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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荣山,有樵夫一样的性格。他自己也曾作文《读书如砍柴》,饶有趣味。本书,就是他积年累月上山砍柴的收获。

荣山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理论,他自学过德语,读书也喜欢下笨功夫,尤其对德国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很是钟情。他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也像众多的学子那样迷恋韦伯,但他并不是读读书、聊聊天、写写作业就算了,非要做出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于是,他就像樵夫那样,每天出工,起早贪黑,翻译出韦伯的两部作品:一是《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二是《批判施塔姆勒》。

我一直觉得,理论学习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译书,而且,翻译经典著作的效果最好。对于概念、范畴、逻辑和推论链条的反复推敲,是训练理论思维的必要途径。荣山所译的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代表作,何况两书行文冗繁,论证艰涩,很不好处理;通过译事,他必是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锻炼。韦伯思想的广博与专精、开阔与纵深是很难把握的,年轻的学生很容易着迷,一方面是因有一颗炽热跳动的心,一方面则多出于一种对学术偶像的追爱,故而也容易不求甚解。荣山取道方法论的视角,加之较扎实的译述经验,入手不高不低,恰到好处,收获也就比较实在。

到了博士阶段,我作为他的导师,在论文选题的择取上颇费了一番脑筋。跳出韦伯,将德国社会思想的脉络向上溯源,是当时的基本想法。原因很清楚,追溯思想研究的“源”与“流”、“脉”与“派”是一种最基础的训练方法。荣山钟情于韦伯,因而需要寻得一个思想史上的支点,将虔敬派与浪漫派、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古典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等相互交织的综合图景逐渐呈现出来。当然,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得以点带面,不可空泛。考虑再三,我决定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赫尔德身上。荣山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觉得这虽是一项挑战,却能够调动他探究的激情,在德国社会思想的“古”与“今”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说不定是很过瘾的。为此,我们师徒俩还特意探讨了做读书笔记的经验,以及思想史如何展开诸个研究层次等问题。他很兴奋,学了,回头就去做了,一点也没含糊。于是,便有了有关赫尔德研究长达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汗水写成的,作为导师的我,既欣慰,又敬佩!

也像很多年轻学者那样,荣山博士毕业后也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落脚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书,还参与《社会》期刊的编辑工作。一旦教了书,对思想史的体悟就不一样了。把艰涩的理论讲给学生听,就不能自说自话,要懂听者的心理,照顾到学生的经验。思想只有深入浅出,才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这想必是荣山经过了几年的教学实践而体会到的。思想一旦经验化了,也会得到升华,就连笔下的文风也会变得亲近、自然了许多。同样,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也常常会跳出狭窄的研究领地,旁涉来稿所及的各个领域,不仅要换位思考,知其然,而且还需深入理解各类研究的起点和路径,知其所以然。或者说,思想研究只有真正触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经验、定性与定量等研究的方方面面,才能焕然一新,才能获得生命。

经此历练,想必荣山一定体会到,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的根本,在知识形态上应严格遵循西方学术的谱系和逻辑,但在实质问题上必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的。但何为西方谱系,何为中国问题呢?这并不容易回答,也常常容易搞混。说得复杂些,西方谱系不等于没有西方问题,思想的源发处,必定在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化路径之中。所谓中国问题,也不等于说只有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即可,脱离了中国意义上的知识谱系,也无法得到呈现。所以,谱系和问题,当涉及中西视域的时候,往往纠缠一处,难以澄明。

即便单说西方的谱系,理解又不同。学者往往觉得,研究一人一派,仅靠文本上条分缕析,并厘清思想上的来龙去脉就够了。其实,研究上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如今期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多是方法先行,断章取义,并无多少思想的含量。若深绎之,思想史研究的风景,还在于问题史的构成:思想离不开当下处境,人之为人,活泼跳动的生命体验才是“问之所问”的源头;此外,在文明持久漫长的历程中,思想的发酵和酝酿,可以跨越相当长的时段,历史虽久远,但其所孕育的思想可能性,却可能在千年之后结为果实。从文明的当下和历史看,思想研究若没有相当的广度、宽度和纵深度,没有对当前史的敏感和起源史的认知,问题便难以显现。

荣山研究赫尔德,是以一人出发的。赫尔德别于康德,就在于强调共同体的自然性,即人性的法则内在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甚至地理分布之中,因而认识的基础不是先验图式塑造的理性能力,而是民族精神所蕴含的悟性(Besonnenheit),人类的普遍历史,也应由此基础才可以展开。赫尔德的这种问题化的方式,当然与虔敬派背景的康德不同,因而其呈现的文化作为历史的本质,对于中国学界常以理性主义的路向来理解德国思想是有对照意义的。不过,荣山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却没有驻足于赫尔德的历史主义,他发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化的历史进程,使得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纠结,转化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化方式,这种转变非常清晰地体现在滕尼斯的思想中。这样一来,共同体问题,便成了贯穿于整个现代时期的追察线索,不仅对德国社会思想来说如此,甚至对于诸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根源亦如此,从而使共同体的知识谱系,凸显成为检视西方社会思想之总体变化趋势的一个关键范畴。

