亲。公元前101年，汉朝与乌孙约定，一起攻打大宛，但乌孙仅派两千骑策应李广利伐大宛，采取观望态度，“持两端，不肯前”。武帝元封年间，汉军在胘雷屯田，开西域屯田之始。
《集解》与《汉书音义》指出：“胘雷，地名，在乌孙北。”《汉书·西域传》载，乌孙经济形态“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
。新疆出土汉晋铁犁铧印证了西域屯田的历史事实
，开创了中原王朝“耕战并举”的治疆方略
。
公元前86年，汉昭帝继位。为抵御匈奴侵扰，巩固边防，昭帝采纳桑弘羊之言，在轮台以东渠犁一带屯田，并派遣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
。此举引起匈奴及龟兹的仇视，“赖丹本臣属吾国，令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
。此后，汉与匈奴在西域展开了一系列争夺。公元前77—前74年，匈奴遣使乌孙，索要解忧为质，并发兵占领“车延”“恶师”。解忧向汉求救，宣帝派常惠出使乌孙，商议讨伐之事。汉军出动15万骑，乌孙出动5万骑，分道夹击匈奴，最终大获全胜，匈奴“衰耗”，“怨乌孙”。公元前71年，常惠使乌孙赏赐有功者，借兵乌孙讨伐龟兹，以报残害屯田士卒之仇。龟兹王绛宾缚贵人姑翼至常惠处，“惠斩之而还”。公元前66年，解忧之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成婚，并入朝觐见，汉赐印绶。
由于西汉的连续打击及匈奴内斗，宣帝时期匈奴已开始衰落。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不复存在，西域交通已为汉朝控制。西汉在轮台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治所乌垒城，郑吉为首任都护行使任免权，“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
公元前57—前54年，乌孙内乱，叛军围困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兵解围。公元前53年，汉破羌将军辛武贤与常惠率军至敦煌郡，欲讨伐乌孙。宣帝召冯嫽回长安，欲了解西域形势。公元前52年，常惠第五次出使乌孙，率领三校尉及汉军屯田于赤谷城。《汉书·西域传》载：“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在赤谷城屯田期间，汉军与乌孙歙侯曾爆发军事冲突。《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阵）却敌。”
公元前51年，大昆弥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立，解忧与其孙及冯嫽等返回长安。次年，冯嫽返回乌孙，辅佐星靡，赐乌孙贵人“大禄”“大吏”“大监”等职务，授金印紫绶。匈奴郅支单于遣使乌就屠，意欲联合抗汉。乌就屠得知呼韩邪归汉，杀郅支使者向汉示好。郅支击败乌就屠，占领乌揭、坚昆、丁零、康居等地，并数度围攻赤谷城。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领汉、乌孙及西域联军诛杀郅支，清除匈奴势力。
公元8年，王莽篡汉立新，将归顺汉朝的匈奴、西域诸“王”降为“侯”，引发局势动荡。公元13年，乌孙大小昆弥遣使长安，王莽让小昆弥使坐于大昆弥使之上。大臣满昌指出，大昆弥与汉有姻亲，地位应更尊贵。此举引发王莽不满，罢免满昌。西域诸地知中原易帜，遂发动叛乱，都护但钦遇害，西域大乱。此后中原战乱迭起，无暇西顾。
公元25年，东汉建立。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为由，拒绝复通西域。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裂为南、北两部。东汉复通西域，始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平十六年，汉军北征匈奴，夺伊吾卢地（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永平十七年，汉军破车师，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戊己校尉耿恭向乌孙“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
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和拘弥联军攻破姑墨石城。永元二年（90年），月氏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葱岭进攻班超，最终无功而返。班超任西域都护，徐斡为西域长史，龟兹、姑墨和温宿再度归汉。龟兹侍子白霸返回龟兹，为龟兹王。班超移居龟兹它乾城，徐斡屯驻疏勒。班超发龟兹、鄯善联军讨伐焉耆，生擒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皆斩于陈睦战殁之地。班超改立左侯元孟为焉耆王，“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除传世文献外，新疆所见汉代碑刻也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如哈密发现的任尚碑、裴岑纪功碑和焕彩沟碑，记录了汉朝治理西域的相关情况。据裴岑纪功碑载：汉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军“克敌全师”，斩杀北匈奴呼衍王。东汉与匈奴的最后一次战争发生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敦煌太守司马达率4000人马进入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附近），北匈奴不敢接战，闻讯退去。另外，拜城县黑英山乡发现的汉永寿四年（158年）“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也反映出汉人在龟兹屯田驻守的情况。
大将军窦宪击破北匈奴，单于逃往乌孙。鲜卑转徙匈奴故地，匈奴留守者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公元2世纪，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罔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
