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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景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芬兰地理学家约翰·加布里埃尔·格拉诺（J. G. Granö，1882—1956）（图 1.1）在 1929 年发表的著作《纯粹地理》（芬兰语： Puhdas maantiede ）中首次提出了声景的理念，“声景”一词旨在调动起地理学研究中的听觉感知体验，从而使以往意义下的声环境不仅作为物理量的代表与存在，而且转化为具有可以被感知到内容信息的现象 [11] ，以区分声音研究（Sound Study）与噪声研究（Noise Study）的差异。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沉寂多年，声景的理念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真正意义上的声景研究是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R.Murray Schafer）（图 1.2）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 [12] 的。谢弗推广了“声景”一词，开创了从1969 年开始的“世界声景计划”、1993 年的“声学生态学”论坛，创立了与“声景”相关的新学科，他的实地录音方法及经验影响至今。有关声景的研究至今已经超过了 50 年，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声景进行评价，进而了解声音是怎样在给定环境下影响其使用者的 [13] 。可以说，声景研究从一开始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声环境进行更为合理的评价。因此本书研究的前期首先需要对声景评价进行综述。至今，国内外已经针对不同功能的空间、不同的声源特征以及不同的使用者群体，对声景进行了大量的、有针对性的研究 [14] 。
图 1.1 约翰·加布里埃尔·格拉诺
图 1.2 默里·谢弗
对于声景评价，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不同的声景指标作为声景评价标准，但目前声景评价主要是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其中法国的兰博（Raimbault）等人 [15] 通过行为和问卷得出的声景要素评价方法，发现了感知空间尺寸与声学指标相关，而时间维度表明了受试者在感知态度上存在差异；英国的菲桑特（Pheasant）等人 [16] 通过对主观恢复性问卷的评定，提出了用噪声水平和场景中的自然元素特征的比值函数来评价“宁静度”的方法，发现最大声压级和自然景观所占的百分比是影响声景中安宁的关键因素；戴维斯（Davies）等人 [17] 用语言清晰度作为声景的评价指标，并运用声景图来描述声景质量，通过对声景感知的多因素分析得出，语言交流是城市声景整体质量感知中最重要的需求要素；沃洛斯金（Woloszyn）等人 [18] 通过GIS空间呈现系统，以声学漫步的方法，将采取语义集成法得到的主观评价数据与空间数据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其心理物理维度来定义相关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声源（即声音印记），根据两个维度的因素，即能量维度（有效感知噪声水平）和时间维度（声音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对声景进行评估；阿克塞尔森（Axelsson）等人 [19，20] 通过语义细分法采用 116 个评价词对声景进行评价，采用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降维并得到了两个主要的声景感知维度：愉悦感和多事感（即所处的声环境是否是多样而生动的），该模型确定了与感知到的环境愉悦度以及激活或唤醒环境的方式有关的两个维度，并在这两个维度中找到了与其夹角 45%的评价因子。因此，在两个维度上得出了 4对共 8 个评价因子，分别为愉悦、混乱、活力、寻常、平静、烦恼、多事和单调。除上述重要的声景评价研究之外，针对特定空间中评价指标的研究也很多，在此不作赘述。
我国学者对声景评价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主要针对不同的空间类型进行声景评价研究，如郭敏 [21] 对江南园林中声景的主观评价进行了研究，进而提出了针对园林声景的评价因素。于博雅 [22] 研究了城市商业街的声景，通过因子分析对商业街中声景的主观感知因子降维，最终提取出喜好度、交流性等 5 个主要的感知维度作为评价标准。任欣欣 [23] 对乡村声景进行了研究，通过视听交互的研究方法发现，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更喜欢自然声与旋律声，对家畜声与交谈声的评价一般，对交通声和机械声等噪声十分讨厌；此外，声喜好与评价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环境和文化的经验认知呈现相关性。孟琪 [24] 以主观响度和声舒适度作为评价指标，对地下商业街进行了声景评价研究，并建立了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发现商场中音乐声等独立声源对主观响度和声舒适度的评价有显著影响；受众的收入、学历以及职业与声舒适度的评价之间也存在相关性。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表明，绝大多数声景研究都倾向于使用现场人员所经历的声学环境的个体响应来收集数据，并且使用的方法相对有限，如声景漫步、问卷/访谈、非参与的行为观察等。现有的关于声景评价的文献大多局限于对声景的主观感知的研究，还无法将声景评价与人的生理和健康状态建立直接的联系。目前，声景研究的一个关键目标便是如何与其他学科交叉合作，建立一个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该标准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对声景进行全面的评价。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更为全面的声景指标，需要从生理角度对个体在声景中的感知进行研究。
