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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基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逐步兴起，加之2020年爆发并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原本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还使逆全球化趋势甚嚣尘上，导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我国不仅丧失了原有的良好国际经济环境，还面临着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压力，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为了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必然“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之所以要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上议程，并上升为战略高度，是因为该体系是基础性、系统性、前瞻性和重构性的整体制度框架，是对国家安全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传承发展，它为破解当前发展困局，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南。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作为国家经济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虚拟经济安全与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在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应该如何维护呢？在此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又具有何种时代价值呢？这将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国家安全的含义。安全即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既包括外在威胁的消解，也包括内在无序的消解。科学地认识“安全”概念，是研究国家安全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并无“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成立后的一切行动，均围绕着维护国家安全而展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安全”一词的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形成的报告。此后，《毛泽东选集》中的《论联合政府》提及了十个外交问题，其中便涉及了“国家安全”。但是，实践中，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经常使用其他词语，如“我国安全”“祖国安全”等来替代“国家安全”。此种状态一直持续至1983年官方文件开始使用“国家安全”一词。
国内关于“安全”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国际上具有语言霸主地位的英语来解释和定义，或者直接引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解释和定义；另一种则是根据汉语语词和逻辑要求来解释和定义，并认为这种定义和解释才具有科学性。此种分歧和争论，使得其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基础问题。
但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的含义目前学界尚不存在统一的界定。从词源上讲，英国学者曼戈尔德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国家安全是一个美国概念，其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据其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构成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标准概念，主要用于替代“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为陈旧的词语。
我国学者刘跃进基于国际学术界对国家安全的争论，指出“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给出的，另一种是从特定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工作（即隐蔽战线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出发给出的。
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国家理论和安全理论进一步指出，国家安全即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既没有受到外部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混乱和祸乱。
2015年7月，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
第二，国家安全战略的含义。国家安全是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国家安全战略是事关国家安全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宏观方案，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述。我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自成体系，具有实践性和连贯性，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闪淳昌等学者综合了目前的相关定义，指出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和整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价值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统筹和构想。
通过分析上述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主体性与时代性特征，并具体体现在安全利益与目标、安全威胁与挑战、安全手段与途径三大要素的确定上。
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战略的要素可以从安全利益、安全利益的威胁和挑战以及安全手段与途径的运用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分析。也有学者从战略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安全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其构成要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判断、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方法和战略部署等主要方面。
还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要素包括国家实力、战略环境与国家安全观念创新三种，核心要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安全风险、安全战略方向与安全战略手段，并且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要素会适时地发生改变。
第三，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安全目标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所在。鉴于当前国家安全的内容早已超越了军事和政治安全，已经涵盖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因此，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不仅应该规划好总体战略上的安全目标，还应该规划好在不同领域中的安全战略目标，以更好地制定战略措施。进一步讲，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可以从机遇、挑战两方面出发进行制定，并且其必须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总体性的特点。
有学者指出，国家利益是安全目标的基本方向，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安全目标的准确定位，而国家实力则是达到安全目标的距离。
也有学者指出，安全目标是安全战略谋划的核心问题，是构成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基础，是制定并实施安全战略方针的基本前提；确定安全战略一般应该考虑三大因素：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程度、实现国家利益能力的具备程度。
据此，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目标应该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内外部安全环境，子目标应该为，一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二是相机解决台湾问题；三是创造长期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简称为“发展、稳定、统一、和平”。
最早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概念的国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概念于1986年正式出现于《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第603款，并于1997年在《军语及相关术语》中被正式界定。
就国家安全战略在我国的发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中并没有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存在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相关内容。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使用的是国防政策，国防部发表的政策白皮书也称国防白皮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谈论加强军队建设的相关内容中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
标志着我国首次以公开文本探讨“国家安全”。1993年，我国《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了我国对国家安全相关范畴的界定。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应该始终将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这标志着“国家安全战略”一词首次明确出现于党的相关文件中。此后，国防部又在其发布的《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阐述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与任务等相关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军队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强调“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国家安全战略”一词首次出现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内涵延伸至经济领域，与此同时还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由此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发展成为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常用概念，与之相关国家安全体制、国家安全机制等均被视为重要议题，并得到了广泛研讨。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同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此后，201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文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部署。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此外，也有学者从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即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出发分析了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具体而言，从不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到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是国家安全战略完善的重要一步。2004年，我国首次提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的推出，使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由无名义、不系统、不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升级为名副其实、系统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从而迈出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一步。而其后推出的《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是对其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完善，《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纲要》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贯彻落实。