公元166年，鲜卑分裂为三部，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扶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公元3世纪，晋与鲜卑在西域爆发冲突。《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六月（275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大破之，斩其渠帅”
。咸宁二年秋，鲜卑阿罗多部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魏晋时期，戊己校尉驻守吐鲁番盆地，以防鲜卑深入天山以南区域。
公元317年，拓跋鲜卑“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
。至什翼键时期，拓跋鲜卑“东自秽貂，西及破洛那”，势力已达费尔干纳盆地。余太山认为，公元4世纪穿越阿尔泰山迁入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嚈哒人（Hephthalite），即西迁的乙弗鲜卑，而进入欧洲的匈人（Huns）也与拓跋部的扩张有关。
与此同时，悦般在乌孙北部兴起。《魏书·西域传》载，悦般乃匈奴旧部，明帝时汉屡败匈奴，其残部由阿尔泰山进入伊犁河流域，老弱病残滞留龟兹北部，与乌孙小昆弥部融合，形成悦般。悦般“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
有学者认为，昭苏县波马“黄金大墓”即属于悦般遗存。
荷兰学者许理和（E. Zürcher）指出，西汉通过屯田举措，推行中原式的密集型农业灌耕模式，使西域经济出现飞跃式发展，绿洲地区出现人口大爆炸，居民数量平均增长了5倍，进而促使当地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使新疆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之地。
本书所涉考古材料为已公布资料，按地理单元分为东天山、中天山、西天山、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昆仑山6个区域。
1.哈密地区
（1）艾斯克霞尔墓地
墓地位于哈密市五堡乡西南约30千米南湖戈壁深处，坐标东经92°34′58″，北纬42°44′26″，海拔136米。1999年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32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2）焉不拉克墓地
墓地位于哈密市西北60千米三堡乡西北一处土岗上。1957年，黄文弼在此发掘墓葬14座。1986年4—5月，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在此发掘墓葬76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3）五堡墓地
墓地位于哈密市五堡乡西北1000米处的台地上，紧邻干涸的古河床，四周为戈壁，海拔552米，气候干热少雨。1978年和198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发掘墓葬112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4）黑沟梁墓地
墓地位于哈密地区东天山北麓巴里坤盆地东部一处坡地上。1993—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沟梁I号墓地52座墓、II号墓地6座墓和III号墓地6座墓进行考古发掘，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5）东黑沟墓地
墓地位于巴里坤县石人子村南巴里坤山北麓，又称石人子沟墓地，坐标北纬43°31′12.8″—43°34′28.9″，东经93°13′44.8″—93°16′49.1″。1957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发现。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此调查。198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与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在此复查。2005年7—9月，西北大学在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管理所协助下，对遗址及其周边墓地进行调查，发现石筑高台3座、石围居址140座、墓葬1666座、岩画2485幅。2006—2007年，西北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共清理石筑高台1座、石围居址4座、墓葬12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6）拜其尔墓地
墓地位于伊吾县吐葫芦乡拜其尔村南一处戈壁台地上，南北长1000米，宽约500米，共有墓葬500余座。2004年10—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哈密地区文物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40余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2.吐鲁番地区
（1）加依墓地
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加依村南3000米处的戈壁台地上。2013年底至2014年初，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17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2）胜金店墓地
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东40千米胜金乡胜金店村南郊一处山前坡地上。2007年10月和2008年4月，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30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至汉代。
（3）洋海墓地
