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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要得到深化和发展，同样需要运用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使之适合一定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作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也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基本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
，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为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但又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尽可能多地从社会实践中学习。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利用假期，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走出学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游学，考察乡间的风土人情，了解社会，尤其是了解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这些实践调查加深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其中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926年，他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动教材。
对早期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遗失了。毛泽东曾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井冈山时期，他先后进行了宁冈、寻乌、兴国等 8 次较大的调查研究。其中，他在 1930 年 5 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在 1931 年 4 月起草的《调查通知》中，相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等著名论断。1930 年 5 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有这样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来说太珍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篇文章（《寻乌调查》）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1957 年 2 月，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珍藏了二十多年的一批革命文物捐赠给龙岩地委，其中有一本石印小册子，正是毛泽东著的调查报告。1961 年 1 月，毛泽东看到这本小册子后非常高兴，对身旁的人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才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此后，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他的调查研究观：“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对推动全党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推动调查研究成为我党自建党以来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培育下，全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智慧、才能和首创精神，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身体力行的，为我们树立的良好榜样。1929 年 9 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对调查研究始终不渝，坚持一生。早在 1943 年 4 月 22 日，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曾指出，领导者“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周恩来在他的光辉领导生涯中，曾做过无数次决策，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而这些都和他重视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密不可分。
“彭德怀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做社会调查。1948 年 2 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在延川停留时，他通过调查延川的小商小贩，发现全县纳税商户仅有 13 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只是贩卖馒头、红枣、火柴、针线、土布等小本经营者。他把这种经济萧条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并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
“据所知的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 1.6 亿，县以上城市 482 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及时调整了工商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城乡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事实证明，解放区活跃的经济，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摆在了我们党面前。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中央领导同志开展了方方面面的调查研究。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
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1953 年，毛泽东指出，“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材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1955 年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全国每个省份选调一名军队干部，从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工作，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调查了解情况并要求写出调查材料交给他，作为他联系农民、了解农村的一个办法。为帮助警卫战士更好地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警卫战士就调查研究写了五条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1956 年，毛泽东在向国外一些政党介绍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是秉持这种精神和态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许多时候，正是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改正了很多方向性、政策性方面的不足与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刘少奇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内容丰富，思想性、理论性、政策性都比较强的重要成果，有的成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1955 年至 1956 年的部委汇报调研和 1961 年 4 月的宁乡调研。1961 年 4 月 1 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偕夫人王光美和几个工作人员从广州抵达长沙，开启了他长达 44 天的宁乡、长沙农村蹲点调查。刘少奇刚到湖南，为了充分收集到群众的真实意见，就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反复叮嘱参与调查的人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在调研之初，刘少奇发现参与调研的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愿讲实话，于是，他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来社员座谈，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连续多日朝夕相处。刘少奇回湘调查期间，有 33 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他采取微服私访的办法，克服困难和阻力，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察看，吃了社员用来充饥的野菜和糠粑粑，切身感受了群众遭遇的巨大困难，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悉数掌握了真实情况，并找到了造成这一严重困难的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五风’）”，为党中央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什么刘少奇如此重视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用刘少奇的两段话来说明。一段话是：“调查研究，进行试点，是总结自己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再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这两段话，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调查研究的根本要求：一方面，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陈云同志在长期主持我们党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调查经验，是全党公认的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陈云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3]对实事求是内涵丰富、生动而通俗的概括，成为陈云毕生实践、毕生强调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曾称赞陈云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陈云能够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一贯遵循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处理每个问题和做出每项决策的时候，总要先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针对财政赤字庞大、钞票发放过多，出现全国性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情况，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除了努力增产节约外，多发公债少发钞票、多收税少发钞票的办法。该方法执行的结果是比较迅速地扭转了经济被动局面。陈云同志曾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陈云同志结合自己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了调查研究两种很具体的方法。他说，一是要亲自率工作组下乡下工厂，二是每一个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交几个能讲真心话的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这些朋友和工作人员可以了解到基层干部、基层工作人员的呼声。1961 年 6 月至 7 月，陈云同志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青浦县（现青浦区）小蒸公社做调查。他通过半个多月实际的调查、了解情况，提出了三项决策意见：第一，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饲养；第二，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和蚕豆；第三，要按中央的规定留足自留地。他的这个意见上报给中央以后很快被中央采纳，对指导全国各地的这三项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事业中，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以更加高超的调查研究基本功，把我们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了新阶段。
“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来源于一场调研。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方去的关键抉择。邓小平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20 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呼应了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1978 年 9 月 13 日，邓小平访朝归来，但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及华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在 8 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调查研究，发表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国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1978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的新论断。他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震撼。同年 9 月 17 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问题。9 月 17 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说：“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这实际上提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主题转移。
邓小平调查研究始终做到着眼全局。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算账里面有战略，数字里面有政治。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 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 年 2 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在调研过程中，邓小平先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邓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调研。2 月 9 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 2000 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 800 美元。苏州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江苏从 1977 年至 1983 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 1988 年就可以再翻一番！”当听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 2000 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 2000 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这次三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六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1984 年 1 月 24 日，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 1982 年达到 3.6 亿元、1983 年达到7.2 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25 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有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 100 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 70 年，到本世纪末，再加 50 年。”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 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
“三步走”战略的设计，对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处理。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订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尤其针对发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敢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工作。当时，全国钢铁生产情况很不乐观。1975 年前四个月，全国钢铁生产陷入停滞，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 1975 年 5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诙谐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问数字、算细账，是邓小平在作决策和决断之前进行深入调查的重要方法。在作决策和决断之前进行深入调查，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都力求准确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领导同志在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数字。因此，如何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准确可靠的数字极为重要。在数字问题上，邓小平坚决反对弄虚作假，他在调查中经常自己算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特别提醒各地的领导干部要改变作风，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对待数字。1979 年 10 月，他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到经济工作时，特别强调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为此，他严肃地提出：“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
邓小平认为，在调研过程中对数字要充分重视，那种走马观花、流于形式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1991 年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调查改革开放的情况，其间他通过对数据和速度的分析比较，发现当初确定经济特区时没有将上海划进去，使上海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他诚恳地对上海的同志讲：“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他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要用事实来证明”。
邓小平同志在调查研究中，无论是宏观上的战略设计，还是微观上的抓数字、抓速度，都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领导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态度，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