近 30 年，声景研究已经逐渐从噪声研究领域独立出来，但噪声研究领域对生理效应的研究更早并且更加基础。本节对噪声领域内的生理效应研究进行综述，讨论其基础的研究方法，作为本书研究的借鉴和参考。广义上，噪声的概念并不专指声压级达到一定程度的声音，而是泛指一切个体不想听到的声音。这意味着，噪声并不完全与声音的大小相关，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客观现象，而是一种主观感知。
噪声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尤其会对听力造成一定损伤，这一现象早就被人所知。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现炮声引发的耳聋数量倍增，这一问题才被医学界重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噪声的生理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系统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证明了噪声对健康，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睡眠问题、烦躁、儿童认知障碍等方面的影响。
国外学者针对噪声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职业工人或特定人群，如戴伯（Daiber）等人 [25] 研究了暴露于噪声环境中对健康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及其生理机制，发现噪声会影响交感神经的激活状态，进而引起全身性应激反应，最终可能引发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撒切尔（Thacher）等人 [26] 在对丹麦整个国家的医疗记录进行连续性研究后提出，长期暴露于交通噪声中会使孕期女性患妊娠糖尿病的风险升高；格兰德让（Grandjeam）等人 [27] 的研究证实，长期暴露于飞行器噪声中的人群比非暴露人群更加依赖抗精神类药物；库勒-舍恩（Kröller-Schön）等人 [28] 的研究发现，飞机噪声所引起的睡眠剥夺会导致大脑氧化应激，并引发一系列炎症；史密斯（Smith） [29] 与詹金斯（Jenkins） [30] 的研究均表明，飞机场噪声可使周围居民患精神类疾病的住院率上升；贝尔戈米（Bergomi）等人 [31] 对学生群体进行了生理测试，将被试暴露在超过 90 dB的噪声中 5 h，并检测他们的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以及第二天尿液中的皮质醇浓度。研究表明，高分贝的噪声可影响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并对部分感官功能造成损伤。由此可见，长期暴露在噪声环境中，人体各方面的机能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在噪声对生理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单位对全国 70 多个城市的环境噪声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噪声评价指标以及环境噪声评价标准。针对噪声的研究在近 50 年取得了大量成果，这方面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噪声对工人的影响，其中，朱健全等人 [32] 研究了工厂噪声对工人的心血管系统以及血脂的影响，结果表明噪声会使工人的心率降低，并对女性工人的血压造成显著影响；张一辉 [33] 研究了噪声对工人的神经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强度噪声环境会引起神经的功能性改变，其中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会降低，而对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影响不显著；李娜等人 [34] 对 3 家机械厂的 470 名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噪声会对工人的听力以及心血管健康造成显著影响；孙炳坤等人 [35] 对暴露在噪声环境中的纺织女工的生殖健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纺织车间的机械噪声会对女工的生殖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刘同想等人 [36] 研究了连续噪声对生理及心理的影响，采用主观恢复性问卷来评估焦虑并测量了工人的血压，研究结果表明暴露在连续噪声中的工人的焦虑状态显著高于其对照组。
在建筑噪声方面，付聪 [37] 和谢辉 [38] 分别对临街建筑室内环境噪声和临街建筑声环境对人体生理信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播放录制的噪声，以实验的方式对被试进行了多项生理指标的检测，包括血压、心率、脑电波、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听性脑干反应和运动传导速度等。主要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噪声可能导致被试的心率和血压下降、心电与脑电波波形异常等情况。王娇琳 [39] 研究了噪声对人的身心状态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中的噪声会影响人们的短期记忆力以及对声音的烦恼度评价。
综上所述，有关噪声对生理影响的研究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进行，一种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学研究，以选定区域人口的大数据方式、对比噪声地图来研究噪声区域与各种已知疾病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方法是基于对特定人群在噪声中暴露的状态来分析噪声对特定人群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优势是能够更加精确、定量地研究噪声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缺点是需要通过长期观察或通过实验室进行研究。尽管各国研究者以及各有关政府部门在降低环境噪声方面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如《欧盟环境噪音指令》（ The EC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 ，END），绝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了声音中消极的无用因素，其目的是研究如何对噪声加以控制，没有考虑声音中的积极作用对生理的影响。此外，这类研究大多需要进行长期的实验和观察，主要关注噪声的长期暴露造成的致病率的升高，而很少关注短期的声音片段对人的心理、情绪以及行为的影响。
