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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中年、老人，我们一直习惯而且不加深究地把人一生这么大块切开，如此接近自明，我猜想，还是因为有着生物性基础的缘故吧。人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那几次特别明确、猛暴、异常、如某物袭来、可认定为某种断点的特殊生理变化，最强大的当然就是生殖一事，它的到来和离开。
但人由生物世界不回头地走入自己建构的世界，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见的、衍生的、应用的、调整的，愈来愈只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生物性的部分被眼花缭乱而且迫切的社会现象给覆盖住了，潜伏下去，成为人较私密的东西，人一对一地感受着它，和它对话，幽微而且孤独。
这是社会层面发生的事——联合国世卫组织才刚调整了人的此一年龄阶段分割：四十五岁之前都算年轻人；六十岁之前是为中年人；六十到七十五岁最有趣也最费思量，名之为“年轻的老人”，或简称初老，像是个疑似的、插入式的特殊夹层装置，在此，人犹（可）屡屡回首红尘，也似乎还有余勇可贾、有剩余价值“可用”的光与暗交织暧昧生命阶段，仿佛世界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看待他们，我识得而且极珍惜的钱永祥、侯孝贤和阿城都还杵在这里，情况也确实大致如此；七十五岁以后才是正式正道的老人，黄昏日落，该收工了，我们也可以放过他们了；至于超过九十岁还活着则是长寿者，也就是我们过往设定在七十岁以上，称之为“古来稀”的那种人。
大致，就是所有人后移二十年。我所知道看过这份报告的人没谁感觉惊愕，只有莞尔，所以说这只是对行之有年的现实一次迟来的“追认”而已。现实世界里，来自人对自然限制一次次、一关又一关的成功克服，年纪这东西持续的定向移动——人活更久，也老更慢。
问题是，世卫组织是正式、严肃、有全球性社会责任的大机构，此举它到底想干什么？至少，它暗示或期待怎样？——所以，退休制度建议要调整吗？社会福利该扩大还是缩紧？税制得修正吗？投票年龄再下修是否宜当？还有，司法量刑的年龄设定是否“过时”了，比方行为和言论的免责和减刑要不要延后到四十五岁，或干脆直接到五十岁别啰唆？呼应台湾近年来一堆快五十岁的人自认还没长大，开口闭口“他们大人——”这一现实，凡此种种。
是该调整了没错，从法律到人心。法律一般只零存整付地、久久一次地调整，因此法律往往只是落后指标，法律保守且太讲求安全，人心不必也不该这样，即便做不到时时盯住世界与之同步（也千万别这样，真这样就什么有意思的事也做不了了），但也不可以落后太远或无感。还有，法律修不修订我们一般人比较没办法，但一己人生这是我们管得着的。人总该高于、多于、敏感于法律，那种只以法律为全部言行尺度的人，不可能不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通常也是个残忍的人（还扬扬自得、喜欢以此训斥别人），你若有这样子的朋友熟人乃至家人，马上以最快速度远离他。
但也许我们需要这样地正式确认一次，分开过去和现在，好让我们不停在只是感知，而是真的凝结为一种认识，并化为思维和行为，对自己，也对别人，让它准确、宜当。
导演李安的《色戒》改编自张爱玲小说，这本来就有点冒险，而其中较不对劲的，我以为是王力宏等一干爱国青年，其关键正是此一年龄的社会变化，李安很明显疏忽了——电影里，这是一群今天当下精确的、我们惯看的大学生模样年轻人，只是不会也不该出现在那一年代。从心志、言行到肢体表情，该调时钟那样统统调回去，把这一段时间还给历史。
那个年代，比方我老友苏拾平的父亲，温文的安那其主义者，后来担任南一中教务主任因白色恐怖受难的苏宝藏先生，十六岁就（得）在福建家乡当小学校长。
