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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讲他年轻时经常把日本天皇想成一只鸟，白鹤，或者某只更奇异的神鸟，直到一九四五年听到了昭和天皇全国广播宣告败战投降的玉音，这才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嗓音真实的普通人而已”。
类似这样，这些忽然都变成年轻人的了不起书写者，但我的感觉比大江愉快多了也丰富多了。
仅就此时此刻记忆所及举其著者——但丁《神曲》是他三十五岁时写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三十岁，《哈姆雷特》三十六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四十一岁，更好的《安娜·卡列尼娜》（人类历史上“完成度”最高的一部小说）也不过四十九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三十一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三十九岁，格林的《事情的真相》四十四岁，等等。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整整十年的静默冥思，完成时他五十七岁，正正好是我刚过去的年纪。
他们这些肖像是照谁的样子画出来的？
他们这些谈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莱蒙托夫）
可怕。
这一纸清单大可一路列下去，直到它接近于人类伟大作品总目录的厚度为止。我十几年前编了套给高中学生看的《人类最伟大的声音》的小册子模样丛书，其中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在书前的介绍文字已打预防针似的指出来，请务必注意写此宣言时马克思才三十一岁、恩格斯二十九岁，恰恰好就是我儿子现在的年纪，所以说，在赞叹不已之余，我们要不要就此相信这是一份先知的文件，是一则穿透了总结了人类全部所知所能、再不留一丝历史奥秘阴影、揭示人类全体无可遁逃命运，而且一字一句都不容改动不许怀疑也就不用多想的最后神谕？还是说，这毋宁更像写一首诗呢？带着年轻人的满满激情，以及年轻时日很难避免的虚张声势和巴洛克风？
心里比对着我儿子每天生活里的种种，如今我更好奇的是，他们二位下笔时刻的心思状态和其实际书写过程。比方，他们是认为世人会全相信、或正因为知道世人不肯就此相信（这两件事日后诡异地都发生），才把话撑大到、夸张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自己也都相信吗？确信和冲动的比例各多少？哪些话是不顾一切先写再说的？还有，书写必定经历着一个过程，在这段总有冷下来的时间里，他们究竟怎么斟酌、选择、判断、猜想并决定呢？他们感觉心虚吗？凡此——这些，超出了宣言内容本身，却又更深入了内容；或者说，在意识到他们年龄同时，我们有所凭依地让马克思和恩格斯恢复成为完整的、很具体的、可感受可理解的两个人（当然，虔信者仍可以顽强地说比方天使没年纪考量的必要，天使可以各种年龄的形貌现身，做不到这点他算什么天使？），我们于是很简单就得到了一个外于宣言内容的珍贵阅读，外于还包括先于和后于，也就是说，不仅多出空间的多重视角，还多出来时间的经历、变化和验证。这是一个平等而且自由的阅读位置，让我们得以四面八方从更多深具意义的路径进入、并随时自由地离开内容（也就不必身陷稍后的大革命神圣陷阱之中），而且，我们自己的经验、所学所知、思维和生命构成也“恢复”了存在和意义，可同质地和书写者、宣言内容往复地衔接起来，不只是单向的领受，这因此会是一种更准确、精致也更持久的阅读，来自我们成功地掌握了它的边界，我们知道了书写者是两个嗓音真实的普通人。
