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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将中央银行界定为国家机关抑或是特殊的金融企业，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都是其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职能。虚拟经济有限发展的理论内核与货币流通规律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节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在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同时，保持币值的对内和对外价格稳定，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均衡。货币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切虚拟经济的最初起点。
在创造货币方面，早期的中央银行通常受到金银等贵重金属数量的限制，然而，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之后，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具有了无限“可能性”，并成为货币发行与信用调控的“天然垄断者”。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既要积极回应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信用需求，还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必将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出现流动性过剩或不足，造成国家信用的减损，影响金融经济发展，进而引发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金融创新的监管缺位诱发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是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制度性和市场性原因，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发行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则是更为深层次的体制性和经济性因素。货币发行与流通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渠道与载体，然而，信用货币的弊端早已显现无遗，未来是否会出现金属货币的“回归”，或是在金融创新推动之下，以数字货币“替代”备受诟病的信用货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诘问。在经济高度虚拟化的21世纪，不能脱离人的生活场景去考察货币，应回归到货币本源，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和回答货币“是什么”“为什么”等基本命题，并以此为基点，科学地评价和平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政策性因素与制度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虚拟经济有限发展理论的指引下，强调调控效率导向的“相机抉择”与追求程序正义诉求的“规则至上”将得以有效协调。
金融危机频发是现代社会“风险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核心，已逐步成为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系统的“稳定器”。在中央银行的“工具箱”中，主要有两类维护金融稳定的“利器”：一是事前性的预防型工具，例如，宏观审慎监管，其以整个金融体系而非单个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并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重视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关联性、顺周期性，强调政府干预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以减缓风险要素的积累，提高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避免风险进一步扩散，重点关注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二是事后性的应对型工具，主要包括以“最后贷款人”身份提供紧急流动性，以及清算、整顿、重组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的作用曾被极大地忽视。当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体系出现危机后，为防止金融市场陷入瘫痪，减少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各国中央银行都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以贷款、贷款担保、国有化和其他财政援助等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然而，由此引发的争论从未停歇，广泛涉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金融安全与市场公平之间的权衡等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