那个年代，人结婚成家得早，一般不到二十岁就得扛起相当完整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而且，从变法、革命、内战到对外战争，动辄杀戮不休的严酷现实并不给人多少当小孩、当未成年人的时间，尤其是彼时的知识青年，还多身负学习新知、认识新世界的启蒙任务，因此，一个在省城读了书的二十岁不到年轻人，回家乡时便携带着这些新知、新视野，他就是地方上的某种知识领袖，大家拆礼物般安静听他开讲，甚至在诸种时刻寻求他的建言，遵从他的判断——这类往事。这一个又一个年轻名家实在太多太遍在了，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像是林俊頴写他自己家族的精彩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在祖母犹是年轻少女的日据时代，她心仪的男子陈嘉哉便是这样事事教她（以及地方上所有人）、带她进入世界的年轻人。
我也想起我舅舅当年的口头禅，不求精确但为俏皮装逼地使用了好几年：“再五年三十了”——讲的是他自己年纪，意思是老了，都二十五岁了。当时大约是一九六三年。
这都是常识，只是慢慢变成不讲究、不想起来，并顺势有意无意忘掉的常识，一部分是因为这样比较舒适的缘故。然而，李安是活过那样一个世代的人，如果稍稍沉静下来仔细看当时的几张黑白老照片并佐以年龄资料（比方邹容、林觉民等人），自会完整想起来，那样的脸、那样的表情，尤其那样的眼神，以及，那样一个我们这一代人（李安在其中）还来得及看它离去的时代。
林觉民（二十三岁、妻子怀孕中）的《与妻书》是我们这代人都背诵过的老时代高中课文，整整四十年后再一次读它，仍让人悲伤只是心情不免复杂许多。我们已经知道他实践了、死了，这么年轻，却这么沉重还仿佛偌大世界已不存在其他任何选择，如果可能，人不该身陷这样一个世界一种处境，连同其全部神圣。信里头有一些不假思索的“大言”，还包括一个也许太早做成的最后判断，但确实，这是相当相当纯粹的义愤，从头到尾没替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人有一种我们久违了的自豪感。不抱怨，这是此番我再读最动容的地方，完全没抱怨，他的悲伤因此干干净净。
所以人有时还是说说“大话”吧，好让大东西仍可存在，好让自己保有这样的恢宏视野和感受能力，也好让自己不至于如此琐细不堪、不落入到那种其实不该得意的平庸。
“他本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本来会做什么？”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后问的，也是我们都会问的——伍尔夫写的则是只活二十八岁的鲁伯特·布鲁克，一次世界大战战死在希腊某小岛的英国诗人，据说是个公认的、罕见的美男子。
于此，生物学者差不多定论了，人拥有一个生物界最长的童年，这原是演化的意外产物，有其不得已和相当风险，其前一环节是人已变得太大了、不相衬于母体骨盆构造的大脑袋，必须提前生出来，因此，从生命形态来看，人类胎儿可说仍是胚胎状态，遂需要更长的成长期，也有着最晚到来的生殖成熟期。下一个环节，便是家庭亲子的关系和实际形态变化，这最长时间无力自己存活传种的后代需要小心照料，而且，往往只靠母亲一个是不够的、很危险的。
而童年的再延长，则因果翻过来了，不再是生物性演化给定的，而是人类的“成就”。最明显的是，它又持续延长到越过了生殖期还一直加长，乃至于像台湾今天已五十岁的人仍说自己“来不及长大”，纯从生物意义不管是生存所需或繁衍传种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还有点让人替他不好意思），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看成是人类世界独有的“解放”，又一次从森严沉重的生物世界铁链挣扎出来得到更多自由；这也是奢侈的，绝非理所当然，人类世界的进展（尤其物质成就）让我们一定幅度浪费得起，可以再给人多一点时间。
日前，意大利才通过一条法案，禁止三十岁以上仍依赖父母——这条有趣的法令（算反动还是反省？），我实在想不出要如何在现实里执行。