尼采也做过极相似的提醒，语气稍重。他说的年轻人是耶稣，尼采显然注意到他死时的年纪，三十三岁（估计）——尼采坚信，耶稣如果活下来（比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谁能说这样的事不会在行刑前一刻发生？），日后必定会回收他的教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大审判官一段也有类似的暗指，他是否有他再确实不过的感受呢？）。这其实是非常可能的，如同博尔赫斯满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收他的第一本书，如同我们自己的真实生命经历，你还一五一十完全相信自己二十岁、二十五岁时的全部想法吗？再懒再浪费时间的人都很难这样，人的思维一定会进展会变异调整（当然也可能荒废瓦解遗忘，也许这更常见），这是所有书写者回看自己一生著作的一种必然但无奈烦恼。尼采这一断言只是常识，用意图惊吓人的语气讲出常识，这是他一生的习惯，所以他也一直是个心志上、心态上很年轻的人，甚至有点不知道怎么老去还畏怯老去之感；年轻人也很难不喜欢尼采，懂不懂都先奉他为名再说，他的姿态和语调先内容一大步吸引年轻人，他于是也是个被历史评价、被后代阅读稍微高估的人，包括质和量。
或者，我们也可以干脆这样一次解决——卡夫卡只活四十一岁，契诃夫四十四岁，爱伦·坡四十岁，本雅明四十八岁，尼采自己四十六岁就疯狂死去，等等。还有，莎士比亚也总共只活了五十二岁而已（我已不方便称他莎翁了），这纸清单短一些但同样可继续列下去，诸如雪莱和拜伦都没活超过三十岁，波德莱尔四十六岁，普希金死于决斗不满三十七岁，果戈理曾把这种早逝称之为“天才人物的痼疾”，这话让我们这些活着稍久的人有某种现形乃至于做贼的味道，至少证明不是天才，而果戈理自己也是四十三岁就灯枯油尽而死，留下来残缺不全的《死魂灵》，他毫无疑义也是个小说天才。
这每一个，他们的每一部作品，当然全是抢在还活着时写出来的。
我还想起太宰治一篇短文（是在《津轻》书里吧？）也这么数着年纪开头令人记忆深刻：“正冈子规三十六，尾崎红叶三十七，斋藤绿雨三十八，国木田独步三十八，长冢节三十七，芥川龙之介三十六，嘉村矶多三十七。”——年纪犹轻的彼时太宰同我们一样一个一个细数前代诗人、小说家的辞世年岁，意思可能稍有不同。太宰较大成分应该是心急，是对自我书写成果的阶段检视和提醒，也因此太宰没有我的惊奇并愉悦感受，而是“苦闷啊”，有那种岁月荒失且来日所剩不多的缺氧之感。这里头，包含了也浮现着一点年轻人好胜、好比、好排名之心，这是一种会来得较早的特殊年龄意识，也有点幼稚没错，但只要是面对自己要求自己，好好克制住妒恨、怨毒、阴暗的不好成分，别去胡乱诋毁别人踩下别人（一种最快速让自己高出来的方式），这仍可以是健康的、积极的。
太宰自己赶在四十岁前选择投河而死，地点在今天三鹰站通往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的“风の散步道”途中，这是不长的一条相当美丽小路，欢快的龙猫公车来回开着（只是我至今仍不解在路旁这一道清浅、深度不及膝的小圳沟如何能死成？怎么会选择这里？）。太宰的自杀早逝稍后给这番年龄计算多髹上一抹诡异的心思色泽，恍若预言恍如意有所指。
至于张爱玲，她的《雷峰塔》三书算是意外的遗赠，像卡夫卡的书一样（我自己相当喜欢，远超过她之前的小说），这也就是说，原来就惊动华文书写世界又恒定不衰（？）的那个张爱玲，其实一直是个极年轻的、四十岁不到的书写者。
“他的魔力在消退。原先高大的人物开始缩小，随着我们的长大，他们逐渐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正确地说，诸如此类的惊异之感出现在人的各个生命阶段，可以来得很早（比方大江之于昭和天皇，当时他应该才二十岁），不大一样的是，年轻时容易因此生出某种幻灭感，像某个远处的光消失了，惆怅并隐含着些许狂暴的念头，有那种谁欺骗了你的感觉妈的该有人负责，可又容易很快忘掉不及于下次、下一个人；而在年纪老去的这一回，惊异的末端（应该没下次了，它被记得，被从此携带，化为经常性的眼光，持续而平顺地如大河流去），不断显示的就只是真相、实相，显示人、事物、世界每一天都更稠密些完整些的本来面貌。多知真相再怎么说都是好的、最重要的，有句话说，“真相使人自由”，这讲得非常对，仔细想过更对；这话的下半截是，“唯更多的真相总是令人畏惧的”，这也是对的，所以人非得英勇不可，戒慎戒恐、郑重、虔敬。
知道是真相，人的当下心思或不免有些复杂并且迟疑，但最深处，我们自己晓得，是清澈的、踏实的。
如此，在阅读每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时牢记着书写者的年岁，我此番的经验是，这并不灭损它的光芒，唯一会因此熄灭的只有“魔力”所添加的不正常亮光，但我想，这本来就是应该设法消去的；或者说，唯有关掉这太过刺眼的、让人无法直视的单一神圣强光，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看清楚其细节，看出深浅层次，并且不遗漏掉书里原来处处都是都有的亲切微光。实际上发生的是，确认了书写者远比我此时此刻年轻，只让我（断无其他种可能）更佩服他也更好奇他，常常伴随一身冷汗。我当然晓得有人能做到我难以置信的、再给更多时间我都做不到做不成的事，我绝非“万物的尺度”（要不然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什么未来可言？），但仍然，我自己那个年纪时到底都干什么去了？