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火焰山南麓的戈壁台地上，坐标北纬42°48′，东经89°39′。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被盗墓葬进行清理。2003年3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521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代。
（4）苏贝希三号墓地
墓地位于鄯善县苏贝希村南3000米一处砾石台地上，南依山岗，北邻沟壑，北距苏贝希一号墓地800余米，东距苏贝希遗址80米。1991年3—4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共清理墓葬30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1.乌鲁木齐市
（1）萨恩萨伊墓地
墓地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板房沟乡萨恩萨依沟口河岸东侧一处二级台地上，北距市区约68千米。2006—2008年，为配合大西沟水库枢纽工程的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80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唐时期。
（2）阿拉沟墓地
墓地位于鱼儿沟车站西南2.2千米处，西北距鱼儿沟遗址（F1）约1.7千米，坐标东经87°52′28.3″，北纬42°48′59.6″。1976—197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发掘墓葬85座。1983年，考古人员又在此清理墓葬43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3）柴窝堡墓地
墓地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南约50千米柴窝堡湖东岸湖滩、戈壁的交界处。199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与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合作发掘墓葬20座，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
（4）鱼儿沟墓地
墓地位于鱼儿沟火车站西南阿拉沟面粉厂附近，坐标北纬42°49.8′77″，东经87°52′96″，海拔778米。2008年，为配合铁路施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遗址1处、墓葬3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2.昌吉州
（1）康家石门子墓地
墓地位于呼图壁县雀尔沟镇雀尔沟村东南15千米的天山峡谷内，西北15千米为康家石门子岩画。2008年7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昌吉州文物局、呼图壁县文物局共同发掘墓葬56座，时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察吾乎墓地
墓地位于和静县哈尔莫墩乡以北36千米一处台地上，从斜沟西北行可通往尤勒都斯草原。“察吾乎”蒙古语意为“有悬崖的沟”，是当地冬牧场所在地。1986—198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大型墓地5处，共清理墓葬448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代。
（2）莫呼查汗墓地
墓地位于和静县西北58千米莫呼查汗乌孙沟内一处三级台地上，附近交通闭塞，为冬牧场驻地。2011年6—8月和2012年8—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248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代。
（3）红山沟遗址
遗址位于和硕县红山谷地西北一处碱土台地上，附近有努茨根乃郭勒河、冬都塔西哈恩郭勒河环绕，四周牧草繁茂，分布有墓葬400余座。2015年7—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房址1处、墓葬5座、石构遗址14处，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4）营盘墓地
墓地位于尉犁县东偏南130千米孔雀河北岸库鲁克塔格山南的洪积扇地带，附近有城址、烽燧、佛寺、农田、沟渠等，是一处典型的绿洲聚落遗址。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北的一处山前台地上，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250米，有墓葬300余座。1893年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斯文·赫定（1896年和1900年）、斯坦因（191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28年）等都对此进行过勘察。1989年，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队对其进行调查，清理了部分墓葬。1995年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2次抢救性发掘，整体年代为汉晋时期。
（5）小河5号墓地
墓地位于若羌县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千米的荒漠中，东距楼兰故城175千米，北距古墓沟65千米，坐标北纬40°20′11″，东经88°40′20.3″，海拔高度823米，最早发现于20世纪初。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在此发掘墓葬12座。
[1]
2002—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系统清理，共发掘墓葬167座，其年代为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前1500年）。
（6）古墓沟墓地