荣山的西学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中国问题的观照,这与他对于韦伯学说的持久兴趣有关,更与多年来他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学发端以来,特别是燕京大学一脉的社会思想传统有关。我想,对于在韦伯社会理论内的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的问题,荣山在本书中大体说得比较清楚了,不需赘述。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荣山的这一讨论,是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的。更何况韦伯有《儒教与道教》这样的比较宗教学作品,所以,透过韦伯来看中国社会,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

大体来说,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就是比较文明研究。因为韦伯所提供的宗教解释,既指的是信仰结构,也指的是宗教在社会结构和机制上所形成的效应。既然是比较文明研究,便有个基础性的设定,即文明自身演化的过程,就是该文明构造世界的过程;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便是其自身致力于历史目的普遍化的过程。所以,比较文明研究天生就有一个悖论:将世界上的诸种文明纳入研究视野,意味着去揭示不同文明各自塑造普遍世界的模式;但作为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文明而言,则必须将诸种不同的文明特殊化,进而纳入自身文明所塑造的普遍世界的模式中来。这就是韦伯要用“理性化”的视角去观照诸文明体系的原因所在。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根本而言是自证性的。

很多人批评韦伯是西方中心论者,这种批评并无多大意义。如上便是理由。或者说,当我们揭示出各大文明内生的理性化逻辑时,我们会发现,新教带来的理性化过程能够不断产生所谓的“自我革命”,或者说理性化成为宗教激情,成为自我救赎和构造世界的动力,才会带来科学或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体制,从而推着现代世界向前扩张。而依照这样的“理性化”范畴来对其他文明的这一路径加以解释时,其他类型的理性化则自然无法带来这样的世界历史效果。所以说,韦伯的比较宗教学(或文明比较)研究,所持的当然不是一种文明相对论;这样的研究策略,既要向诸文明体系的层面扩展,又要收拢到自身文明的解释上,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一种新的自我认识。

不过,拿西方社会思想中自证性的比较文明研究,直接作为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就错置了,特别是对于未经现代社会洗礼的文明传统来说,这种证明未经“悬置”,是不能拿来做从自身文明出发的跨文明论证的。这话说起来有些令人费解,简言之,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并不能直接成为基于中国问题出发的基础论证。那么,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呢?其意义在于,我们首先要把西方自证性的比较文明研究,转化为一种自省性的思想努力。荣山的这种直觉,来自他阅读费孝通的体会。费孝通在很多文章中,特别是晚年很多反思性的文章中时常说到,如果仅仅以西方人自证性的原则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甚至是现代的历史,那么我们自身的生活、以往的传统、文明中最宝贵的某些东西,便很容易被当作误差筛除掉。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实则是一种文明自觉,即我们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传统是文明性的,是一种世界总体构造的样式,不可偏废,即便对于文明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来说,依然具有绝对的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历史依然充满矛盾和危机,并非最终的历史目的。我们需要自己去寻找,去体会,去发现我们自身历史的内部所蕴含的世界历史的可能。

费孝通曾在英国留学期间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报告,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认为韦伯构成了一种我们自身文明的“外启蒙”,即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发现在我们自身的文明中我们从未发现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只有在我们自身拥有的意识中才能得到真正发现。若仍以《儒教与道教》为例,很显然,韦伯用理性化的范畴来讲中国的文明历史及其实在化过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材料不足、理解偏差等问题。这虽在论证上重要,但在问题意识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看到的我们自身文明中发育的东西,我们原来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例子表明,韦伯自证性的文明研究,在我们研究自身文明的时候,反倒转化成为一种自省性和自觉性的文明研究。

当然,荣山一定觉得,我们的思考若驻留于这一层,是不够的。因为单凭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还不能筑成我们的社会思想本身。就拿文明比较来说吧,费孝通就有非常鲜明的观点,“和而不同”,他提出的那个“十六字方针”,更加形象。至于文化自觉的这些想法,是不是针对“文明冲突论”而来的,其实并不要紧。对于“和而不同”的说法,说明了其具体的界定或内涵,以及理论或现实的意义,也不是很重要。如何将“中国问题”奠定在中国文明长久发展而来的知识谱系上,如何从中国文明的视角出发,对于通过“文明之间”互动、互构而孕育和创造的普遍历史给出系统的解释,如何将中国文明理解为一种多文明融通统合的世界体系,才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以荣山现在的功力,是做不到的。不过,一个年轻的学者,敢去想这样的问题,便是走出一大步了。对樵夫来说,一旦上了山,伐木的声音便缕缕不绝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荣山新书的阅读体会。看朋友的书,琢磨自己的问题,再去揣测作者的感悟和初衷,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渠敬东
2022年10月17日于北京 A/1+fihZ9iUzK7Pb1BmKnEacwZ9ErjmAcKAYJlLlsshspkjmbBG7AjiM2xZIV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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