因此，不是因为胆怯（我这辈人如今相当普遍的心思状态，宛如一场只老年人没抗体的流行瘟疫），更不想借由讨好、哄骗年轻人好图利自己（当时事英雄、当脸书偶像、当多卖出几本书的作家、当“立法委员”、当“台湾的博尔赫斯”、当好色老人云云，另一型的老年瘟疫），我堂堂正正相信人的童年期该与时俱进地延长，不必援引生物性铁律或我们上代人较苦涩较拘束的生命经验铁则来阻挡它夺走它，只因为这是人很珍罕的“礼物”，也是有线索有理由的进步，这来之不易啊，确确实实是人积累了数百万年生物演化，再加上万年时光毋宁更困难的人类世界建构才堪堪得到的（克服了困境会有动人的礼物，这是通则）；我也服膺蒙田的话，他讲，证诸历史经验，人这一奇妙的生物，对前代人、同代人常不免有种种妒恨阴暗之心，唯独对后代人并不会，人真诚地希望下一代能活得比自己好，甚至以此为动力，事实上，几乎人一代代的所有现实作为，都自自然然包含着此一企图，从大原理大发明的忘情探索，到每一天单调但勤力的牧养耕植。
我尤其喜欢那种没生物性命令在其中、人纯净的自由，是一种更自由的自由。
但从没有无止境延长这回事，一如人世间没有也不该有无限承诺这东西，这若不是肤浅的谎言就是预约灾难的温柔。延长最好有个界线，列维—斯特劳斯说，从一个状态注定得进展到一种状态，懂得在哪一个点停下来，是人的明智判断。这个乍看并不出奇的提醒，有太多生命经验和现实例证于其中，不只适用于我们这里——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最好的话语之一。
意大利人（暂时）设定在三十岁，我仔仔细细想过，也以为最好别超出三十五岁，这有种种必要的现实考量，也是我们对人类世界成果、承受力和未来预期的严肃检视，不能胡乱就地喊价。我要再多说一点的是，这一自由悠游时光，尽管暂时豁脱于生物性生存铁律和社会性生活铁则，仍只是一个阶段，仍是下一阶段人生的预备，原来为的是更顺利无碍地、更好准备更有把握地进入它，人自由，可从不是完全自由的。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每个人从自己的未来“借来的”，这一边长了，那一边可能就不够了。
借自于自己未来哪里呢？人性关系，通常是中年而不是老年，不长大的人直接老去以及死亡（我大哥差不多就是个这样的人），中间消失，这其实相当可惜。我认真回想自己，以及历史上能想到的所有人，很确信人的中年是很值得一活的，我们应该可以这么直说，人类所做成的事，几乎集中在中年这段人生场域发生，包括让童年、年轻自由时光的延长成其可能，也创造出生物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的老年，这都是人中年阶段的工作成果。从这里我们也想到了，中年，原来就是生命样态本身，童年和老年是很后来才有的，是多出的、人造的也是意外的。
我自己的中年没能成功做到什么有点懊恼，只恍若一梦（这应是最长、最多事发生的生命阶段，却感觉也流逝得最急最快，这样子就没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以为中年的我比童年的、年轻的我要好，好太多了，学会更多、知道更多，从思维到行为都更准确，也不容易受骗。这毫不出奇，我想，（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二十、三十、四十年时间自有它不同的分量、力量和意义，时间大河不仅仅只流逝而已，它也清涤，也打磨沉淀结晶。
但时间也可能仅仅只是流逝而已，我在我家大哥一生以及不少人身上看到这个，我大哥正是那种拒绝离开年轻时光、想无限延长童年的人，就我们自家人的资质水平而言，他原是很聪明的，还有一双极灵巧的手，但随着时间流逝，却逆向地愈来愈无能，而且愚昧——太长的自在悠游时光有这一种风险，那就是不知不觉黏成习惯，一个再难以脱身的依赖状态，人变得胆怯，怕负责任，怕真的有结果，怕踏出来孑然一身云云；人外厉但内荏，或说正因为内荏所以才如此外厉如假面，狂暴、叫嚣、耍赖、造谣……很可惜的，这本来是人一个很纯净的礼物，最终却是诅咒是陷阱，如果我们不明智地“懂得哪一个点停下来”。
人入中年，至少有这两件事是大大不同的，一是人可挑拣的空间一下子缩得很小，有太多你喜欢但绝不可以的事，也有太多你极不喜欢但非做不可的事，相应地，世界也以一种不修饰了、没粉彩没糖衣的硬生生面貌对着你、逼视着你；另一是你后面没有人了，你的决定就是决定，没有不算重来的那个按键，甚至还没有暂停键，也顶好别去想有谁来补救来收拾——在这里，人的思维和行为被逼向深处，也被逼入一个个现实细节之地，被逼非得竭尽所有用出每一分可能力气不可；所谓的可能性也变了，从量到质，从形式到内容。数量上来说当然会急剧减少，但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另一面，我以为更富意义也更动人的一面，可能性却是大量增加的，那种种扎实的、针对的、突围的、可实现的可能性，那些为着让事物可成而不是做个梦让心情变好的可能性，那些只有通过逼迫才发生的可能性。