墓地位于若羌县孔雀河古河道下游一处荒漠台地上，东距罗布泊70千米，北依库鲁克塔格山，南临孔雀河谷，坐标北纬40°40′35″，东经88°55′21″，海拔847米。1979年底，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墓葬42座，年代为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800年）。
1.塔城地区
（1）大鹿角湾墓地
墓地位于沙湾县博尔通古乡西南部鹿角湾草场一处山前坡地上，海拔接近雪线，四周松树林立，牧草茂盛，是当地著名的夏季牧场。2014年9—10月和2015年6—7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古墓69座，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至汉晋时期。
（2）阿勒腾也木勒墓地
墓地位于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南7000米阿勒腾也木勒河两岸，坐标北纬46°5′14″，东经83°13′35″，地表散布大量砾石，植被稀疏，附近为牧民春秋季草场。2011年5—6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墓葬100余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
2.伊犁州
（1）恰甫其海水库墓地
墓地位于特克斯县特克斯河中下游喀拉托海乡与喀拉达拉牧场两岸的谷地内，坐标北纬43°18′，东经82°30′。200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州文物局在水库淹没区发现墓葬近300座。2003年6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联合发掘墓葬225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2）索墩布拉克墓地
墓地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城南60千米乌孙山北麓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可俯瞰伊犁河谷。198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墓葬3座，1990年发掘墓葬33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3）山口水库墓地
山口水库墓地位于巩留县以东30千米莫合乡巩留林场恰甫其海队一处二级台地上，紧邻特克斯河，海拔910米。2004—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墓葬70座，祭祀遗址2处，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4）渔塘遗址
遗址位于新源县城东北巩乃斯河南岸71团1连一处三面环水的坡地上。1984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此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房屋遗址13座，灰坑25座，墓葬6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
（5）夏塔墓地
墓地位于昭苏县城西南68千米夏特乡夏特村，附近为通往塔里木盆地北缘拜城县的夏特古道。1961—1963年和1976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对其进行发掘，清理墓葬30余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
（6）特克斯一牧场墓地
墓地位于特克斯县以东7千米库克苏山口一处山前台地上。197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此发掘墓葬30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7）东麦里墓地
墓地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尔乡东麦里村北一处山前台地上，北依博罗科努山，南临喀什河谷冲积平原，海拔1245米。东麦里，哈萨克语意为“高地上的村庄”，墓葬集中分布于长2000米，宽300米的区域内。2009年5—7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50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8）吉林台墓群
墓地位于尼勒克县吉林台水电站淹没区，包括穷科克一号、穷科克二号、库吉尔沟、阿克布早沟、萨尔布拉克沟、托海、别特巴斯陶、加勒克斯卡茵特、铁木里克、彩桥门等9处墓地。2001—200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784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以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为主。
（9）铁木里克墓地
墓地位于新源县西北16千米巩乃斯河北岸阿吾拉勒山南麓一处坡地上，坐标北纬43°33′，东经83°05′。1981—198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15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
3.阿克苏地区
（1）多岗墓地
墓地位于拜城县亚吐尔乡都干买里村一处山间台地上。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阿克苏地区博物馆、拜城县文物管理所发掘墓葬100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汉代。
（2）苏巴什西大寺塔墓
墓葬位于库车城北23—25千米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区。1978年秋，库车县文物管理所在苏巴什西大佛塔北侧发现1座墓葬，洞顶塌陷，墓室北壁已部分倒塌。墓葬西墙与佛塔连接，其上见土坯台阶，年代为魏晋时期。
1.喀什地区
（1）下坂地墓地