针对噪声的生理效应的研究比声景研究发展更早，研究成果也更多，因此有关噪声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的相关结论已经比较全面。但声景研究更关注声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希望通过设计的手段来营造良好的声环境，而不是单纯地将环境中的声音归结为噪声。因此，有关噪声生理效应的研究可以为声景的生理效应研究提供参照，但针对声景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声音背后的含义，而不是单纯考虑声音中的物理参数。
随着对噪声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不仅是大于 90 dB的噪声会对人体产生影响，普通的声源所产生的声音刺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的生理反应。与此同时，声景研究也在不断拓展，逐渐发展为与噪声控制不同的学科。如表 1.1 所示，声景研究与噪声控制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均有明显的区别。学者们发现，声音环境中声景观不仅会影响人们的主观感受，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有关声景对生理及健康影响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主要分为小规模研究和大规模研究两种方式。
表 1.1 声景研究与噪声控制的区别
小规模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人群，通过在实验室中对视听场景的还原来研究人体生理上的变化。布拉德利（Bradley）和朗恩（Lang） [40] 两人进行了声音刺激引起生理反应和判断情绪方面的较早期的研究，针对 60 组声音及其对应的图片进行了二维情绪评估，并记录了这些声音刺激所引起的心电、脑电和皮肤电阻等参数的变化，发现其生理变化与自我情绪评价的结果高度相关。此外，研究发现等效声压级与愉悦度无关，但与觉醒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此后，朗恩根据情绪二维理论（愉悦度和觉醒度模型）建立了情绪自我评价模型（Self-Assessment Manikin，SAM）；紧接着，美国布拉德利教授建立了国际情感数字化声音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Digitized Sounds，IADS）；谢泼德（Shepherd）等人 [41] 也针对声音刺激的生理反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中虽尚未明确有关噪声敏感性的生物学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关声音敏感性的电生理学研究是可行的；楚恩（Chuen）等人 [42] 研究了声音中单一参数变化对生理指标的影响，分析了声音对心率、皮肤电阻、呼吸频率和面部肌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声音参数的变化都会导致心率增加，皮肤电信号的反应受到音色、强度和节奏变化的影响，其中呼吸频率对节奏的变化非常敏感；胡美亚（Humea）等人 [43] 研究了 18 段录音对人的心率、呼吸频率和皱眉肌的反应，发现对于不愉快的声音，人的心率有明显上升，呼吸频率有微小的提高，皱眉肌肌电信号增强；对于愉快的声音，人的心率有极微小的下降，呼吸频率有明显提高，皱眉肌无明显变化。此外，研究还表明，男性心率和呼吸频率的反应更为强烈。上述研究均对声音刺激的生理反应进行了定量的实验性研究，充分证明了运用电生理学技术研究声景生理反应的可行性。
也有部分研究分析了不同音乐背景下人的生理反应，音乐声往往能够比普通的环境声音表达更多的信息，也会激发出更多的情感，因此这些文献同样值得借鉴。其中，奥里尼（Orini）等人 [44] 对音乐声诱发的情绪进行了生理测量。研究发现，愉快的音乐声会使人的心率和呼吸速率都显著上升，并且使心率变异性中的高频成分更低；布拉德（Blood） [45] 、施密特·L（Schmidt L） [46] 和萨姆勒（Sammler） [47] 等人均对音乐声在脑电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快乐和兴奋的音乐片段与左侧额叶脑电活动有关，而恐惧和悲伤的音乐与右侧额叶脑电活动增强有关。
我国针对声音刺激的生理反应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其中贺玲姣 [48，49] 主要通过情感声音库进行主观评价和生理测量，研究了在不同类型声刺激下的脑电信号；张露等人 [50] 研究了双耳差频声刺激对脑电波的生理状态的影响，并通过差频声音刺激达到了提升大脑警觉度的效果。由于许多国内学者的成果也以英文形式发表，这一领域的中文文献相对较少。
声景与生理和健康之间的大规模研究主要基于大量的社会调研，其中大部分是以主观的健康报告的形式，探求声景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奥尔斯特罗姆（Öhrström）等人 [51] 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声学调查，研究了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地区家庭对环境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在住宅的安静区域生活可以抵消一部分道路交通噪声带来的烦恼；布伊（Booi）和范·登·伯格（Van den Berg） [52] 进行了另一项社会声学调查，其中包括 809 名参与者，这是一项有关阿姆斯特丹安静地区的广泛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更好的健康状况与日常声景体验中的满意度（即对安静的需求降低）之间存在正相关。