玩真的，和不必那么当真的，就像总冠军赛和全明星赛，是两种几乎完全不一样的球赛（不管NBA或大联盟，乃至于台湾职棒）——初来乍到的、爱热闹的观众也许比较喜欢谁都来了、星光闪闪、如好梦一场的全明星赛，但我知道所有内行的老球迷爱看的是总冠军赛（甚至不怎么看全明星赛），这种球赛看似沉重、严肃、没戏耍的空间，但其实更富创造力也更不可测，仿佛连上帝都跟着专注起来紧张兮兮起来并忍不住一直插手。我很认真地一一回想迈克尔·乔丹最美好的球场动作、最慑人心魂的那几颗球，果不其然都集中于这些输不得的、非拼命不可的球赛。
最终，我们来说美学问题，说真的，我还颇在意这个，事关观瞻，每天会看到的东西最好不要太难看。
我们说过，从年轻、中年到老年，人的生物性细微变化，表象上，已让位给轰轰然如巨轮如潮水的社会变动，仿佛被覆盖住了，但它依然顽强前行直指死亡，任谁也不能真正拦住它、不由它说最后一句话。人是老得慢了，但这不等于说人不会老、生物时间不起作用，人到四十岁、五十岁仍干爽、洁净、甜蜜、轻盈一如十五岁时。因此，在台湾这一波集体回春的大浪潮里，我对于三十五岁以下这一端种种没什么特别想法，我是有些浅浅的担忧（但什么事能全然不忧不虑呢？），并未超出社会一般常识程度的担忧；我较大意见集中在四十到五十岁，尤其四十五岁到五十岁这相对一端，假充的、已不该是年轻人遑论小儿的年轻人。这个年纪，尽管每个人天生禀赋和后天顽抗不一，但人不可能不一一察觉时间对自己身体的处处剥蚀、摧毁和丑化，从内部器官血管到最表层最末端的皮肤、牙齿、指甲、毛发云云，硬要装成十五岁、做出妩媚可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把“他们大人们”长挂口中，很抱歉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难看。
依勒卡雷的洞见，这是美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让书里那位不肯长大的年轻诗人早早猝死，唯时移事往，我在想，可不可能有另一种写法，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让这样一个人继续活下去，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继续走“时间那变化不定的道路”，那又会是如何一种光景，怎样一部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有点这味道）？也许，阻拦昆德拉的是，无法让这个人不愈来愈丑陋、愈来愈难以忍受他；也许，昆德拉让他的抒情诗人死于那个年纪是温柔的也是极不得已的，非阻止他不可，太不堪的小说主人翁会让人失去最后仅剩的那一点点同情和好奇，连同之前他某些还尚称可观、尚有几分光彩的东西，读小说的人会掉头而去，不再理会书写者真正想告诉他什么、想让他看到什么，最终，被毁掉的正是小说本身。
其实，意大利人把非得长大不可、非得进入世界不可的时间划在三十岁，我以为是相当准确的，理由很简单只是最初级的算数——如果如今的平均人寿设定为八十，切成两半便是各四十，它们各自的生命位置基本上是，一边是给予，另一边是接受，由此合成为一个平衡的、可长可久的报称系统；也就是说，人寿八十，人接受照顾并由他人来承荷责任的时间界线只能是四十年，再长就是占人便宜了、耍赖了、也没出息了。考虑到七十到八十岁这一端人的衰老，一除一减，所以奉年轻之名的自在时光该止于三十岁。
我说三十五岁，多饶五年，这是“借来的时间”。
是的，进入中年进入生硬的世界这并不容易，所以这预备的、调适的、练习的五年是对自己年轻身份及其一切依依告别的五年。这稍微的慷慨，因于我们对未来仍保有某些美好进步的想象，是一个礼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