第一，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起点：国家安全形势和矛盾。国家安全状态的基本面是本部分探讨的逻辑起点。自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通过采取一系列停工、停产、停业、停运措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并较早地开启了有序的复工复产。进入后疫情时代以来，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国内疫情形势得到基本控制，经济逐步复苏，但国际疫情形势尚不明朗，国际经济衰退风险加剧。2020年12月，世界银行于《中国经济简报》中预测中国经济2020年将增长2.0%，2021年的经济增速将回升至7.9%。
这些数据具有显著性特征。面对疫情给国际国内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国不仅需要保障国民个人健康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还需要保障由此展开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我国国家安全内部也面临着诸多矛盾。
①供需两侧失衡的矛盾。当前严峻形势下，国家安全已然成了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就我国而言，当前国家安全内部主要存在着供需两侧失衡的矛盾。实践表明，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致的非正常市场失灵，首先表现在打破了平时经济平衡，造成了严重的供需失衡。例如，在我国餐饮业、旅游业等领域由于一系列隔离措施，导致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在食品、药品、医用防护物资等领域市场需求急剧上升，却由于隔离措施导致供给不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人口流动数量存在大幅下降现象，其中，2020年1月10日以后，人口流动量明显下降
，这导致依靠人流量的餐饮业、旅游业等面临着需求大幅度下降的问题。
②虚实两大产业发展失衡的矛盾。产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脊梁，产业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经济基础。从经济类型的维度看，一国产业包括虚拟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产业两大类，它们的协调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又一重要特征。但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存在着“脱实向虚”的趋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已经导致全球频发金融危机；并且，根据实证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仍然在不断扩张，因此需要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③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国家安全与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协调
。因此，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充分发掘内部需求并满足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比较优势，推动国内经济良性发展，有利于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风险，促使我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大变局中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进而实现对国家安全的保障。
第二，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理论，通过探讨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有助于理解、发现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刻内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演变。凌胜利等学者基于对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的分析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属于传统安全观，主要表现为，在安全环境研判方面认为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为此将政治安全视为核心，以军事安全作为维护手段；改革开放以后至中共十八大，我国逐步形成了非传统安全观，主要表现为，在安全环境研判方面认为应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并由此形成了“经济成为安全的核心问题”“互信协作成为追求安全的主要手段”“新安全观”依次发展的国家安全观；中共十八大之后，在继承前述国家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有学者根据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安全观”，也要重视以“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为核心内容的“国内安全观”。
据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成为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上的指导思想，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我们党成功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深入分析我国所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更是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另外，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打破了以往有关国家安全理念与实践在国际与国内、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之间的局限、区隔，将国家安全放到了一个完整系统的谋划和设计中。
第三，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任务：大安全、大监管、大治理。国家安全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益的安全，国家利益则指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着眼于时代需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体现了“大安全”和“大发展”理念的新思想，
因此，以之为基础理论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必然要求以“大监管”和“大治理”来保障“大安全”。基于此，本部分将重点探讨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手段，它们共同构成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明确国家安全目标，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呢？本书认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国家或政治集团在一定时期内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所要达到的整体性目标，即所谓的“大安全”。其中，确立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主体是国家或政治集团，客体是各类具体安全领域中的各大具体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多个方面。此种“大安全”的战略目标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基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而制定的。
国家安全战略手段是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基于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战略手段也必然多样化和复合化。对于如何实现“大安全”这一目标，总体来说，对内需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外需要不断加强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具体来说，要实现“大安全”这一目标，从领域来看，需要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中的手段；从性质上来看，需要协调并运用合作性手段和对抗性手段；从强度上来看，需要在某些领域中运用较强的手段，在某些领域运用较弱的手段。基于此，要真正实现国内“大安全”，有学者强调新时代国家安全总体布局应该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创新国家安全思想理论，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方略谋划，推进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且存在着多种理解。综合而言，有关国家安全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国防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二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视角解读国家安全；三是把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工作混同使用。
这些探讨的贡献与价值固然毋庸置疑，但是从单一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之加以定义，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在法学视角下，国家安全的界定不应当过于随意，否则将有损国家安全法制的稳定性。申言之，如果对国家安全概念不作立法上的明确界定，将有碍于对国家安全内涵的深入理解，影响国家安全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对此，有学者曾通过分析世界上大多国家法律中有关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及运用，指出法律上国家安全可以界定为“一国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国家权益有机统一性、整体性免受任何势力侵害的一种状况”
