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湘人荣山，有樵夫一样的性格。他自己也曾作文《读书如砍柴》，饶有趣味。本书，就是他积年累月上山砍柴的收获。

荣山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理论，他自学过德语，读书也喜欢下笨功夫，尤其对德国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很是钟情。他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也像众多的学子那样迷恋韦伯，但他并不是读读书、聊聊天、写写作业就算了，非要做出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于是，他就像樵夫那样，每天出工，起早贪黑，翻译出韦伯的两部作品：一是《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二是《批判施塔姆勒》。

我一直觉得，理论学习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译书，而且，翻译经典著作的效果最好。对于概念、范畴、逻辑和推论链条的反复推敲，是训练理论思维的必要途径。荣山所译的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代表作，何况两书行文冗繁，论证艰涩，很不好处理；通过译事，他必是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锻炼。韦伯思想的广博与专精、开阔与纵深是很难把握的，年轻的学生很容易着迷，一方面是因有一颗炽热跳动的心，一方面则多出于一种对学术偶像的追爱，故而也容易不求甚解。荣山取道方法论的视角，加之较扎实的译述经验，入手不高不低，恰到好处，收获也就比较实在。

到了博士阶段，我作为他的导师，在论文选题的择取上颇费了一番脑筋。跳出韦伯，将德国社会思想的脉络向上溯源，是当时的基本想法。原因很清楚，追溯思想研究的“源”与“流”、“脉”与“派”是一种最基础的训练方法。荣山钟情于韦伯，因而需要寻得一个思想史上的支点，将虔敬派与浪漫派、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古典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等相互交织的综合图景逐渐呈现出来。当然，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得以点带面，不可空泛。考虑再三，我决定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赫尔德身上。荣山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觉得这虽是一项挑战，却能够调动他探究的激情，在德国社会思想的“古”与“今”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说不定是很过瘾的。为此，我们师徒俩还特意探讨了做读书笔记的经验，以及思想史如何展开诸个研究层次等问题。他很兴奋，学了，回头就去做了，一点也没含糊。于是，便有了有关赫尔德研究长达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汗水写成的，作为导师的我，既欣慰，又敬佩！

也像很多年轻学者那样，荣山博士毕业后也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落脚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书，还参与《社会》期刊的编辑工作。一旦教了书，对思想史的体悟就不一样了。把艰涩的理论讲给学生听，就不能自说自话，要懂听者的心理，照顾到学生的经验。思想只有深入浅出，才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这想必是荣山经过了几年的教学实践而体会到的。思想一旦经验化了，也会得到升华，就连笔下的文风也会变得亲近、自然了许多。同样，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也常常会跳出狭窄的研究领地，旁涉来稿所及的各个领域，不仅要换位思考，知其然，而且还需深入理解各类研究的起点和路径，知其所以然。或者说，思想研究只有真正触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经验、定性与定量等研究的方方面面，才能焕然一新，才能获得生命。

经此历练，想必荣山一定体会到，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的根本，在知识形态上应严格遵循西方学术的谱系和逻辑，但在实质问题上必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的。但何为西方谱系，何为中国问题呢？这并不容易回答，也常常容易搞混。说得复杂些，西方谱系不等于没有西方问题，思想的源发处，必定在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化路径之中。所谓中国问题，也不等于说只有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即可，脱离了中国意义上的知识谱系，也无法得到呈现。所以，谱系和问题，当涉及中西视域的时候，往往纠缠一处，难以澄明。

即便单说西方的谱系，理解又不同。学者往往觉得，研究一人一派，仅靠文本上条分缕析，并厘清思想上的来龙去脉就够了。其实，研究上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如今期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多是方法先行，断章取义，并无多少思想的含量。若深绎之，思想史研究的风景，还在于问题史的构成：思想离不开当下处境，人之为人，活泼跳动的生命体验才是“问之所问”的源头；此外，在文明持久漫长的历程中，思想的发酵和酝酿，可以跨越相当长的时段，历史虽久远，但其所孕育的思想可能性，却可能在千年之后结为果实。从文明的当下和历史看，思想研究若没有相当的广度、宽度和纵深度，没有对当前史的敏感和起源史的认知，问题便难以显现。

荣山研究赫尔德，是以一人出发的。赫尔德别于康德，就在于强调共同体的自然性，即人性的法则内在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甚至地理分布之中，因而认识的基础不是先验图式塑造的理性能力，而是民族精神所蕴含的悟性（Besonnenheit），人类的普遍历史，也应由此基础才可以展开。赫尔德的这种问题化的方式，当然与虔敬派背景的康德不同，因而其呈现的文化作为历史的本质，对于中国学界常以理性主义的路向来理解德国思想是有对照意义的。不过，荣山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却没有驻足于赫尔德的历史主义，他发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化的历史进程，使得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纠结，转化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化方式，这种转变非常清晰地体现在滕尼斯的思想中。这样一来，共同体问题，便成了贯穿于整个现代时期的追察线索，不仅对德国社会思想来说如此，甚至对于诸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根源亦如此，从而使共同体的知识谱系，凸显成为检视西方社会思想之总体变化趋势的一个关键范畴。