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班迪尔乡辛迪村与下坂地村境内。2001年，为配合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喀什地区文物管理所等对库区遗址、墓葬进行调查。2003年8—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AID、AI—AVIII、AV、AVI号墓地147座墓葬。2004年5—6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AIV、BI—BVII号等8处墓地进行发掘，清理墓葬31座。其中青铜时代墓葬92座、汉唐墓葬27座、明清墓葬31座。
1.塔城地区
（1）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松树沟墓地
墓地位于吉木乃县至和布克赛尔县公路松树沟段一处二级台地上，附近松树茂密，牧草繁茂，海拔约2000米。2017年5—7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30座，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2.阿勒泰地区
（1）阿依托汗一号墓地
墓地位于哈巴河县库勒拜乡喀拉布拉克村东南山前褶皱地带，地势北高南低，位置较为分散。2014年7—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墓葬27座，年代为青铜时代。
1.和田地区
（1）流水墓地
墓地位于于田县阿羌乡流水村附近一处坡地上。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此发掘墓葬8座，2004—2005年又先后2次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52座，时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2）尼雅墓地
墓地位于民丰县城以北100千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坐标北纬37°58′32.5″、东经82°43′14.5″。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尼雅墓地进行发掘。1995年和1997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墓地进行过2次调查性发掘，年代为汉晋时期。
2.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扎滚鲁克墓地
墓地位于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村西2000米的戈壁地带，坐标东经85°28′29″，北纬38°7′16″，海拔高度127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最初发现于1930年。198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发掘墓葬5座。1989年8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主持发掘墓葬2座。1996年10—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与且末县文物管理所对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02座，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至魏晋时期。
疾病考古是考古学领域的重要分支，特别是与体质人类学及古病理学结合紧密。疾病考古学研究疾病的演变、发展及人类对环境变化（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探讨早期人类医疗行为对疾病的应对策略。研究对象包括骨骼、软组织、粪便、寄生虫等，以及古代艺术品、历史文献、墓志等相关内容
。最早的古病理学研究（paleopathology）起源于欧洲，可追溯至1774年约翰·艾斯博（Johann Esper）对洞熊（Ursus spelaeus）股骨的病理分析
。疾病考古学权威奥夫德海德（Aufderheide）与罗德里格斯—马丁（Rodríguez—Martín）根据疾病考古发展史，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启蒙阶段），以德国学者约翰·弗里德里希·埃斯珀（Johann Friederich Esper）首次通过显微镜观察木乃伊病变组织为标志。1834年，英国外科医生佩蒂格鲁（T. J. Pettigrew）出版的《埃及木乃伊的历史》（ History of Egyptian Mummies ），大量展示了木乃伊的生理解剖情况。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木乃伊的创伤与疾病观察，带有一定的猎奇性质，并非完全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学科规范并未正式建立。
第二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兴起阶段），源于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突出表现为颅骨的定量测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他尝试对考古发现的人骨病变案例进行科学分析。德国学者科尼希（W. König）开创使用照相技术分析木乃伊病例的先例。另外，法国学者保罗·布鲁卡（Paul Broca）对秘鲁印第安人的开颅术进行了探讨。美国学者威廉·惠特尼（William Whitney）出版了第一部疾病考古学专著。学界开始关注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强调人体健康信息与骨骼指标的相关性，但部分研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第三阶段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阶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医疗水平的进步，新的研究方法、标准化鉴定与数理统计开始应用于疾病考古学领域。格拉福顿·艾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Smith）与弗里德里克·伍德·琼斯（Frederic Wood Jones）利用放射性透视技术对木乃伊及人骨进行病理观察，使木乃伊成为研究人类进化、基因、遗传领域的珍贵材料。