。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有学者指出，我国国家安全经历了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逐步转变，即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我国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安全内容的认知逐步从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向以“经济安全”为核心转变。
在国家安全内容认知方面，中国更加注重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
就国家经济安全而言，其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状态论”，指出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威胁或侵害的状态，其体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等方面；
第二种是“状态与能力并重论”，认为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为了使国民经济免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威胁甚至破坏而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保证经济优势的状态与能力。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讨论的热点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身。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聚集，更加集中于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应该如何抵御和化解全球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而2020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促使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安全及其之下的经济安全。从经济类型的视角来看，经济安全包括实体经济安全和虚拟经济安全两大类
，虚拟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从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虚拟经济安全有怎样的演变？从外国虚拟经济安全的发展历程来看，虚拟经济安全又有何种演变呢？在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又具有怎样的特征？这将是本部分要探讨的问题。
鉴于虚拟经济最早产生于国外，而我国虚拟经济也是在国外虚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下产生的，因此，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我国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应从国外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开始谈起。
从国外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来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就出现了经济虚拟化的现象，并且此后虚拟经济还处于持续发展之中。有学者将国外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归纳为四种特征：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虚拟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增强、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及投机性增强、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特征更加凸显。
因此，国外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要早于国内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具体来说，国外虚拟经济起步较早，并且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不断加深，虽然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超前发展不仅会引发经济泡沫，还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国外虚拟经济安全起初仍为大力发展虚拟经济，避免虚拟经济被实体经济挤压而消失；其后，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各自有序运行，避免“脱实向虚”问题的产生。这不仅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体现，还在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中有所体现，它们都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不安全问题。
从国内虚拟经济安全的演变来看，“经济的虚拟化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时期，虚拟经济尚不可能存在，也无讨论虚拟经济安全之必要。当实体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后，尤其是在货币产生以后，虚拟经济便产生，并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但是，由于此阶段虚拟经济不发达，处于被实体经济不断挤压，甚至排挤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在夹缝中生长与发展。因此，保障虚拟经济安全要求大力发展虚拟经济，避免被实体经济挤压或排斥。根据有关定量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规模和活性上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货币供给规模、价格水平波动等均对实体经济有着正向作用；同时，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有一定的反馈影响。
随着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累积并壮大，甚至脱离和超越了实体经济，我国便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并逐渐演变为“脱实向虚”问题；并且，实体经济发展受限将反作用于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又导致了虚拟经济的安全发展问题。因此，虚拟经济安全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或排斥。当前，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其中，在金融领域中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因此，我国虚拟经济安全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克服“脱实向虚”问题，推动“以虚生实”。
“安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关键词，其中，国家安全是一切安全的重要保障，而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也是其他安全的重要依托。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的特点，应该在认清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具体如下。
第一，系统性。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的虚拟经济安全强调系统性安全，这源自虚拟经济风险的系统性。因为虚拟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是指虚拟经济系统过度波动引起泡沫经济的可能性，而泡沫经济的危机就在于泡沫破灭引起的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停滞。
系统性风险属于整体性风险范畴，它不仅可以威胁转型国家的经济安全，对宏观经济也具有很强的冲击性，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成败。引起虚拟经济系统风险的因素比较多，但是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系统性风险，各种个别事件由于传染机制的存在而导致整个系统瘫痪的传染性因素；第二类是整个系统由于某些内外部因素而出现的整体下滑，在正反馈机制下导致系统崩溃的整体性风险因素。
第二，整体性。虚拟经济系统性安全强调整体性安全，不仅包括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也包括不让无关的第三方也承担成本。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角度来看，它指的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因为系统性风险具有不可分散性，不能通过分散投资渠道来消除虚拟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运用技术创新来分散风险，只有通过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及加强监督才能预防。
从国内和国际角度来看，它指的是国内和国际虚拟经济运行安全，因为系统性风险具有外部性，通过溢出和传染进行传递，一旦从某一领域或某一国家和地区爆发系统性风险，将威胁该国或者世界经济整体发展。
从虚拟经济与其他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理念强调与其他安全的协调性，通过与其他各安全的协调发展来推动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第三，持续性。在谋求国家总体安全的过程中经济安全是物质保障，是必须长久坚持的一项安全战略。在维护经济安全的过程中，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更不能只看重短期利益，而应该具有长远目光，看重持续性。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全，而任何安全问题都离不开发展。对于虚拟经济安全理念，不仅要重视安全，还要重视安全的持久度；不仅要看到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到发展的持久度。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的虚拟经济安全理念不能忽视持续性，只有将持续性纳入虚拟经济安全理念范围，才能以更高质量、更高形态、更优结构以及更长远的状态发展虚拟经济。
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变化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得以形成的时代条件，在此背景下，要保障虚拟经济安全，必然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基于前文所述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的一般解读，本部分将着力探讨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的实践逻辑，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的安全战略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其所面临的核心任务，其中，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体系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倾向于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其国内社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以发展界定安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时代条件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新方向，着力于实行发展型安全战略，其核心要义在于在发展中谋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追求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协调与统一。因此，统筹安全与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特色，同时也是虚拟经济安全的逻辑前提，有效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虚拟经济安全。换言之，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应该在目标、任务两个层面与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协调一致。