谢泼德等人 [53] 在新西兰进行了一项研究，总共包括 823 名参与者，被调查者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化梯度范围（即新西兰北岛的农村地区、奥克兰国际机场周围地区以及奥克兰市区内）。对于与健康相关的评价标准，该调查参考了生活质量的标准化协议以替代被试的个人健康状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不愉快的声景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积极评估的声景可以支持健康的恢复并提高生活质量。目前，我国还很少有项目在进行声景对健康影响的大规模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之外，阿莱塔（Aletta）等人 [54] 还对声景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以“声景”“健康”“幸福”和“生活质量”为关键词，对 130 篇文献进行了整理。结果表明，对于大规模的社会学研究，积极的声景与自我报告中良好的健康状况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于小规模的实验室研究，积极的声景（如宜人的、平静的）能够使人更快速地从压力状态中恢复过来。
综上所述，关于不同类型的声音（如自然声、音乐声等）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功能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但其中的生理作用机制还远未获得解释。声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的研究需要各个学科合作，并依靠大量的心理认知和生理反馈实验来共同实现。目前针对声景的生理效应的研究还主要是通过短时间的声景片段来观察人在环境中的反应，该方面的研究在实验方法上还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如何记录和还原声景片段，以及分析声景刺激的呈现和观察时间等细节问题。
声景研究在关注客观声学参数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人们对声音的主观感受，这便涉及感知和认知的过程。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声景研究的范围与神经科学交叉。神经科学是生理学的一部分，本节对其单独论述是因为神经科学常常与脑科学结合在一起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声音相关的神经科学涉及人对声音感知和认知的全过程，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脑电或者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方式来研究；同样地，有些实验结合心理学的认知实验，研究了声音刺激对人的情绪和短期记忆以及长期记忆的影响。对这部分研究进行综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在声音环境中的感知和感受。
大部分对声音的认知研究还集中在纯粹的声音特征上，比如研究声音的响度、频率和声音中的规律性对脑电的影响 [55-58] ，其中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来分析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失匹配负波是听觉事件相关电位的重要成分，它是一个大脑前额以及中央分布的负波成分。它是从怪球范式（oddball）得到的，怪球范式中含有两种类型的声音刺激：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标准刺激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大概率刺激，偏差刺激是随机出现的小概率刺激。比如奥塞克（Oceak）等人 [59] 对响度引起的MMN进行研究，发现时间结构不会诱发MMN，但响度的刺激在MMN的诱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纯粹无意义的声音信号到声景之间的过度是通过声序列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在这一领域中所指的声序列是一系列无实际含义的声音信号，与实际声景领域所指的声音序列不同。在这一方面，索斯韦尔（Southwell）和查特（Chait） [60] 对序列中的结构与规律性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声音的规律性和人类听觉认知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涉及人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改变 [61，62] 。其中，声音序列中的模式可以通过无意识的学习保存在人的短期记忆中，甚至有些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仍然保留在人的长期记忆中。
此外，研究发现，声音刺激所引起的听觉显著性也是人类声音认知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显著性（Salience）是认知学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注意过程的一种 [63] ，与我们日常的主观的自上而下的注意行为不同。显著性的注意过程更接近人类的自下而上的本能意识，即声学显著性是一种人类的无意识的认知过程。赵（Zhao）等人 [64] 对听觉显著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听觉显著性对脑电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大量证据表明，通过人的瞳孔反应也可以观测到人对声音的认知过程。