这一时期的疾病考古研究中心，开始从西欧逐步转移至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俄尼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将人口统计学观点引入疾病考古领域，尝试用社会生态学和文化因素分析进行动态的学术研究。罗伊·李·穆迪（Roy Lee Moodie）出版了新的疾病考古学著作，将临床医学成果与病理学分析进行结合。阿里斯·赫德利卡（Ales Hedlicka）推进了美洲古病理学的发展，开创了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人类学部，将放射生物学引入疾病考古领域，成立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第四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成熟阶段），疾病考古学开始与流行病学、人口统计学及健康地理学结合，研究趋势开始从个案分析向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数据转变。1973年，“古病理学俱乐部”（The Paleopathology Club）成立，之后更名为“古病理学会”（The Paleopathology Association），并于1975年在欧洲召开了首次会议，研究领域涵盖人类学、考古学、医学史、药物学、遗传学、生物学等学科。1992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古病理学研究，学界又成立了“国际古尸研究会”（Institute for Mummy Studies）。2001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承担了“全球健康史计划”（Global History of Health），旨在对罗马时期至19世纪末的15000具人骨进行研究
。
目前国际学界分为“欧洲学派”和“北美学派”两大分支，前者强调健康状况的个案分析，后者则较为关注群体的健康水平。DNA技术兴起后，遗传基因与古病原体的分析研究成为可能，学界对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与图坦卡门的亲缘关系、图坦卡门死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考古学家借助木乃伊发现了最早的乳腺癌、心脏病、坏血症等病例，并利用木乃伊胎盘探索婴儿发育、早产等医学问题
。基因组学则涉及人类结核、天花及麻风病的起源与传播。这一时期，国际学界关于疾病考古的著作较多，如夏洛特·罗伯茨（Charlotte Roberts）的《人类骨骼考古学》
（
Human Remains in Archaeology: A Handbook
），以及与基思·曼彻斯特（Keith Manchester）合著的《疾病考古学》（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等，对当前国际疾病考古成果及不足之处进行了阐述。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疾病考古学起步较晚，早期成果主要与体质人类学研究有关，未能形成专门的学科体系。虽有长沙马王堆女尸、孔雀河“楼兰美女”、“哈密古尸”等重大考古发现及研究，但学术视野仍整体滞后。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互动，疾病考古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根据研究内容的差异，国内的疾病考古可大致分为四类：
（1）颅骨变形与开颅术。最早关注该领域的是韩康信、潘其风。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两位学者曾对新疆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韩康信等在《中国远古开颅术》中对新疆早期开颅术案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新疆早期开颅术可能与医疗活动有关。
此后，王博、吕恩国、刘学堂等学者对变形颅和史前开颅术进行了更宏观的学术探讨。王博对渔塘遗址
、扎滚鲁克墓地
与苏巴什古墓
出土的变形颅进行了原因分析与文化探讨。吕恩国在《论颅骨穿孔和变形》一文中，论述了新疆伊犁河谷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的颅骨穿孔和变形现象，并结合考古材料和民族志，对其成因提出合理推测。
刘学堂在《新疆史前宗教研究》中认为，新疆史前开颅术是一种巫医结合的文化现象，并大量列举新疆各地的考古发现
。叶瑶在《新疆考古发现的头骨穿孔现象》中对新疆发现的穿孔头骨进行了原因分析，指出不同穿孔的文化内涵与差异应具体分析。
（2）齿科疾病研究。由于牙齿稳定坚固的结构属性，其在考古发掘中通常保存较好，因此为学界研究古人饮食、口腔卫生和齿科疾病提供了直接证据。齿科疾病研究主要包括磨损度、龋齿、牙槽脓肿、牙周病及牙齿生前脱落等症状。陈靓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中指出，索墩布拉克墓地多数居民患有牙周病、龋齿及牙齿根尖周脓肿等口腔疾病，部分个体见有第一、二臼齿严重偏斜式磨耗，或与当时特殊的宗教活动或生活习惯有关
。张全超、张雯欣等对吐鲁番加依墓地的牙齿磨损状况进行分析，并与内蒙古水泉组、山西游邀组等数据进行对比，指出加依人群偏好肉食的饮食特性。
（3）创伤研究。创伤研究是反映古代物质文化和生业模式、生存环境、职业、社会关系以及饮食状况、医疗措施等内容的重要媒介，如张林虎等《新疆鄯善洋海青铜时代居民颅骨创伤研究》，对洋海墓地的头骨创伤进行了性别、创伤等方面的分析
。魏东对哈密黑沟梁、东黑沟、拜其尔等墓地的颅骨及肢骨等创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
。目前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骨的分析，较少涉及干尸的研究。林梅村在《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中认为，苏贝希三号墓地出土干尸的手术缝合，或与西域早期的外科手术及麻醉药物有关。
（4）综合性研究。综合性研究涵盖创伤、疾病等内容，多为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具体形式的不同，可分为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综合性著作四大类。
