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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他强调文明的独特性，仿佛世界各大文明不具可比性；另一方面，他又切切实实地在各大文明间开展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以认识文明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为己任的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何以能够比较，以什么标准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这类根本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释，引发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旷日持久却又悬而未决的种种争议。
争议之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长久以来，围绕“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争论就从未停歇过。就中国而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来的历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社会史论战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张佩国，2021）。争论背后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对资本主义萌芽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则受到韦伯的间接影响。有学者考证，韦伯及其在《儒教与道教》中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学学说通过共产国际这一政治渠道曲折地传播到中国，不期然地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产生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的一个“缺席在场”（李放春，2022）。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腾飞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韦伯热”顺理成章地兴起，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韦伯关于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成为相关讨论的焦点。20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加州学派”则从经济史角度切入“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的问题，在中西比较上着力尤多（李伯重，2019）。直到晚近，依然有重要学者在重新检讨“为什么‘领先世界’的明清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赵鼎新，2014）。此类关于“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否定性问题（negative question）（李猛，1995）之滥觞，深受韦伯关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之起源的独特提问方式的牵绊。这些研究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无论是拥护还是驳斥韦伯皆难有定论，反而容易引发更多无休止的争论。
争议之二是韦伯是否持西方中心论。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悖论：一方面，西方主流的韦伯研究者强调他的价值无涉/价值自由（value free）立场，施特劳斯（2003）等政治哲学家进而指责他是虚无主义的一大代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特别是非西方学者，在韦伯身上看到的却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作为一个坚持价值无涉/价值自由原则，甚至被人指责为虚无主义的学者，如何能同时是一位西方中心论者？这个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背后反映出一个根本问题：比较历史社会学应该如何确定比较的参照标准？
西方学者对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之比较标准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客观的比较标准。西方主流的韦伯研究者，特别是方法论领域的研究专家，认为韦伯受新康德主义影响，未能解决“价值关联的任意性”问题（Oakes，1988a），其理论最终依然是相对主义的。另一派虽承认韦伯的比较标准是西方的，但试图为之辩护。他们认为，一切比较研究者都受自身文化限制，在选择“比较的点”和概念时，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文化的印记，故此韦伯不可避免地带有“启发性欧洲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偏见”或“我族中心主义”（Schluchter，1989: 115; Roth，1993: 148-162; Little，1974: 5-40）。出于自身处境而对比较标准更为敏感的非西方学者，则直指韦伯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萨义德指出，韦伯与19世纪带着西方中心论的东方学家一样，认为东方与西方在经济和宗教心态方面存在着本体论差异，“他的类型观念说到底只不过是对东方学家许多经典观念的一种‘外部’确证”（萨义德，1999：332）。
自东亚韦伯热出现以来，华人学界对此问题亦有深入探讨，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直指韦伯在比较标准上的西方中心论。苏国勋先生最早对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进行了极为系统的研究（苏国勋，1988），后来更是秉持文明共生理念，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研究（苏国勋，2005），分析了新儒家与韦伯的对话，批判韦伯的欧洲中心论（苏国勋，2007；苏国勋，2011）。康乐（2004）和刘东（2001）等人也持类似观点。第二类采用韦伯的比较标准，但得出与其不同的结论，或对其结论加以深化。余英时（2004：213、222）从韦伯的设问出发，提出了他的中心问题：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起过推动作用？他提供了一个“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答案。第三类试图摆脱韦伯的比较标准，另辟标准与韦伯进行对话。杨庆堃（2006：6、9）从功能主义角度分析中国的宗教如何“成功持续并维系了中国伦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文明”，金观涛和刘青峰（2010）则试图摆脱西方模式来解释一个韦伯式问题：为何中国社会结构会出现2000年的停滞，而没有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化？但他们显然也未能完全摆脱韦伯提问方式的牵制。
争议之三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上述争议进而牵涉到历史学与社会学在认识论旨趣上的冲突：前者追求特殊性，后者追求普遍性，一切历史比较推至最后必然会触及这个问题。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新近的反思最终回到了历史比较的认识论基础（李伯重，2019），国内的历史社会学新近也在重提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差异（郭台辉、周浥莽，2020；李里峰，2018；王赟、程薇瑾，2018）。这个问题其实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老话题：在启蒙时代主要体现为德国历史主义与法国启蒙哲学之争，在韦伯时代则体现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之争。韦伯见证并参与了这场方法论之争，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鉴于韦伯方法论体系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他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的争论。韦伯的同时代人李凯尔特（2005：132—133）就认为，韦伯经历了一个从坚信个别事件之独特性的历史学家向寻求普遍性的社会学家的转变。这一争论进而引发了《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何者才是韦伯最重要作品的争论，这些争论同韦伯自己的某些表述恐怕脱不了干系。他（韦伯，2005a：25）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就明确说：“社会学……乃是建立类型概念，并追求经验事实的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相对的，历史学则致力于对那些个别的、具有文化显著性的行动、结构和人格进行因果分析与解释。”这种表面的区分绝不能被误解为韦伯有意制造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截然对立：社会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寻求规律，历史学作为文化科学的代表寻求特殊性。实际上，紧接着上面那段话，他（韦伯，2005a：25—29）明确区分了平均类型概念和理念型概念：前者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者则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共享的。换言之，在使用理念型的方法上，历史学和社会学并无二致。在韦伯那里，历史学与社会学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至于如何结合，则是下文（第四章第二节）要进一步探讨的。
上述三个争议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与西方中心论相关，西方中心论归根结底又牵涉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最终又涉及建立在理念型概念基础上的比较方法问题。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争议背后反映出一个更大的实质关怀：独特的厚重文明如何通过文明比较在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中自我定位。近年来，无论是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以及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反思（应星，2021），还是关于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热议，无不渗透着这种关怀。有鉴于此，必须摆脱上述争议的牵制，重新清理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得失，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中国自身提问，重新激发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