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实际声景的认知过程，主要是研究人在复杂声景中对声音的关注过程。黄（Huang）和埃尔希莱（Elhilai） [65] 通过实际的声景片段研究了人在复杂声音环境中的注意趋势。通过对左、右耳随机出现的声景素材进行注意力的心理行为学实验，观察人在声环境中的注意力趋势，并通过瞳孔观察等认知生理学的方法，研究了听觉显著性认知过程中生理指标的变化。此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声音中的心理声学参数与听觉显著性之间的相关性是更为明显的，其中绝大部分的认知过程可以通过声音中的响度和粗糙度进行解释 [66，67] 。以上研究均证实了从认知学层面研究声景生理效应的可行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声景的认知过程的研究逐年增多，但现有的国内研究中很少有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声景的认知过程，大部分是研究纯粹的声音刺激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如李强 [68] 分析了脑电与核磁共振的融合方法在听觉认知研究过程中的应用，建立了兼顾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的融合方法；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洪伟 [69] 对音乐引发的情感脑电信号和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音乐事件点在连续音乐欣赏过程中诱发的脑电信号中提取到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结果表明，在听觉过程中的早期，情感所引发的大脑活动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理解听觉神经反应和认知过程是研究声景生理效应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人在声景中的生理反应，进而将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声景设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声音刺激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中，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听觉认知过程过于复杂，以现有的研究方法还很难对复杂多变的声音环境进行分析。为了将单纯的声音刺激和实际的声景结合起来，需要更多地通过实际的声景刺激，在实验室进行认知过程的研究。
声景的恢复效应是近几年声景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本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恢复性环境的早期概念由密歇根大学的一对心理学教授夫妇（瑞秋·卡普兰（Rachel Kaplan）和史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提出。他们发现接触野外环境对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好的恢复功能，并将恢复性环境定义为“能够更好地使人从心理疲劳和与压力相关的负面情绪中恢复的环境”。最终在 1989 年的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ART） [70] 。在同一时期，瑞典的环境心理学家罗杰·乌尔里希（Roger Ulrich） [71] 对个体在环境中的身心状态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认为人处于压力状态时与自然环境亲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和紧张。根据此结论，乌尔里希进而提出了“压力恢复理论”（Stress Reduction Theory，SRT）。ART理论和SRT理论虽然同为恢复效应理论，但前者更偏向心理层面，后者更偏向生理层面。
基于乌尔里希和卡普兰夫妇的环境恢复理论，大量学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拓展和探索，其中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感知恢复性环境量表。哈蒂格（Hartig）等人 [72] 在 1993 年联合编制了“感知恢复量表”（Perceived Recovery Scale，PRS），将恢复性环境描述为 4 个恢复性因子（引离、迷人、程度和兼容）。在此之后，研究者们不断进行整理和改进，劳曼（Laumann） [73] 、赫佐格（Herzog） [74] 和佩恩（Payne） [75] 均用统计学方法对感知恢复量表中的变量进行了模型的研究和改进。其中，佩恩将传统的感知恢复量表改进为声景感知恢复性量表（Perceived Recovery Soundscape Scale，PRSS），并验证了该量表的可靠性。该量表将原有的感知恢复性量表中对整体环境的描述转向了对声音环境的描述，使得对恢复性的评价适用于声景研究。佩恩进而研究了量表在声景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该量表可以区分城市中的交通声和自然声的差异。
近几年，针对恢复性声景对人体生理作用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大部分是对环境恢复理论的验证。梅德韦杰夫（Medvedev）等人 [76] 通过 6 段录音证实了愉快的声音可以加快压力的“恢复”，研究结果表明心率的变化不及皮肤电阻的变化明显。阿尔瓦尔森（Alvarsson）等人 [77]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增加心理压力之后，交感神经的恢复在自然声音下比在低愉悦度的噪声下更快，并且在更高的声压级中恢复得更慢。安纳斯泰特（Annerstedt）等人 [78] 通过虚拟呈现技术呈现了两种虚拟场景：社会应激测试场景和自然环境场景，通过测量唾液皮质醇浓度和心电等方式进行研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人在自然声音环境下可以更好地缓解压力。欧文（Irwin）等人 [79] 用核磁共振成像和心电向量图测试了城市自然声景的生理反应，发现在响度相同的情况下，人对不同的声音环境有不同的脑电反应，在愉悦度的感知上，脑电反应比心率更敏感。默克德（Mercede）等人 [80] 对声景领域的生理学研究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心电图和矢量心电图进行生物特征识别，在实验设计上通常采用刺激锁定和被动聆听的方式来表征声景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特征。此外，声环境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生理反应规律，这表明声景的感知属性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