实际进入到作品的每一字每一句，会看到更多好东西，却也必定会看出不少空白、不少“失败”之处，当然如此，你怎么可能只要这边不要另外那一边呢？——但失败不是确切的字眼，尤其对这些了不起的作品而言，只因为它的意义和层次远远不只如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宁可说，这或许只是程度上的模糊（且更多时候失利的只是述说而不是思维，我们的文字和语言都是不稠密不完整的）；也或许是不尽恰当强调的代价（每个当下现实总迫使我们做出某种强调，遂也因此隐藏着诸多有趣的历史现实线索，知道他们心急些什么、想望些什么，并因此牺牲了什么）；或许只是书写者力竭的暂时停止之处（于是我们可继续读他的下一本书）；乃至于来自某个难以做出选择又非得做出的不得已选择，种种种种。这每一种都有它不同的分量、来历和对我们的提醒、指示，也都不是失败这个单调鲁莽之词所能负载的。
还有，虽然不到百分之百，但其比例压倒性的高，这是我自己极痛切的阅读经验——年轻时日认定的失败，其实就只是我自己的不解和不够。我还没到那里，我其实还不真的知道书写者在面对什么、讨论些什么并忧烦什么，我不知道有其他世界其他可能以及其各种危险各式陷阱，我单调但安适的习惯、想法和情感被冒犯了，如此而已。
我很庆幸自己没懒惰地就停在那里、停止在那个年纪的程度。
确认了书写者当时人（困）在某个年纪、某个生命阶段时刻以及某空间、某个真实处境里面（如果能佐以足够的时代空气背景那当然更好，如纳博科夫说阅读小说该准备一张足够详尽的当地大地图，尤其是当时的），我们于是有机会把所谓的失败“还原”为书写者的烦恼和一部分他的盲点，这通常还不会只是他一个人的独特烦恼和盲点（盲点尤其总多是集体性的，也才因此难以察觉、更正，也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定知识和情感限制），只是他也“碰上”了或也陷身其中而已。我以为，相对于不做不错，这是某一组心怀良善企图、认真做事情且屡屡树起过大目标的人总会遇见的困难和限制，也就是说，我们若也想走这一趟路、做成类似的事，同样迟早得正面迎向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参加的，不只是挑挑拣拣指指戳戳像某种花钱买东西的大爷，阅读者最不该染上这种商业性恶习。
这里，我稍稍过火地再多说几句——如时穷节见，发现作品的不（尽）成功处往往也是考验阅读者自己的特殊时刻，摩西分红海般把人切开向两边，一种选择弃绝离开，再不回头地认定这只是一本不值得看的书和一个被言过其实的书写者，这样的事重来个几次，弃绝掉的最终是阅读者这个身份；另一种则机敏地看出来此处有蹊跷、有路，而且必定是某一道特殊深入可能、寻常人去不了的路径，就像看到“立入禁止”的恫吓性告示牌，恰恰说明前方不远处有路，有某个非比寻常但某人想独占的好东西或至少有事发生。
奥古斯丁显然是第二种人，他在《罗马人书》这一《新约》篇章看到了使徒保罗的煞费苦心和不尽成功，承接下保罗的困扰，遂由此展开他一生最重大的思索工作（《忏悔录》《天主之城》）；再下来是康德，站在的是中世纪已结束的不再一样的人间世界，随着神的不断远去，随着人的世界进一步的建构，人的自由意志问题，恶的生成、遍在及其从何而来问题，善的实践及其最终保证问题，乃至于更进一步人的认识、判断、选择、决定和责任云云是否成立是否有效这一系列的问题，一一变得巨大、普遍而且非常非常现实，更无法再如昔日保罗和奥古斯丁那样简单诉诸神恩和启示，关键时刻、山穷水尽之处召唤神现身，来堵住、来解消其疑点、其彼此妨碍矛盾和其空白（“解围的神”，从通俗戏剧到深奥哲学大家都爱用）；再之后，便是后康德，因为有了康德欧陆一时如风吹花开的哲学丰年——最简单来说便是这样。人思维的接续点往往是这样载满意义、充满潜质的失败之处而非成功，成功往往吃干抹净不留后人足够的施展空间，成功像是用光了材料，成功还会震慑住我们仿佛无法动弹，仿佛一切到此为止。