第一，目标层面。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家经济安全是其他各类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应该以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目标为基础而展开，并且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虚拟经济安全的目标应该与之协调一致。具体而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是指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的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
因此，我国实施新时代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目的在于，防范和化解由于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运行风险或者危机。而虚拟经济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必然包含于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之中。
第二，任务层面。不论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任务，还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任务，它们都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前者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虚拟经济安全。因此，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任务应该与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协调一致。
虽然我国虚拟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安全保障体系较为健全，可以有效维护虚拟经济安全。但是，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紧迫性相比，在进一步强化虚拟经济安全保障机制，提升国家对虚拟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健全虚拟经济法制逻辑等方面还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它们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逻辑动因。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相关立法欠缺。一方面，尽管虚拟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但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相比，目前我国乃至世界尚无一部有关虚拟经济的法律，更无一部系统反映虚拟经济安全的法律，仅仅在一些单行法中存在相关规定，这些法律规定并非以调整虚拟经济安全为整体目标，尚不能形成保障虚拟经济安全的法律体系，不能从整体上保障虚拟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可能危及虚拟经济安全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或者与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不协调，容易引发由于规则、惯例不对接所致的各种矛盾。
第二，监管机构协调度不够。在防范和化解虚拟经济安全风险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各机构间不协调的问题，而要避免这一问题出现，关键在于提升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安全保障机制中的管理模式仍然不够完善，主要以行业管理为主，此种模式虽然可以处理某一特定领域中出现的某些特定问题，但是难以有效应对事关全局性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伴随着我国虚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升，几乎任何一个领域的不安全因素，都具有联动性特征，原有的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的缺乏协调的监管模式对此明显力不从心。而实际上，我国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逐步对机构进行了改革。例如，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过程中，在市场规制领域，我国整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强化了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归并了知识保护机构，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宏观调控领域，我国合并了银监会和保监会，剥离了发改委的多种职能，它们均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化。
第三，虚拟经济安全评估指标缺失。虚拟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是分析国家虚拟经济安全的特征、评估国家虚拟经济安全的态势和制定相关政策的技术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评估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具有不可或缺的预测、监管、防范和化解功能。通过科学地选取评估指标，构建相应的虚拟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对之进行适时调整，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虚拟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进而把握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从系统论来看，虚拟经济安全可被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经济安全可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虚拟经济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都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本身，还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相关。据此，不难发现的是，我国不仅虚拟经济安全评估指标缺失，并且，若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虚拟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
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维护的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对接，有效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有效防控外来风险的同时，确保内部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确保国家整体安全。根据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安全保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本文认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实践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层面。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强调，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据此，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维护也应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领导。
总体来看，2013年11月12日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是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从该视角来看，国安委对于统筹协调我国虚拟经济安全的相关事项和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国安委领导下确立虚拟经济安全维护的总体目标，组织各级机构设置及履行职责，负责虚拟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评价我国虚拟经济安全的状况及管理能力，以及完善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等有助于维护虚拟经济安全。
第二，制度层面。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维护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法律化，其既包括虚拟经济法律化的过程——立法活动与过程，也包含虚拟经济法律化的结果——虚拟经济法律。
正如虚拟经济已经衍化成为了当今市场经济最高表现形态和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一样，与之相关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而保障虚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进一步完善与虚拟经济安全相关的法律已然成了一种共识。在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完善虚拟经济安全相关法律必然将在虚拟经济的法律化进程中举足轻重，并且将对虚拟经济安全的具体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应将虚拟经济安全立法提上议程，并不断补充和完善与虚拟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既有助于从制度层面保障虚拟经济安全，也有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第三，技术层面。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构建一套合理科学的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是研究中的关键，并且该指标体系应与时俱进。
因此，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下虚拟经济安全的实践要求在技术层面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虚拟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并尽快将之付诸具体应用之中，这应是保障虚拟经济安全应重点着手的地方。具体而言，首先，虚拟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构建的前提在于在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各类具体的评价指标，正确分析影响我国虚拟经济安全的相关因素。其次，虚拟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构建的起点在于立足各类引发虚拟经济安全问题的缘由，并且必须基于虚拟经济安全风险信号确定国家安全战略。最后，根据各类型指标及其权重关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和预警体系，使其如实反映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状况，并能前瞻性地对各种危机因素发出预警信号，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对国家安全体系各种指标的非正常变动进行适时调控，做到防患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