荣山的西学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中国问题的观照，这与他对于韦伯学说的持久兴趣有关，更与多年来他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学发端以来，特别是燕京大学一脉的社会思想传统有关。我想，对于在韦伯社会理论内的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的问题，荣山在本书中大体说得比较清楚了，不需赘述。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荣山的这一讨论，是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的。更何况韦伯有《儒教与道教》这样的比较宗教学作品，所以，透过韦伯来看中国社会，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

大体来说，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就是比较文明研究。因为韦伯所提供的宗教解释，既指的是信仰结构，也指的是宗教在社会结构和机制上所形成的效应。既然是比较文明研究，便有个基础性的设定，即文明自身演化的过程，就是该文明构造世界的过程；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便是其自身致力于历史目的普遍化的过程。所以，比较文明研究天生就有一个悖论：将世界上的诸种文明纳入研究视野，意味着去揭示不同文明各自塑造普遍世界的模式；但作为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文明而言，则必须将诸种不同的文明特殊化，进而纳入自身文明所塑造的普遍世界的模式中来。这就是韦伯要用“理性化”的视角去观照诸文明体系的原因所在。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根本而言是自证性的。

很多人批评韦伯是西方中心论者，这种批评并无多大意义。如上便是理由。或者说，当我们揭示出各大文明内生的理性化逻辑时，我们会发现，新教带来的理性化过程能够不断产生所谓的“自我革命”，或者说理性化成为宗教激情，成为自我救赎和构造世界的动力，才会带来科学或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体制，从而推着现代世界向前扩张。而依照这样的“理性化”范畴来对其他文明的这一路径加以解释时，其他类型的理性化则自然无法带来这样的世界历史效果。所以说，韦伯的比较宗教学（或文明比较）研究，所持的当然不是一种文明相对论；这样的研究策略，既要向诸文明体系的层面扩展，又要收拢到自身文明的解释上，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一种新的自我认识。

不过，拿西方社会思想中自证性的比较文明研究，直接作为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就错置了，特别是对于未经现代社会洗礼的文明传统来说，这种证明未经“悬置”，是不能拿来做从自身文明出发的跨文明论证的。这话说起来有些令人费解，简言之，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并不能直接成为基于中国问题出发的基础论证。那么，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呢？其意义在于，我们首先要把西方自证性的比较文明研究，转化为一种自省性的思想努力。荣山的这种直觉，来自他阅读费孝通的体会。费孝通在很多文章中，特别是晚年很多反思性的文章中时常说到，如果仅仅以西方人自证性的原则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甚至是现代的历史，那么我们自身的生活、以往的传统、文明中最宝贵的某些东西，便很容易被当作误差筛除掉。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实则是一种文明自觉，即我们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传统是文明性的，是一种世界总体构造的样式，不可偏废，即便对于文明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来说，依然具有绝对的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历史依然充满矛盾和危机，并非最终的历史目的。我们需要自己去寻找，去体会，去发现我们自身历史的内部所蕴含的世界历史的可能。

费孝通曾在英国留学期间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报告，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认为韦伯构成了一种我们自身文明的“外启蒙”，即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发现在我们自身的文明中我们从未发现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只有在我们自身拥有的意识中才能得到真正发现。若仍以《儒教与道教》为例，很显然，韦伯用理性化的范畴来讲中国的文明历史及其实在化过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材料不足、理解偏差等问题。这虽在论证上重要，但在问题意识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看到的我们自身文明中发育的东西，我们原来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例子表明，韦伯自证性的文明研究，在我们研究自身文明的时候，反倒转化成为一种自省性和自觉性的文明研究。

当然，荣山一定觉得，我们的思考若驻留于这一层，是不够的。因为单凭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还不能筑成我们的社会思想本身。就拿文明比较来说吧，费孝通就有非常鲜明的观点，“和而不同”，他提出的那个“十六字方针”，更加形象。至于文化自觉的这些想法，是不是针对“文明冲突论”而来的，其实并不要紧。对于“和而不同”的说法，说明了其具体的界定或内涵，以及理论或现实的意义，也不是很重要。如何将“中国问题”奠定在中国文明长久发展而来的知识谱系上，如何从中国文明的视角出发，对于通过“文明之间”互动、互构而孕育和创造的普遍历史给出系统的解释，如何将中国文明理解为一种多文明融通统合的世界体系，才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以荣山现在的功力，是做不到的。不过，一个年轻的学者，敢去想这样的问题，便是走出一大步了。对樵夫来说，一旦上了山，伐木的声音便缕缕不绝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荣山新书的阅读体会。看朋友的书，琢磨自己的问题，再去揣测作者的感悟和初衷，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渠敬东
2022年10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