国内对声景的恢复效应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81] 。其中，张园 [82，83] 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声景的恢复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实验室实验，以皮肤电阻作为生理状态的观测值，将主观评价与生理反应联系在一起，以定量的方式研究了典型的城市声景中个体的心理恢复和生理恢复情况；张兰和马蕙 [84] 针对特定人群在声景中的健康状态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儿童在不同声景中的恢复状态，并分析了环境噪声对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园等自然景观对儿童的皮肤电阻和心率具有显著的恢复效应；谢辉和邓智骁 [85] 对医院中室内声景的恢复效应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病房内声环境的比较，结合医院的需求，提出了基于患者的康复效应的医院病房声环境评价模型，并验证了声环境的改善对患者的健康以及医生的工作效率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有关声景的恢复效应研究已经持续了 20 余年，但这部分研究前期主要集中在心理层面的恢复作用，很少涉及生理层面。近几年，相关生理研究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在部分典型声景或特定人群中，生理信号的选择也相对较少，生理与心理恢复性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声音所引发的生理反应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噪声对生理的影响，在 20 世纪末学者们开始进行对普通声源刺激所带来的生理反应的研究，与此同时，声景的评价和恢复性环境等问题的研究者们也开始着手从生理角度进行客观测量。以下将综合论述国内外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不足。
①有关声景评价的研究，国内外都已有大量文献。在声景的类型上，囊括了各种属性、各种功能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对声景的感受也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根据声源特性的不同也已经做了充分的分析。
②在噪声对人的各项生理机能的影响以及噪声所导致的各种疾病方面，国内外都有大量学者进行了研究。
③声音刺激对生理信号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的声音片段（尤其是音乐片段）引起的生理信号的变化，虽然相关研究较少，但对常见的生理信号都已有了基础性的检测和分析。
④有关声景的认知过程已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纯粹的无意义的声学信号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声学参数中的响度和尖锐度等指标会对听觉显著性造成影响。
⑤环境恢复性理论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针对主观评价形成的感知恢复量表模型已经有大量研究，通过生理信号对恢复性环境进行评价的研究已经得到了部分验证。
①尽管学术界对声景评价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综合多方面指标的声景评价标准还不常见。纳入生理指标、将其作为声景评价标准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声景要素与人体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
②针对噪声对生理的影响的研究虽然十分丰富，但大多数研究是分析长期噪声对人体的危害，这类研究通常是以职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学者研究噪声的短期生理效应以及声学参数的变化对生理指标的影响。
③声音刺激对生理信号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音乐或单一声音片段的分析上，声音会对生理产生影响已经被证实，不同声音对人的生理参数的影响也有学者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由于研究范围和方法不同，有些论文的结论有差异。
④采用真实声景片段来进行声景生理认知过程分析的研究还很少，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从无意义的声音组合向复杂的声环境过渡。有关在实际声景中人们如何进行声音辨识和忽略的研究，还需要从心理学、行为学和生理学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⑤针对恢复性声环境的生理反应的研究还很少，这些研究都处在验证阶段。人在积极的声景中恢复的过程究竟需要多久，以及声景的什么特征可以更快速地使人达到生理上的恢复，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声景的生理效应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被动聆听和刺激锁定的方式在实验室中进行小规模的生理反应实验。声景实验中常用的生理指标包括心率、呼吸波和皮肤电反应。声景的生理指标与主观感知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声景的生理效应研究目前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有关声景对生理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