这一效应如此地清楚并且遍在，以至于甚至会“破坏”正确的历史鉴赏和评价，让我们再难察觉它的失败——像莎士比亚最著称、最被后世思索讨论并引述不休的《哈姆雷特》，如艾略特等一堆内行人代代指出来的，这其实是一部相对失败的作品（不是因为丹麦王国古怪地挤满一堆意大利人名的人而已。内行人都明白，真正厉害的、接近完美的是《麦克白》），凌乱、疏漏、矛盾处不少且结构不良，但《哈姆雷特》“触到”了某个东西，还接近空手而回地把它相当完好留给我们大家，像个礼物（尤其，我们的世界也由堂吉诃德切换向哈姆雷特，由虔信走向不信、无可相信），用博尔赫斯也许太宽容的话来说是：“这些诗句的丰富内涵在于它的含糊性”；还有，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也是一部类似的失败之作，我们也许还会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想到黑格尔和尼采云云（我这个年纪渐渐知道了，这几个人其实没有我们认定的那么聪明厉害，他们都太过“震惊”了）。这一效应最终还可以用为一种诡计，像才过世的埃科指出来的，人如果只是想在后世留名（其实当世得名也一样），并不真需要交出什么够深思熟虑、够完好的作品，只要“大放狂言”就做得到。
历史评价、历史声誉，永远是这样又郑重又草率不堪的东西，是可依据又充斥着欺瞒侥幸的东西，这随着我们的年纪和阅读进行，会一个一个在我们一己寸心里水落石出，但谁也没办法一一更正它们。
当然，以上这些话是在一定程度之上说的，确实有更多是单纯、没意思的失败，完败；有乱写的书写者，有不值一看的书。
所以顺带讲一下，某个当下的坊间流言当然是不正确的，说我（也不只我一个）不喜欢、瞧不起并“排挤”“伤害”年轻作家的作品——恰恰好相反，我喜爱并反复重读如一生友伴的作品，绝大部分如前述是由年轻作家认真写出来的，当前台湾也不多人比我更加时时牢记并一再引述给他人也知道他们精彩的某一句话、某一发现。真正的答案只是：作品终究是一个人的，好与坏、成与败，别那样躲避地想依附于群体，这不会让你凭空变好；确确实实也有作品没写好、再考虑各种宽容理由都无法赞美的年轻作家，那一个、那几个，都个别来看来说的，完毕。
比方说有这特定一组年轻的作品绝对是没写好的——那就是我自己四十岁（确切地说，四十四岁）之前所写的全部东西。当然不是不承认自己写过（非承认不可，这既是事实也是责任），而是认定它们只配丢弃只配被遗忘，除了用为像我跟同辈张大春那样相互嘲笑；或这么说，如果可能的话（比方说时光倒流），绝不会拿出来，就像小说家阿城讲的，练习本子应该好好收在自己抽屉里。
书写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只会愈来愈困难，只因为书写活动已稠密不懈地进行了几千年时光，“好摘的果子都被摘光了”。只是，与此一事实诡异的逆向行驶，如今人们倾向于认定，书写是愈来愈容易、随便、不用学习也无须任何准备的事，更接近一种宪法庄严保障不可侵犯的公民权，而不是一件卓绝的、雄伟直奔的、上达的生命志业工作。像该死的莫奈讲的那样，人只要像“小鸟唱歌”那样写（画）即可。莫奈讨好了绝大多数的人，祭品是千年技艺，所以列维—斯特劳斯（以及之前的波德莱尔）生气地说，绘画技艺的大坏就是由莫奈开始的。
再笨的人都晓得，做某些事（比方讨好所有人）比较容易比较安全，也于己有利，还不花钱，或者就说符合“人性”，但我一直牢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番话，是他纪念普希金的一次演讲里的：“是的，有这么一些深沉而刚强的灵魂，他们不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圣物送去受辱，即使是出于无限的怜悯。”
我很努力实践这番话，很难，但也渐渐容易，可能是它会逐渐转为一种习惯、一种态度、一种密密嵌合于身体的思维，以至于成为一种准本能的反应，有着清楚生理作用（举凡冒冷汗、起鸡皮疙瘩、胸闷恶心云云）的反应。我缓缓发现，这番话不只说出了我们对书写评价的必要坚持而已，真实也正确无匹地解说了人何以屡屡不为自己辩护，就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眼前的流言“堆积如山”他却一个也不想清理，因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误会而已，你完完全全知道，这里面有更多有意的谎言、算计和贪欲这些污秽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的说明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