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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通过文明比较讲述中国自身的道理，重新树立文明自信心，就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从“从天朝看四夷”到“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转换，催生了几种典型的观点。一种是全盘西化论，把中国视为西方构建的普遍历史脉络中某个落后的环节；一种是中国特殊论，否认中国在所谓“普遍历史”脉络中的落后位置，而满足于在主观上把中国放置在此脉络之外的某个自我封闭的特殊位置。更典型的是第三种视角——用二元论把中西建构成截然对立的生活样态。这类工作尽管在中西比较上相较前两者更加深入和精细，但总体上还是强调中国的特殊，可谓中国特殊论的变体。总而言之，我们不断在所谓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两端徘徊，始终无法在普遍历史中准确定位自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又重新经历了一波从普遍主义向特殊主义的转变：从起先热衷于套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到如今越来越觉得西方理论只是隔靴搔痒，转而强调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总而言之，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端的不断辗转曲进中，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不断增强。
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文化接触和碰撞日益频繁，讲出中国道理以实现文化自觉也变得更为迫切。费孝通晚年对此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地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方案予以应对。他说：涂尔干可以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讲出来，韦伯可以把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和文化背景讲出来；我们老讲“中国特色”，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特色从哪里产生出来，我们没有讲清楚（费孝通，2019：448—464）。他提文化自觉，就是“希望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一个综合认识，然后把它讲出来”（费孝通，2019：515），而且要讲得让“西方文化能接受”（费孝通，2019：452），以便“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费孝通，2019：454）。怎么讲出来呢？就是他那四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来，他进而把“天下大同”提炼为“和而不同”（费孝通，2019：609—612；费孝通，2021a：87—88），主张社会学与人类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费孝通，2001：302），并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费孝通，2001：290）。
讲出和而不同的中国道理，需要和而不同的提问方式与和而不同的比较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准文明比较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标准。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去比较是有意义的？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有意义的？中西文化论争长久以来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没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套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方法。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新生的学科，而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的重返”（应星，2018）。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时，都把历史视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维度，通过历史比较从整体上对不同的社会形态加以把握。古典社会学家谢幕以后，比较历史分析又在欧美以历史社会学的分支形态经历了复兴。新兴的历史社会学在研究路数上主要表现为以摩尔、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宏观历史因果分析路径，以本迪克斯、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解释性路径，以及以艾森斯塔得、沃勒斯坦为代表的普遍性理论建模路径，相应地在方法论上也形成了长时段构建理论模型、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事件社会学等几种取向。这些研究方法在旨趣上存在相当的差异，反映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的张力（应星，2021）。偏重实证主义的路数更强调在历史中寻找普遍性，偏重人文主义方法的路数则更强调在历史中寻找特殊性，如果走向极端，在价值导向上要么容易流于所谓的“普遍主义”，要么容易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以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要通过历史比较来讲清中国道理，就需要用辩证的方法重构一种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鉴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部分契合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理念，本书拟评判性地考察这套方法的得失，重构问题意识和比较标准，以构建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理念型，讲出和而不同的中国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