第一类是考古发掘报告，主要涉及单一墓地的材料，如《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
《新疆萨恩萨伊墓地》
《新疆莫呼查汗墓地》
《拜城多岗墓地》
等，都附有骨病理分析的相关内容，能够探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疾病发生状况，但跨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多。
第二类是期刊论文，仅对墓地的少量样本进行研究，受到抽样情况的限制，这类研究篇幅较短，无法对人群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如《托克逊县鱼儿沟墓地M1出土人骨的生物考古学研究》
《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M22出土人骨研究》
《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松树沟墓地出土人骨鉴定与初步分析》
等，均属于此类论著。
新疆古代人骨、干尸较为特殊，因此中外合作的论文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舒勒茨（Schultz）、巫新华等合著的《新疆于田县流水墓地26号墓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学和人类学初步研究》，运用了生物力学、遗传学、病理学等分析方法，对流水墓地M26的人骨材料进行了细致研究。
李肖、王睦（M. Wagner）等合著的《中国吐鲁番公元前3—前2世纪墓葬的考古和古病理学研究：个人健康史和区域意义》，对胜金店墓地人骨的病理现象及假肢的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2]
。上述成果对新疆疾病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三类是学位论文，篇幅较长，多以单一墓地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涵盖的伤病信息较为全面，如《伊犁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颅骨人类学研究》
《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人骨研究》
等，包括创伤、疾病等的综合分析与原因探讨。也有少量著作涉及多墓地大样本的探讨。如张林虎的《新疆伊犁吉林台库区墓葬人骨研究》中，从性别比例、人均寿命、头骨和牙齿性状及古病理学的角度，对吉林台库区古人类遗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指出当地居民饮食结构单一，主要以肉食为主，淀粉摄入量较低，且食物坚硬、粗糙，但贫血体征比例较高，或与营养不均、卫生欠佳有关。另外，吉林台人群骨骼钝、锐器伤普遍，且锐器伤高于钝器，致死率高，反映出上述人群明显的生存压力和暴力冲突状况。
近年来，通过基因组学方法确定特异性感染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武喜艳等对新疆哈密泉儿沟遗址的人骨研究表明，当地人群曾感染过人猪共患类型的沙门氏菌（salmonella），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早期菌株系统，或由人群的迁徙自西向东传播
。目前有关新疆传染病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会有更多研究涉及相关领域。
第四类属于综合性著作，代表作是王博、付昶合著的《中国新疆人种考古丛书》四卷本（《新疆干尸和改形颅》
《骨骼与干尸的调查》
《北疆草原人种考古》
《南疆绿洲人种考古》
），对新疆博物馆发掘的人骨及干尸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涉及部分古病理学的成因探讨与分析，但仍有部分考古材料未予以收录和研究。
综上所述，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疾病考古研究缺乏系统性，性别差异分析及跨区域比较相对薄弱，古病理现象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结合仍待加强。骨骼损伤、骨骼病变、骨骼变形的相关研究较多，而干尸的分析和检测较少。通常情况下，导致成年个体死亡的严重疾病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另外，由于新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大量有机物质得以完好保存，因此有大量疑似药物的出土物得以保存。目前多数样本仍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未能进行科学分析与检测。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疾病考古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并结合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探讨疾病及特殊墓葬现象（颅骨变形、头骨环切）产生的地域因素和性别差异。此外，书中还涉及新疆古代先民的部分医疗活动，包括外科手术、麻醉剂、骨折处理、假肢安装、巫术医疗及药物的相关内容。
[1]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 Stockholm: 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2] LI X, WAGNER M, WU X, et al., “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pathological Study on the Third/ Second Century BC Grave from Turfan, China: Individual Health History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 2013 (290-291) , pp.33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